【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5/2017              

綦彦臣:基于历史知情权的自由意志

作者: 綦彦臣 綦彦臣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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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网络图片)

 


 

引言:源自斯宾诺莎

 

自由意志,作为重大的政治哲学命题论起来十分复杂,但是,它可以在宗教层面简化。依基督教论之,人对上帝训诫的违背是自由意志的原因。然而,称为原罪的此种违背也有另一层含义——人,也有悔改的自由,并且,真正的悔改并非惧于信条惩处,而是个体精神世界的真实需求。

 

在神与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之外,具有经典政治学意义的表述发生在十七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那里,尽管他的论述仍有较多的自然神学含义。他认为自由意志与人为规定(预测)的必然性相对立,且与肯定、否定有关。简化而言:(一)「肯定与否定的能力,一般就称为意志」【注一】;(二)「肯定是产生于我们的自由意志还是产生于必然性」【注二】,是涉及思维质量的决定性问题。我认为,后一项可能受启于苏格拉底「the unexamined life isn’t living worth 」之终极思考结论。

 

一、           我不尿你:最通俗化诠释「睥睨一切」

 

涉及到社会,自由意志就是没有必然指向,或者社会走向不是由什么样的必须认可的力量所决定;涉及个人,自由意志就是没有必然规范,或者说个人思维不是一定交给既定环境才能判定外界的对错。而两相比较,显然是「涉及个人」更为重要。这在斯宾诺莎以年龄中值计(后者亦之)的一百年后出现的另一位伟大哲学家霍尔巴赫(Par Le Baron D’Holbach)那里可以看得出,后者担心在自由意志失去后,会出现「两最情形」——最邪恶的人成为上帝的模型,最暴虐的政府成为神圣统治的模型【注三】。尽管霍尔巴赫并未使用「自由意志」一词,但是,他明确同情他那个时代的异见者。他生活的社会里,「凡是看法与大家不同的人,一般都被视为狂人,被视为狂妄自大,傲慢地自以为比别人高明」【注四】。

 

霍尔巴赫时代的历史在苏联得以复现,复现的原因是自由意志受到了全面压制,而且,表现为杜威(John Dewey)所说的「历史的某些方面的信仰」【注五】之公众知情权,如同天文与地质学问曾被「保卫森严的团体利益」【注六】所垄断一样,苏联公众很少知道真相。因此,在反思斯大林统治的历史时,有人写下了这样的话:「至于如何去造就头脑简单、顶礼膜拜、搬运巨石修建宏伟建筑的群氓,自古以来就为人所熟知。那些嗓门响亮、喜欢争辩、有独立见解的人,或者与此相反,沉默不语,睥睨一切、没有表现出来应有恭顺的人,都可以用谗言和伪证告其图谋犯上作乱,给他戴上镣铐,发配到战船上服苦役,以儆效尤。」【注七】。「睥睨一切」对权威的挑战性后果远比对抗性争辩要强烈,也就是说,「好人不再说话」的状态(或者不再在一般界面如国内网络说话)意味着至少有特定阶层对统治的正当性完全否定。这种否定超越了合法性问题,也即沉默者不再愿以可能的方法如争辩、批评乃至谩骂为不正当的统治增加一丝合法性。

 

包括「睥睨一切」在内,那些内容还多的对统治正当性的反思,构成苏联社会对历史知情权追溯(追索)的热忱。因此,中共国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第一波【注八】时,就以上述之文为例,并且,将原文献的段落合并起来:在「睥睨一切」之前还有这样一段(此处为节省篇幅,只选一部分):「这种独裁、专断、严酷的机器,无论什么时候出现,都必然要建立在剥夺公开性、思维单一、顶礼膜拜的群氓基础上,并靠此来维系下层支撑上层,上层压抑下层的官僚等级阶梯。这一阶梯越往上越窄,最终形成一个光彩夺目的顶端,上面坐着一位大慈大悲、呼风唤雨式的人物。」【注九】

 

从包含俄罗斯东正教的整个基督教文化体系来看,苏联二十世纪的丑恶历史实质上是复现了法国十八世纪时的霍尔巴赫所历。而苏联解体、苏共崩亡在宗教文化意义上,也是一次悔改的自由。这次悔改的自由之发生,有赖于那个社会为数不多但终可坚持自由意志的人们。应当高度评价是,那里的「睥睨一切」并非因无言而软弱。在纯汉语语境里,大家都知道「睥睨」一词是在斜眼看人动作上引伸出的「傲视或厌恶」。在最通俗的俚语那里,就是「我不尿你」。

 

二、关联反映:行为经济学的印证

 

无论是「我不尿你」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统治与被统治的冲突现象,还是表现为当今中共国家官民关系中的民众仇官情绪,它在政治哲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在几乎是任何文化里失败的写照。杜威在二十世纪法西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双盛时期,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它宣称的科学问题上已经『过时了』,因为正如必然性和追求一个包罗一切的单一规律是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学术空气中典型的东西一样,几率和多元论则是当前科学状况的特征。」【注十】在意识形态角度看,杜威(一九三九)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否定,尤其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不以为然。但是,在此八年前,一件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干系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已经指向非决定历史。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一九三一)在研究英国辉格(Whig)党的历史观并予以否定后,认为研究历史的更好方法是「搜寻重要的支点性细节,而不是试图研究所有细节」【注十一】。

 

现在,至少我本人尚无巴特菲尔德与杜威学术关系的史料,也不知此二人对霍尔巴赫及斯宾诺莎是否有学术继承,但可以肯定的是:非决定历史对经济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如行为经济学对断层性历史(系列间断均衡)以及「黑天鹅事件」的学理认可【注十二】。当然,这个引证有很大的局限性,即我的本质性学术身份是制度经济学家,才关注行为经济学对历史学不同理论的认知(之学术行为)。无论一般性的非决定历史(观念)还是尚有一定利益支撑的经济决定论,乃至于行为经济学引入了史学因素,它们都是宏观大道理。对于那些敢于高声争辩与睥睨一切的行使自由意志的人们而言,具体到微观上,根本在于他们是否以及如何获得历史知情权。更简单地说,历史知情权之有无是思维可否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知情权」概念是由我(二〇一〇)在公开发言【注十三】与时事评论中提出来的。对于后者,我还引述了历史案例来影射现实,其如钓鱼执法史上有之【注十四】,以及传统文化中以文证史之可能与可行。此后,则正式发展为实证政治学论述,即指「历史知情权实质上是一种远期人权」【注十五】。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几乎没有关系,历史知情权也是中共国家之现行体制内读书人(不能成其为公知)所关注的知识现象。比如,逄先知(二〇〇八)的说法【注十六】,但它只有标题而无内容解释。估计是一大晚的事后改说而将「历史知情权」补进旧日网文,以示其新。以其「把历史知情权还给民众」的题目来论,它则是对高文谦(二〇一三)的模仿或曰双方隔空交手,因为后者从体制出走后主张「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注十七】。还有,体制内的研究自有受启路径,但仍局限于中共党史与中国历史【注十八】,而未及人权观念。

 

三、特定研究:毛泽东反右决策的文献案例

 

上面两种情形说明体制内对历史知情权已有浅显的认知,它也是全社会转型阻力自然减少的证明,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期待体制内读书人出现明显的思维转型。不过,涉及体制内读书人利益(可能表现为研究项目的收益)的某些历史课题将被以新视角待之,使巴特菲尔德主张的「重要的支点性细节」在体制外被发现而不再被无端攻讦。总之,大量既存事实性文献在描述无争议的情况下,被重新解读尤关转型的思维质量。

 

关于「重要的支点性细节」在体制外被发现,不妨试做一个实证政治学案例引导:关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发生学研究,体制内主流意见是波兰与匈牙利反共高潮引起了毛泽东的惊恐,由此,「阶级斗争持续一百年」的毛氏观点产生了【注十九】;而回观毛氏以往论述,即便没有波匈反共高潮,中国的反右迟早会发生。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预谋运动之前七年多(一九四九年八月),毛氏就开始怀疑「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对即将建政的中共的态度。

 

所谓态度具体是指那些人「对内对外关系中应采取的态度,对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注二十】。这样的表述已经隐含了清洗意向,而清洗在反右运动时仍是有所克制的,到了「文革」则完全明朗化。仅仅在一九六六年的三个月内(五月十六日与七月二十九),毛氏就两讲「清洗」【注二十一】:先云「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后曰「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种大规模的清洗还被引入列宁理论支持【注二十二】,后者说「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注二十三】。具体指到人群,「这些」就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注二十四】。

 

文献举证暨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很好地印证巴特菲尔德「重要的支点性细节」主张的正确性,但更主要的是,从学理上能给斯宾诺莎与霍尔巴赫两位自然神论者以神学支持。他们从自由意志而至维护异见权利在学术上是探幽发微行为。这种行为无疑印证了《圣经》的神显原则【注二十五】,而神显原则是希伯来文明的最重要改革成果之一,它使原来绝对神秘【注二十六】变成公众认知即广泛知情权。这也是为什么作为自然神论者的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研究中大量引用《圣经》文献的原因之所在。

 

结语:政治的终极目的是自由

 

尽管关于历史知情权特别是其学术的「重要的支点性细节」研究需要大量文献支持,且要进行跨文化比较,但是,它很明显地指向:第一,治权属于人民,篡夺不管包装得多么巧妙都是罪恶,「两最情形」即为极恶;第二,政治乃一般性事务而不是神秘莫测,它也不应压制自由意志,一旦如彼为之也就走向了自我否定。而历史知情权在远期人权之外,还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知情之后自然有所表达。相反,一个统治机制若试图控制言论,「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注二十七】,这种暴虐的政治结果是「误用治权与篡夺人民之权」【注二十八】。

 

政治的体系性运行当然包括自由意志下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杜威把历史看作等同于神学所涉的天文、地质之信仰认知因素。不过,政治作为社会公器之「真正的目的是自由」【注二十九】,「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和傀儡」【注三十】。这里面,自由意志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换言之:在政治将理性人变为畜牲的缺德条件下,还总有一些人(尽管数目不多)能够运用自由意志,其如前文已经涉及到的睥睨一切者。他们也创造了容易理解的历史,自由地把自己曾拥有的历史知情权展现给每一个知悉他们的人——在中国,这将是民主转型后的一大政治文化资产。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斯宾诺莎著《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汉译本,顾寿观译),第一百二十五页;顾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〇。

 

[三]参见霍尔巴赫著《自然的体系(下册)》(汉译本,管士滨译),第三百五十三页(上、下册单另页码);管译版本:同[一],一九九九(修订第二版)。

 

[四]同[三],第二百七十二页。

 

[五]与[六]参见杜威著《自由与文化》(汉译本,傅统先译),第一百一十七页;傅译版本:同[一],二〇一三。此外,该译本完全不同于上两种同社出版物有详尽译者序言之状,开篇即为原作者正文。这一情状说明了起自二〇一三年新的思想禁锢状态,或者说,优秀的世界学术作品翻译陷入了危机。

 

[七]参见林利、姜长斌编《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译》,第一百五十八页(叶夫根尼·诺索夫〈我们究竟改革什么〉,全文在第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七十五页);林姜编版本:求实出版社,一九八九。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辑本。它虽然是在「六·四事件」之后(七月份)正式出版的,但是编译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内容外传。可以逻辑地推断:当时,重评斯大林的苏联报刊文章应当是天安门广场抗议发生的一个重要国际原因。

 

[八]参见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第三百一十八页(小节标题〈历史虚无主义极度发展:否定斯大林列宁到否定苏联历史〉);曹张樊编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

 

[九]同[八],第三百三十页。

 

[十]同[五],第七十页。

 

[十一]参见巴特菲尔德著《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汉译本,李晋译),第九十八页;李译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

 

[十二]参见汪丁丁著《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第一百二十九页;汪著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

 

[十三]参见中新网·文化新闻版块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转刊《北京青年报》报道《历史文学创作应有历史学家参与?》(记者:张玉洪)。报道开篇说:「『公众有历史知情权。』昨日在京出席『文学叙述中的历史真相』研讨会时,通俗历史作家綦彦臣掷地有声地说。」

 

[十四]参见我的博文《被忽视的历史知情权》,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十五]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进化困局与清算免除——民主转型之超宏观伦理辨析(上)》,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此文系该刊二〇一三年年度「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十六]参见荆州新闻网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报道《逄先知把历史知情权还给民众》(记者:帅长华、鲍犇犇)。证实这一网站消息的题目为事后改成,尚需当时的纸面报道来支持,但限于我的获取环境,无法做到。在此,给日后更公共的历史知情权研究留下一段「公案」。在一下个文献里,关于论战的笔名者「司马公」是谁的问题,我认为实名方(高文谦)应当是指向逄先知的。高说:「显然,用『司马公』之名发表的这类文章不是一般人所能写的,因为『司马公』不但有条件查阅中共的文献档案,甚至连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一共写了几篇笔记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它显然是非常熟悉中共党史文献的行家。」

 

[十七]参见中评网·学者社区版块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文章《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上)》(作者:高文谦)。

 

[十八]参见百度学术转刊《粤海风》杂志二〇一三年第三期文章《编撰学与历史知情权》(作者:武汉大学冯黎明)。

 

[十九]参见凯迪社区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七日文章《转帖:一九五七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转帖者:在下毕明[网名];原作者:罗冰)。

 

[二十]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三八八页(〈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全文在一三八八至一三九三页);毛著版本:同[八],一九六四。

 

[二十一]参见《毛主席最新指示》,第十页与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毛著版本:河北省沧州市工代会(翻印),翻印年份不详(但最晚文献为「两报一刊」的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

 

[二十二]、[二十三]与[二十四]同[二十一],第一百三十二页(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翻印本所标)。

 

[二十五]原文:「So have no fear of them, for nothing is covered that will not be revealed, or hidden that will not be known.」(MATTHEW,第十章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原文:「The secret things belong to the Lord our God ,but the things that are revealed belong to us and our children for ever, that we may do all words of this law.」(DETERONOMY,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节)。

 

[二十七]与[二十八]参见斯宾诺莎著《神学政治论》(汉译本,温锡增译),第二百七十页;温译版本:同[一],一九六三。

 

[二十九]与[三十]同[二十七],第二百七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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