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惠寄 】  时间: 1/26/2017              

綦彦臣: 颠覆成语:一个倒叙的通俗考察

作者: 綦彦臣

     引言:黔驴·江郎·陶潜

坚守智慧使人拥有“自己的上帝”而不是如独裁主义社会的群氓搬巨石、造神基,最终顶礼膜拜一个僭越上帝的家伙。这在前苏联社会已经有过极大教训,那里的杰出知识分子也深度反省过,那种反省更是前苏联社会出现“历史虚无主义”(社会剧变的伟大动力)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当下中国的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才成为新的愚民政策,尽管群氓已经不那么热衷于搬石造基。

在我的学术研究结果来论,历史知情权是一种远期人权,也对任何个体的思维质量有决定作用。还有,历史知情权并不只是来源于一般历史著作阅读与自我理解,成语作为简约化的历史对普通人影响更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颠覆成语要比“虚无历史”有更好的思维方式转型作用。本文试以产生于唐代文献的“黔驴技穷”、南北朝(梁时代)文献的“江郎才尽”、东晋(陶潜自叙性)文献的“不求甚解”为例,倒叙考察它们以支持规范结论。

     一、缺乏公平内核,规矩就形同虚设

当下,有谑语云“脑袋让驴踢了”。事实上,驴子踢着人脑袋的概率非常之小,更何况,现在连农村都很少见到驴了。在另一端,从有“黔驴技穷”成语以来,所有接触过它的人无一例外地等于“被驴踢了脑袋”。我也不例外。形象地说,我是“被驴踢了脑袋”之后很长时间、丝丝疼痛还在,才捂着脑袋考虑这则成语的问题。

在我看来,柳宗元笔下的那只驴之所以被老虎吃掉,根本原因不是它吓唬老虎的动作穷尽而是它被拴着了。如果它没被拴着,逃命的机会还有,就不至于绝对地被吃掉。柳宗元写的这个故事很勉强,所以,它没写驴是否拴着,而只要一写驴是拴着的状态,故事就完全失败了。故事之为故事,其虚拟性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再虚拟”设想一下场景,作为稀罕之物引进入贵州的驴肯定是被拴着的,不然,它就会跑掉。

在自然界,老虎无法吃掉所有的驴(尤其没有拴着的野驴)。当一个种群足够大的时候,它们的生存能力就强。一只老虎乃至于好几只老虎试图对一个大种群扑食,大种群或是集体反击或是整体逃亡。在这个条件下,再看柳宗元的故事,完全是引喻失义。也就是说,黔驴虽然是人类驯化好的而不是野驴,如果是一大群比如一次一千头,也没拴着,那么,那只老虎也徒唤奈何。

一只没有拴着的老虎对付一只拴着且驯化好的驴,这是多么不平等的事情?!但是,柳宗元写的故事就是设置了这样的规矩。在这个分析之下,看“中国人不守规矩”问题,本质是绝大多规矩不合人性才导致人们不愿遵守。久之,不守规矩就成了文化传统;久之,不守规矩就成了个人可炫耀的资本。许多规矩是要不得的,因为它是在“驴踢了脑袋”情况下产生的,而这样的规矩还继续让遵守者“被驴踢脑袋”。

“被驴踢了脑袋”条件下产生的规矩是低端理性(如所谓忍耐、克制),无法与知识价值等量齐观。低端理性使人们认识不到成语“江郎才尽”与历史本真差距甚远的基本事实,尽管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二、知人而不识世,终致晚年政治态度消极
 
江郎(淹)生于南朝宋之中三分之一,历宋亡而入齐,齐亡而入梁,并于梁高祖萧衍初期去世。江淹去世时,六十二岁,“高祖为素服举哀”。萧衍之所以厚待江淹是因为在萧衍起兵造反、废除齐国统治时,江淹“微服来奔”。他当时的职务是齐国的秘书监、卫尉。以这样的身份投靠新势力,后者非常高兴,萧衍立刻任命其为冠军将军,更保留了旧政权的秘书监职务。

知道萧衍必将成事、在恰当时机投靠是为识人素养之表现。江淹识人不只是在对待萧衍上,与未当皇帝之前的宋明帝刘彧合作也是相当成功的:当时,刘彧总揽朝政,非常需要一位强悍的搭档来刷新政治,两人侃了一通,江淹立刻上任御史中丞;很快,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繢、护军长史庾宏远被弹劾;紧接着,把已退休的益州刺史刘悛、在任梁州刺史阴智伯送进监狱,没收了二人贪贿的财产达到“巨万”数量级。肃吏与反腐换来一时的政治改观,史称“内外肃然”。

江淹也目力其他杰出人物,甚至是在与刘彧合作之前就有此作为。比如说,他十分看重萧道成,说萧道成有五种胜算原因而其一时对手沈攸之有五大败亡因素。萧道成固然一时雄杰,但是,接手的烂摊子还存在深重政治恶习,无力刷新;而其继任者们陷入了皇权争斗,不久国亡。经历一国之亡,对一般百姓没什么心理冲击,但对江淹那样的学者不是这样,毕竟他曾将自己的知识精华贡献给了那个国家的开创者。齐去梁来,江淹身心疲惫,虽有散骑常侍兼左卫将军之职务、临沮县开国伯而至醴陵侯之爵位,但想通过肃吏与反腐换来长期清明政治已经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说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实话:“我呢,本来一介文人,不想富贵,可是,命运如此,以致如此显赫。平生所说与所做也还算行吧。人生本来要追求内心世界的快乐,富贵又算什么东西!我既然有了显赫功名,还缺什么吗?现在,真实的想法是回归我人生初始的草民状态,过平常日子罢了。”心态消极了,自然不愿写文章了,与才华是否丧失其实没直接关系。

“江郎才尽”作为一个成语虽然出自文学评论作品(梁·钟嵘《诗品》,以神话叙之)而非正史,但是,后世接受它没经任何思考。简单地说,没有任何一位读《南史·江淹传》的学问人提出成语(神话)与史实的差异。这正是读书不求甚解的反映。

 三、没有批判能力,怀疑精神也将变得危险

读书不求甚解,在不少人看来是个不错的风格,因为这句话最初出自杰出文人、大隐士陶潜。具体是他写的自我评价文章《五柳先生传》。但是,读书不求甚解其实是个很坏的毛病,到中国人有了新政治观念即全面看世界的时候,有人开始批评这一点,其如孙中山将不求甚解视为“习而不察”之类的坏习惯。当然,不求甚解的大毛病在清朝乾隆时期就有了被矫正的迹象,其为朴学之兴即复兴汉代考据学。朴学力求恢复汉儒做学问的仔细劲头,摆脱宋明理学以来大而化之的心性学说。此学到嘉庆时代已经很有成就,因此,被后世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之成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清中前期极端的文字狱政策,文人们到陈旧经典里找新学问路径可以避祸免灾。不过,在文字狱之外,确实存在着由不求甚解到常识错误百出的文化丑态。

在清代,具体的不求甚解而致常识错误事件在朴学复兴之前有之,尽管可考文献极为稀少。有一个乾隆初年涉及僧人的文字狱可做佐证:名叫学明的僧人以深入学习前辈心光著作《镇坛大悲法水》与《南泉秘旨便览》而自得,就将师传之本命徒弟重抄,他本人给加注解;其中,把在位皇帝乾隆奉为人皇(在天皇与地皇之后,列第三等),由于不知道乾隆姓爱新觉罗,就想当然认为皇上必是百家姓里的第一姓,把乾隆皇帝写为“人皇赵弘历”。结果是自己与徒弟一人被凌迟处死,偷他著作跑了的家伙昙亮被判斩首,其他还有一些人搭上性命。能解读门内专业著作的人不知道皇上姓氏实乃天下一大奇闻,而此文字狱虽有双方荒唐因素,但不能不说读书不求甚解在中国文明里确实是个很负面的东西。
不可能每一个学者绝对不出现错误,甚至无法避免常识错误,但是,在“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之影响下,能够逐渐洗掉不求甚解的坏传统又绝非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谁杰出、谁不杰出的问题。在另一端,缺乏怀疑精神是健康人格形成的阻碍因素,而只有怀疑精神而无批判能力更危险,它会导致非常极端的迫害行为,包括对他人无理由而有意识的诋毁、蔑视。后者,在“文革”时代表现更明显。
“文革家庭”在中国还不少,就是说,父母参加过“文革”,未必有直接的暴力行为,但言语、做派对孩子(现在都四十多岁)形成的影响很坏,并在后者的生活中表现为人格障碍。在政治层面,“文革思维”在关乎全社会福祉的重大决策中还发挥作用,权力分子的人格障碍也在其中表现出来。尽管搬石造基的群氓热情降低,但是,识字分子们的谄媚精神反而炽烈。于是,他们的简单正义与阴坏(以人为实现目的之手段)走到一起——这就是新 “两个凡是”出现的基本原因。此外,真正的知识分子缺乏,一个社会必然会有大量的识字分子出来冒充知识分子。
识字分子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毁掉人们灵魂中“自己的上帝”,教导群氓积极地搬石造基,以便供奉一个僭越了上帝的家伙。讽刺的是,群氓们的热情已经大幅度减退,识字分子们不得不亲自干起本该群氓为之的“力气活儿”。
结语:蛇鸽之喻·个体神学·义人原则

    一个坏时代必然是反智主义嚣张的时代,一个社会非经典崩溃也必然以反智主义泛滥为标志。关于反智主义问题,我做过相关的学术研究,在本文不再展开论说。多说一点的是,我针对反智主义的批判有信仰因素支持——我认为基督教箴言里的蛇鸽之喻(so be wise as serpents and innocent as doves.MATTHEW 10:16)是一个基于智慧的重大道德指向,即是说“智慧第一,道德第二”。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恰恰相反,由于道德之重要,就得防止它的滥用。

没有智慧支撑的道德是危险与粗暴的,换言之,简单正义与阴坏没有本质区别。这个说法算是个体神学理论,未必被正统基督教神学所认可,不过,高举智慧一直是基督教经典的不易传统,没有成为改革对象。以蛇鸽之喻为例,它能容易地找到旧约时代的依据,其如义人原则(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utters wisdom ,and his tongue speaks justice.PSALMS 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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