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2/2017              

张建德 :走出文化决定论迷雾

作者: 张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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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论(网络图片)

 

                                                 

 

 

引发我对文化存亡与民族存亡的关系进行思考的,是一篇让我多次碰到、在网上流传很久的文章,其题目以蒋介石先生的口吻而设定:文化完(亡)了,娘希匹什么都全完(亡)了。

 

我无从考证,不知道蒋先生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或是类似的话。但即便蒋先生真的说了这句话,也一点不能证明这话就是正确的真理,更不能代表蒋先生的伟大和光荣,而只能表明:蒋先生已经钻进了文化决定论的牛角尖和死胡同。

 

关于对社会秩序和文明发展的核心作用,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英雄决定论、大众决定论、政府决定论、人民决定论等等,是中国人文和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可在我看来,这个话题即便再争论一百年,也争不出个什么子丑寅卯与是非结果来。

 

你可以说:有什么样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英雄,就有什么样的大众;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但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大众,就有什么样的英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颠来倒去的这两个正反说法都可以成立,也都能拿出各自的事例和证据来。

 

其实,文化与制度、英雄和大众、政府及人民,都是社会秩序和文明发展的几个对应要素。它们各自的关系,都是对称平衡、相合相生、相辅相成的。任何强调单方面的影响和决定,都是失之偏颇的。

 

我的看法是:决定社会秩序与文明走向的核心和关键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利益驱动下的个人行为边界和群体行为关系——公民权利及其公共权力。

                                                           

 

公民权利就是公民的自由行为边界及其所得利益,公共权力就是公民群体对其成员的行为关系。当今世界的政治文明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也是通过公民权利的让渡与集合而生成的,而不是以前所认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民众在社会的无序状态和凶险环境下把枪杆子当成了救命稻草,而对公共权力生出的一种简单判断和浅薄认识。

 

在社会的无序状态和凶险环境下,活命要紧,安定要紧,安全和秩序成为的民众最急切、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至于什么公平正义和文化道德等其它什么东西,恐怕就暂且顾及不上了。那种危难环境让当时的民众忘了:枪杆子里面不只是出政权,而且还出强盗和土匪。也只有在平定、安定、稳定一段时间后,人们才会对枪杆子政权进行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才会看到: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往往不是什么理想的秩序和文明,而是政权式的匪盗或匪盗式的政权;才会发现:曾经对之信赖有加、寄予希望的枪杆子,于不觉间变成了管控、愚弄、压榨和奴役自己的暴力工具。

 

所谓的枪杆子政权,就是国家与公民的一种病态与邪恶关系,文化在其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是一种鄙视人道、摧残人性的斗争哲学和残暴文化,掩盖了其中的种种血腥和罪恶。是由于民众不知自由可贵、没有人权观念而把自己的自由权利完全拱手相让的结果。

 

但无论是出自枪杆子的政权还是出自民主选举的政权,都与公众的理想文化特别是什么传统文化关系不大,都是群体与个人的的不同行为关系与边界划分。枪杆子政权是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强制性划分和掠夺性占有,如果硬往文化上靠拢的话,只能算是一种丛林文化、斗争文化、野蛮文化和残暴文化。这种文化,是人类个体的独立能力和自由意识还没有发展成熟,对集体安全产生的一种婴儿式依赖而误入歧途的结果。但这种对集体婴儿般的自恋性依赖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每个个体不但很难成熟长大,走向独立自由,而且还很容易被一些野心家和阴谋者所误导和利用,把自己的自由权利,葬送在权贵势力的傲慢和强横中,使自己沦落为权势的奴才甚至奴隶。

 

片面追求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民众,就像难以脱离母体的婴幼儿一样,是不知什么公平正义,难有什么道德判断的。不懂自由、不知人权的集体、民族和国家主义,被其中的野心家、阴谋家与独裁者所利用,对民众进行愚弄、欺骗、管控和压榨,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出现各种歇斯底里的自大狂妄与各种相互的压制、欺骗和伤害,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我对现代集体主义进行病相诊断和精神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而当今世界的政治和政权,已经进入了人权法治与民主宪政的崭新文明时代。这个文明时代的到来,就像从母体和家庭中慢慢成长而独立的自然人一样,是人类从部落、群体、民族和国家中渐渐成长成熟而到自由独立的结果。人类从母体、家庭、部落、群体、民族和国家中成长成熟到自由独立的标志,就是能对自身的自由和权利有个清晰的认定,能精准、灵活、机动地把握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不会侵犯和伤害到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对自由和权利理解不准确、认定不清晰的个人和民族,就容易造成多数人的“民主”暴政,就不配享有完全的自由权利和最新的文明政治。

 

而中国的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英雄决定论、民众决定论、政府决定论、人民决定论,都是对文化、制度、英雄、大众、政府或人民的一种偏执偏信与心理依赖,在思想认识与理论准备上,都没有或是不敢从公民自由权利的清晰认定和执着追求中来考虑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变革、构建社会秩序,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认识和文化意识还很简单幼稚,还没有达到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所要求的独立与成熟程度。这种情况下的民主选举,还很容易被一些欲窃取政权、侵占民权的野心家和阴谋者所利用,容易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暴政,容易出现社会秩序的巨大震荡和恶性循环。

 

当今世界的文明秩序,起根本、核心与决定作用的,就是公民的自由行为边界——公民的基本人权与各种政治权利。其它的一切:道德、伦理;文化、制度;英雄、大众;政府、人民等等,才都是真正的“娘希匹”,都是由不同个人行为边界和群体行为关系生发而出的自然演绎。如果按广义的文化概念来说,对公民自由行为边界的保护性规范也是一种文化,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文化、人权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

 

威权等级秩序和人权平等秩序,就是两种不同的个体行为边界和群体行为关系,所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也自然形成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伦理、道德;文化、制度;英雄、民众和政府、人民。

 

当然,你也可以说:不同的伦理道德、文化制度、英雄群众和政府人民,对个体的行为边界和群体的行为关系也会有反作用。但我想特别说明和强调的是:就社会秩序和文明发展来说,我们人类能做的、好做的、清晰易辨和简单易行的,就是规范个体行为的边界和群体行为的关系。而塑造理想的伦理道德、文化制度、英雄群众和政府人民,就绝非是短期的构建和教育所能奏效和成功的。更糟糕的是:如果对人性的本质认识不清,对善恶和正邪的判断依据和辨别标准都不清晰、不明确、不准确、不正确、而只是根据一部分人的美好理想和良好愿望,来构建伦理道德、设定文化制度、塑造伟人英雄、教育人民大众,其结果往往都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的。以至于人们设计好的天堂之路,却不知觉地把多数人带入了烈火地狱。

                                                         

 

文化,这个概念太笼统和模糊了。它可能包含曾经存在和已经形成的各种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这其中肯定会含有一些合情合理和有益有用的成分,但还会很多已经过时、应该淘汰的糟粕和毒素。

 

可关键问题是:我们拿什么作为依据和标准,来判断和鉴别哪些文化是合情合理、有益有用、对社会能产生良性导向的,哪些文化是已经过气的糟粕和毒素,是不能保留、必须抛弃的?如果我们对文化的判断依据和判别标准不明确、不清晰,或是运用了错误的、有害的的判断依据和判别标准,来选择和取舍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来弘扬我们的国学和传统,我们所获得的文化元素,可能非但无益于现在的社会秩序和文明发展,还会给社会秩序和文明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造成严重的危害。

 

如果我们连文化的优劣与好坏,都没有清晰准确的判断依据和判别标准的话,无论是我们过去的文化革命还是现在的文化复兴,不都是盲人瞎马地胡整和折腾吗?

 

“文化亡了(完了),娘希匹的都全亡(完了)了”,尽管这句话不一定是蒋介石先生说的,但蒋先生对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关切和注重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那个时代的局限,蒋先生恐怕也难以鉴别和判断文化的优劣与好坏,更不知道影响社会秩序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因素与核心力量是什么。所以才导致蒋先生在在财力极其有限、财政极其困难的的情况下,一边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一边忙于军政、训政和宪政。其结果就是:在文化困扰和秩序混乱的交互影响下,顾此失彼,两头落空。也可以说是一些仁义礼智信的文化教条,束缚了蒋先生对秩序要求的强硬手脚。蒋先生太拿文化太当真了,可以说是上了文化的大当。而对自由人权这个秩序的核心和根本,在那个复杂的情况下,蒋先生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不知如何应对,最后简单草率地付诸了军事行动,导致了内战的全面爆发和最后的败走结果。

 

而从来不提倡和宣扬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却借助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而运用了传统文化中不易显现的权争法术,集中了力量,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对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影响怎么样,我在此就不多说了。

 

可以说,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秩序确立和社会稳定中,在本质上实在没有起到什么良性作用,起核心作用的就是枪杆子暴力与一些权争法术。传统文化中所谓的良性和优秀文化——仁义礼智信等等,只不过为权争暴力的血腥罪恶披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而已。看上去很美的仁义礼智信,却成了对血腥罪恶的一种掩饰性保护。如果真要拿什么优秀和精华文化来构建秩序、保持稳定、创造和谐,最后会发现它根本就派不到用场。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不行,中国的儒释道也不行。被儒释道的大家和高师教育过的皇子皇孙,一个一个都成了嗜权如命、冷酷血腥的衣冠禽兽,而乡村间大字不识一个的贫穷百姓,却处处都是儿女情长的温暖和亲情。

 

没有文化,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那些伪善装仁的流氓文化、强盗文化,那些挟裹正义的斗争文化、野蛮文化,那些让人民和百姓文明守法、善良友好、勤劳节俭而自己却无法无天、野蛮凶残、贪得无厌的痞子文化、骗术文化。

                                                          

 

 

如果我们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观察整个人类秩序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就会发现:一种文化的消亡,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文化的消亡了,另一种全新的、更好的文化就会代替原来的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奴隶制文化代替原始文化,封建制文化代替奴隶制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代替封建制文化,不但没有必要担心害怕,而且还是社会秩序改良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其实,无论是什么文化,其中真正有益有用的优秀和精华部分,永远都不会消亡,而会以另一种形式和面貌被继承和发扬出来。从希伯来文化、到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等等,在每一个新文化的核心地区,都好像是旧文化的消亡,但其实,新文化只不过是对旧文化的精华吸收和改进更新罢了。读过哪些教经的学者恐怕都有这个认识吧。

 

对人类有益有用的优秀和精华文化,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想革掉那些文化的命,都很难做到,怎么还用得着举着旗子、喊着号子、拿着银子来继承、复兴、发扬和光大?

 

如果我们分不清哪是进步文化,哪是僵尸文化,哪是毒害文化,分不清文化的好坏、优劣、精糟和利毒,就花费大量本来该用于民生和保护民权的人力、物力、财力,激情洋溢地推动文化革命或是倡导文化复兴,结果造成愚民文化、骗子文化、迷信文化层生盛行,痞子文化、流氓文化、强盗文化趁虚而入、卷土重来。

如此作为,才是国家前途的危险,才是中华文明的大害。

                                                              

 

有人说,西方就是靠文艺复兴——也就是文化复兴,才进入了现代社会,创建了现代文明。所以中国也必须进行一次传统文化的复兴,才能实现中华崛起,进入现代文明。但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思考:西方曾经复兴的文艺和文化,其内容本质与核心精神是什么?引导西方早于我们进入现代文明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我们要复兴的文化,内容本质与核心精神又是什么?会把中国引向哪里?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弄不明白,而一味地学习西方,东施效颦,复兴文化,恐怕我们不但不能融入现代文明,还可能会进入文化独尊、文化封闭和文化倒退的怪圈和歧途,让中华民族陷入文化霸权和专政文化的政治独裁和帝制复辟中,让中国社会陷入的兴亡轮回和治乱更替的暴力血腥与苦难煎熬中。

 

还有一种持文化决定论的人认为:西方现代的文明制度,来源于西方的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但在事实上,西方的自由精神和人权意识,却是在对神权秩序不断进行怀疑、质疑、否定和反对中逐渐树立起来的。如果西方没有对神权秩序的质疑和突破,就不可能有现代人权秩序和宪政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就必须提前引入西方基督教的说法,显然是缺少深入思考和切实论证的。

 

未来的中国和世界,需要超越民族和国家意识的、更高境界、更大格局和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和文明。但宏观全球,放眼世界,我们还能找到比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的自由主义文化有更高境界、更大格局与更多包容性的文化吗?这种自由、人权和人道文化对台湾中华文化、日本大和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各种文化文明的包容和保护,不是有目共睹吗?

 

更重要的是:从自由主义文化而生发的平等、公正、人权、法治、民主、宪政等意识和观念,不但是一种良性包容的文化观念,而且还是对个体行为边界和群体行为关系的一种科学界定与合理规范,从而实现了文化观念和行为规范的高度契合与自然统一。

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与行为规范契合与统一的杠杆中枢是人权,自由主义文化判定善恶与正邪的依据和标准就是对待人权的态度和行为。无视人权、侵犯人权、践踏人权就是邪恶的,明晰人权、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就是正善的,这个对善恶和正邪的判断依据和辨别标准清晰明确,一目了然,其社会秩序怎么会有颠覆性和全局性的动荡和混乱?其文明的创建怎么不会领先?

 

有人把议会争吵和民众示威看作是西式民主的衰败乱相,而事实上,那才是自由主义文化及其民主制度之生命活力的真正体现。

                                                            

 

人的身体和生命,才是承载一切精神意志和文化文明的本体。明确人权、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就是尊重和保护了一切文化和文明的根基和载体。文化的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说,就根本没有弄清人类与文化的体用关系,误将一种文化当做另一种文化的体或用,结果造成两种文化层次分明、融合不进、结合不牢,甚至导致两种不同文化习惯的人群,都自以为是,互不信任、互有敌意、相互压制,相互斗争。试图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持久根基和雄厚底蕴来嫁接西方自由文化的学术理论和思想主义,是不是也是一种简单浅薄的幼稚思维和不成熟表现呢?

 

在倡导自由主义、注重自由人权的美国,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等等多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却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还丝毫不影响相互的商业交易与合作共事,就是因为他们彻底明白了人类与文化的体用关系,彻底认清了人权在社会秩序和文明发展中的中枢地位和支柱作用,完全清晰了人类善恶与正邪的判断依据和辨别标准。

 

所以,美国人根本不会用“我信主、我信佛、我敬上帝、我爱耶稣”等一类的语言,来标榜和证明自己的道德和善意。只要你的思想主义、文化文明和意识形态,不干涉美国人的自由、不侵害美国人的人权,美国人也从来不担心、不害怕任何外来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美国政府也根本不用花费纳税人的一分钱财,来保护和发扬他们的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根本就不用搞什么文化宣传和道德教育,不用满大街地贴标语、喊口号,教民众怎样诚信做人、文明守法、积德行善,而只是给他们明确界定了每位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是什么,尽管他们人人可以持枪,可他们的社会秩序却仍然和谐有序,他们的文明发展却依然大步向前。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什么传统文化,都不是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也不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自由和人权才是!

 

以任何思想主义、意识形态、文化文明和政治主权,来淡化人权、挟持人权、压制人权、侵害人权,来干涉和限制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都是反人类、反文明的野蛮无知和反动倒退行为。这种本末倒置、逻辑混乱、思想僵化、行事野蛮的做法,是注定没有好下场、好结果的!

 

我不反对任何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及其整体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但如果用这些集体、民族和国家主义的整体、核心、大局和看齐意识,来霸公权、占主权、造威权、压人权,就需要我们每一位国人小心谨慎与严正以待了。因为,只有重视人权、明晰人权、保卫人权,才能持公守正,才能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秩序、促进文明发展。

 

   

 

关键字: 张建德 文化 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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