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4/2017              

王维洛:鄱阳湖拦湖工程——又一个严重肢解长江河流生态系统的工程

作者: 王维洛 王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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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步看一步的棋手不是高明的棋手。为了把长江洪水在三峡卡住,于是就建造了三峡大坝工程;为了解决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于是在上游再建许多水库大坝拦截砾石和泥沙;三峡水库和上游水库群汛后蓄水导致鄱阳湖长时期湖底朝天,于是要建鄱阳湖拦湖大坝工程。长江大开发就这么走一步看一步走到今天这个无法收拾局面。

 

一、鄱阳湖的生态灾难和三峡工程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湖面面积3283平方公里(当湖口水位海拔21.71米时),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长江五条支流,赣江、抚河、信河、饶河和修河流入鄱阳湖,然后经湖口进入长江,平均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多达1460亿立方米,相当于三条黄河水量。鄱阳湖是长江边吞吐型的湖泊,(长)江、(鄱阳)湖处于一个共生和互相补充、动态平衡的关系。鄱阳湖又是白鹤等珍稀水鸟与江豚等珍稀鱼类的重要栖息地。王勃在《滕王阁序》描写鄱阳湖景色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成为千古绝唱。但是如今的鄱阳湖到了秋天,湖水几乎干涸,只剩几条细流,茫茫一片草原,哪里还有浩淼的湖水与蓝天共一色的美景?

 

2003年6月三峡工程开始正式蓄水后,鄱阳湖枯水期提前、延长,湖底朝天的消息年年不断。有人指出,这是三峡工程逆调蓄和清水下泄的结果,但是三峡主上派不承认,认为可以通过三峡工程的调控加以解决。江西省政府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介绍》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解释三峡工程“拉空”鄱阳湖的作用。

 

首先是三峡工程清水下泄冲刷引起的河道下切,降低了长江下游河道水位,同时也拉低了鄱阳湖水位。鄱阳湖是长江边吞吐型的湖泊,江湖共生,有吞有吐。如果长江河道湖口处水位因三峡工程清水下泄下降1.89米,此时鄱阳湖的水位高,必然向长江吐水,湖水水位跟着下降,可能出现湖底朝天、成为大草原的现象。2015年1月18日湖口水位7.74米,鄱阳湖通江水体面积仅为266平方公里(丰水期最大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为湖面面积3283平方公里的八分之一。鄱阳湖湖区数十万居民也因出现的长期低枯水位而面临缺乏饮水水源的困局。湖底在枯水期经常变为草原,使鄱阳湖淤积加速,并使湖底甲烷排放量增加。

 

第二,三峡水库的逆调节,导致的长江中下游在汛期到来时径流增加,而在枯季到来时径流减少的现象。普遍对水库功能的认识是,水库可以在汛期拦蓄洪水,减小下泄的流量而保证中下游地区安全渡过洪水期;汛期拦蓄在水库中的水量可以在枯水季向中下游释放,以弥补该时段大坝下游地区水资源的不足。但是三峡水库的运行计划和人们想象的正好相反,汛期到来时,三峡水库加大向中下游的下泄流量,为的是降低三峡水库坝址处的蓄水位,保证在流量大的洪水到来、水库水力坡度增大时,库水不会淹没库区的城镇,特别是位于库尾部分的涪陵市和重庆主城。二十多年前笔者指出,三峡水库不是平湖,而是斜湖,特别是在三峡工程发挥所谓防洪效益时。这个水力坡度随流量的增加而增加,随流量的减小而减小。正因为三峡出斜湖,所以每到汛期到来时,三峡水库必须加大下泄流量,降低水位,以保洪水期间库水不淹没库区城镇,此时根本无心顾及增加下泄流量对大坝下游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每当枯水季到来,长江流量开始减小,水力坡度也随着减小,三峡水库就抓紧利用这个机会拦截长江本来就不大的流水,减小对下游的水量,抬高三峡水库水位,增加三峡工程在枯水季的发电量,根本不可能想到此刻下游地区对水资源的需求。

 

第三,上游水库群的乘数效应。为了“解决”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砾石和泥沙,并结合西部大开发,在三峡大坝上游建造了诸多的水库大坝。中华文明本是水文明,古人擅长水利工程,闻名世界,但古人不推崇水库大坝的建设。到1949年中国只有二十余座大坝,绝大部分是日本人于侵华期间在原满洲国建造的。如今中国拥有世界上一半的水库大坝。到目前为止,三峡大坝单独运行已导致鄱阳湖湖口水位降低最大值为1.89米;考虑上游的溪洛渡、向家坝、瀑布沟等五座水库的蓄水影响,则湖口水位降低最大值为2.95米。而三峡水库上游在建和计划要建的白鹤滩、乌东德、金安桥、两家人、双江口、两河口等水库大坝超过五十座,湖口水位将继续降低。

 

为了鄱阳湖拦湖工程的上马,江西省政府把鄱阳湖生态灾难和三峡工程的关系摊到了桌面上。

 

二、一位当年为三峡工程投了弃权票的人大代表有话要说

 

吴康民,又称康老和龙七公,是来自香港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八届(1975年至1998年)代表,因为他和温家宝夫妇的特殊关系而被认为是通天的。吴康民参加了1992年对三峡工程的投票,并投下弃权票。2015年1月7日吴康民在《东方日报》上发表了《鄱阳湖干涸——三峡发警号》的文章。吴康民在文章开头就指出鄱阳湖严重生态灾难是三峡工程造成的:“据报道,近日江西省鄱阳湖正面临乾涸的危机。在最近的枯水期,鄱阳湖的大片湖区变成大草原,大湖区变成小河沟。此外,去年十月下旬,鄱阳湖已经进入了十二米的枯水位,提早了二十四天;八年前更创下枯水期长达二百六十天的纪录。对此,专家们指出,这是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对鄱阳湖造成的严重生态灾难。”

 

紧接着吴康民回忆了他所参与三峡工程的决策:“当年,中央提请大会通过的三峡工程上马议案,是早有准备的。主张上马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水利专家钱正英,都作了充分说明。在早前的论证会议上,有的反对派,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人,都不让参加。有份参加的,但最后没有在论证书上签名的,也有十几位专家。在那一次大会上,我们已经感觉到当局上马的决心非常坚决,但大会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令会场内外都议论纷纷。然而,在我们这些港澳代表之中,没有一个是水利专家,甚且连学土木工程的人也没有,当然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1992年4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三峡工程的恐怖气氛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恐怖气氛是民主决策所需要的吗?人大代表对三峡工程决策的信息都来自李鹏、邹家华和钱正英,而对反对派的意见根本不了解。在投票前,代表能感觉到当局上马的决心非常坚决,他们是凭这种感觉去投票的。

 

吴康民尖锐地指出:“事实上,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一切都要由领导人拍板定案。过去,社会上有一句顺口溜: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领导人的讲话。现在,这种风气祸延至科学论证,变成科学论证也不如领导人的讲话。”三峡工程的上马,最后还是邓小平说了算。

 

吴康民认为,当年说上三峡工程是为了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水问题。三峡工程建成,却种下了新的祸根。如今鄱阳湖的乾涸危机,只是其中之一。至于生态环境改变,致使多种动植物,特别是鱼群,难以存活。山体崩落和滑坡、地震或战争的风险更加不用说了,那可能造成比水灾更大的灾难。

 

这是一位参与三峡工程投票的人大代表的亲身感悟。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参与者能把亲身经历和感想写出来,留给后代。让历史对三峡工程决策作出公平的判决。

 

三、2016年是鄱阳湖灾难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对鄱阳湖来说是灾难的一年,2016年6月份上游水库调度出错,大量泄水与提前到来的雨季在长江中下游发生恶劣遭遇,造成严重洪灾;洪灾刚过,7月中下旬鄱阳湖提前近四个月进入了枯水季节,至今已经持续了半年多。

 

2016年6月18日鄱阳湖流域就进入雨季,时间较往年大为提前,降雨较平均年多出百分之十,问题本不严重。但是长江上游干支流主要的大水库(含上游已纳入联合调度的21座梯级水库和汉江、清江、洞庭水系及鄱阳水系等支流上的控制性水库)共有总调节库容约80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约557亿立方米。按照国家防总的命令,这些水库必须在6月10日之前将防洪库容放空,保证工程的所谓防洪效益,特别是保证大坝在洪水期间的不发生溃坝的恶性事故。鄱阳湖在长江入口湖口处人为增加的流量在557亿立方米以上(超过黄河一年的流量),其中约百分之四十来自三峡水库,平均流量人为增加约为每秒7090立方米。上游水库的大量泄水和提前到来的雨季在鄱阳湖流域发生恶劣遭遇,使洪水位抬高约两米。此时,非国家防总控制的水库也在雨季到来时纷纷紧急泄洪。6月20日晚鄱阳县滨田河发生溃决。溃堤事件造成全县29个乡镇受災人口共51.11万人,其中紧急转移人口5.04万人,急需救助人口1.61万。水庫溃坝2座、受损堤防189处、水闸37座。农作物受灾面积61.8万亩,成灾面积51.73万亩,绝收面积15.18万亩。公路中断12条13处,沖毀涵洞15道,损坏桥梁5座。有2.6万栋农房受淹,其中倒塌近300间。初步统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7亿元,其中农业损失2亿多元。

 

刚刚经历了6月底的洪水灾害,创伤尚未痊愈,从7月中下旬开始,鄱阳湖的水位迅速下降,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比常年整整提前了四个月!

 

根据水文数据,1956年至2002年期间,鄱阳湖进入枯水期时间平均为12月1日。2003至2015年期间鄱阳湖进入枯水期平均为10月下旬,2016年提前到7月中下旬。鄱阳湖生态危机明显加重。

 

四、鄱阳湖拦湖工程进入到决策的最后阶段

 

为了减轻三峡工程以及上游诸多水库放蓄水对鄱阳湖的不利影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及江西省委和省政府提出建设鄱阳湖拦湖工程(官名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2010年成立了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专门负责工程项目报批的公关工作。2012年3月江西省省长鹿心社作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力争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尽早获得国家批复并开工建设”。

 

对于建设鄱阳湖拦湖工程,最初有十五位院士上书国务院,表示坚决反对建设这个工程,更有一百多个环保组织提出置疑和反对意见,比较典型的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他们认为:鄱阳湖是东亚最大的冬季候鸟天堂和江豚最大的野生种群栖息地,在全球生态格局中的生态地位具有无可替代性。而周期性的水位波动和自由连通的(长)江-(鄱阳)湖关系正是鄱阳湖的生态价值所在。环保组织认为,建设鄱阳湖拦湖工程,是用建设三峡工程的办法来抵消三峡工程遗留的负面影响。这句话来自欧洲工程界的一句名言:技术工程带来的错误是不能用技术工程来修正的(参见:王维洛:老路?邪路?死路?——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2009年到2016年11月,似乎反对意见占了上风,只有江西省委和省政府执意要上鄱阳湖拦湖工程。

 

事情发展到2016年11月23日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一天江西省委和省政府发布了《日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这表明,鄱阳湖拦湖工程已经进入到决策的最后阶段。

 

2016年11月28日,江西省水利厅在回复澎湃新闻的问询函中提到,早在2011年(!)该工程的“六大课题”研究报告已经在北京通过审查!2010年1月,江西省人民政府邀请韩其为、王浩、李文华、刘兴土、曹文宣等五位院士领衔开展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六大课题”的研究。仅仅时隔一年,2011年1月,江西省政府在北京召开“六大课题”研究成果评审会,通过并验收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一些不利影响,通过采取科学的措施与方法,可以降低或减缓这些不利影响。”

 

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鄱阳湖拦湖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结论,和三峡工程的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结论如出一辙。以马世骏院士为首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生态环境一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不利影响是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生态环境一组的顾问侯学煜院士认为,结论只是笼统地谈到不利影响,又不能确定这些不利影响是什么,影响有多大,当然也提不出针对这些不利影响的具体措施并评价措施的真实效果,因此侯学煜院士拒绝在论证报告上签字。例如三峡工程对鄱阳湖的影响,当时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就没有明确地定义过,所以也没有定出具体的人为补救措施,这才造成了今日鄱阳湖的生态灾难。

 

希望王浩、李文华、刘兴土、曹文宣等院士能吸取三峡工程对鄱阳湖负面影响的教训,补充“六大课题”的研究报告,明确定义建设鄱阳湖拦湖工程后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可能预见的每一个不利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具体要采取哪些科学的措施与方法,评价采取措施后可以降低或减缓不利影响的程度,包括定性的和定量的,不能再笼统地含糊其辞。

 

令人十分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在2011年1月已经通过评审验收的“科学研究”报告,要保密近六年时间,到2016年底才让公众知道?

 

五、走一步看一步的棋手不是高明的棋手

 

棋手走一步棋,都有其道理,无论是高手还是臭棋篓子。只是高手是走第一步的时候就想到后头的三五步,甚至更远,而臭棋篓子则是走一步看一步。三峡工程上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臭棋。1992年2月20日至21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上马,21日请来水利专家钱正英对三峡工程做说明,钱正英讲洞庭湖逐年淤积,已经起不到蓄水池的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代替(参加李鹏三峡日记)。于是就有了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上马后,非但没有救了洞庭湖,现在把鄱阳湖也搭进去。按照钱正英的逻辑,洞庭湖逐年淤积,已经起不到蓄水池的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代替。那么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之后,鄱阳湖也起不到蓄水池的作用,在哪里还可以再建一个类似三峡的水库来代替呢?

 

建造鄱阳湖拦湖工程,只是一步棋,下面几步怎么走?是不是还要建洞庭湖拦湖工程。洪湖、巢湖等湖泊是否也需要用拦湖工程隔开了?这些沿江的吞吐型湖泊都被隔断后,在同样流量下,长江的洪水位会增加多少?武汉等沿江城市的防洪怎么办?长江三角洲的枯水期是否会提前到来?长江三角洲的枯水期是否会延长?上海又该怎么办?

 

清华大学水利系周建军教授认为:鄱阳湖拦湖工程是严重肢解和破坏长江的完整性,对长江生态和上海饮用水影响很大,更违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原则。需要补充的是,三峡工程是第一个严重肢解长江生态系统的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是第二个,鄱阳湖拦湖工程是后续一个的继续肢解长江生态系统的工程。

 

六、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将是最大受害者

 

鄱阳湖拦湖工程进入到决策的最后阶段,据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介绍,2012年7月,国家发改委就项目建议书征求了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5省市意见。各省(市)复函,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均表示支持或原则支持。

 

当年三峡工程上马前,李鹏为总理的国务院也征求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1991年12月12日至19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后,28个省市自治区和18个计划单列市的领导人组成考察团到三峡工程坝址处表态,所有省市自治区领导人都表示支持三峡工程的建设,认为这不仅是长江流域人民的事业,而且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这一工程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将有重要意义。表示支持的也包括江西省领导人。

 

况且上海等5省市对鄱阳湖水利枢纽表示支持或原则支持,而所谓的原则支持在工程可行性评价中是有条件的支持,关键在于这些省市提出支持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是否可以实现的,实现这些条件的代价又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陈国阶认为,三峡工程将来的最大受害者是上海,他认为,泥沙对于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过去平均每年要伸出四十米,现在没有了。对上海有害的现在增加了。例如,长江污染、海水倒灌、海岸冲刷等将加剧,对于长江口和东海渔业生态系统也将造成不利影响。未来要非常重视上海在长江流域整体开发之后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要考虑到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考虑三峡工程的防洪时,考虑到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对于上海的不利影响也应该考虑到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极端情况的发生。例如,干旱年、加上冬季三峡和上游水库蓄水,加上南水北调调水,长江流域工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加之海平面上升和碰到大潮,这些极端情况遭遇在一起的后果。

 

如今加上鄱阳湖拦湖工程,还有洞庭湖拦湖工程,进入长江口的水量和泥沙量将继续减少,陈国阶提出的长江污染、海水倒灌、海岸冲刷等将比在三峡工程单一影响下更加厉害。

 

周建军指出:“现在,上海的饮用水70%是靠长江,但是每年1、2月份会碰到问题——长江水进入太少的时候盐水会入侵,三峡蓄水后的这十几年,上海10月份的流量已经减小了7000立方米每秒。……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为了水资源而发生争执的案例很多,如果工程实施建设,在人为控制之下很多矛盾就会出来。如果长江的湖泊支流都被人为控制之后,实际上是在长江的上下游之间形成非常大的一个相互制约机制,在不景气或者不好的条件下,或者环境资源比较恶劣的时候,上下游就会出现纷争。”

 

其实,天津就是上海的前车之鉴。上海位于长江入东海口,天津位于海河入渤海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水库大坝建设在海河流域大规模地展开,人为控制了海河的全部水资源,导致入渤海水量不足,海水倒灌,最后只得建海河闸将海河与渤海隔开。有人会说,海河不能和长江比,这话不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没有人会相信,十几年后的一天海河的入海流量会是零,就是毛泽东也不会相信,否则他不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去建设官厅水库,最后导致永定河水枯竭。三峡工程上马时,李鹏也不相信,三峡水库的运行会拉空鄱阳湖湖水,造成鄱阳湖的生态危机。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是依靠长江等河流携带下来的泥沙形成的,其成陆的时代并不长。三千年前,上海的市中心区浦西、浦东和其他一些区域仍处在海平面之下。根据Ren M.和C.Tseng的研究,在过去的二千到三千年中,长江河口增加陆地面积达九千三百平方公里。长江等河流携带下来的泥沙淤高了海滩,逐渐出现了浦西、浦东这样的陆域,这才有了上海。依靠长江泥沙形成的土地,依靠长江的水,依靠长江的舟楫交通之便,依靠上海人的辛勤努力,上海成为了世界的大都市。因此,没有长江就没有上海,没有长江的水、没有长江的泥沙就没有上海立足的土地。黄万里在《哭三峡大坝开工》一诗中指出(长江)“含泥润溽滩涂厚”这一自然过程造就了上海、长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平原。黄万里生前认为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理由之一就是: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长江三角洲入海口处每年数量巨大的造陆运动。

 

在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的状态下,保证长江口的入海流量、保证自然状态下的泥沙入海量对于上海来说就至关重要。

 

2009年10月发布的《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报告指出,近30年来,上海沿海海平面上升了115毫米,高于全国沿海平均的90毫米。综合国内外各方专家预测,到2030年,上海相对海平面将比2010年上升120毫米,到2050年上升250毫米。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从1979年到2050年一共上升485毫米。如果海平面上升1米,上海将有1/3的面积将被海水淹没,主要集中在新开发的浦东。2015年8月24日受台风外围影响,上海周边地区普降暴雨,上海全城看海,东航飞行部客舱部积水淹过小腿。直接原因是暴雨和城市排水系统能力不足,背后隐藏的真实原因是海平面上升而导致现有的排水系统能力减弱。

 

国外科学家对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预测要比《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报告更加悲观,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南极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等,都把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列入最受威胁的地区。

 

鄱阳湖拦湖工程将是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希望与会代表们不要再走一步看一步,而是能多看几步再走一步,特别要关注对长江三角洲和上海的影响。



关键字: 王维洛 鄱阳湖 拦湖工程 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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