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观察 】  时间: 2/16/2009              

王实味冤案未彻底平反

作者: 裴毅然

王实味(1906~1947)冤案并未彻底平反——未恢复党籍,这对众多国人来说,怕是一个多少还有点爆炸性的新闻。当然,这只是一则旧闻,旧闻成新闻,乃是因为它一直被有意无意捂着盖着。

众所周知,1982年2月,中组部发文〈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五人集团”只平反了四位,缺席最主要的人物——王实味。王实味的平反,一波三折,延时十年。1992年1月7日,由公安部派人至湖北十堰王遗孀刘莹处,当面交送〈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与一万元慰问金。83岁的刘莹(1908~ )对姗姗来迟的〈决定〉出奇平静,未发一语,其子王旭枫反而激动得热泪盈眶。刘莹坚决不收慰问金,后将此金交十堰文联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以纪念丈夫。但是绝大多数国人(包括相当一批研究者)都未注意到:这项影响如此巨大的平反要案原本应是中组部的差事,何以由公安部完成?而且,既然平反,何以没有恢复党籍?绝大多数国人也认为冤案已经昭雪,完成“大团圆”。

笔者也是最近读了《温济泽自述》,才豁然开朗,探得谜底。温述关键一段转录于下:

 

我在1988年给中组部的报告中,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对王实味错划为托派的问题,予以平反;二、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应予恢复;三、开个小型座谈会,我和当年参加过批判王实味的人参加,总结一下从此案中应吸取的教训。事后了解,1991年,中组部把我的这三条建议送请十几位老同志审阅,对第一条,十几位老同志都画了圈表示同意;第二条,画圈的只有两位;第三条,无人画圈。因此,王实味的党籍没有得到恢复。谈到总结经验教训,除胡耀邦说过一次,再也没有人提起。1

十几位老人,想来是邓小平、陈云、彭真、习仲勋、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诸老。说是中组部复查,最后还得老人画圈,并按老人的“集体意志”定夺。十几位老人都同意平反,故有公安部的平反,公安部出面只证明王实味无罪,只负责刑事部分的错杀,但不涉及组织关系。恢复党籍,只有两位老人画圈,因此不能恢复,不能由中组部出面,表明王实味仍然有错,说了写了不利党的话,拥有不利于党的思想,做了不利于党的事,犯有仍须批判的政治错误,不能让他的灵魂回到“党的怀抱”,即最终不承认当年批判王实味有错,错杀不等于错捕,错捕不等于错批。至于开个小型座谈会,大概都认为毫无必要,翻检这桩没光没彩的陈旧老账,有那必要么?竟无一人画圈。

十几位中共老人的批示,不仅说明他们对王实味冤案的态度,也说明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认知水平,尤其说明他们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无一人表示应该开个总结教训会,即无一人认识到历史是最好的教师,意味深长且含蕴多多呵!就是从情理上,冤枉人家49年,开个会,请遗孀来一下,安慰安慰,让当年打过王实味的尚存者表示一下忏悔,而且向外界树立“不回避历史错误”的光辉形象,政治得分多多,能花几个钱?能费多少事?笔者认为,十几位老人的这一“集体”态度,其实表明中共的一大通病:不愿认错。除了痛及全体老干部的文革,无论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直至清污、六四,就像王实味案一样,没有一桩彻底认错。就说反右,至少打了55万余人(最近有资料表示右派总数实为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2 认一声错又抵得上人家22年的受得罪么?但至今坚持“扩大化”,仍然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等五人平反,因为还得留着他们证明只是“扩大化”。

不愿认错,表明中共不愿授人以柄的敌对思维定势,不肯开启反思的逻辑起点,坚守第一雄关——我们没错,毋须反思,更毋须忏悔。然而,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应有之态么?

说来不信,如此轰轰烈烈的惊天大案,王实味家人居然20年后才开始得知。文革初期,女儿王劲枫从高音喇叭里听到毛泽东1962年的一段讲话,方知父亲的“下场”,但不敢也不愿将此讯告知母亲。不久,儿子王旭枫也从一本书中得知父亲被杀的结局。最后,王妻刘莹于1978年从广播中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听清已于1947年处决,顶着三项罪名——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

中共建党老人、长期担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81年向中组部提出复查王实味案,并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提出“一个悬案”,确认王实味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而非敌我矛盾、与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而非现实问题、是个人问题而非组织集团活动。饶是有李维汉这样重量级人物出头,王案平反仍被长期搁置。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去世,临终前向温济泽托付王案平反。3 被搁置的原因是1981年11月托派骨干王凡西在境外出版《双山回忆录》,内有这么一句:“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最后被杀害了。”就这么一句不负责的晚年回忆,却坐实了王实味的托派身分!1985年,王凡西在香港月刊《九十年代》再发表《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详细交代自己与王实味的交往,尤其1930年春重逢上海的细节,在他与另一托派分子陈其昌交谈托派观点时,王对某些观点表示同情,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又因王已结婚,生活拮据,依靠写作翻译度日,因此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王凡西在文中着重表明自己在《双山回忆录》中的那段话说得不准确:“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原文着重点改为下划线——编者)”“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些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4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旋正式进入整风。5月27日,在康生(总学委副主任、社会部长)授意下,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开始“纠偏”,最初几天还局限于思想偏向,态度尚温。6月1日起,会议中心从批评转入批判,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帮劝转入急风暴雨的敌我斗争;王实味抵抗了几天——称病缺席,后被抬着担架至会场接受批斗;6月4日王正式提出退党,6日被迫收回退党要求;1943年4月1日被捕,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正式下令,戴上三顶大帽:“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最后一项罪名牵连到赴延不久的两对夫妻——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乃是为了突显这一案件的反革命组织性,从而证明整风运动之必要与抢救审干之实绩。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王实味被押解撤出,行至山西兴县,7月1日由康生批准秘密处决,推尸入井。

铸成王实味冤案除了中共内部的“敌情思维”,还有一些外因。王实味两篇最著名的“反动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被国民党印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四处散发,油印、铅印,还加按语:“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便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国民党来说,王实味的杂文可谓递了攻击延安的炮弹,乃是求之不得的“内部异声”。这也是王实味自己都感觉抬不起头来的致因。他对前来帮劝的温济泽痛哭流涕:“我有错,但是,的确出于我爱党的好心啊!”5 抢救他的温济泽、李言也认为王只是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但康生批评他们是“温情主义”,指称王是托派分子与国民党蓝衣特务,要他们“不要麻痹”。温济泽躬身自检,觉得当然是领导看得远见得深,撰文《谈温情主义》发表于《解放日报》。

王实味案说明延安时期的中共,就已沦入“两个凡是”的毛式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延安整风其实是1957年反右的前期预演,形式、程序一模一样。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向领导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即最初的动员鸣放,属于“布饵”阶段。王实味在院内墙报《矢与的》上发表短文,提出“绝对民主”、“必须有大至大刚的硬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6 当然,王实味的所谓“托派言论”今天已被证实完全正确,而且发出预言般光芒:“斯大林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该负责”、“苏联对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7

历经半个世纪,1992年的中共对王实味案仍不能直面正视,说明什么问题呢?一粒水珠折射阳光:承认错误的难度自然就是距离真实真理的差距。


2008年秋于沪·三湘


注释:
1、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56页。
2、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载《炎黄春秋》(北京)2009年第2期,第10页。
3、黄昌勇:《王实味传》,第254页。
4、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53页。
5、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4~145页。
6、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4页。
7、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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