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 】  时间: 3/13/2017              

綦彦臣:诗与自由的一些思考

作者: 綦彦臣

前言:读过一些作品

 

对于现代诗的爱好,是我的天性造成的——天生乐观,在几乎要丢掉性命的困局里,会自己诵出几句诗来。当然,我从来不敢以诗人自居,尽管我在一部长篇小说里“附上”了十几首现代诗作——那是小说每章都有题引的原因。

 

 读诗呢,比较经典的如泰戈尔《飞鸟集》,以及国际知名而中国寡闻的佩索阿《我的心略大于宇宙》,算是有过浏览,总不似做学问之精研文献那样。友人诗集有两本,一是蔡楚的《别梦成灰》,一是丁朗父的《穿过这寒雾我的兄弟们》。这两本诗集都与苦难相关,我也为之写过书评并纳入在台湾出版的文集《我从来就不喜欢鲁迅——从政治异见到文化异见》。其实,就是到了这个“理解程度”,我还没理解诗与自由的关系。最基本的理解还在古典那里,即是说《诗经》里的反抗、批判精神一直为我所欣赏。

 

一、方式自由最有价值

 

通过大量历史阅读,可以发现:《后汉书》之后,历史典籍所引著名人物的文论、奏章,立论(上书)者已经很少引用《诗经》,这说明中华文明里的自由度已经大幅度下降。毕竟《诗经》里不仅有现在人们熟稔的《硕鼠》、《伐檀》,还有指骂君王《式微》、《召旻》等。做大历史逻辑推断,也不难理解嬴政焚书为何要把《诗》(汉代才为经)放在第一位,所谓“偶语《诗》《书》者,弃市”。而科举在唐代定型,经分大小,诗在大经之首(序为诗、礼、周、左),也算自由的些许回暖吧。

 

真正理解诗与自由的关系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或者说是知识化学反应的结果。蔡楚先生昨天(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日)发来邮件,有文章介绍“文革”时代四川地下诗歌的情况。过来,关于地下诗歌的介绍不少,甚至较为前沿的国内官媒如《南风窗》也以此做过题材。即便如此,我也只是博采众家而知道了地下诗歌的基本历史面貌,但还谈不上有哲学判断。就在昨晚,这个事情突然有了结论——那个时代的诗歌不在于它的写作质量如何,关键是方式自由,而那个时代里,自由就是罪恶。

 

自由的较为保守的含义是在正统的选择之外,加上自己一个比较渺小的选择。比如说,在“文革”时代,一位民间艺人不得不去为样板戏拉二胡,他回家后可以拉一段《小放牛》给自己听。但是,后面的渺小的,可称为自由的动作,是危险的。有可能被告发为留恋旧时代。我记得“文革”刚结束,我在课间看一本老式辞典(繁体的,大体猜字往下顺),初中数学老师说:“这么老的东西,你不怕中毒呀!”——很可能是指内容。

 

地下诗歌存在过的意义是一些社会边缘人以自己的方式获取自由,而方式本身的自由性质是高于他们创作自由的价值的!现在,需要深刻批判的现象是,人们回观一段历史,那里的壮烈细节放在当下的理解环境,往往觉得不算什么。比如说,与我有私人关系的到过香港的内地人看了那里大量的“反动杂志”,会觉得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政治撰写“也就这样”。我能理解这里面的浅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异议表达的传播之艰难,是网络时代没法想象的。这里没有夸耀经历的意思,也没有humblebrag的意思,而在这例子上来理解地下诗歌的表达自由与写作质量的关系,是有重大的参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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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孔化”与“去理学化”

 

诗歌里的自由,对我们这个文明的意义尚需详做学术考证,而现在可以“点题”的地方有两个:其一,孔夫子重手删削其前古典,一千多首被压缩到三百〇五(所谓“去其重”),还是没能删去《硕鼠》、《召旻》之类;其二,地下诗歌的历史伦理合法性来自我们文明的最深处,它身上有前孔时代的文明基因。

 

最初始的中华文明经过孔夫子初步糟蹋,再历经宋明理学之肆虐(“文革”是宋明理学的借尸还魂),坠入专制的深渊,而在专制深渊中其所以不亡,赖乎诗,赖乎由前孔时代而来诗之自由基因。也许此论太“阔”,但作为一个未放弃政治异见而更是文化异见的学者,我本人既不认可中共国家的回归传统(尤其“国学”复兴),也不认可国民党(更及大中华之泛蓝)尊孔,所以,对台湾的“去孔化”表示欢迎。无论台湾日后的文明自定为何等名称,我认为在“去孔化”之后,必然是“去理学化”。

 

产生上面的知识化学反应,还由于最近一年多仔细读一本书(最早一则批注是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今未读完),是为丹尼尔•汉南所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徐爽译,广西师大出版社,二〇一五)。书上描述:在十七世纪,天主教和圣公会不允许个人独自阅读《圣经》和自行决定敬拜仪式,必须按照经院发布的标准文本阅读。正如刚才说到“也就这样”的理解的情形,现在,中国的所有信仰者无论是官办教会里的成员还是the unregistered,都可以自由阅读《圣经》,我本人则不参加任何教会活动,但以片段性阅读英语《圣经》为信仰生活重要内容。不过,比较地下诗歌时代的创作禁忌与罗马天主教(以及英国圣公会)不允许私人阅读《圣经》,两者何其相识乃尔!!

 

多说的是,汉南关于十七世纪或者延及十八世纪的时间描述,不算准确,历史还要靠前。比如,金斯伯格的历史著作《蛆虫与奶酪》所描述的磨坊主麦奥齐诺自己解读《圣经》,是十六世纪的事情。麦奥齐诺认为蛆虫出自奶酪,后来变为天使。因此等言论与表达方式(利用磨坊平台进行闲话),他第一次被判入狱;出狱后仍坚持观点,以致火刑加身。

 

三、摒弃假独立、真磕头

 

与蔡楚电邮往来讨论诗歌,简单告诉前者我的理解——禁止自读《圣经》与地下诗歌遭查禁是一样的反动逻辑。我自己的诗作几无苦难诉说,而是唯美主义的表现。在复信中,我将我认为唯美主义意识非常好的《鸽•梦》一首发给蔡楚。今天,蔡楚回函,是他唱的《红蜻蜓》。这是“纯诗人”的唯美意识之表露,或曰,它的诗作并非全部是苦难述说,更有诗人本身也无法消除掉的唯美!此唱与我心灵相通,尽管我没有唱方面的自我训练,但是,我也写过一首与蜻蜓有关的诗,是为《暴雨•蜻蜓》。蔡楚唱句中有“晚霞中的红蜻蜓”,我的诗篇则有“蜻蜓似乎只有翅膀,承载傍晚阳光,满绿的原野是无垠的广场”。

 

所以,在写本文之前,我将《暴雨•蜻蜓》一首发过去;所以,我决定写一篇短文(对我而言,五千字以下都是短文),来记述一位现代诗爱好者与“纯诗人”之间的和乐交流。不过,我会在这里声明:这篇文章发在《民主中国》网刊,无须付给我稿酬,按“作者惠寄”方式处理——避免蔡楚的工作身份与被文章描述之间,产生利益关联。再有,我几乎没有可以发表文学类作品的路径,《参与》网刊尚可,但现在还处于被攻击状态。我十分珍惜与蔡楚的交流,因为我自找了不少憋屈(导致文学类作品无处发表),门上也贴上谢绝来访的告示。

 

在外人看来,我有些自闭症了。还好,我是乐观惯了的人,对自找的憋屈既能承担也很快不以为意。关于我自找的憋屈可以简化为两点:其一,因为网易博客管理方屏蔽我的博客二十四小时,我决定不再写博,包括不在上面发表诗作(以往的诗作也统统删掉);其二,因为观点分歧太大,我退出了某个“自由(兼异议)”的文学组织,也就是说它的网站既不发表(转载)我的作品(含诗作),我也不向它投稿。

 

后者里面还有一个“段子”,那里的“领袖”曾不点名地指责我写过的一首性爱诗歌(并在电邮群组平台传播),认为性爱诗歌污染了文学组织。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是自由表达,而且,我的写作手法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唯美意识手法。如果那种表达被列为异类,“独立”不过是对污滥的后孔传统的自然依赖,就像磕头惯了,一定不能失去磕头的对象。

 

结语:批判蛆虫哲学

 

独立在粪便之上,花繁叶茂,但总是让人恶心;独立在乱石缝隙,虽然倍感贫瘠,但总还是看到自由的意义。后者也许是地下诗歌的一大历史价值,更是我写作与学术研究的底线原则。由于底线原则,我不在乎“组织”、国家、时代如何愧对我一个独立的人,我坚信会有一部由前孔时代文明基因生成的全新历史。那样的历史不会愧对我,我也不会愧对它。所以,在我以唯美意识来写作的现代诗里面,“批判之美”是九美之一。

 

兹以“批判之美”中的《蛆虫哲学》来结束本文:

 

若不是以粪便为食,

 

通体洁白会让人联想到玉光。

 

如不是有可恶的名字,

 

人们一定以为它皮囊内全是脑浆。

 

 

 

蛆虫,离开粪便难以存活的族裔,

 

从最肮脏处开始飞翔。

 

洁白不再,黑暗流窜,

 

炫耀猖狂。

 

 

 

时间在何处开始,

 

又将人们带到何方?

 

时间在何处终结,

 

无耻是否得以安葬?

 

 

 

蛆虫编织神话,

 

神话为自由许下死亡。

 

最高音,最强光,

 

思想强暴之后是大饥荒!

 

 

 

蛆虫若有良知,

 

也该在地狱徜徉。

 

时间若有感慨,

 

会因被盗用而悲伤。

 

 

 

时间在终结处慢慢爬行,

 

还没有像蛆虫那样。

 

蛆虫厌倦了飞翔,

 

又一次在粪便中为人类捏造宇宙理想。

 

 

 

       

 

图说:蔡楚诗集与丁朗父诗集中间是我的诗稿,正在校对,打算下半年在香港自费出版。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古运河畔,绵逸书房。

 

 

 

 

 

关键字: 綦彦臣 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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