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14/2017              

思文:中国商人在民主转型中的路向抉择

作者: 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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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只有钱而缺失社会责任的中国商人(网络图片)


 

中国成功商人的未来无非是三种:一是继续与权贵共谋,继续进行死亡游戏,如郭文贵和肖建华般;二是洗脚上岸,转移财富,在海外享受富豪人生;三是着眼于未来,情怀不灭,为实现中国变革贡献财力和心力。

 

这三种人,第一种人的命运无疑是最悲惨的。虽然其中的佼佼者能成为权贵们手中的超级白手套,一时能呼风唤雨,但最终难逃权力的诅咒。大陆极权专制的语境与诡谲险恶的政商环境编织成了一张张大网,游弋于其中的商人随时有被俘获的风险。香港四季酒店的许多住客就是明证,即使狡诈多智如肖建国者,也难逃被失踪的命运。依附权贵曾建立商业王国的大连万达老板徐明,不明不白暴死于狱中。曾经呼啸于京城的盘古大厦庄主郭文贵,被迫流亡美国,家人和员工却深陷牢狱,远在美国的他,近来开始拼命吆喝,声称要揭黑报仇。

 

第二种人算是懂得进退的聪明人,然而自身的原罪未尝也不多,真正能在异国安度人生,轻松度日者又有几人?

 

唯有第三种人才称得上是有关怀和智慧的大商人。而这样的大商人却凤毛麟角。他们一旦显山露水,就遭遇迫害和打压。几年前,郑州的企业家曹天宣布拿出一亿元资金竞选郑州市长,其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一度高涨,可很快遭到封杀和迫害,不得不东躲西藏。而在民间享有较高声誉的企业家王功权,由于长期支持、介入新公民运动而遭遇牢狱之灾。而广州的知名企业家信力建据说由于持续发表言论鼓吹政改、批判专制至今系狱。虽然他们相继遭到打压,但他们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声誉,甚至成为所在群体的精神符号,他们与第一种人的命运,不可同日而语。

 

商人被认为是懂得自利、擅长逐利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动物。利益有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利益也不仅仅只是金钱,还包括声誉、历史地位,对于大陆成功的商人而言,他们的成功只是金钱的成功,与金钱的成功相伴随的却是商人群体整体的声誉不佳、社会责任感的匮乏、道德形象的不堪,造成这些负面形象的当然不是商人追逐利益的结果,追逐利益是商人的本性,无可厚非,而是成功商人们在积累财富过程中与狼共舞的权钱交易中积累的罪恶。这些造成了对中国社会生态极大的损害。如果说成功商人都实现了近期利益的话,那远期利益是什么?有智慧的商人应该看到:应该是能在历史上留下点正面的东西,能为社会的公共利益赋予正面的推动,简而言之,为中国未来的变革贡献自己的力量。唯有这样的抱负和担当,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商人。

 

最近听到一位成功的律所老板的话让人颇为感慨。他坦陈自己以前干了不少坏事,积累了一些财富,如今年事已高,身体日差,想做点好事,为实现民主自由做些事情。他过去做的所谓坏事,其实也不过是利用体制的漏洞和权力勾结,实现了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坏事,大陆的成功商人少有人没有干过。这个世界,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商人们在追求财富时不得不做的那些“坏事”,常常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坏事做得越多的人,恐惧感其实也越深,大陆商人群体对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在当下体制高调反腐的情势下,他们的恐惧指数一路高企,破产跑路,流亡自杀者比比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成功商人们想安卧高榻,颐养天年,岂可得乎?

 

评论家李宁在《中国式权贵注定将通往死亡之路》说道:“中国前现代企业家群体越如此沉默,越不去反抗,越讚扬恶性制度,人们越怀疑这样的人不过是苍蝇鼠疫,不管是主动投诚,还是被迫勾结,最终成为更为严重的病态社会制造者。”在健全的社会结构中,商人群体应该是社会的真正精英,他们遵循商业伦理,依靠创新和智慧,不断引领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进步,参与社会的改造与建设。而不是如大多数大陆的成功商人们那样,成为“严重的病态社会制造者”,成为腐蚀社会健康生态的祸首。

 

从代际关系看,1980年代崛起的商人群体和邓小平南巡后发达的商人群体,已经潮起潮落,相继老去,他们大多数并不具有现代企业家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关怀,鲜有人参与到社会进步的改造中,民间对这个群体曾有“一个王功权半个任志强”的说法。而借助互联网和知识经济获得财富的21世纪商人群体会更值得关注,一些70后、80后的商人们已陆续登上历史的舞台,在未来中国的变革过程中,这个商人群体肯定会扮演一定的角色。

 

曾是成功商人的70后刘远东就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个,和被动卷入社会运动的抗争者不一样的是,他参与抗争时就具有清晰的思想自觉和理性考量,他在被捕入狱后并未放弃初衷,他曾说:“我是很专业的研究了经济学,读国外的一些文献,研究其中的一些数学、经济模型,当然也包括博弈论。因为专业研究了经济学,那就非常明白独裁专政经济肯定是走不下去的。我们社会的不公、腐败,大家有目共睹,不必细数。单从社会优化、进步角度讲,民主当然从来都是最不坏的选择。而专制显然是最坏的选择。最优的我不知是什么,但要从根本上改变最不好的。民主体制是社会大众一个相对经济的优选。这就是我为什么投身民主行动中来的原因,以及研究结束专制、促成民主的方法的动机。”

 

中国商人最具有战略眼光的应该是有世界眼光和历史抱负的人,能够在当前的黑暗中看到未来的影子,能够在现实的曲折中预见历史的展开,否则,即使他有亿万资本,也只能是拥有许多资本数字的成功奴隶,于未来和历史而言,依然是个nothing。显然,真正拥有未来,是那些像刘远东有未来眼光和行动能力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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