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16/2017              

一平:富国强兵必须改革专制政体吗?——我看中国洋务运动(之二、上)

作者: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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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网络图片)

 


1

 

近代学者批判洋务运动的另一处,即洋务运动不对专制政体进行改革。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始,中国是否需要进行立宪改革?再,如果仅仅是为了实行工业化,富国强兵,是否就一定需要改革专制政体?专制体制是否就不能是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呢?

 

政体是否改革取决于国家、社会是否已发生变化,有内在驱动力,有改革政体之需要;同时也取决于是否有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挑战固有的权力集团。

 

中国作为自然农耕文明,至秦奠立了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政体,其后的两千多年大致未变,经过历朝历代的历练,到十九世纪中叶,这套体制已发展到了极限,以没有更多的改变空间和可能。其是完整的国家政治体制,是自然农耕文明最高最完善的国家形态。如果没有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其将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转下。

 

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突然闯入,给中国带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冲击。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发生之始,中国依然是传统自然农耕文明,内部并未有结构性的变化,也没有新生利益集团与政治力量挑战当时的中央政权,要求重新分配国家权力,改革政体。

 

(中国潜在挑战皇权的是汉族精英集团,而且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因为满族掌握皇权,汉族精英相对受到压制,而汉族精英集团的兴起则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最终,满清则被汉族精英集团接管。这是后话。)

 

英国革命发生于贵族及新兴资产阶级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背景是工商业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由于地方藩阀势力挑战中央政权德川幕府,拥天皇,结束封建制,建立统一的现代之国家。

 

中国没有分封贵族,届时也未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吏均是皇帝的雇员,因此没有新的政治力量可以挑战皇权。再,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或说目的之一就是结束封建制,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此统一的国家模式,中国在秦便大致完成了,因此当时中国也没有统一国家的需要。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自此,中国先贤们即意识到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危机,必须学习西方。如林则徐就主张對於西方的科技、贸易則持开放态度,“學其優而用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并身体力行,购置大炮,仿造快船,搜集翻译有关西方“坚船利炮”图纸资料,设想建立现代海军;组织人翻译西方的报刊书籍,如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四洲志》、《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等。

 

魏源言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而东乎!他为西方国家辩解“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他期望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在《四洲志》的基础上,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百卷(先五十卷,后增补为六十卷,再后扩充为一百卷),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法律、宗教、文化等概况。

 

广义而言,中国的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前后便开始了。但是早期洋务运动没有提出变革国家政体的要求,因为当时国家仅是面临外敌坚船利炮的攻击,并失败;因此洋务运动开始于抵御外敌——保国保族,“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就中国内部,则无政体改革的要求,也没有新兴的工商阶级及代表他们的政治力量。

 

晚清,变法的要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一般认为是在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变法的要求摆到了桌面上,成为国家政治的重心,代表事件即“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200位应试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署《马关条约》,要求国家实行变法。三年后发生戊戌变法。此时,离林则徐倡导“師夷長技以制夷”已逾半个世纪。而这一期间,正是洋务运动的勃勃发展时期。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工商阶级由而兴起,特别造就一批“新人”,积极进取,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有新的视野和思想——即现代文明的视野和思想,比如郭嵩焘、严复等。他们代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趋向,也是新兴的政治力量,由此洋务运动到晚期便改革政体,提出立宪的要求。特别要提示的,这主要是汉族精英的崛起,背后隐含着对满族统治的挑战。

 

再,太平天国运动后,满族统治集团实际已经丧失统治的国家能力,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兴起,尽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效忠满清,但是新兴的汉族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最终将会颠覆满族统治集团,结束满清,接管中国。以上两种力量的汇合,形成了中国新的政治势力,而提出改革、立宪的要求。本质上,所谓“立宪”是新的政治力量向届时满族统治集团挑战,要求政治权力。这才是“公车上书”事件的核心问题。就《公车上书》的内容,毫无新意,其所提出的全部改革要求都是清朝廷在做或准备做的,并且慈禧支持这些改革。“公车上书”事件标志新兴的汉族精英集团已汇成挑战满族统治集团的政治力量。这也就是后来“维新党”何以要发动政变,欲废掉慈禧的内在原因。这是新旧集团、汉满集团的权力之争;非变法之争。

 

“立宪”的核心乃在重新分配国家权力——限制王权,保障民权,非在工业化、富国强兵。如果仅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富国强兵,强化中央集权远比立宪更有效率。日本明治维新非成功于立宪,而成功于强化中央集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人们一向认为洋务运动之失败——以甲午之战为代表,中国之不能如同日本富国强兵,是因为满清不进行政体改革,不立宪,这是对中国洋务运动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双重误解。晚清是否立宪与中国能否富国强兵关系不大;晚清立宪之争乃是满汉、新旧政治势力对国家政权之争,这才是实质。

 

2

 

人们一般认为,促使经济发展一定要自由经济,以市场为根据,以个人利益为动力。是否真是如此?大一统专制国体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呢?从自由主义观念看是这样。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需是自由的,必需解脱国家权力的干涉。但这仅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并非是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史的全部事实。于人类近代历史上,仅就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富国强兵而言,一些国家恰恰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依靠强化中央集权,实行国家主义,而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缩短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时间,成为世界强国;可以说其远比自由经济更有效。

 

人们都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兴起,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就世界而言,资本的扩张,带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反,它是集权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现代极权国家即是其最高体现。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创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理论体系:自由经济——私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对自由经济的强调,主要是基于当时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很发达,多受国家权力及制度的限制;而且国际上各国壁垒,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他反对政府干涉经济,主张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让市场自然调节经济;主张国家不分贫富,打破障碍,自由贸易。就此,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积极而有益的。

 

但是,就亚当、斯密的理论本身而论,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现实中不能全然实行。人类社会的结成,一方面基于自然人性,另一方面又需要有对自然人性的制约,相辅相成。人类经济活动亦然,既需要有自由,又需要有国家力量的介入,二者互补,以至平衡。

 

自由经济无序,任其自然,会导致两个结果:

 

1、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崩溃。自由经济是个矛盾不断积蓄的过程,当冲突积蓄到一定程度,便会导致灾难性崩溃;在这种时候,唯有国家力量的介入,方能挽救危机。

 

2、垄断。自由竞争,意味“弱肉强食”,没有国家强制性限制,自由经济如果不崩溃,就将走向垄断;垄断即经济专制,自由经济完结。因此发达国家有反垄断法,这是国家对自由经济的限制。

 

自由经济是神话,目的是资本扩张;资本扩张,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本肆意而盲目地扩张,将威胁国家、社会、民生的安全。自由经济是好的,但不能是无限制的,而必须有所限制。

 

至今,针对国家权力的扩张,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论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脱离实际背景,而将自由经济论,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它就是片面的乌托邦化的。完全的自由经济在任何国家时代均无实行之可能。比如当今诸发达的自由经济国家,多对本国农业采取补贴政策,非此其农业就将破产。再,各发达的自由国家均有最低工薪标准,以保护劳工权益,避免社会分裂,引发革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即是放任自由经济的结果,罗斯福最终是以国家主义政策挽救了美国。2008年,美国爆发的经融危机,根于里根的自由经济政策,放松了对金融界的监管;奥巴马强行以国家力量介入,用国民的税金挽救了华尔街,从而避免了美国社会的崩溃。近年来,欧洲、美国纷纷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化的自由经济,导致欧洲、美国制造业衰落,国民失业率不断增长,于是其不得不以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实行贸易保护。自由经济是有限的,不可能没有国家的介入。

 

先发工业国家与后发工业国家所走的路径是不同的。先发工业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在旧体制内兴起,障碍其发展的是本国的王权、贵族及封建体制。为其利益——工商业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起而挑战王权、贵族及其体制,以争取自身权力,由而制约或剥夺王权,限制或废除贵族等级制度,即资产阶级革命——立宪、共和、自由、民权;非此,新兴资产阶级无以保护自身,及发展工商业。

 

在世界范畴,由于先发国家在科技、生产、资本、商业、文化、教育均占优势——这种优势是在自身长时间发展中逐步积蓄起来的,那么在自由经济的竞争中自然所向披靡,因此其竭力推崇自由经济,要求各国敞开国门,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创业。

 

但对于后发国家,由于落后,在以上各方面均处于劣势,无法与先发国家自由竞争,如果遵循自由经济原则:自由经济——私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它们就别想翻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写道,“英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支持着一项计划,准备将它的工业品向欧洲大陆倾销,使之泛滥于大陆市场,以便窒息大陆工业于其初生之时。”“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先生(后来是布鲁阿姆勋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这位勋爵是有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十年以后又有一位国会议员休谟先生,他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上的声名也不亚于这位勋爵,他的意见与这位勋爵如出一口,而且在措辞上都几乎是相同的,他说‘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为此,落后只能集中国家的力量,突击性实现工业化,也就是走国家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国家基础工业的建设,比如开矿、建钢铁厂、修铁路、造船等,民间既没有这份资金,也没有人才、技术和管理能力,这就需要政府集中国家力量去做,如募集资金——向它国借贷、引进先进国家技术、培养人才等等。洋务运动之所以由官办兴起,原因即在于此,可谓非国家无以成就。

 

甲午后,中国民间兴起建铁路的热潮,提出“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的口号,结果闹出1911年的“四川保路”事件。此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民间本无筑路之能力,强而行之,结果私营川汉铁路总公司巨额亏损,面临破产,此时政府将之收归国有,而该公司借此敲诈政府,让政府补偿自己投机股票及修路的亏损,遭政府拒绝。于是演为“保路运动”,此事件促就了革命,导致清朝完结。

 

世界领域,在先进国家强劲经济的冲击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启动只能依靠国家,由国家兴起,带动、扶植民间工业,乃至对外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维护本国工商业。如果是开明国家,那么随着本国工商业的逐步壮大,而逐步放宽政策,开放市场,实行自由经济。其工商业越强大,便越要求自由经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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