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5/26/2017              

蔡楚:祭母文

作者: 蔡楚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唐·孟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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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邱淑珮和两岁的我)

 

今年是我母亲遇难五十周年,我特录制了自己唱的一首阿根廷民歌《小小的礼品》献给她,愿慈爱的母亲在天国能听到我的歌声(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80026)。

 

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我反复唱母亲当年教我的歌,以祭奠母亲。母亲是我热爱音乐的启蒙老师,她不仅教我唱儿歌,还教我唱英文歌和古诗词歌。如《Let Us Together》(让我们在一起)和柳永词《雨霖铃·寒蝉凄切》。稍长,我常听母亲唱《夜半歌声》和她改词的《松花江上》,那哀婉的歌声,始终萦绕在我四周,伴我在漂泊的岁月里坚韧前行。

 

母亲邱淑珮(19171967),在大饥荒中曾说“这个社会怨声载道”和“翻身翻到床底下”,文革中,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检举揭发,要求派出所开批斗大会,得到派出所所长董天滂支持。母亲闻讯,为维护自身的尊严,遂投井自杀。

 

一、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23岁考中举人,参与清末四川保路运动,曾任民国时期成都市历史上首位市长黄隐的文化顾问、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师。当时,外祖父先后在八所学校任教,是四川省著名书法家和教育家。

 

据母亲说,成都少城公园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路轨那一面,是他人出资,由我外祖父代人书写的。同时,少城公园中同乐桥上的“同乐桥”三字,也是外祖父替市长黄隐题写的。当时,成都昭觉寺、春熙路等处都有外祖父的墨迹。

 

母亲小时候常与五姨妈一起给外祖父研墨。因为当时没有墨汁供应,而外祖父常用擦桌布蘸墨汁写很大的字,所以,需要很多墨汁。文革初期破四旧,红卫兵用抄家的物品,在成都树德中学举办所谓四旧物品展览,让各单位组织职工去受教育,五姨妈看到一把折扇上是外祖父的手迹,吓得不敢吭声,后来,才悄悄告诉我们。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于祖宗,于19509月吊死在上汪家拐街的家中。外祖父一生吃斋唸佛,并不能得到平安。他去世后,房屋也被变相没收。母亲继承了外祖父的秉性,父女俩都在无休止的运动中,选择了死亡。但那时,却被共产党惨无人道地定性为:“畏罪自杀” 、“自绝于人民”,子女常被“革命”群众或无知孩童谩骂。我小妹回忆母亲自杀时说:“我整个背上全是“别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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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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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墨迹)

 

二、母亲三岁时患伤寒

 

母亲三岁时患肠伤寒,高烧不退,头痛不止,多次昏迷。家人以为她已死,把她放在堂屋的木板上,准备装进棺材抬去埋了。谁知,抬夫正在堂屋吃夹肉锅盔,母亲突然坐起来,抓锅盔吃。

 

外祖父的一位学生闻讯,自愿替母亲治病。他除了用中药外,还采用物理降温法,每晚把母亲放在露天的天井里降温。由于伤寒是肠道传染病,他吩咐外祖母,只能给母亲喂米汤,要限食,不能吃干饭。外祖母爱女心切,没有遵守医嘱,母亲的病出现反复,持续高烧引起脑损伤。九死一生后,母亲留下后遗症——抑郁症,常常失眠,闷闷不乐,时好时坏。

 

外祖母邱魏氏,新都县贫寒农家出身,从小父母双亡,14岁时经人介绍到邱家做丫鬟,两年后被外祖父纳为小妾,希望外祖母能生育儿子,将来养儿防老。可惜,外祖母也只生了三个女儿,外祖父只好过继一个外孙,改姓为邱。

 

三、母亲品学兼优

 

母亲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毕业于成都树德中学。树德中学原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于1929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创办的树德学校。以“忠、勇、勤”为校箴,以“树德树人 卓育英才”为校训,以“树德树人”为办学宗旨并因此而得名。20世纪3040年代,树德中学已成为全国最好的6所私立学校之一,时称“北有南开,西有树德”。

 

在校时母亲品学兼优,不仅成绩数一数二,还连续三年担任高中女班班长。母亲曾作为十二个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一个旅行参观团。参观团由孙震出资,到全国有名的中学参观访问,还到昆明苏杭等地旅游。

 

母亲谈起在树德中学的日子,常常津津乐道。家中原珍藏着一张西湖织锦,两张手绢大,还有许多旅游景点的照片,便是母亲那次旅游带回的纪念品,我家从外南车巷子四十号,搬家到小淖坝,再到文庙前街、临江西路、中南大街,又回到临江西路,母亲来来回回搬迁都舍不得扔掉。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早就知道了“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和“南屏晚钟”等胜景,引起我选择漂泊世界的兴趣。

 

母亲与姑母蔡启琳在树德中学初中时同班。一张母亲(左)和姑母的旗袍照,照片泛黄,有些破损,但背面题字清晰可见:“这样的留着纪念,那不过是一些暂时的安慰!伟大的事业才可表现我们此后的精神啊!珮1936,血的五月”。那时母亲年方十九,已是一个热血青年。直到我十岁左右,母亲还教我唱《五月的鲜花》和《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这“血的五月”使母亲终身难忘。

 

四、母亲是新文化运动后的职业女性

 

从树德中学毕业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母亲经考试进入成都的邮电部门工作。由于母亲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能双手同时打算盘,而且写一手秀美的赵体行草毛笔字和板书,经常独自编写邮局有插图的黑板报,所以,母亲很快成为邮局的业务骨干,被调到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工作。到五十年代初期,母亲已担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电信科主办科员。

 

母亲当年已是职业女性,无论经济或精神都取得了独立。从照片看,母亲当年容貌端庄。一头油亮的卷发,皓齿蛾眉,身穿半高开叉的窄窄旗袍,脚蹬一双高跟鞋,使她显得优雅淑静。

 

母亲的婚姻也是自由恋爱,她在同学蔡启琳家中认识了我父亲蔡启渊。由于我祖父是一位织丝绸的小手工业者,家有四个子女,家境贫寒,而当时社会环境,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担心外祖父不同意,遂用毛笔给外祖父写去求婚信。哪知外祖父惜才,看信后十分赞赏父亲的一手好字和国学功底,慨然允婚,并送楷隶篆草四幅屏以贺,成就了这段姻缘。

 

婚后,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母亲的薪金收入。据我幺爸(小叔)生前说,父亲当年在武汉军校任教,每月薪金90个银元,要拿出50个银元去赡养他的父母和补贴弟妹。1947年底父亲从成都军校退伍,到1952年才被山西省招聘他去教书。这期间,是母亲从经济上支撑着家庭。因此,我家不仅没有房产,靠租房居住,而且,我从未见过父母戴手表,也没有自行车。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主要承担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我两岁多就开始描红、临摹字帖。因年幼无知,常不能达到父母的要求,母亲从不责备我,而父亲却用鸡毛掸子教训我。母亲除了教我们唱歌外,还教我们猜谜语,教女儿剪窗花做绢花。她打的字谜:“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中间,中间去两头。”,父亲打的字谜:“一片东来一片西,残花落在残书中”我至今不忘。外祖父送父亲的字画中,有一幅上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我少年时的座右铭,是我开悟的起点。

 

家中珍藏着许多民国时期的照片,其中,母亲与她的树德中学同学之间的互赠照,背面有些诗一般的留言,是我读初中时做作文的范本。记得一位谢惠筠娘娘的留言特别精彩,诸如 “天籁”、“聆听”、“窸窸窣窣”、“大自然的礼赞”、“粼粼的水波”等词汇和描写,都是那时学到的。还有,父亲着戎装,母亲披白婚纱,前面站着童男童女,两边分别站着伴郎和伴娘的照片,可惜在文革初期被大妹烧毁。当时,大妹被学校红五类红卫兵批斗,勒令她申请抄家,挖地三尺交出金银财宝和通敌的电台。大妹迫于压力,回家把大批照片和我的两本早期手抄诗集及读书笔记等一并烧毁。

 

五、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认真

 

三十年代末到1959年以前,母亲一直是职业女性,加上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因此养成善良、正直、认真而干练的职业习惯。母亲对子女,善言传身教。她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而且用行动来感染我们。

 

1953年,我小妹出生。1954年,我考上一师附小的高小,母亲为方便我上学,从临江西路11号,搬家到中南大街62号邮局宿舍。这时,她听说初中的同学魏冰如,因其夫1950年被镇压,带着三个子女逃亡到成都。由于生活无着,魏娘娘已被迫把小儿子抱养给他人。母亲遂收留了魏娘娘及两个子女。魏娘娘名为佣人,一家三口全吃住在我家。而魏娘娘做惯了富人的太太,做事漫不经心,一次,她跑到街对面去吹牛,把我几个月大的小妹放在街沿上一把瘸脚藤椅内,结果藤椅翻倒,小妹的额头磕在街沿口,划了很深一条长口,鲜血直流,到医院缝了数针,从此额头上留下伤疤。母亲一句话也没有责怪她,反而把她介绍到名中医张太无的诊所去写处方笺。走时,魏娘娘把我家厨房里存放的八件家具,全部借给她的亲戚,十年后都不归还。母亲从不追问,当我问起时,母亲还说:“算了,算了,她有困难。”

 

我从小就调皮捣蛋,不听父母和老师的管教。1956年读初一时,暑假时父亲回蓉探亲,由于父母上街上饭馆,只带了大妹和三弟去,我就大哭大闹。父亲返家后,叫我趴在长凳上,用鸡毛掸子打我的屁股。我不服,逃出家门,躲到新南门大桥桥洞的鱼嘴上睡了三天三夜。幸亏小伙伴给我送过一个锅盔。第四天早上,父亲才找到饿得半死的我。由于母亲管不了我,她与父亲商量,把我送到山西去读书,由父亲管教。

 

第二年秋,母亲给我买好到宝鸡的火车票,12岁的我背着背包,就孤身一人去了山西。那时宝成路还没有完全通车,途中走走停停,过了三天才到宝鸡。我在邮局给母亲寄了一张明信片,买好去西安的车票,到西安后在露天广场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买好去三门峡(陕县)的车票,到傍晚才渡过黄河到达平陆县城。不料,平陆二中不在县城内。我摸黑走了十多里山路,晚上9点左右才见到父亲。父亲很吃惊,问我走夜路是否害怕,我说一路唱歌、不害怕。父亲才告诉我,山区有野狼,会袭击人。我说只看见几只狗,我用电筒一照,狗就跑了。父亲第一次表扬我勇敢,说好在有电筒。

 

在平陆二中读了一年,给父亲闯了不少祸。一是挖野菜时,偷跑到黄河中去游泳,差点陷进黄河边的淤泥中,把校长和同学吓得半死,学校开大会批评我,我却不认错。二是吃不惯野菜和玉米馍,故常夸四川好,与同学争吵,把学校的秩序搅得大乱。因此,父亲决定把我转学回成都。在父亲身边,他教我读古诗词、下棋和打乒乓球。不久,我就能在下棋和打乒乓球时胜过父亲。我目睹学校反右时的大字报,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声不吭。

 

1958年暑假期间我转学回成都25中,但由于我在平陆二中的教材与成都25中的教材差别很大,尤其是语文课我学的是注音符号,没有学汉语拼音,因此,25中不承认我在山西的学历。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母亲问我是否愿意去量具刃具厂当学工,我说自己才13岁,不够当学工的年龄。还是干练的母亲有办法,她多次去成都市教育局联系,才达成让我从59级降到60级的妥协方案,回到25中。

 

1959年,母亲的抑郁症复发,父亲给母亲退职,从此,母亲就在家养病。一次,读大学路小学的大妹,被班主任张老师叫到办公室,要大妹把她的雌雄双鸡交我家代养,而且不给饲料。大妹回家问母亲可否,当时已是饥荒年间,善良的母亲却一口应承下来。不料,雄鸡凌晨打鸣,干扰了院邻和母亲的睡眠。两天后,母亲要大妹把双鸡退还给张老师。谁知,张老师不高兴地说:“我的母鸡每天生蛋,现在蛋在哪里?”还连续几天催问大妹。母亲闻讯说:“母鸡换地养会影响下蛋,算了,买两个蛋给张老师吧”。母亲就是这样息事宁人。

 

当时,临江路65号大院只有一个电表,所以,各家每月轮流收电费。那时,每家没有其它电器,就用电灯,于是,大院定下规矩,按每盏灯和灯泡的瓦数计电费。母亲每次收费,都很为难,原因是治保主任李瞎子家和其他一家,平时用60瓦~100瓦的灯泡,而收电费查看时却换成15瓦或25瓦的灯泡。结果,每家都要摊派这两家弄虚作假少交的电费。久之,母亲稍有不屑之意,与李瞎子产生矛盾。李瞎子即暗中搜集母亲的言论,文革中就跳出来检举母亲。

 

母亲生前常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和“龙游浅底遭虾戏”。我们当时不甚了了,现在才明白,母亲是不愿意苟活于乱世。我大妹回忆说:“当年被学校红五类红卫兵批斗,迫于压力回家问母亲是否留恋旧社会?母亲不吭声。”其实,母亲早就说过:“我家最好的日子,就是抗战胜利后两年。”母亲常唱《夜半歌声》,也是无奈中的婉转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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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左)和姑母的旗袍照)
 

 

六、母亲在饥荒年间撑起了我家

 

饥荒年间,我家已花完母亲的一千多元退职费。家中的经济来源,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3540元。那时, 粮食﹑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供应的。民众吃不饱,就到自由市场上买红薯、红罗卜充饥。而红罗卜当时卖一元一斤,为使儿女正常成长,母亲的抑郁症、高血压、二尖瓣闭锁不全等病症都被饥饿赶走,她放下面子,每天到清和茶楼下面或大学路小学校门口去摆地摊,卖包子、馒头和炒花生、烤红薯。记得我当时还协助母亲,在家用河沙炒过花生。

 

我小妹回忆说:“每次从学校门口悄悄溜出,看也不敢朝我母亲摆摊的方向张望一眼,低着头快快回家。我家重文轻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做小生意像做贼一样见不得人。她卖东西心肠软,开始成本都赚不回来。好景不长,一过了最饥荒的年头,小摊贩即被打击。”

 

去年在推特上,看到一幅城管殴打卖炒花生老妇的照片,不由得想起母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当时已体会到民间疾苦,想来,她在清和茶楼听到不少传闻,才得出“这个社会怨声载道”的结论。后来,为生活计,母亲剥过云母片,当过保姆,用她病弱的身体,支撑起我家。而我在师范学校时,母亲常克扣自己的定量,给我送饭。我失学后却一心想升学,有时还顶撞母亲,抱怨母亲生了我,却不能养我。现在想来,我后悔莫及,不能在母亲生前行孝,确实对不起生我养我教我的母亲。

 

七、母亲为维护自身的尊严而投井自杀

 

文革中,母亲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检举揭发,要求派出所开批斗大会,得到派出所所长董天滂支持。加上,我小弟在外流浪一年归来,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声呼叫:“65号的矮子回来了。”连呼几声,使母亲闻声悲切。母亲不愿意再苟活于乱世,为维护自身的尊严,遂投井自杀。据两个妹妹说,母亲从井中被捞起时,身体尚有余温。当五姨妈闻讯赶来时,母亲大睁的双眼,从眼角溢出了泪水;但这一次,母亲再不能起死回生。

 

我和父亲闻讯,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看母亲的骨灰。当我抚摸着母亲的骨灰坛时已泣不成声,而父亲却肃立在旁,默默无语。我当时不能体会“哀莫大于心死”的心境,也没有预感到父亲的危险处境。第二年525日,远在山西平陆县的父亲,就在批斗会上被贫协主席踢破下身致死,追随母亲而去。

 

据当时在母亲身旁的小妹回忆:“196778,天气闷热。知道母亲犯病,我和姐姐照看着她。但就是那天吃过午饭,母亲在睡午觉,我和姐姐脑袋一昏,也去躺一下。谁知朦胧中,一个声音在喊:‘谁家的小孩掉到井里去了?谁家的小孩掉到井里去了?’我两姊妹猛地醒来,一听,是隔壁陈刚在大喊。姐姐一看母亲没在家里,马上说:‘糟了,一定是我妈’。我不晓事,还存侥幸心理说:‘是小娃儿’。我俩连鞋也没穿直奔隔壁,低头朝井中一看,那个漂浮的背影,那个用口罩改制的白色背心,从此定格在脑海中。”

 

 710,天空低暗,燥湿闷热。14岁的我和身体单薄黄瘦的姐姐,跟着我五姨妈——母亲唯一的胞姐,朝成都琉璃场走去。琉璃场,火葬场的代称,还没有去过那地方。五姨妈做主买下一个白素的瓷坛交给我姐抱着,瓷坛将要装下我母亲的骨灰。然后在火化处等着看母亲最后一眼。喊名字了:邱淑珮的家属!我姨侄仨跙跙靠前,扶住铁栏杆。一阵轰轰声,母亲被从自动车道中推了出来,经过短短两米没有封闭的轨道,马上进焚化炉。远远望去,母亲肚子胀得老高,脸灰肿。前面有亲人去世的都高声喊叫,甚至去冲焚化炉,我仨静悄悄,只有五姨妈和姐姐的啜泣声,我大睁眼睛没有哭。”“昏昏沉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相信,我活生生的母亲,就再也见不到了啊。”

 

一年后,母亲的骨灰被我取回,长期放在家中的烂黑皮箱里。从此,母亲那大睁的双眼和从眼角溢出的泪水,就使我永志不忘。即使我再唱几十首歌祭奠母亲,也不能报答母恩。

 

201737初稿

201739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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