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6/2017              

杨光:港独与香港民主化

作者: 杨光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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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网络图片)

 


 

一、港独是内生的、自然的现象

 

关于港独的成因,有人说,港独是共产党造成的,因为北京“八三一决定”强推假普选客观上成为港独壮大的决定性因素。也有人说,特首梁振英是“港独之父”,因为梁振英屡屡拿港独议题说事,借此向北京邀功,而港人对梁政府不满,梁越反港独,反而越激发了港独思潮的“野蛮生长”。的确,在一部分港人中间,对梁振英的不满似已达到“凡是梁振英反对的,我们都要支持;凡是梁振英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的程度。还有一种“阴谋论”的解释,说“占中”运动之后民主运动之所以分流出港独运动,正是共产党的幕后操作所致,因为这样一来,中共政权借打击港独而否定香港真普选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

 

当然,以上这些说法都不是严肃认真的判断,更象是气话、风凉话。制造或激发港独诚然不是梁振英的故意,将潜伏的港独“引蛇出洞”也不可能是共产党的“阳谋”。

 

关于港独,恐怕我们必须承认,它既不是中共或梁振英,更不是美国、英国或西方的“阴谋”所人为造成,当然也不全是(并且主要不是)中共反对香港民主化的蛮横政策或梁振英政府执政不当的错误所意外触发,而是香港长期以来特殊的历史遭遇、政治地位和文化氛围在当前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在一个被祖国所遗弃、与祖国分离了一个多世纪的前殖民地,代复一代的香港人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之下生活,而所谓祖国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也经历了数次“天翻地覆”,由大清国、中华民国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既漫长又复杂的历史变化当中,一部分香港人的“爱国”立场发生了动摇,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发生了转变,应该说,这种变化并不需要什么“阴谋”也会在某些境况之下自然而然发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同样的历史遭遇、政治地位和文化氛围如果换在内地其他地方,比如说,如果当初大清国向英国割让和租借的不是香港而是上海或天津,“沪独”、“津独”一样可能发生,只怕比港独还要发生得更早些、发展得更快些。

 

一群自视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化、历史、制度、生活方式的人民,当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些个独特性是如此珍贵、如此重要,而又如此脆弱、如此亟待保护,以至于必须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将其与他者隔离开来,才能使其独特性得以继续维持的时候,独立的思潮便会自然而然产生。

 

二、港独错过了最佳历史时机

 

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独特困惑在于:回归之前,在英国人统治下,香港人欲认同英国而不得;回归之后,在中共统治之下,香港人不认同中国则不能。

 

某种意义上,港独的确生长得慢了些,发育得晚了些,错过了它最有利的历史时机。

 

毫无疑问,向英国政府要求独立比向中国政府要求独立要简单、容易得多,因为英国人、英国政府对于统独问题的观念历来比中国人、中国政府更宽容、更开放。当二战结束,全球非殖民化运动如火如荼、大英帝国分崩离析之际,港独却没有整装上路,搭上非殖民化的历史便车。

 

香港居民比绝大多数英国殖民地居民对英国更忠诚,但港人的忠诚并没有换来英国人的“国民认同”甚或“民族认同”:1962年的英国《联邦移民法》否决了香港居民自动居住英国的权利;1976年的“国籍法问题绿皮书”和1981年的《英国国籍法》将香港人在“英国公民”(有英国居留权)、“英国属土公民”(没有英国居留权但可自由出入英国的英联邦公民)、“英国海外公民”(没有英国居留权且不能自由出入英国)三个等级中划为最后一等。此际,若已被英国在法律上视为“外人”的香港人趁机向英国政府宣布独立,或以规模浩大的民众运动的方式寻求香港独立,应属天时地利人和。英国政府纵然不一定同意,但也决不至于强力镇压;而中国政府即便强烈反对,也碍于形格势禁,有力无处使,只能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反对意见。但港独依然寂寂然没有形成声势、形成气候。

 

直到香港人即将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完全中国人,直到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香港推动自治化、民主化的时候,不被认可为英国人而又不大愿意成为中国人的那一部分香港人方才如梦初醒。但到了这个时候,晚产的港独已然永久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最佳历史机遇和最大活动空间。

 

三、邓小平的“爱国”底线:State、Country与Nation

 

1984年,邓小平发表那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著名谈话并非心平气和,而是带着怒气的。代表港人民意的钟士元等人开口闭口“你们中国人”,让邓十分不爽且难以释怀。

 

邓小平针锋相对提出治港者必须“爱国爱港”:“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要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这显然是在指责钟先生等人自外于中华民族,没有“民族自豪感”。后来,邓又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相信奴隶主义”都可以(最好是做中共的“奴隶”吧?),听起来,邓小平对香港人的政治认同并无任何要求。邓的“爱国”底线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香港人——尤其是特别行政区体制内的香港治理团队的成员——可以不认同中共政权这个“State”,但应该认同中国这个“Country”,尤其必须认同中华民族这个“Nation”。邓小平说,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就“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

 

简言之,邓小平的意思是:当香港人面对北京时,可以说“你们共产党人”,但不可以说“你们中国人”。然而,问题正好出在这里,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和说“香港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其涵义其实不相涵盖。前者指向领土主权,自可以通过中英谈判全盘解决;后者指向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却没办法通过主权回归的进程而自动解决。

 

四、港独何以在回归之后发生

 

当然,从思想源流论,港独并非始自主权回归,更非始自“占中运动”,以前也有港独人士和港独言论,只是从来不成气候,几乎没有什么民意影响力,不值得人们重视,甚至不值得认真去反对。

 

为什么不是在殖民地时代而是在回到“祖国”之后,港独思潮才能迅速坐大?为什么不是中老年港人而是回归之后长大甚或回归之后才出生的年轻港人,反而成了港独的主力军?

 

有人说,这是港人因近三十年来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发展、香港相对优越地位逐渐失去所导致的“失落感”所致;也有人说,这是香港人在长期被外族统治的过程中形成的“殖民心态”、“洋奴哲学”——即固执地认为白种人高贵、香港人次之、中国人低贱,讲英语者高贵、讲粤语者次之、讲国话者低贱——的准种族主义心态被回归之后频繁发生的中港“两制”冲突及两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如内地游客、内地新移民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矛盾)所激发所导致;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年轻世代都是“天然独”所致。

 

以上这些因素不能说没有,但显然不足以说明港独何以在回归之后发生。为什么两地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所产生的港人“失落感”不是导致了“爱国”情绪的高涨,反而触发了港独思潮的蔓延?为什么“殖民心态”、“洋奴哲学”不是在被殖民时代,反而是在回归之后才造成了对“祖国”、“母族”的强烈逆反心理?至于说港台年轻世代都是“天然独”则纯属无稽之谈,澳门难道没有年轻世代吗?再者,哪个世代不都是从年轻世代慢慢变成中老年世代的呢?

 

毫无疑问,港独之所以在回归之后发生,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回归之后的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弊病多多,未达港人预期,至少以一部分港人的政治标准看来,“一国两制”根本不如殖民统治,“港人治港”远远比不上英人治港。说到底,港独的由隐而显、由小到大,说明了中共的对港政策和特区政府的政治架构与治理绩效是不得人心的、遭人厌弃的、完全失败的政策和治理。

 

五、港独何以在“占中”之后壮大

 

香港要求“真普选”的“占中运动”规模浩大且旷日持久,但是,当这场前所未有的街头民主运动结束,香港传统民主派(“泛民”)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反而有所削弱(“占中”之前,街头运动一向是泛民的主场,但“占中”之后,由于港独分流,泛民的集会动员能力大不如前),而新崛起的所谓“本土自决派”或港独派则突破瓶颈、渐成声势——他们似乎是“占中运动”政治遗产的唯一继承者。

 

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占中运动”的直接后果不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前进与深化,而是港独思潮由隐而显、由暗到明,从此公开化、表面化。随后,六位因“占中”而崭露头角的主张“本土”或港独的年轻候选人在立法会选举中高票当选,更表明港独不仅由大学到中小学、由校园到街头,更已登堂入室,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由街头走向了议会。

 

港独力量通过一场具体而单纯的要求“真普选”的群众性民主运动而获得了政治机遇和民意资源,其实,这不是偶然的。美国有一句政治谚语,“一切政治都是本土政治”,此处说的是民主政治(在集权主义的专制国家情形正好反过来,一切政治都是中央政治),恐怕我们必须再加上一句:民主化进程之中的政治,更是本土化的政治。

 

民主化与本土化有一种天然的关联。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出现“联省自治”运动,此即近代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本土化政治运动。还有一个颇为特别的现象,当时,若一省民意对中央政权出现了强烈不满,便可能会触发该省“独立”的风潮。不仅辛亥革命本身是以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方式所展开,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南北对峙也都以反叛省份宣布“独立”的方式而展开。而那个年代,正是中国民主化的第一个失败的高潮年代。上世纪末,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民主化亦促成了本土主义、族裔民族主义的野蛮爆发。而众所周知,中华民国台湾的政体民主化,与政治本土化亦是一体两面之事。

 

当然,本土化并不等于分裂主义或独立运动。温和的本土主义只是一种纵向分权主张或地方自治主义,而不是独立主义(顺便替毛泽东澄清一下“湖南独立”的史事,虽然毛十恶不赦,但当年毛所从事的“湖南独立”不过是“驱张运动”,即不承认中央政府所委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并非湖南独立建国之意。如前所述,这种动辄宣布某省“独立”的事情在当年的央地关系中乃是常事,在性质上既非“湖南民族主义”,更非“湘独”),但是,极端的本土主义则不仅有可能演变成真正的民族独立运动,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族群仇杀、种族清洗。在布隆迪、前南斯拉夫、前苏丹等地,都曾于民主化、本土化过程中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族群暴力屠杀事件。

 

在今日香港,本土与港独却颇难区分。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是所谓“自决”——不管是叫“民族自决”还是叫“民主自决”,而他们的理论论述其实都是民粹民族主义——不管是叫“香港民族论”还是叫“香港城邦论”,而所谓“香港民族”或“香港城邦”都是一厢情愿、说理粗糙的臆造之物(不过,按照本尼迪克特·盖尔纳“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定义,所有的民族其实都是基于政治目的的人为臆造)。

 

如前所述,民主化运动催生本土民族主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那么,作为民主运动的“占中运动”之演变为香港本土民族主义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被“真普选”动员起来的大众中有一部分人因民主化受挫而将目标诉求从“真普选”跳转到“香港自决”,也不算太突兀。

 

六、港独对香港民主化的困扰

 

港独由香港民主运动所壮大,但这不等于说,港独有利于香港民主化,更不等于说,港独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更大的程度上,港独有害于香港民主化。正如我们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所看到的那样,国族认同的混乱、民粹民族主义的流行、族群仇视与社会撕裂的常态化,往往是民主化的灾难,是民主进程难以克服的障碍,而绝非民主化的助力。

 

其一,当我们看到,众多港独人士包括两位年轻的港独议员不是借助于自由、平等、博爱、宽容、公正的普世价值,而是借助于“驱蝗”、“支那”、“refuck of china”等公然歧视、侮辱中国人的观念和词语来表达其政治立场的时候,不得不说,港独事实上已经成为香港民主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负资产。

 

其二,在香港,港独人士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自由与法治是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最珍贵的政治遗产,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之制远远优越于大陆之制的地方。但是,港独的存在与发展,港独所占有的言论、集会、结社空间在客观上也瓜分、摊薄了香港民主运动的政治支持资源。这是港独除了道义上,在资源上对香港民主化的另一种困扰。

 

其三,当中国大陆人民仍然沦陷于中共一党专制政权的暴力统治之下,香港民主运动天然的同盟军便是中国内地的民主运动。然而,一些港独人士以仇视内地游客、杯葛六四维园集会、自外于中华民族的言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内地向往自由民主的人们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七、港独的出路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港独,他说,“港独是没有出路的”。这表明,反港独已成中共政权对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应该说,即便中共和港府不拿港独当回事儿,任由港独人士自由挥洒,放任港独力量自行生长,恐怕,港独也很难有什么出路。

 

当然,香港人民有独立建国的权利,但是,他们确实完全没有独立建国的内外条件。当今世界,独立建国大概有三种方式:一是打赢一场独立战争,这是香港人不可能做到的;二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签署一项保证香港独立自主地位的国际条约(最好是通过一份联合国决议),这只有在发生一场世界大战而中国在战败之后被强行肢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小到几乎不可能;三是通过香港公民投票、或中国议会表决、或中港两地协议分家等和平方式实现香港独立,但鉴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之强烈,鉴于两地现行的政治法律制度完全没有象英国、加拿大、西班牙那样给和平独立留下任何现实的操作空间,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之前,这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退一万步言,即使有朝一日,中国、香港的法律允许香港进行独立公投,或者允许全国人大(或将来的中国民选国会)对香港独立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公投或表决的结果恐怕也不可能是香港独立。抛开中港两地密切的种族、文化、历史、经济联系不谈,只要摊开地图就能发现,港独与台独、藏独不可同日而语:与台独、藏独相比,港独其实连最起码的地理条件都不具备。明乎此,我认为,除非中共伤透了香港,否则,港独不可能成为香港的主流民意,换言之,“港独是没有出路的”。

 

201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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