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0/2017              

楚江雄:对杨继绳新作《天翻地覆》导论的商榷

作者: 楚江雄


201749tugai.jpg (650×433)

文革(网络图片)

 


 

据悉,杨继绳先生又一部力作《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于去年12月已经在香港上架,目前在大陆尚为禁书。本书的《导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作为单篇在内地网上早也流传。前不久,有朋友将这篇文章推荐给我看,我是非常认真地看了两遍。文章的确写得大气、缜密,不愧为新华社高级记者出身。这篇文章是从理论、道路、制度上来剖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从中找出这条极左路线产生的根源。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如果说,我若认可这篇文章的观点的话,我以前对毛发动文革的动机的分析就得重新梳理;我若坚持我的观点的话,那我与杨先生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差异。当然,如果杨先生的文章能够说服了我,我摈弃以前对毛的一些看法也未尝不可,向真理低头,并不丢人。经过几天的思考,我终于梳理清楚了。

 

因为这篇文章有很多朋友没有看,我将文章大致梗概叙述一下: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革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和刘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革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以上按照杨继绳先生的说法,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纯粹是一场权利之争,而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目标——中国向何处去。因为他认为“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也就是说: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了遵循那套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达到理想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虽说结果造成了一场灾难,然他的出发点并不坏,也就是说,动机虽好,效果不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

 

持有这种观点研究文革的一些理论工作者,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理论权威大有人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文革”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本书《晚年毛泽东》(1989年出版),是文革研究专集。作者有石仲泉、萧延中、王年一、李泽厚、朱学勤等。他们对毛发动文革之总体原因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的。只有少数几个作者与之有不同的看法,这其中有李锐和著名的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当时在那个《决议》的影响下,对毛泽东的功过已经定下了“三七开”的调子,有些理论工作者若将毛发动的文革定格在是一场“权利之争”势必会涉及到毛的个人“人格、道德、及操守”,为了维护其形象,只好避其真实性。将文革发动之动因套上理论、道路的光环,这必然违反了历史的客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区逐渐打开,对毛泽东的研究也深入起来,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比较还原了毛泽东的真实形像。下面我本着探讨的态度和杨继绳先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商榷。

 

一,首先要对毛泽东这个人作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

 

在中共去世的一些领导人的悼词上,总要套上几句:“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几顶帽子。尤其是对毛,还没有死就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帽子扣上了。现在想起来未免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可以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暂时还出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虽说没看几本马克思的书,但我知道,马克思是欧洲人,他是在资本主义国度里写出《资本论》的,谈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他写作的环境是已经达到的工业文明社会;他写作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就没有那样的上层建筑。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农业国,没有工业。哪来的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搞不起来,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袖?当时中国沿海城市虽也有一点产业工人,然而太薄弱,(农村失去土地的贫雇农还称不上是无产阶级)这一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如张国焘、李立三都经过城市暴动而失败了,最后还是被毛泽东看出:只有搞农民运动,农村包围城市才是唯一出路。所谓毛指出了中国革命方向,也就是如此。然而,要搞农民运动,必须具备农民领袖的气质才行。不仅了解农民,还必须谙熟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和农民起义那些套路,中共其他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在这方面都不行,而毛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他担当这个角色是再恰当不过了,无出其右。一是他本人就是农民出身,熟悉农民;二是他从小就喜欢看农民造反方面的书。所以在战争年代他是《水浒》不离手,革命胜利后是《红楼梦》不离床头。死之前还要搞“评水浒”、什么忠义堂、聚义厅,屏晁盖于108将之外等玩艺。

 

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毛与马克思没有关系。他一生到底看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谁也不知,只知道他死时床头放的都是封建主义的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曾国藩家书》《三国演义》《容斋随笔》等。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成功者是不多的,好多都是被富豪取而代之,然后就是绵延的世袭。比较明显的农民起义领袖就是朱元璋、李自成及洪秀全。而李自成、洪秀全只能算半成功者,朱元璋算成功了,毛是继朱元璋最后一个农民起义成功者,毛的很多行为和朱元璋相似。

 

杨继绳先生这篇文章最大的误区在哪里呢?就是没有给毛泽东作一个正确地定位。他太抬高了他。我现在不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如何高尚,因为毛不属于这个范畴。如果按这个标准来判断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其实中国早就有了,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包括晁盖)都可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当时也是打出的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再往更远处说,东汉时期的张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就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了一个农民政权,在社会制度上实行公有公享,各个基层组织设置“义舍”“义米义肉”吃饭不要钱。已经在搞“共产主义制度”了。所以,我们只能将毛定格在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一个封建帝王,正如他自己说他是“绿林大学”出身。我也想把他拔高一点,然则很可惜,他的种种作为让我无法拔高他。可以说,毛的革命路线就是沿着——农民起义(即农民运动)——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入住紫禁城(当皇帝)这条轨道。从他写的诗词也可窥见一般。他打出的那些理论都是为了达到夺取最高权力。历来的农民起义都知道要找个理论作指导,二千多年前的陈涉吴广起义亦有“大楚兴,陈胜王。”的理论;洪秀全起义也有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理论,一旦政权夺得,理论即抛之脑后。洪秀全夺取政权实行了他太平天国吗?毛泽东夺得政权后为人民谋了幸福吗?他们的理论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是夺取政权是为了去实现那套理论,也是说,理论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毛也曾说:凡是为了夺取一个政权,都要制造舆论准备,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这样。这一点,杨继绳恰恰说反了。为了政权,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这个政权,他们可以不顾大局,不顾民族利益。面对日本侵略者也要保存自己力量。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毛泽东这个人一生只为了一个“权”吗?我的回答:是。可能有人还会问:他要权又是为了什么呢?我的回答是:不为什么,权就是他的目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有了权就可振臂一呼,万民臣服,万寿无疆!历来的封建帝王皆是如此。就像他诗词写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在中共高层领导者中,林彪最知毛的内心世界的,他文革中说的四句名言: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丧权的危险;保权的重要。已经点到家了。

 

李锐曾说:从1949——1976这27年毛执政期间,我们可以看出毛是一个反复无常之人,他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算数。他“轻诺延安,寡信北京”。承袭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一旦与他的权力相矛盾时,他选择的总是后者。

 

二,把“文革”排除是一场权力斗争,是违背了历史的客观

 

我们把毛这个人“定位”搞准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就好比说,我们知道某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所做的事就不奇怪了。封建帝王没有别的大本事,就是把“权位”看得第一重要。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满清王朝,哪一个不是为了权位互相残杀?当然,封建帝王也想让自己的王土国富民安。我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君主傻到想把自己的臣民都杀光、让国家穷得民不聊生。因为社稷安定,他自身地位也得到巩固。这是个小儿科道理,没必要去讨论。如果把这也作为一个动机去讨论,历史上封建帝王没有一个坏蛋,全部是好人,包括殷纣王也不坏。问题是:这些君王一旦感到影响到他们的权位时,他就会不顾一切了。这个世界上为了权位而欺妄真理的人还少吗?

 

杨继绳这一段话我是不同意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这段话出自杨继绳之口我感到有点惊讶!毛将刘少奇这些人打倒果真象你说的那么容易吗?不错,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场博弈中,毛的确将彭搞倒了。但并非如杨先生所想象的“杀人如捻蚊”那么容易。大跃进的惨败已经让毛的脸面尽失,如果同意彭的意见话,庐山将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毛的威信将大幅度的下降。威信的下降必然影响到他的权力。他知道,若打倒彭德怀必遭到党内多数高级干部反对,包括朱德、张闻天、黄克诚这些重臣。他不得不将病怏多年的林彪请上了山,并拿出肖小徒辈之行色的痞气。“如果你们不同意打倒彭德怀,我就上井冈山,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相信红军会跟我走的。”甚至当面对彭说,“始作俑者,岂无后乎?我是无后的人了”。那意思说,我的儿子在朝鲜战场已经死了,是死在你那个司令部的。此话一出,彭已是哑口无言了。可以说,毛把他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流氓取胜,主要原因是流氓是不择手段的。接下来的事杨先生是最清楚的,那饿死的3700多万人绝大多数人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而庐山会议不将彭、张、周、黄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是绝对不会饿死那多人的;而毛又是明知道倒彭会造成的恶果,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试想,一个为了自己的权力,置几千万人民生命而不顾的人,他日后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你是《墓碑》的作者,你总不能说,这饿死的3700多万人也是毛为了追求他那条“崇高的理论”和“光明之路”而造成的吧?如果是这样,那3700多万死去的亡灵也该瞑目了,毕竟是被“出自一个善良之心”的人害死的。

 

如果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毛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之战的话,那么,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一场更趋激烈的权力之争,只不过一个是显性;一个是隐性的不同罢了。三面红旗的失败,加上刘上来后对那场灾难性局面收拾、恢复所付出的努力,使刘少奇的威望在党内日增。七千人大会上刘的讲话和一个边倒的局面更使毛感到权力的岌岌可危,他的下台已经是迟早之事。要不是林彪向他丢了个救生圈恐怕就会淹死。此时,他日夜想的就是怎样才不让大权旁落。于是,他将那套“理论”拿了出来。1962年,在北戴河经济工作会议上,毛突然冲了进去,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用这一套理论来与刘少奇对衡。此时,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成了他的杀手锏,就像他说的“列宁、斯大林是两把刀子。”理论在他眼里,其实是把刀子,刀子是工具,他是用来杀人的,杀人才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杨继绳先生恰恰说反了。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刚刚有点饭吃,哪来的阶级斗争?此时如果再说毛与刘之争是为了坚持走什么道路的话,已是苍白无力了。

 

从1962年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这几年,是中共权力斗争暗流滚滚的几年,此时的毛已经不是像杨继绳说的想把谁打倒就把谁打倒。他的威望和权力的含金量已大大降低。和延安时期已不能同日而语。他所依靠的唯一力量就是林彪。没有林彪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单凭个人的威望,他是不敢发动文革的。毛想把刘搞倒用1959年对彭的那套办法已经失灵了。如果说他想在一次会议上把刘少奇打倒,人心将会丧尽,就是中国老百姓也通不过。毛还没到傻到那种程度。为了打倒一个人让自己置于全国人民谴责中。然而“深感大权旁落”的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像杨继绳所说:“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大权真的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我提醒一下,“大权旁落”,是毛自己说的,并且毛还不光说这些:什么“身边睡着赫鲁晓夫啊、北京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啊”也是他说的。姚文元的文章《海瑞罢官》在北京发表不了也是事实。《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是他写的,称“两个司令部”更是他说的。

 

而杨先生本人也在文章中说:“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段话与杨前面所说不是自相矛盾吗?

从以上种种情况看,文革就是一场权力斗争。许多人认为,既然是权利斗争,为何发动红卫兵起来造反呢?可以说,红卫兵兴起,让毛大喜过望,特别是造反派起来,让他更可将权力斗争引向深入。因为毛要打倒的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人,而是要将他的网罗摧毁。摧毁了刘的网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权力才能得到巩固。那些“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复辟,”的理论都是为了夺权的需要,成为了夺权的舆论工具。

 

三,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的评价关系到对后代的影响

 

当前,许多年青人还不了解文革的真实内幕。不仅年青人,甚至好多参加过文革的人至今还搞不明白。如果内幕揭开,毛的形像将会在年青人心目中彻底颠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什么错误,错在哪里?没讲。如果象杨先生那样,将毛发动文革纳于一种“善”的动机,人们对其造成的恶果就不会那么重视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的确有恶人犯罪和好人犯罪之分,而法律在量刑方面也是要考虑到犯罪动机的。譬如说:有些很善良的妇女,被其丈夫虐待到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其杀死,法院一般不会判处死刑。甚至这些人还会博得社会的同情。而那些撕票杀人者,没有人不恨,因为他们的动机就是劫财。因此,我们不能不看动机。而毛这场对中国人民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文革,不仅发动者动机不纯,后果极坏,这就是恶人犯罪。人们还未将这个暴君推向历史的审判台时,你们这样一搞,那今后还清算什么?严格地说,这实际上是对暴君、专制独裁者仇恨的一种化解。杨先生想通过对文革的思考,让人们去从体制上找原因,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不通过对专制独裁者的批判,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个体制的不合法性;认识不到他的不合法性,人民受不到教育。如前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德国人民对纳粹战犯的追讨;国际法庭对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都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这些暴君、杀人狂的残忍,然后抵制他们那套理论,那条道路和那个体制。

 

杨继绳说:如果把文革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这话乍听起来的确姿态很高,然并不能说明问题。一个政治家的品质和操守不仅重要而且相当重要!要想把文革的发动与毛泽东的个人品德和操守分割开来那是不可能的。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不会为了个人的权利而置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顾的。当年华盛顿是完全可以连任美国总统的,然而,他考虑到这样将会影响到美国今后的民主宪政,最终选择了坚决退位,捍卫了宪法的尊严。在个人权力和大众利益出现矛盾时,作出何种选择,是足以看出其品德和操守的。如果毛泽东有华盛顿的品德,是不会发动文革的。不说华盛顿,连孙中山、蒋经国也比不上。中国古训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何要把修身放在第一,不修身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谈不上。毛是一个心胸狭窄、反复无常、嗜权如命的人。上世纪50年代初和梁漱溟那场之争已经完全失去了领袖风范。封建帝王、专制独裁者、暴君每一个行为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统治权力,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有什么“善心”。杨继绳说:“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看到这几句后,蓦然想到了周泉缨的“伟大试错论”。我可以说,毛执政二十七年来,没有一件事是从“善意”出发的。他既不是“善意恶果”更不是“善意善果,而是“恶意恶果”。我们只捡几个大的事来说:上世纪50年代初那场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用鲜血和生命把他抬到了紫禁城,然而分到的土地证还没捂热就被他夺走了。从此饥饿和贫穷一直伴随着中国农民。试问,他这样做是“善意”吗?他是为了学斯大林那套办法,便于统治农民。57年那场“反右”运动,将55万人打成右派,当中华民族最需要知识分子投入伟大的建设之际,在一个知识分子奇缺的国家,置民族的利益而不顾,仅仅为了那点权力,将这些知识精英打入地狱,你能说他是“善意”吗?或许有人问,1958年的大跃进,想让中国的钢铁和粮食增产,毛难道说不是善意吗?否。真实的情况是:斯大林死后,毛想把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接过来,而这个“老大“是不好当的,没有物质怎能支援世界革命?谁又会去跟你革命?所以毛搞了个“大跃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字“权”。所以,他发动的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四,一切所谓道路、理论、制度皆为一个目的——利益

 

我们说,道路、理论、制度都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它们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果将生产力作为“实”,那么“理论”就为虚。而“实”决定“虚”并非“虚”,决定“实”。至于“利益”,就要分是哪些人的利益了。是少数人的利益,还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公共利益,还是官僚集团利益?如果说你真的是为大多数的利益,你的道路、理论、制度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只为你那个集团谋利,人们就不会认可你那套理论。改革开放为何得到人民的拥护?因为改革开放人民还是得到了一些好处。譬如说:国人叫了多年的退休工资双轨制改革,到如今仍然不动声色,因为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为了利益,就要维护原来的那条规定。我们叫了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那么迟缓?恐怕也是与利益有关系。为什么毛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那么多苦难,严格地说是犯了滔天大罪,为何还拼命地去维护,甚至去参拜。恐怕也是“利益集团”为了一个“既得利益”。所以说,杨继绳说毛泽东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追求那条道路、那个理论、那个制度,我看不如换两个字——“利益”。把昨天一看,再看今天,就不觉得奇怪了。

 

2017年3月30日

 

关键字: 楚江雄 杨继绳 中共 文革
文章点击数: 1925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