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1/2017              

一真溅雪:圣女林昭超越那个时代的高度

作者: 一真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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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林昭(网络图片)

 


 

很长时间以来,笔者在网上、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许多人,甚至一些海内外的民主人士都把张志新、李九莲等与林昭并列为中国的圣女,最近又看到一位陈先生竟然撰文称“纪念林昭是抽大烟……”。我很怀疑这些人是否认真读过有关林昭、张志新的生平事跡、言论、思想、行动等方面的资料,否则怎么会得出如此与事实大相径庭的荒谬结论呢?

 

让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简单地回顾一下林昭、张志新的人生轨迹,和她们的思想、言论、行动在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实现普世价值理念的过程中的影响和地位。

 

首先谈一下林昭这位反抗毛泽东及其共产极权暴政的先驱,是她以她的鮮血、生命、超时代的远见卓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吹响了中国大陆追求民主自由、反抗共产极权暴政战斗的第一声最嘹亮的号角!

 

早在1957年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当林昭与她的男友甘粹分别时,甘粹曾劝她:不要硬碰,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林昭却回答道:“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这在那个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正在走向颠峰的时代,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啊!这是怎样让人震聋发聵的吼声啊!只有她才堪称现代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圣女。

 

历经两千多年残酷皇权统治;特别是“解放”后严酷的共产极政统治之后,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早已被扼殺殆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強权面前,在面对欺压、不公甚至是屠杀时,早已丧失了反抗的勇气,他们信奉的处世“真言”是“逆来顺受、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中国大陆至今仍远离民主宪政、仍远离普世价值标准,实在是信奉这种处世“真言”的“好汉”们太多的原故。

 

而林昭却早在1957年就用她那悦耳的吳侬软语轻轻地向她的恋人;同时也是向中共的专制体制发出了上述惊天地、泣鬼神的时代先声,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啊!这是何等的英勇无畏啊!林昭的伟大不仅在于她率先提出了她前述观点,她的伟大更在于她不只停留在口头上、思想上,而且她身体力行,使自己成为第一个主动揰击到中共共产极权“顽石”上的“雞蛋”。虽然由于像林昭那样的“雞蛋”还不夠多;不吃眼前亏的“好汉”们还不少,以致中国大陆的这块共产极权“顽石”至今仍未被击碎,但这丝毫也无损于林昭的伟大。

 

近年来随着主动撞击“顽石”的“雞蛋”的数量正以不可遏制的趋势迅速增加;不吃眼前亏的“好汉”们正越来越少,“顽石”的根基已经动摇;而且这“顽石”本身与生俱来的贪腐、内斗、集权、好大喜功、疯狂……也正在不可遏制地加速“顽石”自身的风化速度,正在使“顽石”自身变得松脆,我们离六十年前林昭企盼的彻底击碎“顽石”的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林昭1932年出生于苏州,其父彭国彦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深受西方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的影响,这从其毕业论文《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评述》中可以看出,后又留学英国。彭国彦一生崇尚美、英的民主宪政,为人清高、耿直、亷洁、严谨,有志改革中国社会弊端。在1928年国民政府县长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长,曾在吳县(现苏州)等县任过县长;其母许宪民从小便有兼济天下之志、敢作敢为、积极进取、热情豪爽。

 

林昭从小聪慧过人,又深受其父母的影响,尤其是她父母改革中国社会的志向、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她父亲民主宪政的思想都在林昭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十五岁时便已开始思考中国未来的命运。她1947年就读于景海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这里她又受到基督教平等、博爱、自由……等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註:1】。这些影响为林昭今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昭早年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也和许多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热血青年一样,也曾经被共产主义那虚幻的美好远景所诱惑、所吸引,“解放”前就参与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些话动,并曾一度入过党(林曾因此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后因与组织失联而未被承认。因受中共当局欺骗宣传和马恩列思毛共产极权教条灌输的影响,她对中共对毛译东也曾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也曾认为“解放”后的新社会无比的美好。

 

“解放”后她积极参加土改运动,而且表现很“左”,然而参加“土改”和在常州民报工作的经历,使她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和信心开始动摇。她的真诚、她的直率、她为追求“进步”而与家庭决裂、她主动投身土改运动和在常州民报工作时,为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迎合那个时代潮流,而作出的种种真诚的努力和作出的牺牲,換来的却是党组织的怀疑与打击、“同志”的误解与嫉忌。她曾写到:信任换来了欺骗,真正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而青云直上。这使她内心感到十分彷徨、痛苦。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她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以充实自己,同时又积极参与各种学生社团的活动,她在学校以她率直、坦诚、无私、执着、天真、热情、热心公益、超凡脱俗的品格,和她那罕见的文学才华深得同学们的喜爱。

 

1957年“反右运动”时,林昭因发言为右派学生们辩护而被划成右派。当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使她内心十分痛苦。由于坚信自已没有错,她是北大当年所划一千四百多名右派份子中唯一没有认过错、作过检讨的右派份子。其坚持真理、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气由此可见一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在此后几次坐牢,遭受种种常人难以承受、难以想像的酷刑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时,都从来没有向当局者低过头、认过错、作过检讨,他始终高昂着她那高贵而美丽的头,从容面对她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宁死不屈。这正是林昭在她那首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所表达的光辉精神的真实体现。

 

她被划成右派后曾服安眠药自杀,被搶救过来,被当局认为态度不好,又坚持不认错、不作检讨对抗反右运动,而给予劳动教养三年的处份。因身体不好,被同情她的新闻专业负责人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交由群众监督改造。

 

1960年初林昭因病情加重,经人大校长吳玉章批准,由其母许宪民领回上海家中养病。林昭回到社会,面对的现实是因疯狂的“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物资供应极度困难、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漫延、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其中主要是农民)因人为的饥饿而死亡。而会议上、报告上、报刊、广播上仍在吹嘘“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仍在欢呼、歌颂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英明、伟大”。

 

反右以来的严酷的现实、林昭的常识和良知喚醒了沉睡在林昭内心深处的社会责任感、民主宪政精神、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崇高理想以及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林昭是最早认清毛泽东和中共共产独裁暴政反人性、反文明本质的绝无仅有的先知先觉者之一。她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便敏锐地意识到:“看来,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了。悲剧,历史的悲剧……”。是她最早认清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她写到:“假如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是她最早把这个体制称之为“极权体制”並认清了它的本质:“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是她最早认清了毛泽东好大喜功、兇恶残暴、毫无人性的丑恶本质。她曾在血书中写到:“贵中央委员会主席(指毛泽东)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蟠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尽尧舜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他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林昭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先从思想上、理论上认清了毛泽东、中共及其在中国大陆所建立的帶浓厚封建集权色彩的共产极权暴政的反人性、反文明的丑恶本质,更在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她敢于不惜冒坐牢、迫害、杀头的风險采取行动进行反抗(这一点至今仍足以让绝大多数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汗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普世价值(只是那时尚未流行这一词语)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1960年还在家养病的林昭便联络兰州大学(张春元、顾雁、徐诚等)和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創办《星火》期刊,宣传自己的思想、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途经、揭露毛泽东和中共对中国民众所犯罪行,在《星火》第一期上刊登了林昭的长诗《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不久因有人告密,参与编辑《星火》期刊的人员先后被当局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捕【註:2】 。林昭也因此于1960年10月被当局逮捕,羁押于上海静安寺看守所,与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关押在一起,她们彼此关爱、互相鼓励,更坚定了林昭的基督教信仰,她决心像耶稣基督那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洗净世间的罪恶、唤醒中国大陆民众心中被两千多年残酷的皇权统治和当代严酷的共产极权暴政所扼杀了的人性、人权和民主自由之精神。

 

林昭被当局不审、不判无理关押至1962年3月,因病重被当局通知她毌亲,让林昭保外就医,回家中养病。这年9月病体稍好的林昭便又联合刚从劳改农场释放回苏州的右派学生黄政、朱泓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并由林昭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与章程。其间林昭还与在上海的无国藉侨民阿诺联系,请他将她写的《我们是无罪的》和《给北大校陆平的信》带往海外发表。林昭在这一年半的保外就医期还写了近30万字的《獄中回忆录》【註:3】。

 

早在1962年林昭就认识到: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林昭不仅在那个时代就有这种超时代的远见卓识,而且敢于把这些讲出来进行宣扬,这在那个极左盛行的时代,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啊!当时也许还有不少先知先觉者也认识到这些,但敢于把这些说出来,并为实现这些主张而付诸行动的恐怕就只有林昭了。

 

这年十二月,林昭因组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和联系阿诺海外发表文章事,再次被当局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獄,在坐牢期间,林昭曾绝食抗议当局无理关押不放不判,她在《绝食书》中写到:“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1964年9月.獄方收缴了林昭的纸和笔,令其无法书写,此后林昭一直就用竹签、发卡、牙刷柄在水泥地上磨尖刺破自已的皮肉蘸取自己的鲜血在墙壁上、衬衣上、床单上书写文章、诗歌共二十余万字。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摄制者对此评论道:“就我们目前所知,剝夺了笔和纸的林昭在獄中用自已的鲜血和发夾,书写了二十余万字文稿、诗歌的血书,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于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笔者认为在这个“的”字后面还应加上“壮举”二字)。”林昭在狱中不停地写日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感想。因坚不认罪被当局判处二十年徒刑。林昭当时已意识到: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她在判决后的声明中写到: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而盗用着法律的名义非法判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骯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夠使我引为叛逆者无上光荣!……从另一方面看恰是林昭个人战斗生涯的上好见证!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的吾志清操大节正气!更证明你们的欺骗、引诱、迷惑、逼迫、折磨、侮辱、凌虐、催残、残害等一切鬼域伎俩,终于不得不在反抗者坚毅不屈贞烈无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彻底失败而完全破产!……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义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侫──歹徒、恶赖、窃国盜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主历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判刑后,面对当局的非法判决和种种常人难以承受的酷刑迫害林昭所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奋斗精神都足以垂范千古;足以让每一个良知尚存、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肃然起敬;足以让每一个良知尚存、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奉为人生的典范、社会的楷模。

 

林昭被判刑后始终拒绝与獄方合作、拒绝认错、悔过、不断用自己的鲜血书写文章、诗歌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极力反抗獄方对她的迫害、疟待,终致1968年4月29日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并于判决当天深夜将林昭秘密处决。

看一看林昭是怎样从容就义的吧!据林昭就义前与她关在同一监室的丁芸女士(也是林昭的中学同学)的獄中日记记载:“4月17日林昭被提审回到监室对她说:今天提审我的是一位地位相当高的人,他对我表示:只要你能够认罪,今后不在狱中写反动的诗词,有悔过的表现,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对你从轻发落,我们可惜你还年轻,有一些才气,这是给予你最后的一次宽大机会。”这是当局给林昭最后的生的机会,然而被林昭以轻薎的冷笑断然拒绝,她怎么会在极权暴政面前为了求生而低下她那高贵而美丽的头!她怎么会在极权暴政面前为了求生而放弃自己崇高的信仰!

 

4月29日上午林眧被判处死刑,当日“深夜,由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士兵,在一名狱吏的带领下,掀开了我们的牢门,狱吏大声吆喝道:“303号(林昭的囚号),快出来过堂!”显然,当夜就要将林昭秘密处决了。此时,全监房的女囚都从睡梦中惊醒,情景显得非常紧张,女犯们都在呆呆地望着林昭,可是,林昭却出奇地镇静,她从容不迫地穿上了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一件红色呢制的新外套,尔后,从口袋里拿出了 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自己的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顿时,显现出她那俊秀、妩媚、婀娜多姿的面容,本来嘛,她就是一位美丽的南国女性!她身材匀称,长着一副鹅蛋形的脸庞,面颊的两侧露出迷人的酒靥。旋后,林昭走出牢房,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 再见了!再见!!”林昭面对死亡表现出的从容不迫和视死如归的非凡气慨堪与历史上任何一位从容就义的英雄相媲美。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张志新,她生于1930年,参过军、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过、1955午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调往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1968年张志新在盘锦干校学习改造期间,因在基本肯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的前提之下,对毛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极左”做法表示了一些不同意见、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表示支持。张因此而被当局当成反革命予以抓捕。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在她的遗书中写道:“十几年辜负了党的培养!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
  

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为盘锦的美好未来欢呼!再次欢呼这个胜利的前途!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确不是能由我所决定的。革命能否容纳,党和人民决定。怎么定我怎么领。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志新   1975年1月5日晚

 

在一次审问中张志新是这祥回答审问者的。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张志新:“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罪还是示威?”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问:“怎么严重?”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从上面的介绍和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张志新不过是:一个共产极权体制内的异议者;一个中共党内所谓的“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一个完全没有摆脱马恩列斯毛共产极权思想和教条束缚的人;一个完全没有认清毛泽东和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的人;一个对中共及其共产极权体制表现出愚忠的共产党人;一个没有摆脱奴隸主义思想束缚的人(看到她在遗书中仍在高呼那个无端置她于死地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不由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皇帝无端处死臣子时,臣子还要称:谢主隆恩,并三呼万岁!的场景);一个在她的思想言论中完全没有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观念的虔诚的共产党人、一个面对死亡不敢坚持自已的观点的人,她在遗书中承认“以前千错万错,如果不能饶恕,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言”。她在审问者面前承认自己问题严重、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張志新不过是中国共产极权体制制造出的一个愚眛、愚忠、可怜的(之所以说她可怜,是因为她在她为之效忠的那个体制的监獄里,所遭受的种种骇人听闻的非人的迫害和侮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深深同情的,对她施暴的人和中共当局与对林昭施暴的人一样应遭谴责和追究)忠实奴才,而共产极权体制需要的正是这种奴才,尽管她对毛泽东和当时中共当局的某些做法表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尽管她在最后面对死亡时不敢坚持这些意见,但客观地说,她能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左的环境之下表示出这些意见,这在中共党内已属难能可贵)。而她所表示的这些异议又正好符合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执掌政权的中共当局的观点和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张志新平反后,就被中共当局当作烈士,供奉在沈阳的烈士陵园供人瞻仰、膜拜。中共辽宁省委还把她树为优秀共产党员,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向她学习。

 

而林昭死后的平反几经周折,加上偶然的机遇(林昭家属对林昭一案的申诉,偶然遇上了一位良知未泯的法官,他接触林昭的案卷材料后被林昭的精神所感动,冒險作出了为林昭平反不留尾巴的裁决)才得以平反。但由于林昭是中国大陆这个共产极权体制最早、最彻底的批判者和最早最坚定的、不仅有思想、有理论而且有行动的反抗者。以致时至今日林昭仍被中共当局视为洪水猛兽,严禁人们提及她、纪念她、宣传她。就连她在苏州灵岩山的墓地都被中共当局到处安装摄像头,常年派出公安、便衣环绕墓地隨时驱赶、抓捕前去纪念、凭吊林昭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

 

综上所述我们就能明确无误地知道:无论是在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对共产极权体制本质的认知方面;无论是在思想意识的先进性方面;无论是在面对死亡的威胁面前的表现方面;还是在个人的学识、品格方面张志新都是远远不能与林昭相比、远远不能与林昭相提并论的。他们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她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的高低与多少可以衡量的,她们之间的差异是要用多少个数量级才能衡量的。由此可知将張志新与林昭相提并论、把她们并列为中华民族的圣女是何等的荒谬!张志新顶多只能祘是一个共产极权机器制造出的大批没有头脑、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的价值标准的奴隷中的一个愚忠的“典范”。只有林昭才堪称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圣女。这就是为什么张志新被列为烈士和优秀共产党员,当局至今仍对其“光辉”事跡进行宣扬;而林昭至今仍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严禁人们纪念、宣传的最根本原因。许多民众包括许多民主人士不了解事实的真像、不了解张志新与林昭之间本质上的巨大差异,把张志新与林昭并列为中华民族的圣女,这不仅是对林昭的亵渎,也是对圣女这一称号的亵渎。

 

至于那位写文章称:“纪念林昭是抽大烟……”的陈先生,在他那篇文章中写道:“例如林昭,张志新,她们实在是披着羊皮的狼。看起来也是体制的受害者,可是那种受害者与民间受害者,阶级差距好大(看来陈先生不知不觉中便把自己头脑中残存的阶级和阶级斗爭的“光辉”思想流露出来了),一个是奴隶主的,一个是奴隶的;一个是吃猪搶食不利的母狼,一个是被吃的猪。我不知道奴隶和猪是怎么想会去纪念自已的敌人,虽然是吃自己失败的敌人,莫非是想当奴隶主的奴隶?想吃其他猪的猪?”

 

首先陈先生不顾林昭与张志新之间的巨大差异将她们并列为披着皮的狼(如果陈先生不知道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别而这样说,我们还可以把这视为陈先生毫无依据的胡言乱语;如果陈先生明明知道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么说,就难免引起人们怀疑他的动机与目的了)。

 

林昭不过一介右派学生,张志新虽为中共党员、并供职于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也不过一个普通干部而已。她们按照陈先生的阶级理论在当时的共产极权社会中,她们都远没有做狼和做奴隶主的资格,当然也就不应被陈先生划入狼和奴隶主那个阶级,陈先生封她们二人为“狼”实在有点令人莫明其妙。即使是张志新一,虽然愚昧、愚忠,从她个人的经历来看,都没有发现她做出过什么伤害过同事、亲友和无辜民众的事,这一点是至今仍值得人们(包括笔者在内)称道的,至于林昭从上面的介绍来看,她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陈先生把她们二人称作披着羊皮的狼、抢食猪不利的母狼、想当奴隶主的奴隶不知依据何在?这依据是否可拿出来昭告于天下?

 

陈先生在文章中写到:“从崇拜共产党到崇拜林昭张志新,就是吸食海洛英到吸食鸦片”。当局宣扬崇拜张志新把她当作麻醉民众反抗精神的精神鸦片,这一点陈先生讲得不错,但把林昭也当作麻醉民众的精神鸦片就显得太荒谬、太不符合实际了。林昭宣扬的是与共产极权思想和体制势不两立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宪政思想,她与共产极权体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和反抗,她是中国大陆争取人权、争取实现民主宪政、宣扬普世价值理念的先驱;她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道路上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她是喚醒沉睡中的中国大陆民众的连绵不绝的春雷。一个这样的人中共当局避之猶恐不及,怎么会把她当成麻醉民众反抗精神的精神鴉片呢?倘若林昭也是麻醉民众反抗精神的鸦片,那中共当局为什么会严禁民众纪念、凭吊、宣扬她的事跡和思想呢?

 

陈先生还在他的文章中写到:“林昭的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对后面的蛊惑力,真像罂粟。我看着全网络纪念林昭的样子,就想到清朝末年全国吸食鸦片抽大烟那种病态,专制之毒气漫布烟雾缭绕”。看到这些话,我不慬要问一问这位陈先生:你知道林昭的生平、思想和经历吗?假如你完全不知道林昭的生平、思想、经历就这么胡乱写出这些毫无依据的东西,我们尚可把这当作一个毒隐发作的大烟鬼想吸食鸦片而不得时,所发出的胡言乱语而不加理会;如果你真的了解林昭的生平、思想、经历而还要作如是说,那么,和前面我说的一样,人们就不得不怀疑你这样做的动机与目的了。

 

此外陈先生这段话后面这一句“以及对后面的蛊惑力”似乎有点文理不通,“后面”表示的是一种方位,方位怎么可以被蛊惑?如陈先生能将“面”字改为“人”字则文理便通顺了。顺便告诉陈先生一下,林昭对后人的影响那不叫蛊惑力,应该称之为感召力。

 

最后还想提醒陈先生: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凭一时冲动就轻易发表“高见”,以免贻笑大方,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不是可以隨意蛊惑的了。

 

2017年3月25日写于望春轩

 

【註:1】:有资料介绍林昭在教会学校读高中时就曾受过洗,但“解放”后为追求“进步”曾一度脱离教会。划为右派后又重归基督教。目睹“解放”后毛和中共当局的胡作非为给大陆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和在与中共当局的斗争中更坚定了她的基督教信仰。

 

【註:2】:1960年前后正当中国大陆民众遭受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之时,在甘肃武山一带农村改造思想的以张春元、顾雁为首兰大、北大右派学生与当地一些干部、农民,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共同抱负,为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他们主动联系上在苏州养病的林昭一起决定创办《星火》杂志以喚醒民众,并曾商讨成立组织以反抗中共当局的暴政,因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决定暂缓成立正式组织。不料因兰大右派同学告密事发,被当局列为全国当年(1960年)第四大反革命集团案件,所涉四十三人遭当局拘捕、判刑,为首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林昭也因此被捕入獄。

 

【註:3】:据陈伟斯在《应共冤魂语 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一文披露,林昭在这段保外就医期间写有三十万字的《獄中回忆录》,但此书至今未曾面世。但这已是十九年前的记载,现在不知是否已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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