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4/13/2017              

苏晓康:三十年人文大杀

作者: 苏晓康

刘宾雁三十年前说:这个屠杀政权两三个月就垮台——经验之谈;

林毓生十几年前说,这么坏的一个政权不垮台,我这么多年的书就白读了——学识之谈。

中国三十年统治模式,在经验和学识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知识可以解读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人们对中国的预测,误差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还在于三十年里预言“崩溃”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存活能力。“六四”后中共的所谓“独裁者学习曲线”,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而最根本的一条是,它成功地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然而中国又遍地是英雄、遍地是陈胜吴广、遍地是孙中山毛泽东,却形不成创造性的“反抗者学习曲线”。

三十年怎么总结?一方面这个体制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民间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有谁书写过这三十年的狂澜、污浊、惊悸、血泪?又有谁认真梳理过思潮风俗、世态百媚、幽史秽闻、精灵魍魉?

更有谁追问过它的肇始?三十年前发生过一场大屠杀,然后中国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接下来就是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见证了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

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是撇开所有制改革,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任凭公开瓜分,接着就是“圈地运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交易双方讨价还价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部分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部分人降低“费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线。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于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将“国家”在价值、话语、情感的层面置于霸权位置,压制、化约个人权利;将经济增长置于剥夺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态资源、子孙后代的生存)的优先位置,而铸成“国家安全至上”的新极权模式。这是一个集权升级版,是八九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更新换代,而西方和国际社会尚大梦如酣。

经济起飞对于中国自身,是摧毁性的,它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坊间直说“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评说中国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中国老百姓吸着毒气才发现已经束手无策,他们失去任何有效手段,去改变哪怕一丝一毫的国家政策。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级也并未如同西方理论所预言的,自然而然地要求“民主政治”,他们大多数拼命地逃离,携款移民西方。“六四”后中共鼓励全民发财,其本质含义是绑架全民跟他们一道投资了三十年,老百姓出卖劳动力,谁都不想血本无归;现在经济下行了,机会少了,失败的人多了,越是如此大家就越想保住最后一点残羹剩饭,谁都害怕大局崩坏,一根救命稻草都捞不到。

历史学家余英时借《易经》里的话,称这三十年是“天地闭,贤人隐”,乃是一种哀伤,更是神来之笔鞭笞中国这段历史中的人文大杀。中国背弃一个民主和公正的社会,转为“软红十丈”的花花世界,权力尤其是赤裸裸的政治权力,变成硬通货流通于市,从荣誉、地位、知识直到金钱和性,都要经过权力才能交换,而一党专政垄断了最高权力,也就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这个制度再以分享权力给社会各阶层的方式,喂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进而绑架整个社会。由此,中国从政治到社会,全然腐烂至根基,寡廉鲜耻蔚然成风,欺善怕恶遍布市井,这个早已“无神”的神州,今日成了贪官的天堂,百姓的地狱。三十年横跨“新中国”半截儿,又钩揽血腥的另半截,两截六十年自是一体,一半炼狱一半昏世;中共六十年更是中国百年现代史孵卵的一只坏蛋。

最近英国档案解密,透露邓小平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死200人可保二十年稳定”。有分析者判断,“200人”这个数字恐系误听误传,若“两千人”或“两万人”则比较可信。我猜,邓小平心里打算杀的,大概就是两百人,是两百个会写文章的人,这对于共产党和八十年代来说,足矣。今天腐烂而绝望的中国,不就是缺了不肯忍默、敢写文章的两百个人吗?!

2017年3月25日

关键字: 三十年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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