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4/2017              

一平:富国强兵必须改革专制政体吗?——我看中国洋务运动(之二、下)

作者: 一平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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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即扩张,其是无止境的,先是本国,之后是海外,乃至全球。

 

早期资本主义的有五个不可抗拒的动力:1、利益至上;2、不断扩张,占有市场;3、获取更多的资源;4、殖民;5、垄断。

 

资本冲入世界,首先带来的国家、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先进国家间是对市场、资源与殖民地的争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是,前者强迫后者开放国门、主权、市场,掠夺其资源,并殖民;落后国家或自甘沦陷,或挣扎自卫,或奋起直追,使自己成为列强——虎狼之国,所谓脱亚入欧即是。

 

早期资本主义野蛮、血腥,唯利是图。此时期,丛林原则主导世界,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国家间,与邻为壑、弱肉强食,或为鱼肉,或为刀俎。一战爆发是之集中体现。在此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成为世界主要潮流。共产主义是世界主义的乌托邦意识,但是具体到每个共产国家,其内里都是民族主义,苏联乃是俄罗斯帝国最大限度的扩张。

 

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农耕国家,中国乃天下,其民族及国家意识很淡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起源于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即是在列强的冲击下刺激起来的。“五四”运动本是个人主义启蒙的青年文化运动,但转眼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是典型的事例。

 

近代史中,先发工业国家先行一步,其工业革命源于国家内部,工商阶级兴起,新思想新科技频频产生,为谋求利益,科技转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工业革命。也就是说,先发国家工业化的动力是个人主义的,而障碍则是本国旧制度和贵族特权阶级,因此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由、民权,发动政体革命。

 

但作为后发国家,资产阶级尚为兴起,国家内部并未有改革体制之要求。如果没有外在冲击,它们将依旧秩序周而复始地延续下去,或缓慢地发展。但是,外部世界却急剧变化,先发工业国家迅速膨胀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崛起,同时其军事力量也日益强大,对外强权急剧扩张。面对新兴的工业军事强国,落后国家面临被迫打开国门,开放市场,出让资源、主权,财富流失,甚至被侵略、殖民,其文明价值和传统被摧毁。后发国家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利益得失,更是国家存亡之威胁。工业革命给落后国家及民族带来的首先是冲击、恐慌、被侵犯。

 

由此,为图存自救,落后国家唯有向先发国家学习,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因此,我们说,对于后发国家,工业革命是外来的,其工业化是被动的;特别要强调,其工业化的动力,首要是来于国家,而非个人。

 

在此状况下,后发国家首先需要的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之利益。而要与先发国家抗衡,后发国家急迫需要高速实现工业化,因此就不可能像先发国家那样,让工商业自然发展、资产阶级自然兴起。其没有这个时间,而且也没有这个可能。就算没有先发国家之强权,进行贸易自由竞争,后发国家也没有竞争的能力,无论是资本、科技、产品、制造规模,还是经营管理模式,双方均不对称。

 

因此,后发国家要迅速实现工业化,就不可能走先发国家自由经济的路径,而是走国家主义的道路,集中国家权力,强力推行工业化、现代化。其一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政治垄断,确立法治,扶植、保护本国工商业集团,促使快速完成工业化,如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日本模式,二十世纪中叶的台湾、韩国、新加波,大致也是这个模式。其二是国家极权模式,最典型的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国家不仅垄断政治,而且垄断全部的资本、资源、人力、消费,实行全民管制,强制推行工业化,不计代价。

 

现代工业革命带来了两向相反相交的东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集权主义、国家主义。人们大多只看到前者,认为其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最终人类全面实现自由民主制度;而将后者看作是历史的反动,是落后的,将被历史抛弃的。其实它们是并存、平行的,甚至是交织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

 

对于现代集权、国家主义,我们不能全然否定,在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其是必须的政治方式。比如国家遇到战争,或惨烈的自然灾害,或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或动乱。出于对国家及国民的责任,只能采取非常的政治手段,这是救国救民之需要。如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挽救了美国。在一战、二战期间,英国政府都实行了战时管制政策,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新闻、出版、治安、物资,物价、外汇、食品、运输、工资、治安,甚至直接接管工厂……,二战后,英国政府取消了管制,但还是采取了国家主义的政策,恢复经济,主要是兴办国有企业,至1948年,英国经济即恢复到战前水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希特勒采取的国家主义政策,使600多万失业工人就业,挽救了崩溃的德国经济,就经济和民生而言,这是应该被肯定的。

 

再,作为后进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工业化国家——即使最终为了实现宪政,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时间,也需要转变与发展的过程。在这特定的历史局限中,国家必有一个集权与国家主义的阶段,即现代威权政体时期。这是难以逾越的。如两蒋统治台湾、朴正熙执政韩国、李光耀创建新加波,甚至俾斯麦治理德国,等等。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集权、国家主义是必要的,也是需要肯定和接受的。因为,在具体的条件下,国家别无选择。比如英国的战时管制政策,不得不如此。作为落后国家向的现代国家转型也同样。中华民国的失败,非败于“专制”,而败于中央集权不够强大,无力遏制动乱。当初,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革命,并非是因为他拥护满清皇权,而是他看到了,当国家中央政权一旦颠覆,国家就将陷于混乱,民生遭难。这样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袁世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威权”政府都是值得同情的,如果他们执掌的政权足够强大,就不会有军阀混战,更不会有中共作乱,建立国中之国;如果国民政府能剿灭中共,也就不会有“新中国”。三者之败,非败于“专制”,而败于中央集权不够。国民党威权统治不好,但比“新中国”如何?文明是有边界的,在一定的历史状态中,它的选择有限。

 

之所以说开明的现代威权政体及有限国家主义是可以接受的,一是其认同并继承文明传统,二是其有民生及人文底线,三是有宪政的要求和目的。此不同于极权政体,如前苏联、“毛中国”、纳粹德国、日本军国的极权模式,其国家主义是绝对的,没有人文底线;就富国强兵,短期内其是高效率的,但是长期而言,则酝酿灾难。国为民而立,以民为本,国家陷入危机,民当奋起救国;但是国与民本末倒置,则是毁灭之路。

 

5

 

满清未能如愿,如德、日两国实现富国强兵,其原因不在其不进行政体改革——实行宪政;洋务运动之失败——满清最终中灭亡,原因也不在此。

 

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有三大重要前提,一是国家统一;二是强化中央集权;三是凝聚民心。十九世纪德、日两国都是通过战争统一了国家;再,他们在统一国家后,第一要事就是强化中央集权;进而是鼓动民族主义意识,凝聚民族奋发精神。由此,他们方能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精神,突击实现工业化及现代化。

 

而满请是大一统国家,不存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传统中国是皇权至上,满清慈禧一言九鼎,无需再强化中央集权。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有利于走国家主义的道路,甚至可以说这是满清富国强兵的优势。如果满清统治阶级——特别是满族权贵集团具有德国人、日本人的意志,那么在当时中国的政体下,走德国、日本的道路,实现富国强兵是没有问题的。满请之所以不能仿效德国、日本,不在未能改革政体,而另有它因。

 

洋务运动之失败,很令人同情、惋惜,似乎是中国的宿命。如在前所提,如果没有邻邦日本的野蛮崛起,没有其对中国的战争侵犯,那么洋务运动将会逐步发展,由器物,到技能,到学识,到文化,最终实现宪政。可惜,中国临靠两大野蛮的邻居,日本与俄国。日本明治维新以成为列强——虎狼之国为目的,以近邻朝鲜、中国为对象,发动战争,掠夺、占领、殖民,其所遵循的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弱肉强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仅仅是为了自保,不受列强欺辱,为此而学此西方,推进工业化,图富国强兵。而且,洋务运动持守道统,遵循孔子仁义之本,图天下之公义之太平。洋务运动何过之有?扬日本明治维新,而贬中国洋务运动,实乃成王败寇之见。

 

2017118 于伊萨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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