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5/2007              

磕头下跪是头号国粹

作者: 田奇庄 田奇庄

 


1989年4月22日,三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台階上跪遞請願書。
左﹕張智勇 | 中﹕郭海峰 | 右﹕周勇軍

人们常说,中医武术、京剧昆曲、唐诗宋词、麻将围棋是中华民族国粹,但那些国粹往往受到地域、时间、爱好等诸多局限。其实,唯有磕头下跪才是中华民族头号国粹。帝王君主将其立之为法规,定之为制度。使国人受教于文化,铭记于思想,融化于血液,落实于行动。在皇权所及的神州大地,亿万国人从生到死磕头下跪不止,绵延传承了近三千年,直到今天依然延续——头号国粹名份恐怕非磕头下跪莫属。

若论中华文明,最令国人自豪的就是“礼仪之邦”四个字。说到礼仪,恐怕没有什么比磕头下跪更具典型中国特色。近年来,国人热衷于申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申请,万万不能让老祖宗的传家宝被他人抢占。

时近春节,有关磕头下跪的话题非常火爆,先是吾友亦忱先生撰文《当秦桧跪在地下,中华民族就没有资格屹立在现代世界》;接着有侯耀华下跪给残疾教师颁奖;前不久,某高校研究生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当场向院长下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写了题为《三跪九叩的健身操》一文,他从故纸堆里找出了重大发现——练好磕头有利于健康;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给学生布置寒假作业,内容之一是给父母磕一个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认为,“磕头拜年是中国传统习俗的一部分,应该保留下来,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磕头下跪情景并不少见。红白喜事,哪个少得了磕头下跪。政府机关门口,磕头下跪喊冤乃是四季不绝的景观。只要打开电视,随时都能看到身着不同时代服饰的黄皮肤黑头发国人磕头下跪。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春节的最重要仪式之一就是拜年。恐怕十三亿国人中,磕头下跪的人不在少数。我姐夫退休后在老家河北磁县开诊所,去年在村里过春节,居然有近百人给他磕头拜年。我认识一位大学教授,他对子女有一个要求,就是过年必须给他磕头,其子女们无不恭敬从命。

磕头下跪礼仪始作俑者是周公旦,他主张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涯网友关教授考证说,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纣王,周公辅佐周成王执政,制订了详细的九种跪拜礼仪规程。(注1)从那时起磕头下跪就成了法定交际礼仪。王公大臣们要跪拜皇帝;下官要跪拜王公大臣;百姓得跪拜官员。家长们必须跪族长;晚辈得跪拜长辈;子孙们要跪拜祖宗;活人要跪拜死人,天、地、君、亲、师”都需跪拜,即使被判死刑也要跪着受刑。更有甚者,秦桧夫妇虽然死去近千年,还被铸成雕像袒胸露腹跪在岳飞墓前。跪拜不仅是国人生活内容,而且成为必不可少的生存方式。

余秋雨说,“磕头不仅仅是双膝弯曲头点地的运动,其带来的心理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试想一个人连最昂贵的头颅都拜倒在对方脚下,还有什么不能付出”。磕头下跪表示屈辱臣服,这种屈辱成为国家礼仪,成为国人习惯,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了起码的人格尊严。周公就是用这样的礼仪法规剥夺了国人尊严,实现了一人为主,天下为奴的君主统治。

周公把这种体制定为尊卑关系。他用酒壶和酒杯来比喻:酒壶又称为樽(尊),酒杯与“卑”谐音。意思是掌握酒壶享有分配权的人为尊,端着酒杯等待施与的人为卑。

追求尊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如何让天下人磕头下跪呢?权术者明白,人要尊严,须有体面。人要体面地生活,就得有自己的财产。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没有体面可言,尊严无从谈起。于是管子设计了天下资源归帝王所有,由帝王统一分配的制度:每个人的生存需求只能得自于帝王——世人必然磕头下跪。

天下老百姓创造的财富通过税赋徭役被帝王收归已有,装入自己酒壶,由帝王分配给奴才,再由奴才管理天下奴隶,由此形成上尊下卑关系。确立尊卑秩序,关键在于不能让世人从其它地方得到酒,这就是所谓“利出一孔”。由帝王把持天下人生命之源,就能操“生、杀、富、贫、贵、贱”之权柄(《管子.任法》),“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网友关教授说,“管子的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最高统治者垄断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等于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皇帝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帝王想维持尊卑有序的统治,必须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垄断天下物质财富的同时,严格控制文化思想。用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手段恐吓威胁天下文人,严禁其它价值观念渗透。同时吸收文人加入奴才思想传播队伍,鼓励他们著书立说讲学办私塾,用儒教精神鸦片忽悠世人,给全社会洗脑。使国人把上尊下卑磕头下跪当成天经地义的立身之本,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从而心无旁鹜地甘当统治者奴隶。

春秋战国时期诸候称霸,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周公创立的跪拜礼仪并未得到各国遵从。孔子“独具慧眼”。他认定,帝王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恢复周公之礼,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制度。靠着层层依附的尊卑体制,建成超稳定的社会金字塔架构。

孔丘生前推销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可,他自己也在多年游历飘泊后郁郁而终。然而后来的皇帝终于发现,统治天下除了要有周公礼制,国家机器,还要有儒家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见董仲舒,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的帝王们深感儒家文化为巩固皇权居功至伟,于是孔夫子被历代皇帝不断加封,直至得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谥号。在全国建庙安享尊荣,接受后世乃至今人的磕头下跪。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化没有平等,只有尊卑。即使贵为高官大臣,被当众罚跪也是家常便饭。若惹得龙颜动怒,轻则被脱掉裤子露出屁股当庭打板子,重则罚没充军,甚至满门抄斩。余秋雨说,“ 跪拜剥夺了人的尊严,中国文化是没有尊严的文化(因为有尊严的人几乎被独裁者杀光了)!没有尊严的文化是文化灾难中最大的灾难,没有尊严的文化也算不上文化”。

中国皇帝能占有天下,独享天下,可谓至尊至贵。因此历朝历代,不管本民族起义还是外民族入侵,无论谁登上皇帝宝座,无论新朝废除前朝多少规矩,唯独三拜九叩大礼不但照单全收,还要发扬光大。上天赋予了人类直立行走的本能,然而在帝王专制,儒家思想的荼毒下,近三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匍匐在地,没有尊严,没有人格。华夏神州只有主子、奴隶和奴才三种人。

帝王们为推行磕头下跪礼教,用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标准,使天下人自幼就把学习儒教,奉行儒教当成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出路。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得到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帝王以此手段将天下精英收为自己的鹰犬,他们能稳坐江山,全靠奴才效力。

相对于奴才而言,奴隶占人口绝大多数。他们毫无权利可言,却负担了沉重的义务。在几千年漫漫长夜,他们要么唯唯诺诺受尽痛苦屈辱当草民,要么铤而走险杀人放火成为无法无天的暴民。丰衣足食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成了普通人难以实现的梦想。

社会存在的基本法则是适者生存。由于国人利害主要源自皇权,无数顺昌逆亡的教训使大家明白,最佳处世哲学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循规蹈矩当顺民。因此,孩子自幼便接受家长的磕头下跪教诲,往往没有学会走路,先学会了磕头,以后这样的奴化文化熏陶陪伴国人终生。由于磕头下跪不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忏悔和信服,而是出于被迫、无奈和盲从。获得尊严的渴望与不得不屈辱地磕头下跪,形成了国人的扭曲人格。经过一代代人汰优择劣的复制遗传,国人缺少公共精神之程度天下少有,这样的民情也为专制独裁在中国发展提供了最佳土壤。

帝王和权势者尽管能从他人跪拜中得到心理满足,但蒙受屈辱的民众从来不与他们保持一致。每当政权更迭,帝王将相途穷末路,民众们不是隔岸观火就是趁火打劫,绝不会施以援手。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李桂枝撰文说,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顺珠江而上,英军士兵们见到两岸观者如堵十分恐慌,没想到却是虚惊一场。英军惊讶地发现,老百姓都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并不关心大清朝兴亡。 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你平时忽悠我,我到关键时日弄你:一个从制度设计上就把国民当猴耍的政权,怎能指望国民在关键时为他们卖命?

同样经历了农耕文明的欧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皇权至上的磕头下跪文化呢?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

一是教会势力与皇权分庭抗礼。个人和家庭都无力与专制政府抗衡,基督教会依靠神权和信众,抵抗了专制王权对个人权益的侵犯。教会指出,国王如果欺负老百姓、迫害反对派,死了要下地狱。上帝反对人们拜人、拜物, 反对给领袖下跪,诸侯贵族和市民都打着圣经的旗帜反抗王权。

意大利米兰圣安布罗斯大主教(340-397)在给皇帝瓦伦蒂尼恩的信中说:“主教是基督徒皇帝的法官,皇帝不是主教的法官”。在道德问题上谴责世俗官员不仅是牧师的权利,而且是他的义务。他拒绝皇帝把教堂交给他人使用的命令,并说:“宫殿属于皇帝,教堂属于主教。”

公元390年,皇帝西奥多希厄斯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圣安布罗斯主教决定将皇帝开除教籍。他在给皇帝的信中写到:“你要求别人做到的,你自己也要做到。皇帝制定了法律,他就应成为第一个遵守法律的人。为此,皇帝不得不脱下皇袍向他忏悔。欧洲的皇帝要向大主教下跪忏悔,而中国的儒家只会给皇帝下跪。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

教会法中有“世界本身服从法律”的神学信条,虽然“国王可以不服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每个人都是法律的臣民。 中世纪欧洲国民晋见国王,只是单膝下跪,教徒的双膝只跪神而不跪人。(1970年1月25日,在波兰访问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向惨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此举震惊了全世界,他也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为了荣誉和尊严,欧洲人宁可决斗而死也不跪地而生。神权的巨大影响力,使皇权统治难以走向极端。

二是各国人民通过斗争立法维护人权。公元1100年,在英国贵族的斗争下,国王亨利一世颁布了英国大宪章。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权宣言: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人权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保护个人的尊严、反对国王滥权的基本精神。

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提出了一切人生而平等,具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天赋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

1789年8月法国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注2),其中不少条款至今依然充满生命活力。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在拿破仑主持下,法国以自由和平等、所有权、契约自治三原则,制定了《拿破仑法典》,详细地规范了国民权利。1804年公布施行后,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基础。人权首先是财产权,没有财产不可能有个人尊严。个人财产能得到法律保护,大家才可能积极创造财富。个人财富增长,税收必然增长,国家实力就会增强。个人财产受到国家保护,一旦国家有难,国民就会挺身而出。因此,欧洲各国很早就从法律上确认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房子。享有一国之尊的国王尚且不能随意进入私人领地,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可见一斑。而同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到来是烧香磕头都难求的好事,草民们不但要磕头跪迎,有心者恐怕还要奉上妻女以沐龙恩。

三是封建诸候王国竞争促进了文明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统一欧洲大陆,更没有哪个帝王能用一种思想控制所有欧洲国家。各国思想界“百家争鸣”,促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出现。随着人权、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促使各国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如果欧洲是个大一统的帝国,马克思不可能到英国避难,也不可能写出影响世界的学术著作。

四是工商文明有利于平等规则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等价交换,公平贸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流通交流的频繁,经济运行规则必然会影响到各国政治生活。

从欧洲的酒文化中也能看出中西差别:欧洲人饮酒很少用酒壶,大都直接用酒瓶往酒杯中倒。酒瓶直接斟酒,一般没有尊者掌握酒壶的二次分配,使用高脚透明酒杯显示了平等公正。

达官贵人出行差异更为明显:欧洲人乘坐马车,地位级别体现在马匹的多少上。中国人坐的是轿子,地位级别体现在轿夫的多少上(当然,中国官吏也有过短暂的乘坐马车历史)。

两种文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两个大陆,双方很快拉大了差距。保护民众尊严的国度,努力开发民智,不断改进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上下同心求发展,迎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践踏民众尊严的国度,靠愚民政策和暴力专制维持皇权统治,千年不变地在黑暗中徘徊。孟德思鸠说,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到了十八世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工商文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碰撞。以中央帝国自居的中国皇帝没有意识到两大文明的悬殊差距及其严重后果,却斤斤计较磕头下跪礼仪,试图把毫无人性尊严的三跪九叩大礼强加给习惯于人权平等的外国使者。

史书记载,1792年9月英国的马戛尔尼率团第一次出使中国,他们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好望角经10个月的航行,700余人使团于1793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英人携带了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车辆、武器、图册、航模等礼品欲与中国政府进行正式外交。

清廷以前曾有过外使不愿下跪导致访问失败的先例,但皇帝大臣们绝不肯在跪拜礼仪上让步。争执了很长时间,直到进入承德避暑山庄才才达成协议,马戛尔尼以单膝跪地礼朝见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此颇为不悦,英方提出的通商、建立外交机构、通商等要求均未同意。时有迂儒撰文说,洋人身上少了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因而不会磕头下跪,他们是半畜半人。言外之意是,只有会磕头下跪才能算人。当朝文人无羞无耻无知到如此程度,真可谓斯文扫地,颜面全无。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信徒也开始不磕头。如此作法以及其它有悖中国传统的习俗的行为,激怒了地方士绅和民众。在他们看来,这将是中华文明礼崩乐坏的前兆,如不制止,则国将不国。他们的想法与官方不谋而合,于是官方纵容暴民,挑起了一次次教会案件。

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面对内忧外患重重危机,僵化保守的满清政府为了维护尊卑分明的皇权统治,拒不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变法图强,反而屠杀主张变法的仁人志士,提拔重用那些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理念的“爱国贼”,鼓动并纵容义和团愚民暴民寻衅滋事,挑起国际争端。如此倒行逆施且一意孤行,最终落得生灵涂炭,江山易主。

历史上日本唯中国马首是瞻,处处向中国学习,磕头下跪礼仪也被原封搬到了日本。然而1868年1月3日,日本的明治天皇颁布“五政复古”诏书,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师傅不仅被徒弟远远甩在后面,而且成了被徒弟凌辱掠夺的对象。

1853年,美国炮舰侵入长崎,迫使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日美和亲条约》。此后英、俄、法等国接踵而来,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其遭遇与中国非常相似。这时,日本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他指出,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这样做是不可能成功的。对西洋文明抗拒的结果就是亡国,国土被西洋列强瓜分。 福泽谕吉认为西洋文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试图阻挡或者躲避是愚蠢的,积极搭乘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

著名作家林思云先生在《读脱亚论有感》一文中说,“中国对于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采取对抗的姿态, 试图把外国人赶走,或把外国人拒之门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尽管一直在学习西方,但中国学西方的方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是‘师夷技长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枪炮来把西方人抗拒在国门之外。而日本选择了‘全盘西化’,改变原有制度,加入西方文明圈”。对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说(1893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伍国先生在《福泽谕吉给予我们的启示》一文中说,福泽谕吉游历美国欧洲后,经过大量比较,发现了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缺少大量有独立人格公共精神的文人、士大夫。福泽说,中国文人太虚伪。“他们宣讲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急于归附君主效力,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政治的旋涡,而又每每在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落伍。”福泽认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源于公民个体的独立。而中国知识分子将集体、国家、民族等概念无条件地凌架在个体独立之上,并以此为荣,结果一再地帮助了假国家之名以行的专制力量。福泽尖锐地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这一基本立场决定了儒家知识分子不可能有独立人格,也就不可能为公共利益站出来说话。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站在时代前沿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与深度,思维方式乃至人格个性的确都存在着极大差距,他们的思想对本国政治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于出发点截然不同,学习结果迥然而异。风雨飘摇中的满清王朝,虽然大敌当前,国势危若累卵,慈禧却把拨给北洋水师买军舰的银子用来建颐和园,甚至造了一条不能动的汉白玉石舫。日本明治维新后,革除了彰显尊卑的磕头下跪礼仪,改为体现平等的彼此鞠躬礼。政府把提高国民素质当成头等要务,动员全国之力,在短短几年内全面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为此,天皇带头捐出了家中的黄金手饰。甲午海战一役验证了双方的学习成果。装备上大大强于对手的北洋水师不堪一击,差点全军覆灭。满清王朝割地赔款大伤元气,从此一蹶不振。而日本则蒸蒸日上,迅速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国。

当年中国沉迷于康乾盛世(1661--1796),闭关锁国,拒不接受西方文明。锐意改革的彼得(1682--1725)1696年当上沙皇,1697年即随同俄国使团化名出国,考察西欧,先后在荷兰、英国等国学习造炮、造船和航海,历时将近一年。回国后便开始进行全面改革。他打开国门,鼓励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投资发展工业,建设通商口岸,发展商业。彼得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先后开办了工程技术学校、航海学校、造船学校、海军学校等专门学校,派遣留学生到西欧学习。他还创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剧院,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新闻报》,由他亲任主编。使俄国迎头赶上了当时欧洲的文明进步,脱离了黑暗时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彼得大帝主动改革跪拜礼仪,甚至采取强制性手段,迫使俄国贵族接受西方习俗。彼得在接见贵族时,当场剪掉他们的长胡子,禁止他们下跪,禁止穿俄罗斯长袍,社会风气为之一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没收个人全部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支配,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严格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苏共牢牢掌握象征财富分配的“酒樽”,给国民的“酒杯”斟多少酒都由苏共一手控制。

苏共现任领导人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个垄断,即:

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认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认为自己有权享有一切福祉。

靠着三个垄断,苏共实行一党专政,权力高度集中,不受任何监督,使宪法、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斯大林(1879年──1953年)建立了庞大的克格勃特务组织,靠血腥屠杀实行个人独裁。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等人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二百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七十六万五千一百人。如此之多重刑,大都没有履行起码的司法程序。

当年的东欧各国尽管没有复辟帝制,没有磕头下跪礼仪。但是那里的国民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批评政府权利,没有选举官员权利。在高压政治和特务组织的恐怖阴影中,大家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一本正经地说违心话、办违心事,毫无尊严可讲。以下两个笑话颇能说明当时苏联的境况:其一:两个人站在公共汽车内,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是克格勃吗?对方说,不是。那么,你家亲属是克格勃吗?对方说,不是。那么你的熟人朋友是克格勃吗?对方说都不是。于是这个人说,你踩着我的脚了,请抬一下。

其二:有人向赫鲁晓夫汇报说:“现在大剧院正演戏,里面有您的角色出现,每当您一出场,下面就热烈鼓掌。”赫鲁晓夫听后非常得意。有一天他买了一张普通票进去,他边看边想,没有鼓掌。这时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紧张地说:“哎!你为什么不鼓掌?不要命啦?!”

东欧各国统治者都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高手。他们一方面厚颜无耻地享受特权,不择手段地攫取不义之财,一方面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为自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们不仅侮辱公民良知尊严,而且侮辱公众的智商。如此行径,不仅引起公众极大反感,也令体制内大多数人所不屑。

这些既得利益者以为只要控制着国家机器和媒体就可以高枕无忧。孰不知,他们早已被国人唾弃,是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一旦时机到来,几乎所有人(包括党干军警)都会背弃统治者而去。当年在金字塔顶端风光无限党魁首脑,顿时成为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作恶多端者则成了阶下囚。

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经过几十年工业化建设发展,积累了较雄厚了物质财富。老百姓也有了不错的社会福利,受到良好教育,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但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有思想,有尊严,希望公正,认可公理。1989年东欧事变后,不少学者撰文分析导致剧变的原因,应当说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绝大多数国民在关键时刻之所以站到了当局对立面,就是因为一党独裁的特权者剥夺了公民权利,践踏了公民尊严。也就是说,无视国民尊严的极权统治是导致东欧剧变的根源,公民尊严的觉醒是促成东欧剧变的最强大动力。

正因为如此,东欧各国人民在剧变之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由于积重难返,百废待兴,在实行经济“休克疗法”时,独联体各国都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国家选择走回头路。经过十多年努力,如今这些国家实现了健康和谐发展,大踏步地跨入世界文明先进行列。

为什么专制会导致社会长期停滞呢?原因就在于奴才和奴隶的共同特点是唯上是尊,惟命是从,国家命运前途寄托于帝王一人。帝王的最高使命就是保住皇权不朽,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他才不愿看到不断打破平衡的改革发展呢。

官员们的权力来自帝王,他们的利益来自贪赃枉法掠夺草民。帝王们为了装点门面,需要制定冠冕堂皇的法律,可他们压根就没打算兑现。而共同违法使官员阶层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要保住既得利益,必然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变法改革。这个阶层除了各级官吏还有皇亲国戚,以及依靠他们发财的垄断集团和富商豪强,在如此强大的战略同盟面前,别说官员(如商鞅、王安石)改革会招来横祸,即使是皇帝变法(如光绪)也难逃厄运。

民主国度的帝王是法律,官员的权力来自公民。由公民选票决定官员的升迁去留。这就迫使所有竞选者和掌权者必须把选民利益放到第一位,只有忠于职守,依法公正服务,让公民满意才能继续掌权。在这样的国度,公民会主动提出社会进步要求,官员会努力改进工作满足公众的要求。这样的社会当然是水涨船高,官民双赢。腐朽专制政权发展到极致必然引发暴力革命,来一次社会重新洗牌,这样的动乱局面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不是好事。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家不愿看到的,往往是最后只能得到的。

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1866-1925)民主革命思想旗帜下,革命党人在武汉发动辛亥革命,成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余年之久的帝国专制,迈出了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即明令规定社交活动以握手或鞠躬为礼,不必磕头。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1859-1916)发动复辟帝制政变,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华宫接受百官跪拜。如此行径激发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各地迅速组成讨袁大军,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其后不久便在绝望中死去。

1916年6月,帝国遗孽们不甘心帝制纲常名教退出历史舞台。以张勋为代表的顽固分子仍一再电请总统、议院将孔教定为国教。张勋等人的电文中说“若弃孔教,是弃国魂”,应将孔教“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康有为致电政府,提出要“立饬各省祀孔,仍行跪拜礼”,甚至说,“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1917年7月张勋率三千辫子军,一手策划清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然而仅仅十二天,就被赶下台。

面对保守势力的尊孔复辟现象,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1878-1942)发表大量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陈独秀说,“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三纲五常”是“孔教之根本教义”,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旧道德,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是中国人的“帝制根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是不可两立的。

1918年5月,鲁迅(1881-1936)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在文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号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先生进一步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没有了形式上的磕头下跪,不等于有了人格的尊严;没有了加冕皇帝,不加冕的帝王依然存在,他们做梦都想复辟君主制。而屈膝下跪了三千年,在儒家文化中浸泡熏陶了三千年的国人,想挺直身躯站起来谈何容易。由合眼放步,听天由命的草民,成长为当家作主的合格公民——中国人注定还要走漫漫长路。

1949年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在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成为大救星,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

深谙帝王之术的毛泽东,对“一孔之利”显然有更深的理解和创新。在掌握政权之后,便开始付诸实施:

——把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
——把农民编成半军事化的人民公社组织;
——把所有生产资料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
——所有流通渠道都由国家控制;
——用城乡户口本把每个人牢牢固定;
——用购粮本管住每个人的肚子;
——将媒体变成喉舌;
——将其它政党改造成参政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命于毛泽东,由此实现了一言九鼎的家长制。从此,中国大陆老百姓的一切都要由组织决定、上级安排——成了没有选择权的人。

毛泽东深知,严格的计划经济,彻底的公有制,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根本保证。于是他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定性为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政治路线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不断走向极端。包产到户、种自留地、搞多种经营、发展集市贸易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社员养几只鸡,用鸡蛋换油盐酱醋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坚决割掉,以至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道理虽然荒谬,可是不难理解,如果民众尝了“资本主义的苗”,谁还愿吃“社会主义的草”?

当年在国企工作二三十年,许多人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这工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做了所有必要扣除留给大家的生活费”,被扣除部分作为社会福利由政府统一分配。可是国家总是搞运动经济不能正常发展,以职工住房为例,自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城镇人口平均住房不到十平方米,一间房子住三代人比比皆是。由于工资极低,大家只能从牙缝里省钱。邯郸有位商业部门的科长,工资都由夫人把持,大家都说他太抠门。他说我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昨天向老婆请示‘火柴已用完,申请二分钱’(当时火柴二分钱一盒),老婆批示‘少点多对,避免浪费’(意思是多找其它吸烟的人对火)。我当年家在中学,有几位年轻教师烟瘾很大,连最劣质的烟都凭票供应,他们经常到停在站台的车厢内倒烟灰盒,把烟头捡回来重新卷烟抽。

掌握了每个人生存权,毛泽东就有了呼风唤雨的资本,他才能够一次次发动亿万民众,掀起一场场政治风暴。试想,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后,哪个农民会扔下庄稼不管,去跟着干部们瞎吹?如今私人企业很多,哪个会停止生产经营搞政治运动?

现在的年轻人对大跃进期间媒体吹牛皮、干部吹牛皮、社员吹牛皮现象难以理解,认为那时的人都是发神经。其实,当年的人并不傻,他们那么做,大都是趋利避害——出于无奈。大家的命运都掌握在领袖手里,吹牛者名利双收,说真话者大祸临头,几十万右派分子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大家怎能不按照领袖的意愿顺竿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一生坚持斗争哲学,“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宁左勿右便成了中国官场痼疾,以斗人、整人为标志的极左路线也就花样翻新,不断飚发。

在“一大二公”的旗帜下,所有人离开体制都无法生存,于是大家把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归功于毛泽东的伟大,对毛泽东的崇拜日益升温。靠着一边倒的宣传造势,文革时期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顶峰: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处是毛泽东画像和塑像。国人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手舞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被定性为黑五类、走资派、臭老九的人们,被抄家、戴高帽游街、挂着黑牌子挨批斗,每天还要跪在毛泽东像前磕头请罪。

对领袖的崇拜,必然导致法律失灵。民众失去了法律保护,必然会有祸患临头。极左路线横行多年,造成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冤假错案竟达三千多万起,受株连者超过一亿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老百姓一贫如洗,连起码的体面都难维持。斗争哲学使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度人人自危,“窝里斗”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最亲密战友到政治对手,从紫禁城内到海域边疆,包括那些整人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大祸临头——问苍茫大地,谁有尊严?

毛泽东一生反儒,但他不是在法律框架内批判儒家思想,而是借群众运动搅得天下大乱。孔夫子鼓吹周公礼教,主张尊卑有序。毛泽东斗来斗去,却是立自己为尊,使天下无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斗争哲学还不如儒家思想,尊卑有序还有社会稳定,尊卑无序只能造成动乱灾难。历史和今天的实践证明,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只有实现民主法治,让所有公民享受尊严才是走向世界文明的康庄大道。

新时期改革开放,实行依法治国,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生产资料,个人财富日益增多。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如今的国人大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有些人生活已经达到了豪华程度。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发展过程中两极分化严重。久加诺夫所言的“三个垄断”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典型表现是批发官帽泛滥成灾,暗箱操作滥用权力有增无减。由此引起的群体上访、群体暴力事件频发。

其实任何社会都会经常发生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民主国度通过媒体、舆论、行政、司法等手段互相作用,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妥善解决。专制社会官官相护,民众无处申冤,只得上访(还有更多人选择了沉默和忍受,也有人因此报复社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上访现象足以证明,权力肆虐多么严重,百姓处境多么艰难。

亦忱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网易在2006年9月初,曾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为题,在网上搞了一次读者调查。自9月4到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居然有64%的参与调查者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选择“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成为网民首选,占了总票数的37.5% 。

我曾听到几位富豪老板激愤地说,我可以给子女几百万财产,可我无法保证让他们得到公民尊严。已经富裕起来的国民,众多受到高等教育的国民,已经走出国门看到世界有了比较的国民,包括绝大多数体制内的公职人员(他们只能屈尊于上司才有升官发财机会)都认识到:中国社会要想跟上世界文明潮流,唯一出路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早日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落实到位,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公民尊严。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早日批准磕头下跪成为中国特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1、能够使国人懂得什么是耻辱;
2、可以使国人永远铭记耻辱的历史;
3、使国人从此保持警惕,永远不要让历史重演。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只有勇敢地承认耻辱,才可能洗刷耻辱。才能够划清耻辱与尊严的界限,才能够区别什么是奴才、奴隶,什么是草民、顺民、老百姓(老败兴),什么是共和国公民。当国人真正明白,人的生命不只是表现为肉体的社会存在,其终极价值在于个性、思想、尊严时,我们才有勇气,有信心争取公民权利,成为合格公民。

近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通过实行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方针,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也为中国大陆民众成为合格公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为了我们及我们子子孙孙的尊严,为了中华民族永远不再磕头下跪,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争取到手,逐条逐款付诸实践。

 2007年2月11日

注1:《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一曰稽首(行稽首礼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拜(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五曰吉拜(先拜而后稽首,将额头触地),六曰凶拜(先稽首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七曰奇拜(屈一膝而拜),八曰褒拜(为回报他人的拜礼的再拜),九曰肃拜(拱手礼,不下跪,推手为揖)。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都要行最重的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

注2:人权宣言(节录)(1789年8月20—26日)

……国民议会在主宰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三条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四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第五条法津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第六条法津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第七条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第八条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第九条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第十条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第十一条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第十二条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第十三条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第十四条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第十五条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第十六条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第十七条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关键字: 田奇庄 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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