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惠寄 】  时间: 6/22/2017              

綦彦臣:第三种出轨

作者: 綦彦臣

出轨,已经是时下的热门话题;没有这个热点,许多娱乐网站就会死掉。至于由此引起来的执法行为,本文不多做评论。如果找个省事的理由,那就是外国媒体报道了、新华社《参考消息》译介了该方面的情况。给个洗练评价:影视名人王宝强太太的出轨,本不是政治事件,但事件造成的“关注转移”却被定为政治性的。
 
肉体上出轨,没什么可过于指责的。只要不是政治方面的要人(当权的,和潜在的),作为平常人,没什么。当然,这要看行为人的密切关系人持何种态度。我曾反复看过一部电影,译名为《不忠》。从社会学角度看这部电影的含义,是为:成熟的中产阶级女性都有进行性探险的愿望。
 
技术进步不但改变制度结构,而且影响个体行为。网络时代里,出轨的辅助条件太方便,以致没有任何一对夫妇或恋人(情人)能够实现原来的监督。开个玩笑:假如一个富豪雇佣一个私家侦探去跟踪、调查自己的太太,侦探借机实现“额外利润”、被跟踪者实施“加码出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所以说,在网络时代里,出轨本身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利害关系人的态度。简单地说,一方阻止了另一方的肉体出轨,能够阻止得了精神出轨吗?
完全没有可能。
 
精神出轨的迹象是一个人粘在手机上,不顾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对自己的所有手机信息都设防,比如手机设定密码。就设定本身而言,它不在于精神出轨程度有多严重——或是聊得非常热辣、亲昵,或是先谨慎聊着以备“突破性时机”到来,而是,它首先是人格伤害——权利侵犯。即是说,从法律角度,有权知情的人(配偶)的知悉权利被践踏。
 
不管做多么清白的辩解,手机设定排除配偶的屏障是不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管引起的争吵有什么样的后果——从协议离婚到出了人命,那么,这里面都有一个“幸运”问题。第一层幸运是,一对夫妻之间,不计较此类事情;第二层,双方都非常有教养,没有设防以伤害对方;第三,经过和平交谈,化解掉问题。
 
幸运,是个巨大的经济学问题。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安格斯·迪顿,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以自身经历涉及了幸运问题。我有计划写一部这方面的经济学著作,但时间安排不开。毕竟我没有年金,不像弗里德曼和迪顿那样有大学养着,要靠自己紧凑的写作挣钱。当然,即便有大学养我,我还有个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存在不接受,就是我不想信仰出轨。
 
我不想骂肉体出轨,那毕竟是勇敢者的事情;也不想过度指责精神出轨,那毕竟是猥琐之辈还有个自我行为约束。但是,信仰出轨是我最瞧不起的!
 
什么叫信仰出轨?举个例子,就是好色和尚一边念经,一边斜眼瞅俊俏女香客。
 
如果拓宽定义域,把一般性政治理想什么主义之类的也视为信仰,那么,那些口头上信什么主义的,在实际上在干完全相反的事情,就是信仰出轨了。具体一点,贪官在主席台上大讲反腐倡廉,而在会后,继续自己的贪腐,是经典的信仰出轨。
 
在希伯来文明史上,对信仰出轨持非常严厉的指斥态度。比如说,《申命记》,它的字面含义是“重申诫命”。当然,有“重申”之为,就说明信仰出轨问题绝非简简单单。
 
《申命记》第二十八章以恶疾贴在身上(cling to you)来咒诅信仰出轨者。“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但名义上信耶和华而不遵守律法的人惹怒了上帝,于是,上帝说:“(我)也必使你所惧怕的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第六十节)
 
咒诅虽重,但上帝毕竟失败给了新技术。《圣经》虽然仍是经典,但毕竟被手机打败了。
 
以后的历史如何书写这一点,我无心干预,本文也没有提供史料的含义。不过,我作为一个虔信者,没有把新技术置于上帝之上,尽管作为制度经济学家我坚信技术进步的正面意义;我作为一个虔信者,没有把手机置于《圣经》之上,尽管手机是我读英语《圣经》的重要工具——在百度查生词。我也无意于标榜自己没有信仰出轨,但是,我有两个看法似乎可以为历史作证:第一,信仰出轨不是道德问题,纯系智力问题;第二,因着信仰出轨在智力上如此之低劣,所以,我最瞧不起它。
关键字: 綦彦臣 出轨
文章点击数: 1671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