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14/2017              

刘正清:一个普通右派的悲惨遭遇——忆我九死一生的叔父

作者: 刘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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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网络图片)
 

 

上高中时,读陶斯亮纪念其父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心中颇有同感。那时便立意要为叔父所遭苦难写一遍文章,给未来研究“共产主义天堂”的史家们提供一点史料。然而惰性使然,30余年了,未能动笔。随着伯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叔父现已耄耋之年,每每回家,看到叔父的身体太不如从前,让叔父生前能看到此文的紧迫感,像鞭子似的催着我必须尽快了却此积久的心愿。

 

名人高官之遭遇虽可传世,亦不过为绵延数千年宫廷恶斗再添一点花絮而已,然“小人物”却可真正见证一个时代的悲哀和一种制度的残暴。叔父虽为社会底层的小“右派”,但其所遭受苦难的时间跨度、烈度远胜于陶铸;且其不涉权斗,叔父也从未施害过别人。叔父的苦难不过是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缩影;

 

叔父生于农历甲戌年(1934年),祖父为其取名为刘鸾翔,上学后取学名为刘念胜,5岁而孤。虽有兄长二人,但早已分家立业。随寡母靠七亩薄田维持生计。因无力耕作,就租予他人,结果在中共“土改”中落个“小土地出租”的剥削阶级成分。因家里无力供其继续读书,叔父16岁便从军南下至广东。七年后转业至老家县人委会机关干校任教,工作仅一年,57年因受中共“批评与自我批评”之蛊惑,向当时一位姓杜的县委书记提了几点意见,结果“右派”加身。贬至该机关畜牧场强制劳动三年,每月仅发15元的生活补助费。

 

这个畜牧场实际是一个养猪场和种菜场(有几十亩菜地)。其劳动强度超出了一般书生的承受能力:每天要三华里外的县城挑大粪,来回数趟给蔬菜施肥;如遇冬天,蔬菜淡季,就要到结冰的水塘捞浮萍喂猪。白天高强度的劳动,晚上还要写自我检查向组织汇报。超强的劳动和精神的高压,让人痛不欲生。一个耒阳籍的银行职工,姓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明不白地死去。

 

前些年看叔父当时与父亲的通信得知:当时叔父不想保留公职,愿回乡做一农夫,父亲要他不管受多大的委屈都要保留公职。兄弟俩在商谈此事时,因意见分歧,父亲生气离席而别。叔父特就此事去信向父亲解释。

 

最近整理父亲遗物发现此期间叔父给父亲的二封信。得知叔父当时的窘境:在此期间叔父祸不单行,继政治的高压随之而来的是工资的停发(每月只发生活补助费15元),偏偏此时又患有严重疾病须住院治疗。

 

1959年10月5日叔父给父亲的信中说:

 

二哥

 

前次给劣子带去的信,不知收到否,颇念。

 

我的身体是如此不作主,好几天又恶作剧了,于本月四日又住院。经济条件是如此恶劣,偏偏却要带来一些额外的支付。但有什么办法。你付来伍元已花光了,现住医院须要人民币拾元。而发薪又未到期,使得我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借了伍元钱才安妥了院方。你目前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请你将我放在家里的定期存款30元的寄给我。上次我回家丢下的40元的定期存款。就作你的帐户算了。你存在支行的就我的账户算了。我欠你的钱,你如急需用的话你可马上支用即是。余不一一

 

祝好(在一星期之内付来)

 

胜   1959.10.5床上

 

(说明:劣子是我表兄的小名,叔父的外甥)

 

如果说1959年下半年叔父还有点积蓄的话,到了1960年叔父已不名分文,连一两米票也不存。为此,1960年9月给父亲信中说:

 

二哥

 

我近来因患肠胃病不能吃干饭,医院根据此情况,给我打了个条子,但我身边不存一两米票,你是否能找壹斤米票给我寄来。我知道你的定量也很低,是有困难的,同时你有爱喝一点酒。更有困难,但当前我处较艰巨的劳动改造中,你想办法给我支持一下吧,克服一点困难,我以后当然是记得的,

 

祝好

 

胜  60.9

 

三年强制劳动改造结束后。1961年春,叔父戴“右派”帽子,被安排到清溪完小教书。期间经亲友介绍与株洲市601工厂一被解散的女工——吴艳辉(老家人无论老少都习惯性地叫她小吴)结婚,婚后感情甚笃。无奈,人必生活爱才能持久,感情战胜不了饥饿。1961年正值国家大灾难时期,物价飞涨,叔父每月的生活补助费根本就维持不了这个家。吴婶长沙市人,自小在城里长大,不习惯农业劳动,曾多次提出要买一部缝纫机来维持个人生计,但连这点起码的要求,叔父也无法满足她。吴婶只有面对着叔父暗自流泪,虽未提出离婚,但叔父的内心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经济的拮据、政治的高压、感情的缠绵。为了不连累一个异乡女子,让她回长沙就业,叔父只好动员其解除婚约。其时吴婶已有身孕,相约待形势好转再复婚,生男取名为“洪流”,生女取名为“安燕”。挥泪送别至县城汽车站时,叔父无以相赠,只有脱下身上稍微值钱的一件毛衣给吴婶留作纪念。

 

1992年暑假,同叔父到长沙寻亲。在长沙郊区找到吴婶弟弟的家,叔父平静地讲述其与吴婶的相识、相恋、相约、相别及未来小孩取何名的约定。孩提时,冬日无事,村里人聚在一起常聊起叔父与小吴这段缠绵悱恻的故事,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然而这次通过叔叔之口讲出来,一股酸楚油然涌上心头,我的泪控制不住了、不自觉地就渗入眼眶。

 

吴婶的弟弟告诉我们:“所生女孩当初按约定取名为‘安燕’,只是后来姐姐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了,就再嫁他人。因继父姓马,故安燕就改为马燕。”我老家隶属安仁县,燕子乃候鸟,安燕者,乃寓燕子到时平安归来之意。叔父无力抚养生女,小孩由他人抚养成人,随继父姓也是人之常情,只是去了一个“安”字,叔父有点失落感,在回市区的路上叔父转念一想又对我说,毕竟还是保留了一个“燕”字,还得要感激她继父的。

 

马燕舅舅讲述了其童年时的悲惨生活,叔父听后心里非常愧疚和不安。到旅馆后,叔父怕见到马燕后受不了,就有中止这次寻亲活动之意。我鼓励他说“我们既然来了,还是探个究竟,也不枉此行。”下午我俩按照马燕舅提供的地址找到马家。路上叔父担心马燕继父一时不能接受,就嘱我先进去看个究竟。那时马燕家还是平房,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地推门进去。马燕的继父坐在大堂的沙发上。我问:“请问这是马燕家吗?” 马燕的继父是一个极精细的人,就反问我:“你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人,你要他进来吧,他跟马燕长得一个模子,一看就知道他是马燕的生父。”。 叔父闻之便推门进去,我们略谈片刻,吴婶从睡房出来,埋怨她在刘家及别后的苦难。因马燕不在家,马燕的继父就将马燕的相册拿出来给我们看。

 

看了马燕的相册之后,叔父是一个晚上没睡着。此时他是急不可耐地想要见到马燕。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马燕就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来到旅舍,父女相见别有一番情趣和悲催。马燕说:“之前还不知道我还有一个生父,心里很自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私生子。”。

 

这次长沙寻亲那是后话。再回到他俩当初“形势好转后再复婚”之约定,孰料形势非但没有好转,而且还在一天比一天的恶化。空前的三年灾难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社教”和“四清”运动,叔父的日子更难熬了。后,叔父调到本乡完小任教。1964年,与学校附近一农村寡妇结婚。婚后不久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开除教职。原有的微薄工资没了,再加之政治的高压,社会的歧视。女方子女怕受到株连,就逼叔父离婚。期间叔父工资没了,生活无着落,成了社会的弃儿。就只能在女方家进行繁重的农业劳动,以求容身之所。身子已痩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有次再也爬不动了,躺在床上等死亡。好心的朋友捎信给我伯父和父亲要他们赶快把叔父接回来。那时我的奶奶还健在。奶奶旧时的小脚女人再加之高度近视,就在我十二岁的二姐的掺扶和带领下探视我的叔父。叔父躺在床上已不能言语了,头上已盖上了一张白纸,在两眼处挖出了两个小洞——那可是我们老家人死后入殓时的风俗呀!此情此景,可怜的奶奶只有呼天呛地的哀嚎,别无他法!后伯父和父亲将他接回老家,幸而老祖宗给他留有两间祖屋得以栖身。

 

这期间,上面一有政治活动和任务,叔父就是公社、大队部的箭巴子。政治活动分子及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可任意将其抓去关禁闭、游街、批斗。一关禁闭就是好几天,那时叔父孤身一人,靠二姐送点饭给他吃。

 

“四清”运动刚结束,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死亡再次威胁着叔父,盲从的红卫兵肩扛红旗、手持红宝书走村串户寻猎物抄家、抓人 。1967年春,为了躲避这场风暴,叔父到相邻县永兴县贩运箩筐、扁担、原木以维持生计。孰料一回家就以“反革命串连”的罪名抓起来关在公社达三个月之久,吊、打、捆、绑各种酷刑应有尽有。有次在我刘氏宗祠堂(土改后被中共强抢,一半分给一贫雇农,另一半为大队部办公地)里,将叔父左右手自食指至无名指各自对应用细绳捆绑,双手的中间插上一根竹筷子,筷子在中指和小指间系一条绳索,绳索套在滑动轮上(此类“滑动轮”,我们老家又叫“弹葫芦”,打井水或将谷等物提到楼上所用的一种工具,用坚硬的木质制作:长条椭圆形的木块,中间挖一个长方形的洞,洞中栓上一个带槽的园木滚轮。),祠堂二楼的木质楼板挖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滑动轮的一端系一条短绳穿过小洞,短绳栓上一短棍,就这样滑动轮挂在祠堂二楼的楼板下。绳的一端系在叔父双手的中指和小指间,另一端则由人拉住,将叔父上下升降用竹条鞭打。打晕了就用冷水泼醒,足足打了几个小时。那时我还没上学,才几岁。因叔父一直不在身边生活,我也不知道这个被打的人就是我的叔叔,就随小伙伴们趴在木质的楼梯间看“斗地主”(那时我们小孩模仿大人们这样吊着人批斗的游戏叫“斗地主”),我不由自主地流泪了。打过瘾之后,在一遍高呼“打倒刘念胜”的声浪中,持绳的另一端者将手一松,滑动轮呼呼作响。叔父猛的瘫倒在地上。后有人将叔父抛到楼梯下的角落。下楼梯时看到叔父身上的白T恤满是血迹,汉臭味中混杂着血腥味至今仍印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后来好心的村民将叔父背回家,叔父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不能动弹。这年生产队结算叔父只剩下6两谷,大半年的生活没有着落。就靠帮别人运石头,或到十里外的衡东县南湾冲砍柴卖来维持最低的生存。这年祖母去世,由于当时政治的高压和经济的困顿,没有开追悼会就草草地安葬了祖母。直到后来待我们家好转,后辈子孙均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有些村妇还在拿此事嘲笑我们葬祖母如葬叫花子。

 

叔父虽家徒四壁,能抄的东西早就抄走了,于群盲们不值钱的中外名著也早已付之一炬。然而一有政治活动,叔父就是被抄的对象。记得几岁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叔父家抄家,母亲怕他们也来我家抄,并顺手掠去钱财,就用一块红领巾包了几块钱让我出去玩。

 

小时候常听到叔父跟父亲哀叹“日子难熬啊!”,父亲亦哀叹并自责说“当初就不应该劝你保留公职,如果流落异乡,远走新疆,在一个杂居的地方也许境遇不至如此!”。其实,叔父16岁离开家乡,在老家与任何人都无冤仇。打我叔父最凶的竟是他的一个学生,其家与我家世交,其家虽是贫农,其父虽是大队干部,但与我叔父三兄弟颇有私交,在那个赤色恐怖的年代里还暗助过我们家。待叔父平反后,其父曾到我家当着叔父三兄弟的面道歉。叔父苦笑说:“若不是这种邪恶制度将人性中的恶发挥到极致,也不会至此。事已过去,世交还是世交。”

 

年龄稍大后随姐姐跟叔父拜年,记得有一年春节到叔父家拜年,叔父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找不出几个茶杯来让我们喝水。

 

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有一年冬天,外面大雪盖地,叔父脚穿草鞋,推着一辆木质手推车,去攸县绿田墟卖大蒜。我们几个侄男侄女在祖屋的大门口望着叔父远去的背影,摇头哀叹叔父命苦;母亲也常哀叹叔父“何时能有个出头日?”……

 

所幸,毛魔呜呼哀哉三年后,叔父恢复了工作,重新成家立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2017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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