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2/2017              

茆家升:关于土地私有、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者: 茆家升



乡村自治选举(网络图片)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

 

农村、农民、农业,所谓三农问题,困绕了中国数千年,近百年来更是重大社会矛盾的焦点。从历代统治者,到相关的志士仁人,都曾给予严重关注。官方施行过不同的农业政策,官方和学界也发表过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们也曾在官方或支持或默许或不管的情况下,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和部分地区实验性的建设与变革。尽管结果天差地别,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成功的经验,有灾难浩劫;还有更多的值得争议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它们都是我们今天如何合理处置三农问题,绕不开也不应回避的真实历史。当今执政者和官方与民间学界,对既往的历史,应该如何冷静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认识去分析去面对它,考验着执政者与学界的担当与良知。兹事体大,笔者只能谈一点浅显的认知理解,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延绵数千年的土地私有制是乡村政治生态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靠农耕立国古老国家,广袤的乡村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基本状况如何?农村种种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古老乡村的政治生态、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文化状态、道德基础、价值观念,究竟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变革与创新?

 

这是-个十分严峻的话题,是乡村众多矛盾的焦点。放大一点说,也是近百年来动乱与很多重大灾难的原点。换-个叙事角度说,就是谁能对农村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并能提出有益于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好政策好办法,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好人好政权,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反之,不问你有多么漂亮的说词,打着什么蛊惑人心的旗号,只要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实质,是伤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直接伤害农民健康生命者,就是千古罪人,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农村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生产效率不高,文化科技水平低下,文盲众多,疾病丛生,如胡适先生所总结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谓五鬼闹中华(胡适“我们走哪条路”19344月) 总之是远离了现代文明,当然须要变革与创新,这方面分歧不大。

 

这只是问题的-面,另一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寻求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勤劳质朴节儉和从善和睦友爱恭谦等优良品质,加上数千年皇权不下县,而形成的乡村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态,使我们祖祖辈辈在中国这块并不富饶,也还能平静的生存繁衍下去。

 

造成这种复杂甚或有些尴尬的生态状况,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主要的原因一是土地私有,二是宗法体系。两件事皆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只能简述之。

 

先说土地私有。中国土地私有制,最早见于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从此直到1949年之前没有变过。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百代多行秦政事”。奇怪的是秦代的大-统、专制集权独裁,韩非子、李斯、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鼓吹的阴谋与酷刑都承袭下来,还发扬光大了。唯独土地私有他拒绝了,改投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了。此乃为何?是本文主旨之-,以下还要细述。

 

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土地公有制吗?只能说可能有过。为何这么说,因为据孟子所述,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土地井田制,而且是主要政治体制。这个土地井田制,“井”字中间那-块就是“公田”,也就是公有制了。可惜除《孟于》之外,别处皆无记载。所以近代学者胡适范文澜等不承认有过,郭沫若认为是“孟子式的乌托邦”。这就是说,秦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一直是私有制了。虽然这种私有制很脆弱,得不到有力保障,历代统治者都可能以各种形势来剝夺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权至高无上,对全国有绝对的统治权。但这只是大框架,相对来说,实行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对本国有完整的统治权,否则国将不国。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看施行的是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而己。也就是说在王权时代,在大一统的框架内,农民土地私有,依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其标志就是土地证也就是田契制度。土地证藏在自己家中,毕竟有-定程度的安全感。而且在王朝更迭的动乱之中,土地私有制也未改变过。据已知材料,明朝发的土地证,清朝是承认的;清朝发的土地证即田契,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到1949年之后才作废。不过共和国暴力土改之后,也是发过红彤彤的土地证的,可惜证件还未捂热,农业合作化一来,土地证又没了。

 

至于中共政权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反复,远非1949年全国暴力土改之后,发放了土地证,旋即又收回了那么简单。土地问题是中共立国之本,远在1927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前后,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 政策,即是废除延绵数千年土地私有制的肇始。继之到1930年在江西成立的瑞金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的‘国中之国’)政府,也颁布的多项土地法。如“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还有1930 2 7 日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毛的这个土地法,在当时曾被认为是标志毛泽东土地政策从较左的立场,转向较具现实主义立场的文件。这些土地法,具体都有哪些政策法规,现在都难以稽考。但是,无论谁偏左也好,谁偏右也好,就是当时被认为较现实的《二七土地法》,全都是废除在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土地权私有制的!其中的分歧只不过是地主该不该分地;富农该分什么样的地;该不该没收中农土地重新划分等?现在看来,只是细枝末节的差别。而打倒地主富农包括富裕一些中农,经济上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包括土地房屋和各种所谓浮财,甚至女人;政治上对他们实行专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些可以称之为“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从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到1949年政权更迭,直到农业合作化,及其最高形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没有改变过。(直到胡耀邦时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为四类分子摘帽,才有所改变。)

 

学界如何看待执政者延绵数十年的土地政策,具体点说就是该不该在农村,包括执政后对城市的工商业和手工业者,实行消灭私有制政策?首先是在农村该不该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该不该对地主富农们赶尽杀绝?直到人身消灭?!这样做法理何在?是否无法无天,滥杀无辜!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革命形势大好,还是一场浩劫?我想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主流舆论与民间的意见,一直分歧很大,一定还会长期争议下去,我们也期待着真理会愈辩愈明,社会总归会向前进的。这个问题我在另一章论述彭湃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诸多问题时,还将做进一步的探讨,现在还是先谈谈乡村自治等问题。

 

为何说土地私有是乡村自治必要的基础?因为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皆依赖土地生存,土地是农民命根子。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代表中国数千年来农民的心声。在中国数千年“皇权不下县”的政治背景下,农民手中有了那并不算牢固的小本本,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如一首先秦无名氏的《击壤歌》所吟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几千年来我们的乡民祖先,并不把皇帝老儿和历代的统治者放在眼里,更不会放下心上。关心的是家里的那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是一家人存活的根本。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亘古不变的基本常识。也是先民们的基本心态。

 

先民们数千年都是靠土地这块大蛋糕养活着的,也包括养活了历代统治者。历代的统治者,不可能不对土地的资源垂涎!但为何历代官府还要实行什么“皇权不下县”呢?要是把其权力机构,延伸至基层每个角落里,那样岂不是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难道他们都是傻子吗,直到1949年之后才聪明起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际不简单,牵涉面是很广的,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是皇帝老儿都不傻!即是某朝某代出过如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不可能朝朝代代都傻;即使皇帝傻,那些饱读诗书的朝臣谋士们也傻吗?事实应该是,皇帝和朝臣们,他们都不傻!他们都懂得利益和责任永远都是不可分割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一个只想掠夺百姓财富,不顾百姓利益的政权,注定是短命的!再说把政权延伸至广袤乡村,骤然增加那么多不生产专吃皇粮的官员,在经济落后没有多少所谓剩余价值可榨取的乡村,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举措。弄得不好激起民变改朝换代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头脑清醒一点的统治者,还是延续老规矩, “皇权不下县”安稳些。

 

但是,广袤的乡村不可能没有一个组织者,虽然各家各户都在经营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也不可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总会有许多群体性事务须要处理。远古时代还有酋长管理族群,社会前进了,当然也不乏管理者。既然皇权不来官府不来,那宗法制度就责无旁贷地成了广袤乡村的管理者。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它们本来就在那里,从未离开过。

 

当然乡绅也好,宗族也好,都只能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延续,要是苏维埃式的暴力革命-来,地主富农们全打倒消灭了,代表宗法制度的族长们,大都被毙了,祠堂也拆了,村村都建立支部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也就彻底结束了。

 

至于宗法制度如何依赖族群和乡绅们,怎样管理广袤的乡村,它们和官府关系究竟如何?在绵绵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究竟代表了那些人的利益,他们对社会的发展,究竟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呢?

 

二,说说延续数千年,且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体制。

 

人们要问,何谓宗法体制?说来话长,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由母系社会转至男性社会时期。或者说是由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转向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关于生殖崇拜与宗法体制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贤周予同、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做过-些研究。周予同老先生1927年在《孝与生殖崇拜》一文中说到:“儒家哲学就是生殖崇拜哲学,儒家的根本思想生发于生殖崇拜,其深层是对男根的崇拜。” 这几句话现在能理解和接受的人不多了,很多人对所谓生殖崇拜哲学会更陌生,但它恰是中华民族的根。人类在丛林时代,有过漫长的母系社会,种群的生存与延续,很大程度依赖雌性物种的大量繁衍,如老子所言“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这是母性生殖崇拜时期。大约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即半坡仰韶文化期间,经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先人们已经从母系社会开始走向父系社会,即由女性生殖崇拜,开始转向男性生殖崇拜。

 

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由于男性的被解放,生产力大大的发展了,但男尊女卑的积弊,也由此滥觞了。到了夏、商、周王朝时期,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其核心是“嫡长继承制”,以保证男性主宰的“家天下”可以延续下去,家族的利益可以延续。再到了孔子年代,儒家学说主宰了社会,其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至上,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汉代董仲舒又把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儒家学说就有了宗教神学色彩。 “三纲五常”就成了天意,天意不可违,“三纲五常”就成了维持封建统治几千年的基石。

说到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度,对现当代的影响,我们大致可以寻找出如下的轨迹:由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宣扬孝道------崇尚血亲,而至迷信血统,组成血亲纲络,直至形成顽固的权贵利益集团。以上就是宗法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当今所谓“太子党”、“红二代”、“官n代”聚集的根脉。他们只能代表家族利益、血亲网络利益、权贵集团利益。

 

近代以来,权贵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与侵占,有愈演愈烈之势!典型的表现就是‘血亲网络政治化’和‘政治网络血亲化’,天下权力与财富大都入政治血亲网络彀中!网络外的草民们再也难得获取上升空间,连分一杯羹也难。对此积弊有人称之为‘阶级固化’,其实是延绵数千年的宗法制度,在新时期的恶性发展!具有比帝制时代更大的侵略性垄断性和暴力性!是历史的大倒退!

 

为何这样说?帝制时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至高无上,皇帝老儿和他的皇亲国戚们,侵占了国家很多的权力与财富,高高在上,欺压百姓。皇宫内糜烂腐朽透顶,后宫佳丽数千人,骄奢淫逸,黎民百姓,苦不堪言。所以辛亥革命烈士谭嗣同先生,称数千年帝王都是贼!都是窃国大盗!但是,所谓皇室成员,包括那些什么藩王郡王及其子子孙孙,乃至皇亲国戚们,毕竟有一个成文或不成文的所谓框,说是标准也行,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上的。那就意味着沾上‘皇’字的人,其数量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人数不会是无穷大的。起码所谓皇室成员,不可能伸延至每-个穷乡僻壤山诹海隅。这也是数千年皇权不下县的原因之一。百姓们尤其是广袤的乡村,人们还可以有不受皇权力约束相对的自由空间。

 

然而在‘血亲网络政治化’和‘政治网络血亲化’的当下,这个血亲网络,则有着可以无限延伸的空间,所谓的权贵则接近于无穷大!此非危言耸听,君不见从最高层来说,某大领导曾公言,政权还是交给自己的人放心(言下之意是说儿孙们不会挖自己老子的祖坟)。这句话当然不是白说,他接着说这些大臣们的儿孙中,每家要有一个人出任副部级官员,如果能力强的,还能往上升(起码副部可以保底)。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之!于是乎层层级级任人唯亲子孙接班,网络血亲掌权搂钱的大戏,在神州大舞台一代代演绎下去了!真是好不热闹。其实早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期,就有人说了,一个大队书记就是大队国的国王,一个公社书记就是公社国国王。当然这么说有些激而言之,但也确是切中肯綮。如果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不妨深入基层,做一番实地调查,再来验证是非。

这里有一份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不妨摘录一些重要数据,供读者参考。

 

20119月,《南方周末》发表了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冯军旗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政治家族即为其中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由此我也记得网上曾有报道,某人也只是对一位县处级领导的孙子辈某人,提出过可能是激烈一些的意见,就被扣上炮打红色政权的帽子。以此类比,如果对厅一级省-级或更高层的统治者乃至亲属提意见,后果又会怎样呢?说明血亲网络政治化和政治网络血亲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对网络外尤其是普罗大众,具有怎样的侵略性压迫性和垄断性!    

   

冯先生的文章发表至今已近六年,官二代现象有所收敛吗?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不仅没有,倒愈演愈烈了。甚至给了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感觉。在一些既得利益者,或是说身为权贵的人看来,似乎理应如此。甚至会说,老子打下的江山,儿孙们去坐,有什么不可以。不服气吗?某高官曾扬言,要改变现政权吗?那你们拿几千万人头来换!

 

话真的可以这样说吗,那还有-点公平正义可言吗?还像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吗?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有那么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甘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有必要吗?那维护帝制的人,也可以说,我的皇帝位子是老皇帝和更老皇帝一代代传下来的,有什么不合理,干嘛要被你们推翻!

 

然而,历史的潮流总的来说,还是会滚滚向前的,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说到底不问什么血亲网络政治化,政治网络血亲化,一时能呼风唤雨,君临天下,气势汹汹。它本质上毕竟是 封建的、落后的、僵化的,乃至是反动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终将被民主宪政的大潮淹没。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先生曾提出过“万恶孝为首”,并列出孝的十大罪状,言论虽有些过激,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如果说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控制着千载的庙堂,直到今天依然影响巨大,严重地延滞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那么它在基层,尤其是广袤的乡村,它的境况又如何呢?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它和数千来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有过怎样的关联呢?

 

说起宗法制度,不能不说到一个词,就是“家国同构”。何谓“家国同构”?简单点说就是上行下效,上下-致。上有帝王,下有族长;上有朝廷,下有词堂。上上下下实行的都是“嫡长继承制”,皇室利益与家族利益都是第一位的!

 

但是,在家与国之间,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横亘在个人选择之间,那就是究竟应该放弃个人与家族利,一切服从所谓国家利益,完成所谓国家主义;还是应该寻求个人自由与维护家族利益?它又回归到一个古老的命题,即‘忠’和‘孝’的选择上。是‘忠孝合一’,所谓‘忠臣出自孝子’呢,还是‘忠孝不能两全’?儒家学说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究竟应该如何摆正其中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不想延伸讨论。只想说近现代以来,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蛊惑下,老百姓灾难深重,民不聊生,提醒我们应该对所谓的国家主义,始终都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话说远了,还是说说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的关系。

 

宗法制度虽然有其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它既然能长期存在,且根深蒂

固,应该有它存在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基础,也可能从某种角度看,会有它合理的一面。比如在广袤的乡村,自夏商周以来,虽然经历过历代王朝更迭的动乱,宗法制度在乡村,从未有过根本的改变,亦如土地私有制未改变过一样。那它对乡村的政治生态,乡村经济诸多方面,究竟有过怎样的影响呢?它和城市里和官场里,都是-样的吗,有过维护农民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们利益吗?宗法体系的上层,具体点说就是那些富裕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他们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特别是和‘士绅文化’的形成有何直接联系呢?

 

客观-点说,别问中国的这种古老的僵化的宗法制度,再寻根究底联系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阻挠与桎梏。就其对中国广袤的乡村而言,是有其两面性的。宗法体制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对广大乡民先是同姓同宗,再扩展至异姓乡亲,都有一定维护的。乡村中最贫穷最困苦,甚至一些无业游民,地痞懒汉生活无依无靠者,很多时候也是依赖大户人家,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庇佑,说白了还是依赖宗法体制的余阴,得以生存下来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宗法体制奉行的是儒家学说,所谓仁者爱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的儒家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这些中小地主和士绅们,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承者,和传统道德的维系者。宗法制度不是一级政权,但它在基层,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某些方面能替代一级政权。在姓氏的词堂里,以执行“家法”名义,对氏族中所谓不良分子,予以惩处。最重者甚至可以“沉塘”“绞杀”!而惩处的标准,常常是一个“德”字,这个“德”基本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比如对所谓不贞女子,施行“家法 依据就是男尊女卑和什么夫为妻纲。

 

值得一说的是,宗族的族长们,基本是中小地主群体,一般皆文化层次较高,道德品质较好。他们能成为乡村的事实上的管理者,靠的就是财富的力量,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有的还有世袭的力量。他们也是士绅文化的代表人物,更是数千年来乡村自治的关键因素。可惜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一来,尤其是暴力土改之后,士绅阶层彻底消亡了,士绅文化也荡然无存了,古老的乡村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乡村宗法制度中的上层人物,就是那些地主士绅们,在对同宗和异宗中的穷苦民众有若干关照与庇护的同时,也有剥削、压迫和歧视。后者是乡村中的弱势人群,与富人们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常态下,只要矛盾着的双方,都没有过激的行为,或是说贫富差距不是过大,社会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种相对稳也很脆弱,遇到非常时期,比如灾荒、时局的动乱,最具代表性的是暴力土改来了,相对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大动乱大破坏。其根本原因还是利益的驱动。富人们都想守护好自身利益,穷人们则想尽快富起来,最好是一夜翻身,怎样才能实现,当然只能依仗暴力了!而一旦只依仗暴力来掠夺财富,这个社会还能平静吗?

 

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像暴力土改这样非常时期,毕竟是罕见的。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其深层次原因,还是依赖了儒家学说。历代的统治者,包括朝廷命官的各级官员,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各时,乃至各民族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各各有别。如果解决各种矛盾的方法,只用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从过去的实践看,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农村的全面情况,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是在效法斯大林,对中国农村,实行彻底的掠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古老的中国虽然远离了现代文明,但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国式古老的文明,离开了它们,所谓文明古国,就是-句空话。它也是中国农村前进与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它抛弃它盲目改造它,必然会引发农村大乱,甚至民不聊生,这方面的教训是太深刻了。怎样的改革才是合理的,是摆在国人面前严峻的话题,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必须认真严肃的对待!

 

201411月初稿,20178月改写定稿,时八十初度

 

 

 

 

 

 

关键字: 茆家升 土地 乡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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