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3/2017              

顾乃忠:欧洲国家民主转型的规律及其启示研究之三——意大利文化转型的目标:希腊化(上)

作者: 顾乃忠


 

意大利(网络图片)

 

 

 

现在,让我们重新将目光拉回14世纪。如前所说,截至14世纪,除了罗马共和时期外,意大利在文化上是地地道道的东方。然而,自14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工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悄悄的孕育,意大利人的精神世界开始逐步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人们开始对希腊和罗马文化表现出巨大而普遍的热情,并且开始追寻和模仿这种古典文化。——这就是1415世纪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本文的任务是:首先对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期间西方化的情况进行考察,然后对意大利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中,如何艰难地完成文艺复兴没有彻底完成的西方化任务的情况作一简单回顾。

 

文艺复兴是意大利思想和文化史上,实际上也是欧洲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在文艺复兴中,意大利人为了追寻希腊—罗马这一古典模式,他们在寺院、庙宇等一切可能的场合搜寻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献,并且把这些文献翻译出版、认真研究。一些有名的人文主义者认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并通过各种渠道加以传授;有些人以普林尼的地理学为导向来研究近代地理,以他的历史学为导向来研究当代历史。尤其西赛罗更是所有古代作者中受人研读最多和最受赞扬的一个;他的著作被认为是最纯洁的散文典范。[1]意大利人在向古代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有一点与欧洲其它地方不同:“在欧洲的其它地方,人们有意地和经过考虑地来借鉴古代文化的某种成分,而在意大利无论有学问的人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他们认为这是伟大的过去的象征。”[2]因此,他们不仅在哲学、宗教、科学、伦理和政治、法律等方面研究和领会古典文献及其精髓,而且在诗歌、散文和建筑、绘画、雕刻等文学艺术领域,断然抛弃中世纪的风格而全面恢复和模仿古代的形式和风格并加以吸收和改造。在文艺复兴中,意大利人对古典文化的仰慕和崇拜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诗人但丁说,“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建成这个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3];在民间,人们纷纷给子女取希腊、拉丁的名字,认为这更文雅、更时髦;在学界,截至15世纪末对西赛罗的崇拜发展成了西赛罗主义——“那种对每一个不能从大师的权威著作中找到根据的词句都加以排斥的真正的西赛罗主义”[4]。总之,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在希腊和罗马文化那里找到了向导,产生了共鸣。他们把希腊和罗马文化当成创造自己时代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对以前倾向的一种反冲力”[5]

 

在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之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开始急速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准则的转变”[6]。所谓社会准则的转变就是价值观的转变。这种社会准则或价值观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不再重视神的力量而开始重视人的力量。

 

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历史包括人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人应该服从上帝的意志。在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者们通过对古典思想的研究和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批判,逐步认识人的意志和作用。他们认为,人作为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他的行为和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人有责任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认识和掌握自然;同时,人也应该“按照自己所喜欢的形式去塑造自己”[7]。尽管他们在提出这些主张时往往打着“上帝教谕”的旗号,但那不过是借用这一旗号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已。在这种人神关系颠倒的世俗化潮流中,人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教皇和教会,认为教皇和教会的统治是“意大利遭受各种灾难的根源”[8]。因此,人们要求限制或取消神职人员在俗间的权力和特权,主张强化世俗政权以取代至上教权。与此相呼应,在人生观上人们主张重视实实在在的现世生活而应轻视虚无缥缈的来世人生。当然,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不是笼统地反对宗教,而是要以“一种新的、更为亲密的、更具个性的宗教感情”[9]取代已经过时的旧的宗教感情。但是,这种新的宗教感情取代旧的宗教感情的过程,就是以人性取代神性、以人的力量取代神的力量的过程。

 

第二,人们不再蔑视金钱的地位而开始重视金钱的地位。

 

前面说过,意大利自古就是一个蔑视商业和金钱的国家,这种思想在罗马时期曾经受到冲击,当时,人们曾把金钱视作一切物品价值的代表。但在中世纪,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蔑视金钱、蔑视商人、重视权势和官爵的风气又盛行开来。如前所说,直至14世纪末银行信贷业还因背负“高利息”的恶名而人们耻于经营。但是在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人的金钱和财富观念又一次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中世纪的蔑视金钱和商业到现在的重视金钱和商业。格利高里奥·达蒂于1410年写道:“一个佛罗伦萨人假若不是商人,未在世界上广泛旅行,未曾见过外国风土人情并从国外带些财物回佛罗伦萨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10]佛罗伦萨领意大利风气之先。佛罗伦萨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意大利的变化。由14世纪末的贬抑商人到1410年的尊重商人,社会的变化是何等之剧。[11]与人们对待金钱和商人的态度的变化紧密联系,人们对于政治和官位的态度则起了完全相反的变化。在文艺复兴中,意大利出现了蔑视政治和官位的新的价值取向。15世纪中期的佛罗伦萨全城首富之一的大商人卢西莱用如下的话教导他的儿子们:“我不想劝你们寻找官职和追求政治权势。没有比缠身公务更令我看不起或不光彩的了……因为它危险,作事不讲良心、不公正……也因为它既不稳定也不持久……”[12]在一个社会中,商人的儿女们是抛弃父业改行从政还是承接父业继续经商,一般说来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卢西莱的儿子们究竟是从政还是经商了,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卢西莱本人的价值观的变化,反映了文艺复兴中意大利人的价值观在由传统的官本位或权本位向钱本位的转变。

 

第三,人们不再研究想象的政治而开始研究现实的政治。

 

在政治思想领域,截至15世纪,意大利的人文社会学者仍然以想象的政治为研究对象。这时的政治理论认为,君主统治的目标不应该是自由,而是稳定与安全;要达到稳定与安全,应该有理想的统治者;而理想的统治者应该多才多艺、指挥若定,处处体现基督教的道德准则。这种政治理论的荒谬之处不仅在于其统治目标和统治标准上的过时,而且更在于其要求统治者们“应该如何如何”这一思维方式上的天真,因此人们把这种政治称之为“想象的”政治。文艺复兴开始以后,意大利的思想家们开始认识到以想象的政治为研究对象这一做法的荒谬性。他们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在古典思想家尤其是汜提图斯·李维的影响之下,对这种想象的而非现实的政治作了深刻的批判。他在《君主论》中指出:“既然我的目的是为求教者提供一些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那么我想最好还是说明一些实质性而非想象性的问题。很多人都梦想过那种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共和国和封邑。理想中人们应当怎样生活与实际上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这其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以至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忽视了实际上人们做了什么的话,那么他就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13]马基雅维里在这里明确指出,想象的或理想的政治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们以想象的或理想的政治为研究对象,那么其结果只能导向“自我毁灭”。马基雅维里的见解无疑是十分深刻且击中时弊的。诚然,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还提出过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必须学会如何不义”,必须学会“伪装”、“说谎”等惊世骇俗的观点。对于这些观点人们尽管可以表示疑义,甚至进行批评,但它们所表明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开始了由研究想象的政治到研究现实的政治的转向不是十分明显的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这种由研究想象的政治到研究现实的政治的转向,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恶的人性假设,继希腊罗马之后又一次确立了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地位。

 

第四,人们不再把家族、国家等群体放在优先的位置,而开始把个人放在优先的位置。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意大利与14世纪一样,是一个道德沦丧、诚信缺失、腐败和堕落严重的时代。人们亵渎神明,蔑视教会,无视法律,不顾道德,物欲横流,私通情人,甚至抢劫杀人,为所欲为。然而,物极必反,死而后生。意大利在这种严重的腐败和堕落中悄悄地孕育着蓬勃生机——人的个性的高度发展。人的个性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置个人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上的地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主义。不可忽视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成是文艺复兴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正如布克哈特所言:“要是我们现在试图概括一下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性格的主要特点,如我们从研究上层阶级的生活中所知道的,我们将得到如下的一些结果。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就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内心里摆脱了一个国家的权威,这种权威事实上是专制的和非法的,而他所想的和所做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今天是称为叛逆罪。看到别人利己主义的胜利,驱使他用他自己的手来保卫他自己的权利。当他想要恢复他的内心的平衡时,由于他所进行的复仇,他堕入了魔鬼的手中。他的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欲望,转向于另外一个同样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说转向于他的邻人的妻子。在一切客观的事实、法律和无论哪一类约束面前,他保留着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做出他的决定。”[14]这就是文艺复兴中意大利的个人主义。对于这种个人主义我们不要简单地用道德主义的观点对它进行批评,而要更多地看到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进步。正是这种个人主义使意大利人首先揭掉了笼罩着自己的“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纱幕,摆脱了家族、国家等群体的束缚,使自己“成了精神的个体”。[15]

 

第五,人们不再把社会问题,比如人民犯罪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人民,而归咎于君主。

 

在意大利西方化的过程中,往往不为人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的意识即公民意识的觉醒,其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所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意大利,处于社会转型期。当时的情形如前所述,人们诚信缺失,目无法纪,犯罪严重,甚至动辄以暴力手段反抗专制统治,可谓社会问题成堆。面对这种局面,统治者把这些社会问题归因于人民的素质低下,恶性不改,刁民难缠,采取的治理措施是,在加强对民众道德教育的同时,加强对所谓犯罪的打击力度。马基雅维里针对这种认识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犯罪的根源在于君主。他说:“君主不应抱怨他所统治的人民犯下的罪行,因为这种罪行不是来自他的疏忽大意,就是因为他的诸如此类的过失。看看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四处抢掠和犯下类似罪行的人民,就可以明白,这完全是和他们有着相同品质的统治者造成的。在统治罗马格纳的领主们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除掉之前,他们堪称恶贯满盈的楷模。因为在那儿可以看到,一桩小事就能导致严重的烧杀抢掠。它们来自君主的邪恶,而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来自人的恶劣本性。那些君主财富无多,又想活得像富豪一样,他们只好以各种方式巧取豪夺。他们采用的不讲信义的方式之一,便是先制定法律,禁止某些行为,然后又率先给人们提供践踏法律的理由。他们从不惩罚违法者,除非他们后来看到类似的偏见大量涌现。这时他们才着手进行处罚,但不是出于对既定法律的尊重,而是因为他们贪心不改,想从罪犯手里聚敛钱财。由此导致了无数的弊端,而首当其冲的弊端就是:人民变得贫困潦倒,却没有改邪归正:变穷的人竭力去压制那些比他们势力更小的人。因此,所有上述弊端的产生,根源都在于君主。”[16]不用解释了,马基雅维里的话既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又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意大利,对社会问题的根源有着清醒认识的已不限于马基雅维里之辈的知识精英,草根庶民也已有了同样的认识。14世纪后期,佛罗伦萨的一个平民反对者领袖在对他的听众的那段演说中,对意大利的社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路说出了与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限于篇幅以及其它原因,这里不作援引,有兴趣者可查看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8149页。虽然在当时的意大利,与马基雅维里们有着同样认识的人还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话无异于一帖帖清醒剂,激励着意大利人民更加自觉地开展反对专制君主制的斗争。[17]

 

综上所述,在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之下,意大利首先希腊化了,亦即首先西方化了。如果说希腊和罗马文化是近代欧洲文化的母体,那么,“意大利人(则)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18]

 

 注释:



1、西赛罗如同柏拉图一样,是处于由东方文化形态向西方文化形态转变过程中的思想家,因此也与柏拉图一样,他的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向往西方,另一方面留恋东方。他主张共和,推崇法治,是前者的表现;他褒(黄)土贬海(洋)、重农轻商,是后者的表现。这里对西赛罗的赞扬和后文论及的对西赛罗的崇拜,无疑都是对他主张共和、推崇法治等西方思想的赞扬和崇拜。

 

2、[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8页。

 

3、[意]但丁:《宴会》,第4篇,第5章。转引自[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72页。

 

4、[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50页。

 

5、[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7页。

 

6、[美]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58页。

 

7、乔维尼·彼科·德拉·米兰都拉(1463—1494)在其著作《关于个人尊严的讲演》中说,上帝教导人们,“我将你们造就为有灵性的生物”,那么,“作为一个自由和自豪的塑造者,就按你们自己所喜欢的形式去塑造你们自己吧!”(转引自[美]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胡万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82页。)

 

8、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所言。转引自[意]萨尔瓦托雷利的《意大利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14页。

 

9、[意]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沈珩、祝本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15页。

 

10、[美]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34页。

 

11、我这样评论当时意大利人的价值观的变化应该是能够成立的。我的观点得到布鲁克尔的支持。布鲁克尔在评论我们刚才引述的达蒂的那段话时写道:“格利高里奥·达蒂有关国际商人普遍受到尊重的判断(作于1410年),可能有其正确性,但他的话若放到半个世纪以前就不那么有效了,那时在那些来自(或自以为来自)封建贵族的家庭中,认为商业不值一提和低人一等的思想仍有不小地盘。”([美]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34页。)

 

12、[美]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67—168页。

 

13、[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3页。此处译文参照[美]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上卷(胡万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85页)的译文作了改写。

 

14、[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45页。

 

15、[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5页。

 

16[意]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17、在文艺复兴前后,意大利人——欧洲其它国家的人亦如此——对专制政权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也为了更有利于反对教皇和教会的特权,人们要求建立世俗的专制政权;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和民众的民主权利,人们需要反对专制君主制度。但是这两方面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既然是手段,那么,目的达到了,手段即可丢而弃之。因此,意大利走出中世纪、走向西方化的根本任务是反对专制政权,争取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

 

18、[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5页。

关键字: 民主转型
文章点击数: 4014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