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3/2017              

綦彦臣:基于合理建构的行为艺术化抗争——社会转型作为科学

作者: 綦彦臣



民间艺术化抗争(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引言:索维尔的观念困局

 

建构主义从儿童心理学【注一】到新哲学范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知识价值生产过程,尤其是在适度水平上,确立了共识与实践的关系,即「真理的认可问题」除了有事先的逻辑认可和事后实践的认可标准外,「还会有对实践的事后共识」【注二】。共识成为建构的适度标志,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仍基于皮亚杰「认识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注三】,这当中的「有效」必然以对话理性为前提,只有此等理性存在,才有「不断」之可能;其二,虽无建构主义哲学家明指,但适度建构必然以社会趋势为效用目的,在政治学说与政治活动方面尤当如是,或曰没有转型就没有进步,而没有建构也不可能有转型。

 

不过,建构主义虽然是非常有效的哲学方法暨转型社会学的重要资源,其内部存在危险之一是反智主义倾向,即云「社会构建主义的最核心的论断是确定性知识决不可能存在」【注四】。依靠传统国家的力量进行变革也是一种转型,但多数遭遇巨大失败加剧了建构主义的反智主义倾向,其如索维尔(Thomas Sowell)所陷入的观念困局。他说:「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把他们自身看作『变革』的代言人。『变革』是一个被滥用了的词汇,就好像事物都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变革』就一定能够带来更好的改变。然而,历史上的变革,最终往往显示出导致了更糟糕的情形,即使在各方面相当差的国家中所开始的变革也总是如此。」【注五】索维尔举了沙皇俄国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前的例子,但他并未能给出国家力量外的可能。

 

一、方法论:通向智慧与愿望之路

 

若坚持认为索维尔在转型科学(社会学)方面是绝对反智的,显然有失公平,因为他并未将网络因素带来的权力分散化考虑进去。还好的是,未来学家虽然不是哲学家,甚至不曾意识到转型作为一种科学的现实存在,但有人给出了权力分散化的社会学预期。比如,约瑟夫·奈说:「在当今全球信息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事情正超出它们的控制范围,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如此。」【注六】不惟如此,以历史顺序来看,关乎建构知识与事件本身,对文明历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建构往往不是国家行为,更可能是个体行为与社群行为。比如说,修昔底德对西方史学及当下全球地缘政治学的影响不言而喻,这源于他个体的建构行为,尽管公元前五世纪的最优秀头脑不曾有「建构」观念。

 

《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不朽史著也作为西方史(进而扩展到全球史学界于今的)方法论之一种,它是建构结果。至少来说,没有修昔底德个体的建构行为,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这样一部不朽的史学作品。他的建构行为如此:他知道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某人说了什么,就引用该人的原话;如果不知道,就根据当时的情势发展编出那个人应该说的话【注七】。源自修昔底德的建构行为影响了整个世界,但不代表中华文明中没有建构行为。比如说,公元前一世纪的制度文本《礼记》【注八】是最大的知识建构体系,它不仅依靠了战国至汉初的文献,而且,还利用了同时代文献,即戴圣对戴德文献的剪裁与吸纳。《礼记》的建构主义行为对传统中华地域的知识行为影响巨大,但这并非是指诸种诠释性文献的产生,而是广义的再建构行为。当中,也有许多个体建构缺乏知识的准确性。这种准确性缺失与完全无据的推测性建构行为不同,往往是为了表达本身的反智主义倾向,尽管行为人没有「反智」概念观。比如说,纳入《唐诗三百首》的章碣《焚书坑》诗作,「刘项原来不读书」成为后世经典语句,但项不读书是真而刘不读书为假【注九】。不过,这种早期的反智主义在剔除时代(晚唐)教育质量因素【注十】之后,更呈现出文明的可通约性道理之存在。

 

无论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戴圣的《礼记》,淡化历史时序因素之后,研究者不难发现它们的初衷是通向智慧,也为满足时代的愿望。勿庸讳言,时代愿望是精英阶层愿望,只有它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一般时,才具有真正的转型意义。这正是古希腊民主不是今日民主政治的等价物一样,这正是古典中华传统复制不可能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核心资源一样。简言之,中国民主转型必然以国家力量外的精英努力为特征,以及这种努力主动与社会一般形成建构共识。

 

二、认识论:联系实际的观察能力

 

将转型定性为科学绝非我的主观臆断,尽管我尚无法证明这一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契合适度建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绝不可能走向反智主义!在此前提下,才能将转型科学渐传至大众观点,才能为未来民主政治与当下异议实践提供优质理论资源。

 

认知建构的政治学含义即社会一般愿望,必然会涉及到方法论之上的认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的哲学含义既在,无须展开,但是,在制度细节上,没有实证支持,任何建构即便不是陷于反智,也会由于缺乏智慧基础而内卷化,失去政治重建意义。可以引述的与修昔底个体的建构行为存在大历史逻辑关系的实证,是历来遵从判例判法的英国在一九六六年,由上议院议长加德纳提出「过于呆板地奉行先例,可能在某个特定案件中导致不公平,而且还可能限制法律的适当发展」【注十一】。因此,将先前判例视为有约束力之同时,「试图背离先前的判例」【注十二】,条件则是「只要这样做被认为是正确的」【注十三】。谓之「正确」,即是上节提到的社会一般利益;而之于中国当今社会,就是向民主转型的异议政治实践背后的多数人的愿望。作为认识论方面的建构,民初大学问家章太炎给出的学术判断之意义,绝不低于后来的英国上议院之建构行为。尽管章太炎并无「建构」概念观,但是,他对秦朝焚书行为背后的制度效率之分析发人深省。在《秦献记》中他说:由于文学是整个社会的爱好,即便有法令,也无法全面禁掉【注十四】,所以,最后只能是法律条文在官府放着,没人去认真考察法律的执行效率【注十五】。重要的不是结论正确与否,而是在没有相关文献为支持的情形下,章太炎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或者说,与修昔底德一样完成了一次重要而又适度的构建。依照我做实证政治学研究暨努力创建转型科学的实践而论,章太炎的判断是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实情(百代行秦政之历史累积至当下)来反推的。这是非常杰出的观察能力。简化它,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制度繁密,由《礼记》而衍生的人际规定极多,个体规矩欲也极强烈,但是,没人用心执行制度、规定、规矩。

 

制度繁密、规定极多、个体规矩欲强烈,在传统的非人权社会尤其由左翼极主义蜕变而来的威权主义社会中,它是国家权力最大化扩展的结果。个人规矩欲强烈造成了个体交流的重大障碍,其如微信群主设定禁忌(「不允发广告」以及「不谈政治」)。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生活质量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但反过来,基于现代技术的对话行为又出现反智主义倾向,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三、本体论:其他权力兴起大趋势

 

当然,新技术条件已创造了更加自由的个体表现机会,行为艺术化的个体抗争是最好不过的系列例证。从不太知名的商业精英黄鸿鸣以「獬豸之死」来夸张性伸冤【注十六】到当下最强劲爆料者、流亡巨富郭文贵与北京最高权力层隔洋较量【注十七】,再从底层社会装清华博士「卖身」【注十八】、给官方送「不作为锦旗」【注十九】到位尊法官骂特朗普「破坏司法独立」之影射【注二十】,行为艺术化抗争无疑是新技术赋予中国非国家力量的天道工具。在这里,研究者仍可以深问「科技想要什么」,但是,正常人类仍然不惧科技负面后果而大胆试用之【注二十一】即欲望战恐惧,它意味着:正常人类对转型(含剧变)的偏好是技术进步的动力源,反过来,技术进步大幅度放大与推助了非国家权力的增长与对既存体制的威慑。

 

非国家权力,在传统国家外壳仍存在的情况下,是其他权力。而其他权力对转型的促进,实质可以回答「科技想要什么」的疑问。并非玩笑,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不只要无人售货与收银的商场,还要无人政府,更要消除一党专政与威权统治。后项要求更符合正常人类的社会一般需求。还有,在「科技想要什么」的层面上看问题,中国民主转至已经是正常人类转型的一部分,正如中共国家的崩溃是二战后全球政治结构崩坏的一部分那样。换言之,其他权力的兴起正在依靠非传统方式改变现存秩序,其如有异议名人对郭文贵爆料的评价:「虽然郭文贵并不代表推动中国民主自由的进步力量,但他的反戈一击,必将成为终结『中国共产党万岁』神话的合力之一。」【注二十二】与此非直接对应(或曰出于保护体制之目的),体制内名人林毅夫则对郭予以贬评,「从我收到有限信息(来论),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指控都不是真实,与现实不符」【注二十三】。林的比例数据虽然不是行为艺术,但也算得上建构行为。而在这些背后,存在一个政治代数:林所在的全国工商联,其主席为中共国家的政协副主席,位阶为副国级;而林本人则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作为副国级的副手,位阶在正部级。从我的实证政治学研究角度看,我不认为林的比例数据是经过实证(计量)得出的,更像市井随俗口语「还是好人多」之类。同时,我也不认为郭的爆料就达到了林的反向即百分之九十九是真的。重要是的此种爆料是一种行为艺术化抗争,其转型价值在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被故意忽略的重大社会政治伦理。或者说,在针对权贵之外,更指向社会整体性无耻——仆从于权力,以恶魔的粪便为精神食粮!

 

行为艺术化抗争即便不明言针对何等体制,重倡何等伦理,还刻意采取更标准的艺术方式,它也具有无可否认的抗争意义。南斯拉夫存在时期,女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作品《托马斯的嘴唇》(一九七五)之艺术家身体自残性流血【注二十四】与《打扫房子》(一九九五)之对牛骨的精心剔肉【注二十五】,其可事后理解的建构意义(而非本身建构)之一很可能是对南斯拉夫制度的深刻伦理揭示。女艺术家的行为艺术表达场所,一选奥地利,一选美国,尽管时隔二十年。其未在南斯拉夫,几乎是今日郭文贵出逃后的爆料场所选择的一个「预言」。

 

结语:认识转型的神学含义

 

如果爆料确乎为假,那么,它首先是新闻工具的职业伦理问题,而后才是爆料者的个人品质问题。然而,假新闻比平淡的真新闻更能表现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态,其如英国分析人士认为:「社交媒体看起来的确推送了远离政治图谱中心的新闻,但是它们也令人们暴露于更多的意识形态观点之中。」【注二十六】在这个意义上讲,福柯的猜测是可信的。他说:「虚构有可能在真理中起作用,虚构话语可以产生真理的效果。」【注二十七】如此,转型科学必是内含的社会一般愿望的学问设计,具有建构主义特征,但它限于适度,尽管一个「适度」设定标准还须讨论,即形成转型力量内部的最大共识。

 

在纯学术层面上看问题,自从默顿(Robert K .Merton)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分析对象,解决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后,神学就被赋予了全新的功能。或者,传统基督教就从小信(Little Faith)、小学(the elemental spirits)里解脱出来,尽管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远无此幸运而沉缅于小信、小学【注二十八】。联系基督教基本文献,以或是耶稣本人建构或是其门徒对他进行的修昔底德式建构为例证,可以发现一场历史意义重大的转型本质上是建构行为的结果。针对摩西律法中的婚姻关系,耶稣认为前者的妥协是因为人心刚硬【注二十九】,因此,他坚决否定离婚(divorce)的正当性。重要的不是历史上摩西有否那样的妥协,关键的这次建构否定了耶稣本人此前的保守律法之信誓【注三十】。没有这次否定,也就不可能有历史上那场革命性转型——从此,基督教成为一种文明型态。

 

注释部分:

 

[一]参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第一百五十二至第一百五十四页(〈皮亚杰〉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一九九〇。

 

[二]参见刘保、肖峰著《社会构建主义: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第三百〇六页;刘肖著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三]同[一],第三百五十三页(〈建构〉词条,第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页)。

[四]同[二],第七页。

 

[五]参见托马斯·索维尔著《知识分子与社会》(汉译本,张亚月、梁兴国译),第三百六十一页;张梁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六]参见奈著《权力大未来》(汉译本,王吉美译),一百五十七页;王译版本:同[五],二〇一二。

 

[七]参见阿兰·瑞安著《论政治(上册)》(汉译本,林华译),第四十三页(上、下册单另页码);林译版本:同[五],二〇一六。

 

[八]参见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第三百八十八页(〈礼记〉词条,词条撰写人:贺圣迪);张编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三。

 

[九]与[十]参见我的通俗史学博文《战国人刘邦的实际学力与唐末教育质量》,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首页推荐。

 

[十一]参见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学方法》(汉译本,邓正来译),第五百六十三页;邓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

 

[十二]同[十一],第五百六十三至五百六十四页。

 

[十三]同[十一],第五百六十四页。

 

[十四]参见王兴康、徐文光等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六十三页(〈秦献记〉全文,第六十二至第六十四页);王徐等编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五]同[十四],第六十四页。应当指出的是章太炎关于秦朝历史伦理的建构有其不成功的一面,即在《秦政记》中过度推崇秦始皇是无法逻辑自洽的。秦始皇果然如章太炎所说「诸诬食言,乃阬术士,以说百姓」(阬,同「坑」;说,同「悦」),其杀人以掩已过之贼毒与汉文武杀官以掩已过无本质区别。《秦政记》比较秦始皇与汉文武有两处重点(同[十四],第六十五页):一曰,「末俗以秦始皇方汉孝武;至于孝文,云有高山大湫之异」;二曰,「孝武一怒,则大臣莫保其性,其自太守以下,虽直指得擅杀之。文帝为贤矣,淮南之狱,案诛长吏不发封者数人,迁怒无罪,以饰己名。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

 

[十六]参见澎湃新闻网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报道《浙江高院院长指责宋城集团举报系诽谤  应追究责任》(记者未详)。

 

[十七]参见《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文章《一周新闻聚焦:郭文贵「六一六」「核弹」爆料,矛头直指王岐山家族》(作者:施英)。

 

[十八]参见搜狐·媒体平台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报道《清华大学博士街头卖身  身份系艺术乞丐》(记者未详)。

 

[十九]参见法晚网·深度即时版块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报道《四川送「不作为」锦旗农民下午被释放》(记者:温如军)。

 

[二十]参见《纽约时报》中文网·时报看中国版块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报道《中国法官谴责特朗普破坏司法独立》(记者:傅才德;翻译:Cindy Hao)。

 

[二十一]参见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著《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汉译本,马慧译),第二百三十五页;马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

 

[二十二]参见[十七]刊二〇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文章《郭文贵与习近平的媒体战争》(作者:余杰)。

 

[二十三]参见博讯网·国际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报道《林毅夫:郭文贵指控百分之九十九不是真实》(记者未详)。

 

[二十四]参见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著《行为表演艺术——关于演出的理论》(汉译本,余匡复译),第十一页;余译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

 

[二十五]同[二十四],第一百五十五页。

 

[二十六]参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文章《假新闻背后的硬事实》(作者:蒂姆·哈福德);新华社《参考消息》三月三日译介,题目未变,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二十七]同[二],第三百〇六页。

 

[二十八]参见我的神学随笔《小信·小学·泛性道德》,载于[九]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首页推荐。

 

[二十九]原文:「Because of your hardness of heart Moses allowed you to divorce your wives, but from beginning it was not so.」[MATTHEW,第十九章第八节]。

 

[三十]原文:「Do not think that I have come to abolish the Law or the Prophets; I have not come to abolish them but to fulfil them .」[MATTHEW,第五章第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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