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6/2017              

綦彦臣:基于申命原则的反屈从——经济征服内含政治崩溃因素

作者: 綦彦臣



征服(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引言:隐蔽的巧实力

 

作为经济学家以及对地缘政治学有所研究【注一】的人,我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班农(Steve Bannon)「(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注二】之论断。其一者,在国家战略层面,这个论断比中美热战预测(班农说过「五到十年必战」)更准确、更现实;其二是,现实的经济战是屈从(于经济征服)与反屈从之选择。在后者里面蕴含着推动中国社会向民主转型的巨大能量,因为经济征服的大概率后果是征服者的政治崩溃。这个崩溃现实地发生后,中国民主转型与社会重建就成为二合一的政治事务。

 

 

经济征服是比军事征服更柔和的国际战略选择,它比后者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尽管可能的国内负担远高于后者。而关于经济征服与军事征服的行为者财政成本之比较,因超出本文范围且暂缺经济学方面的专业数据以使之精确化,暂存不论。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经济征服作为巧实力其隐蔽性远高于理论大师奈(Joseph S. Nye, Jr)「善于综合运用软硬实力的能力」【注三】之巧实力界定,而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战略思想里的「谋攻」【注四】意识,即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一、希腊立场:区域性国际机构的功能欠佳

 

经济征服作为战略安排,它有小于一般经济制裁、大于单纯吸引力的效用。一般经济制裁与军事威胁一起,是硬实力的构成部分【注五】;而制度与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则是软实力【注六】,当中经济的影响力(尤其在不发生国际贸易关系时)更多地属于文化方面。称其小于一般经济制裁是因它包装在互利契约之下,双方均在谋求长远利益,而利益至少对一方来说是以尊重情感为主的,其如中国古代王朝追求万邦来朝的外部正当性效果;称其大于单纯的吸引力是因为互利契约执行中,存在强势一方「借故断奶」的可能,这种可能一旦变为现实,那么,以硬实力表现的经济制裁随之出现。正是熟谙经济征服之策,中共国家针对欧洲人权动议之反制才屡试不爽。如果推及一九八九年,那有些远了,但至少二十年来,情况是这样。对此,西班牙的观察家说道:「在一九九七年爆发的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下,欧盟经济体看重中国市场。那一年,法国加入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行列,共同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继续讨论美国提出的批评中国的决议。」【注七】

 

中共国家在欧洲的经济征服没有离间美欧关系的设想,相反,美欧合作以维持联合国框架,对中共国家相当有利。一些猜测性议论(文章观点)很可能是根据美欧关系现状来反推的。然而,就算是主张美国使用巧实力来与中共国家竞争的奈也看到了联合国的重大危机:到本世纪头十年,联合国已经是个「操作难度颇大的国际机构」【注八】,「新的民主国家组织替代联合国」【注九】已经是一些国际战略学者的重要建议。还有,美国国内反全球主义者(以班农为代表)对包含联合国在内的现有国际秩序是持否定态度的【注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为什么奈的大国双边关系为优主张变得不那么有影响力。

不惟全球性机构失去了治理效用,地区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欧盟的失败不只是在人权问题上经历了二十年与中共国家的妥协,最为严重的是它无法恰当地解决成员国经济危机。如果说希腊完全服从以德国意志为主的欧盟经济对策即希腊财政强约束化,不仅是希腊国内既得利益集团会围攻本国政府,而且,盟内成员国之间民主关系也会经受巨大考验。相反,认可希腊自行设定调整政策与执行长度必致盟内其他成员负担加重,乃至小困局转成大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国家完成了对希腊的经济征服,即如希腊议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负责人、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成员科斯塔斯·杜齐纳斯所说:「欧洲把希腊当成做中世纪的吸血鬼,中国人却不断给希腊输血。」【注十一】因而,也就有了「今年六月,雅典阻挠欧盟谴责中国人权状况。几天后,希腊又反对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严加审查」【注十二】那样的结果。

 

希腊屈从于中共国家的经济征服使得权力欲望强烈的默克尔感到不安,她希望欧盟用一个声音与中国对话【注十三】,更言「北京视欧洲为一个亚洲半岛」【注十四】。默克尔不只是权欲遭到挫折,她作为民主国家政府的首脑也不能忽视学术界的态度,包括来自美国学术界的观点,其如有人揭示:「中国多年如一日在欧盟各地重金投资。现在逐渐产生的担心是,中国也许不是在寻找自然资源,而是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影响力攫取政治杠杆。」【注十五】而在这之前,中国是明确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同时也希望在帮助默克尔实现欧洲领袖梦之同时,实现「北京—柏林轴心」【注十六】,尽管这个新轴心远不似二战前的战争准备之协调。

 

二、英国摇摆:民主体系不安全感的真实反映

 

默克尔陷入了一个近代政治悖论状态,即是说:领袖人物难以在终极目标与责任伦理之间做出平衡,「就前者来说,不能为好结果而违背绝对的道义要求,但责任伦理则只追求结果」【注十七】。而这个近代政治悖论的广义形式则指向了记者、作家、编辑等文化从业者,他们对影响普通人判断力的后果是负有责任的。这在西方国家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于今,在如何看待中共国家的经济征服问题上有了重复历史之意义。关于这一点,本文第三节将展开论述。

 

现在,接续默克尔权力欲望受挫以及对中共国家经济征服的态度,要说的是:英国在中共国家的经济征服之下也做了一些有违民主终极目标的事情,尽管有些行为并非出自国家权力机构。然而,经济征服之下的思想侵凌绝不亚于战争入侵。较为具体的事例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近来应中国当局要求,删除了三百多篇涉及六四镇压、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的文章」【注十八】。这是绝对的屈从行为,以致被媒体认为是「自阉」【注十九】。面对国际批评声音,不是当事的剑桥大学而是作为「第三方」的中共国家媒体进行了反击,其曰:「西方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西方媒体可以批评这些西方机构『没骨头』,为中国市场的『五斗米』折腰,而不是批评中国。」【注二十】事件因外界反应强列而出现逆转,但有趣的是:第一个发出反对声音的学者是在中国任教职的外籍人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包定(Christopher Balding),他希望「剑桥大学出版社及学术界面对中国审查时,要挺身而出」【注二十一】。尽管事件最终形成了反屈从效果,但是,英国在全球有名的学术机构之态度摇摆不仅代表了国家的摇摆,也说明全球民主体系面对中共国家的经济征服,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日本作家兼记者船桥洋一认为:利用地缘经济来修改甚至损害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是不可取的行为【注二十二】,尤其是「网络空间日益被利用和操纵,不仅影响产品和服务的自由与公平流通,而且也对民主规则、程序、机构以及民主本身带来损害」【注二十三】。换言之,「不能为追求好的结果而违背绝对的道义要求」之终极目标,再度成为民主政治的申命原则(Principles by Deuteronomy)。而与申命原则相对应,西方世界近代传统里的责任伦理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简单一些,这样的责任伦理是「为了实现更崇高的民主目标,可以限制政治自由」【注二十四】;复杂一些,林肯·斯蒂芬斯(一九一九)对苏联的赞美反映了终极目标与责任伦理冲突的长期性。这位美国记者曾说在苏联「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注二十五】,并极端地判定「自由的概念是虚假的,是西方暴政的残余」【注二十六】。

 

然而,对苏联制度唱赞歌的文化从业者并非记者斯蒂芬斯一人,像美国的社会学协会主席J.L·吉林、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等人都赞美古拉格制度(对内经济征服)【注二十七】。最出名的论断莫过于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此人一九二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对古拉格制度赞美说:「在苏联,他进监狱时是一个罪犯,而出来时则成了正常人,只是要劝他出狱十分困难罢了。」【注二十八】如要一个「正常人」不愿进入社会而愿呆在监狱,岂不等于说那个社会与监狱完全换位了吗?如果这样的制度值得赞美,直接把整个人间改为地狱岂不更好?

 

三、沙俄自欺:分割土耳其的梦幻破碎

 

剔除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以上全然没有良知的赞美旨在说明美好的社会出现以原始与血腥手段为代价是值得的。然而,在国际间比较,日本十九世纪(维新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意大利二十世纪与苏联一样起点很低的现代化建设,均未付出斯大林主义的原始与血腥代价,乃至沙俄一八九〇至一九一四之经济成就也不如是【注二十九】。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言,非国际贸易关系下的经济影响力更多地属于文化一样,苏联在经济方面的失败终归是文化失败,即「教条主义的控制阻碍社会科学与文化的发展」【注三十】。在这层意义上延伸,我的学术发现是:第一,今天,以经济征服力量来进行国际学术控制(如剑桥《中国季刊》事件),说明了中共国家的苏联性质趋于严重;第二,中共国家的「文化自信」口号实质上是政治文化灭亡的信号,因而,中国的民主转型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是文化转型。文化转型过程中,应当更加深入地关注、研究「俄罗斯样本」。就样本(含苏联及沙俄)本身而言,苏联崩亡并非独立事件,它是历史复现,是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后果的逻辑性重演。

 

十九世纪,尼古拉一世的国家崛起与对外征服以「波兰是俄罗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三十一】为顶点(——想想今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难推知当时情形),以分割土耳其失败暨遭遇英国为首的欧洲同盟打击为转捩点,俄罗斯实质覆亡、尽失大国地位,尽管此后还有亚历山大二世(一八五五至一八八一)、亚历山大三世(一八八一至一八九四)、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七)三个君主的相继统治。分割土耳其的美梦乃「波兰是俄罗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伸,这里面:一是,英俄在土耳其行将崩溃之际对该国领土进行分割之协议的模糊性(——想想美国对中共国家「海峡两边都认为是一个中国」说辞,不难推知十九世纪英俄关系情形),给后者造成了错觉【注三十二】;二是,后者的制度体系不足以持久地支撑对外征服,相反,对外征服的失败(克里米亚战争)「为农奴制的缺陷和危险提供了另一个证明」【注三十三】。比较而言,英国的对外政策给沙俄带来的是人欺效果,不计制度败坏之危而「延伸梦想」却是沙俄的自欺。人欺或欺人都比较容易,而自欺非常之难,但沙俄做到了;同理,今天以经济征服为手段来延伸「中国梦」的中共国家也做到了。

 

尽管苏联帝国的产生是尼古拉一世自欺政治的逻辑结果,但苏联帝国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积累了自身政治崩溃的因素,从出兵捷克到出兵阿富汗都在天命般地重复尼古拉一世的拙劣政治。不过,从帝国之初到所谓改革时期,苏联帝国都在行欺人的政治文化策略,它以「社会主义」来包装自己,毕竟「社会主义」是西欧思想,在西欧左翼看来,苏联的「社会主义」若冠以「民主」就更好了,且党治词汇里面已有「民主集中制」。然而,这是列宁的欺骗策略,以「社会主义」假面目来争取西方同情而已【注三十四】。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赫赫有名的萧伯纳还是不太知名的斯蒂芬斯,作为文化从业人士而非战略学家他们赞美苏联,均值得原谅。

 

所幸的是,一些西方名人今天已有所反省。除了默克尔的观点变化,中国欧盟商会前会长约格尔·武特克之问也值得关注,「我们真的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吗」【注三十五】。需要与否是经济学家专业分析的项目,而知悉中共国家借经济全球化而行征服之实则是战略学家的事情。「经济全球化」说辞好比当年苏联帝国的「社会主义」名号,这一点不能不认真对待!之于个人信仰立场而言,我更认为包括霍罗威茨、奥尔德曼、普洛斯等一批专业人士他们已经有了申命(Deuteronomy)的神学自省,即是说:不事奉异神,等于免于罗网(a snare【注三十六】)。

 

结语:转型的「自去效应」

 

不管国际社会对中共国家的经济征服做出何等一般外交与战略反应,没有疑问的是:其一,这个过程不可逆转,形如沙俄从波兰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对克里米亚的争夺;其二,这个过程必然带来政治崩溃,形如沙俄农奴制的腐败与危险之全现,无从避免的美中战争会完成这一点。而恰如本文引言部分所预测,中共国家的政治崩溃与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将是合二为一的政治事务。

 

在预测事实发生前,泛异议力量应当做的文化转型工作首先是求得「自去效应」,是为去拜俄情结,因为一些人幻想中共国家出现普京式强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是为去传统沉迷,因为一些人幻想中共国家会用儒家文化掺和佛教来自降残暴程度;是为去伪全球化,因为有些人认为中共国家会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尤其接棒美国)之同时,提升统治体系的政治文明程度。至于这三种情形的答案本文不以多述,因为即便经济征服还未显性化时,连奈那样希望用大国双边关系而不是组建民主国家联盟来应对联合国失效的顶尖级学者也认为中共国家的政治存在崩溃性可能【注三十七】,尽管他使用了「挫折」一词替代「崩溃」。而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转型的人们在思维方式实现「三去」或曰「自去效应」,无疑是加速「二合一的政治事务」到来的重要因素。

 

注释部分:

 

[]关于我在地缘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实证政治学论文《党枪威权与地缘优化(上)——全球民主视角下的中国民主转型》,以及该文下篇(副题〈中国社会必须警惕次军国主义〉)。该文上下篇均分《民主中国》网刊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应征稿。

此外,以战略学为主、内含地缘政治学的一个系列《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美博弈与民主前景》,计十篇(十七万字),在二〇一六年二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陆续发表于《民主中国》网刊。该系列基本上能反映我的全球政治观,以及它与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关系。简单地说,它是一个与我开创的实证政治学平行的印证系列。

 

[]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文章《班农离职对美中关系带来重要影响》(记者:乔希·罗金);新华社《参考消息》八月二十一日译介,《班农离职对中美关系影响几何》,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参见奈著《巧实力》(汉译本,李达飞译)之〈专家推荐〉,第XV页(张小明〈软实力·巧实力·领导力〉,第XIII至第XVII页);李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谋攻」在《孙子兵法》里是专门一篇。称之传统战略思想,可由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复古现象」一个细节为例证: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隋树森等人主编《中国古代散文选(上)》(全三册)里面,<谋攻>被选为例文,并依毛泽东曾引该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句为时下政治正确依据(第一百〇四页)。与之对观,传统古文《古文观止》虽未引《孙子兵法》篇章,但有《左传》之〈曹刿论战〉、〈子鱼论战〉、〈展喜犒师〉、〈烛之武退秦师〉等谋略文献之引(为例文)。简言之,传统战略思想包含但不限于《孙子兵法》。关于「复古现象」,是指邓废除了「文革」时期以古典文献为「反动」的规制。当然,「文革」期间,对古典文献并非一律封杀,其如商鞅、王安石等被定为法家者的文献不仅未被禁止,相反,还大量印刷(加有新的注解)。注解、初步编辑法家文献也是那个时代文科「工农兵大学生」值得骄傲的政治活动,至少在当时如是,并且,那种政治活动无形之中推动了文化贫瘠时代的文化营养散发。

 

 

[]参见奈著《软实力》(汉译本,马娟娟译),第八页;马译版本:同[],同年。

 

[][],第十页。

 

[]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文章《中国在欧洲:战略推进、结盟、霸权》(作者:鲁文·劳费尔);同[]译介报七月十八日,《中欧联盟将助世界走向多极化》,第十版〈参考论坛〉。

 

[][],第一百九十五页。

 

[][],第一百九十六页。

 

[][],罗金写道:「班农认为他能够促成一个越来越一致的共识,即中国问题正变得更糟糕,而美国对华策略飘忽不定,现有国际秩序已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参见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章《被欧盟惩罚,满腹怨气的希腊拥抱财大气粗又属意于它的中国》》(作者:贾森·霍罗威茨、利兹·奥尔德曼);同[]译介报八月二十六日,《欧洲担心希腊成中国「政治立足点」》,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六][],劳费尔写道:「中国现在正在加强与欧盟领导国家的关系,北京立志要打造一个新的影响力轴心,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为自己打开道路,在特朗普时代抵抗美国的扩张。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时,对英国脱欧表示强烈担忧,同时表示中国坚决支持欧洲一体化,并且认为中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和投资自由化对于共同拯救当前国际体制和秩序是非常必要的。」这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北京担忧英国脱欧后果的明确态度与支持德国领导欧洲的委婉暗示,恰好说明它尚要充分利用现存国际秩序,包括区域性的欧盟及全球性的联合国。

 

[十七][],第一百四十八页。

 

[十八][十九][]刊,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转刊FRAVOA报道《〈中国季刊〉撤文事件发酵 北大教授发起请愿 三百人联署》(记者未详)。

 

[二十][二十一]参见博讯网·大陆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转刊BBC中文网消息《学界反弹〈中国季刊〉被删文章恢复发表》(记者未详)。

 

[二十二][二十三][]刊,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转刊VOA报道《中国以经济影响地缘政治 引起美日澳等国不安》(记者:莉雅)。

 

[二十四][二十五]参见美国《外交》双月刊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文章《西方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作者:该刊特约编辑詹姆斯·普洛斯);同[]译介报七月二十七日,《西方全球秩序与美式秩序现分歧》,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参见兹·布热津基著《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汉译本,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译),第十二至第十三页;军科院译版本: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

 

[二十九][二十六],第三十六页。

 

[三十][二十六],第二百八十四页。

 

[三十一]参见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第七版)》(汉译本,杨烨、卿文辉译),第三百〇七页;杨卿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

 

[三十二] [三十一],第三百一十页。

 

[三十三][三十一],第三百四十一页。

 

[三十四][二十六],第二十页。

 

[三十五]参见奥地利《新闻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报道《当中国不愿再成为世界工厂时》(记者未详);同[]译介报八月二十八日,《欧盟应共同应对中国投资涌入》,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三十六]原文:「neither shall you serve their gods, for that would be a snare to you.」(DEUTERONOMY,第七章第十六节之部分)。

 

[三十七]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文章《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实力将取决于「其余力量的崛起」》(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同[]译介报七月二日,《美国实力取决于「其余力量的崛起」》,第十版〈参考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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