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惠寄 】  时间: 9/8/2017              

綦彦臣:简单回应攻讦者三个问题

作者: 綦彦臣

因为在《民主中国》网刊上发表实证政治学论文《基于申命原则的反屈从》(9.6/2017),遭到了某人的强烈攻讦【见本文配图】。攻讦者推文两则,兹录如下:
 
(一)中美之间不可能有根本冲突了,基先生整天幻想中美大战,是中国知识分子堕落无知的典型代表。
 
(二)基先生学点经济学,和夏业良一样,成经济学家了。和彭明混几天就成民主斗士了,别不知深浅行不,你当中华绿党贝立顾问,把这哥们儿教育成政治小爬虫,多丢人现眼,还装,恶心。
两次出现的“基先生”是我这人(綦彦臣)无疑。我的姓氏极为稀少,总起来不过五万人,比少数民族还少。“綦”的读音,标准是“齐”(qi),但我们老家自读为“细”(xi)。总地说是:在家念细,出门念齐。
以上为问题之一。
 
至于推文中说我“整天幻想中美大战”以及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堕落无知”,我不对里面的道德取向做回应,要说的是:中美战争概率是全球地缘政治学的现实课题,一般谓之“(新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的重大(一对一)国际冲突有过十六次,其中十二次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特征。简言之,研究或预判中美战争并非无知。其次,推文涉及的夏业良先生(作为经济学家擅长领域为何)我不知道,所以,不评论。而在我本人,主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即便体制内也承认这一点,其如在《比较》双月刊上的两篇重要论文(94’2,96’2)一被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之《理论经济学》转载,一被《比较》杂志列为创刊二十年(1985——2005)<名栏名篇>。
 
 虽然上述成就均是在体制内取得的,但至少前一篇是我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第三届(1997.3——1999.3)特约研究员的成果提供项。当然,还有在《经济预测》、《农村金融研究》等期刊上的一些理论文章。而我自称为“经济学家”,基本依据就是曾经做过天则所的特约研究员。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之外,或云将制度经济学运用到微观上,我的最好成绩是对交易理论有贡献。这一点,在茅于轼老先生为我的通俗经济学著作《真实的交易》(机工,2010)所做的序言里面已经有肯定性评价。
 
关于经济学家身份的解说,是本回应的第二点。
 
由于制度经济学研究之体悟与现实制度状况存在巨大落差,走向异议是大概率事件。我因煽颠罪入狱(1999)实在是学术实践的一部分,我也就成了“民主斗士”。换言之,我成为“民主斗士”不是“和彭明混几天”的结果。不过,我屡屡自称经济学家,但从未自诩为民主斗士。同时,我也不参与任何圈子的派系之争,这也是我退出独立中文笔会的根本原因。
 
至于与彭明的曾经合作关系,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理论体系里面引述了我的金融研究成果,才有二人见面之契机。我们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既不存在我“和彭明混几天”之策略逻辑,也不存在体制内有人叫嚣“彭明的坏主意全是綦彦臣出的”之情况。其一,在我们互识并长谈以前,彭明已有思想系统著作《第四座丰碑》出版,我有影响较大的论文发表且已是天则所特约研究员——没有这个前提,双方就没有合作的可能;其二,有人说“彭明的坏主意全是綦彦臣出的”,是为了给我判刑与量刑之方便,道理同攻讦我“和彭明混几天”在于从名誉上败坏我一样。
 
以上是回应我与彭明关系的简单说法,也在此对逝者表达应有的尊重。
 
附带说贝立问题。他(在英国)主动联系我,一者是我他均为河北人士,二者我的政治立场偏绿——环保主义在我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不言而喻的伦理地位。我只兼任过较短时间的贝立(中华绿党)顾问,原因则是当时法律维权事务很多,必须脱掉那个政治壳子才不使被帮助的人遭遇政治打压。这点,我跟贝立有交待,也得到了他的谅解。当然,我不反对贝立选择适当时机融入体制,只要他及其政治团队矢志环境保护,就值得尊敬,值得历史垂青。
 
最后,也借这篇短文问贝立好。
 
2017年9月7日下午,写于绵逸书房,古运河畔,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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