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5/2017              

余杰:一个欧洲与一个中国

作者: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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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网络图片)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嘉布瑞尔(Sigmar Gabriel)公开呼吁欧洲要团结起来,对中国採取共同策略。如果没有这样做,中国就会成功分化欧洲。嘉布瑞尔也向中国喊声:「不能只是要求我们(欧洲国家)遵循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应该也要遵循一个欧洲政策,而不是尝试分裂我们。」

 

次日,在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对「一个欧洲」的说法感到吃惊,希望相关人士能说明一下「一个欧洲」的概念是什麽。她认为,欧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本身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她用讽刺的口吻说,她很“好奇”欧盟成员国对「一个欧洲」的言论是否达成了共识。

 

华春莹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故意“扮猪吃老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向来是由中国最善于说谎的人来充当,华春莹当然也不例外。环顾国际社会,能像华春莹那样“英姿飒爽”的,大概只有北韩国家电视台的那位声情并茂的女主播。华春莹的言论,对欧盟缺乏基本的尊重,俨然就是一副义和团或红卫兵的嘴脸。

 

华春莹上岗之前,难道没有做过就职培训,稍稍温习一下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常识?她不会不知道,欧盟成员国当然有“一个欧洲”之共识,否则其成员国不必选择加入欧盟——当然,“一个欧洲”的概念,跟“一个中国”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

 

欧盟确实不是一个国家,但欧盟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正如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当年憧景的那样:“总有一天,到那时,……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到那时,你们将构筑欧洲的友爱关系……”欧盟成员国及其公民所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七日由欧洲议会、理事会及执委会三个欧盟机关的首长共同发布的「欧盟基本权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这是一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对许多非欧盟国家而言也是极为先进的人民基本权利之文件。这份宪章共包含七章:一,人性尊严;二,自由;三,平等;四,团结;五,国民的权利;六,司法权利;七,一般解释原则。换言之,正是对基本人权的确认和尊重,使得欧洲成为欧盟。

 

反之,在中国,人权轻若鸿毛,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说乃是共产党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中共政权而言,“一个中国”意谓著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独裁政府,按照“自古以来”形成的疆域,铁腕统治生活在该疆域之内的所有民族和人民。包括吐蕃、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台湾、香港等“帝国的边缘地带”及生活于其中的民众,都得承认属于“中国”之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与臣民。

 

然而,实际上,“自古以来”并无“中国”这一概念,更没有“一个中国”的固有观念。正如历史学者刘仲敬所说,自古以来只有“诸夏”而无“中国”。虽然儒家一直倡导“大一统”,但在两千年之“信史”当中,“诸夏”处于统一状态的时期大大少于处于分治状态的时期。

 

“中国”这个概念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亡日本的维新派思想家梁啓超爲对抗“大清”而发明出来的。梁啓超从日本吸取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比照德国和意大利等近代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排斥满族统治者的“中国”之概念,并通过风靡天下之文笔将其传播开来。当满清统治者突然发现梁啓超是想让人民只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时候,已然在这场宣传战中一败涂地了。

 

梁啓超用“中国”成功颠覆了“大清”,那么“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的革命家和知识人所谓之“一个中国”,大都指汉人居住的“内地”,即清朝统治时期的“内地十八省”,又称“汉地十八省”,也就是明朝基本版图所在的“两京十三省”。

 

梁啓超将中国视为汉人国家,把汉地十八省视为中国的当然版图。他认为,中国的历史范围虽可分为五部,但“中国本部”仅为汉地十八省是确定的。梁啓超基于当时世界之通义,即所谓“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民族之各自尊其国”,断言“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非从头建立不可。

 

一九零零年,革命家章太炎发表了《正仇满论》一文。章太炎在许多议题上与梁啓超针锋相对,但在对“中国”的解释上却跟梁出奇地一致。章太炎说:“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故有而已。”他认为,彼东三省仍在,满人仍可回到那里去维持自己的帝制,满人可以在其故地满洲建立一个跟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

 

另一位革命家、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作了一番论说,他指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何谓中国人,汉人即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就是汉人的历史。‘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意指汉族,自称中华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与藏族、苗族、满族、蒙古族、鲜卑族、突厥族是不同的民族。”陶成章主张,汉族要从满族的统治下获得“光复”,其他民族也可以从满族的统治下获得“光复”,各自建立于中国地位平等的国家。

 

而被国共两党共同视为“国父”的孙文,对现代中国的论述稍迟一些。一九零七年,孙文在东京举办的《民报》发刊一週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就其“民族主义”思想阐发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们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孙文认为:“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要还我中国。”他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因此,当今非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不可。”孙文所说的“汉民族的国家”,在疆域上指的就是“十八行省汉一家”——当然不包括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以及藏族较多的青海、西藏,满族较多的东三省,蒙古,以及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

 

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创造和发展了中国这个概念的这批近代革命家和知识人都一致认为“中国”只是单一民族(汉族)构成的“汉地”而已。华春莹真该补上这堂历史课,这样她才不至于强词夺理,强迫别人承认那些非“中国”的地域属于中国所有、以及非“中国人”的族群成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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