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 】  时间: 10/29/2017              

陈永苗:中国民主化“退守台湾”

作者: 陈永苗

(参与网20171029讯)有“两头真”这东西吗?这个顶多是韦伯说的意图伦理的产物,而没有责任伦理的担负。“两头真”们当年背叛民国加入黄俄,如今让中共改变变好,当做两头真,都是意图决定正确。正如很长长达上百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元朝和清朝,要知识分子不入世,以出世守道过于残酷,然而出世只能如冯道汪精卫,做汉奸,最后守住国土社会,沦陷注定不能变为盛世。把沦陷转换为盛世,异族统治中国化,一旦遭遇长期对内法西斯主义的结果爆发,知识分子就会遭遇底层民众的清算。就像主流经济学家一旦民主化,不从断头台上或者边上走过一回,很难。

 

在当下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路径断绝,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构成绝对障碍,而不在于宪政技术的难度系数或者公民素质。宪政技术的实施,例如普选,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公民素质的高低,推动不了障碍大山。就像被老板盘剥得厉害,怪罪劳工不努力或者技术学习钻研不努力,是没用的。障碍大山之不可克服,再加上必须克服的强烈渴望,客观条件与主观意志之间近乎南辕北辙的冲突,造成人们只会认为自己“劳动”不努力和“钻研学习”不刻苦,于是乎“劳动”成为佛里西斯把石头推上山顶又滚下来的“无用功”,“钻研学习”没有用武之地。只有认识到“改革已死”,客观政治转型之绝对封锁,才能跳出“老板生病劳工吃药”的沦陷困境。既然这个“老板”没戏,或者无药可救,何不换一个“老板”,由推动中共体制变革改为推动“民国当归”。民国是前老板,而且已经变好的了。

 

民国宪政已经是现成的,而且在大陆也曾经有过比较完善的基础。民国当归就像一个傻瓜型摄像机,咔嚓一下,“人人都是摄影家”,没有技术障碍和艺术素质要求。政治改革之绝对封锁,并不是言论舆论所能推动改变的,因此就像河水在河道里遭遇巨山的阻碍,就会改道,形成漩涡,形成各种水文乱像。中国大陆的各种人心秩序乱像,以儒家宪政主义和敌基督邪教为例子,就是因为没法前行进步。没法前行了,于是有的回头看,有的四处病重乱投医。既然没法前行,河流改道就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何谓民间立场,在零八宪章之前,“两头真”和“人道主义”或“人性高于党性”是民间立场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主要主导部分。但在零八宪章与09上书分化之后,“两头真”早就被排除在民间立场,民间立场是以民间社会为主体的立场,致力于关系重建,不邀请中共进来。冬眠熊李伟东和欧阳劲有一次方庄聚会,谈对政局的进步变化程度打分。我的意见是我没试卷给共党做,什么分都不打,时机成熟,就请他们吃花生米坐监狱。这里强行不顾现实抹掉中共的统治性地位,预设一个没有中共的政治方案,只要有共党统治的一天,就是说了也白说,还不如不说。

 

民间立场在大陆的形成,确实离不开过去的批判体制,但批判体制已经毫无作用,甚至成为中共腾笼换鸟奠基新统治基础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公知的吸纳,对网络新兴人士的吸纳。因此,民间立场致力于自我批判,对批判的批判,力求主体性和加速度,它本身以行动为中心,当然也包括以八十年代以来以话语作为行动的自我反思。八九之后非常多的,以改革为旗帜的社会重建工作,例如业主小区选举,它不是一种批判,而是一种行动,也就是从批判体制为中心走向行动。批判体制就像在厕所里面嗡嗡嗡的蚊子,在厕所里呆长了自己也是臭蚊子,也有毒。对批判体制进行反思或者自我批判,就从批判走向行动,走向社会重建,走向民间立场的主体性,走向关系重建。

 

八九后共党是站在悬崖之外木板的一头,这一头,是站在反对批判共党的人。只要反对批判共党的人跑开,共党就从悬崖掉下去。应该说反对批判共党的,救了共党,站在共党对面压住木板,让它没掉下去。因为八九后,党民之间敌我矛盾现,在深渊上空悬着。至少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是批判反对共党的人,通过攻击共党,从而显示共党还是统治的恐怖性地位,从而维护共党的统治。

 

作为八九的参与者,范曾的转变,是有病例意义的。左右之争早在十年前我们就努力摆脱的,我们那时候频频乌有之乡做嘉宾。蔡崇国说,这时候是海德格尔与托马斯。曼,与雅斯培尔斯的分野。大概意思说法西斯超越左右时期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左右猿声啼不住。孤帆远影改革尽,唯见革命天际来。

 

有质量的叛徒,总是有质量的革命同志变过去的,而且纷纷变过去。

 

如果坚持右派立场,迟早变为范曾。自由右派与范曾的嬗变,就在一念之间。就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自由主义右派大规模变为法西斯主义者,拥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98年新左派崛起与自由右派,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提出自由派的法西斯主义嬗变问题,当时自由派代表人物徐友渔老师反驳之,回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精神,例如洛克学说。自由派,尤其是共党体制下形成的自由右派,拥戴法西斯主义是很自然的,于是为了拯救自由派,我觉得和做了很多切割手术,例如区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区分党内民主派和党外民间,用维权扩大自由右派地盘,用民国派让自由右派反共更彻底更没有狼奶。只要与党的关系没有割掉蛋蛋,政治形式一紧张一崩溃危机,党内民主派立即变为保皇派保党派。晚清遭遇革命,就这样。王岐山刘亚洲何曾不是党内民主派,一上位遭遇革命危机,就是宗社党。

 

有个段子说,森林来了一把斧子,树木们非常高兴,说看看,它的柄是木头做的,是我们同类呀。于是树木纷纷倒在同类的手下。

 

王尔德说,即使生活在阴沟里,也能仰望星空。问题是仰望星空久了,不觉得自己生活在阴沟里,而是在星空下接近星空的地方。

 

这一些讲真话的,可能是阴险的。例如说他过去干了坏事,好吧,现在悔改,那就忏悔吧。我们要的是他们忏悔。可是他不是在忏悔他们和他们一起作恶的恶行,而是拿来教育我们,觉得我们也会那样作恶,罪人变为导师。这个叫做启蒙的生意,不过他们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变为启蒙我们的,他是给我们当导师的。我见过这几年太子党例如宋彬彬陈小鲁忏悔的,道个歉立马说了一大通,年轻人不能激进,不能文革,不能乱来。

 

林毅夫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他们不公平,因为中国经济有奇迹,所以他们应该被文明主流承认,而且成为多元价值中的主流一元之一。就像南方周末觉得自己已经与世界接轨,不再是党媒,可以收购美国新闻周刊一样。所谓的讲真话,不外乎是给猴子穿上西装,好像已经是人,是贵族一样。自我为义。大陆法学界很多年来制定民法典,把自己说的像拿破仑一样,德国一样。问题是你就是猴子,有什么资格制定人的民法典。改革开放假装有普世价值,让猴子可以自我为义,以为成了人成了贵族。余世存称他们为类人猿。

 

拿郭文贵的例子来说,批判共党早已成为中共执政手段。批判共党,已经不足以划分敌我,像文贵批判得很厉害,还是党的人,帮助了加强集权。

 

这个叫新常态。齐泽克有篇论中国雾霾的文章,说在雾霾的例外状态来临中,一样可以规制出有序的生活。就像89后共党的执政追求不是永久性,而是三五年,再来一个三五年,再来一个三五年。总之追求短期执政,然后不断连续成长期。而习上台后,又恢复了长久永久的“执政梦”。

 

王岐山等让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不让改革发生,以免引发革命。阻挡革命的,即使是批评共党,是新常态的,就像高压锅放点汽不爆炸,放点汽就是新常态,就是执政手段。批判共党的,已经是共党的执政基础。这是新常态时期的特殊现象。

 

恐惧革命和没法革命的,用非革命手段替代作为政治参与的小资产阶级,给予适当的言论出口,就紧紧得困在共党的沉船上,构成新常态下共党执政基础。孤独求助说:让人爱你恨你又离不开你,共党的生存之道。

民运阵营确实没做好,这是事实。但民运阵营除了露出水面的外,还是有大量的冰山在水下。只要扬弃过去的格局就行,例如我的民国就有乾坤大挪移之功效。

 

暴力革命再也没有意义再生产的功能,这是个事实。也就是没法诞生新秩序,马克思说是新秩序的产婆,这个不成立了。不暗杀,一个是确实没法暗杀,一个是暗杀没用。所以当下来谈这个的是口炮党无疑。前一阵子,有人问我说,你那么早微博被关了,你靠什么发言。我说还发言,说话没用。我后面想的是武器的批判。当然没法有武器的批判时,找最贴近的替代品,例如当下替代武器的民国立场。哪里还有更上一层?民国立场最少十年之内,还是最先锋的批判的武器。更上一层楼那非政治或者反政治,反而没什么意思了。堕落入宗教,就扯了。就上了半空,不脚踩大地了。

 

从话语批判共党体制中超越到宗教信仰中,就完全变为个体主义的立场,混着宗教与政治,虽然人数众多,但还是一袋一袋的土豆,看起来像一种超越的进步,其实是退步,面对法西斯化的进逼。以公共性的退步,作为进步,以退为进。我觉得还是要脚踩大地,踩不到大陆,就踩台湾。这也是一种以退为进,一种腾挪的妙手。而且也满足从大陆的中国民主化的格局超越出去,退出去的渴望。你是退一步成了空中人。其实可以退守台湾。与老蒋同轨迹。

 

大陆人支持台独的,是假装台湾人,大陆人支持民国的,是假装还是民国人。这么假装有强大的社会基础,那么说明大陆已经再次民国化了。而且是坚守大陆在大陆假装,这个说明红色的下面,已经很大程度青天白日了。因为法西斯化的进逼,民间的政治心灵被迫“随老蒋退守台湾”,从“中国民主化格局”中移位,易位。法西斯化迫使原来中国民主化格局中所攫取的人,要么陷入宗教或者准宗教情绪,要么再次民国化。身体在大陆,心灵在台湾,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国民主化转型与老蒋一样“退守台湾”,因为在大陆节节溃败。

 

有内幕消息说,共党也不讲新旧中国,前后只有一个中国了。那么就会在一个中国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民国上独木桥相逢,没有回旋余地。总有一个要掉下河。

关键字: 陈永苗 台湾 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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