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日报 】  时间: 11/7/2017              

杨庭辉:强世功要的是极右国家主义

作者: 杨庭辉

(《香港革新论》共同作者 杨庭辉)

 

 

 

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强调牢牢掌握对港澳「全面管治权」。这种把一国两制重构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有机结合」的论述,一如既往地获得以强世功为首的亲北京学者全力护航。

 

强世功在10月下旬,就连接在《明报》发表三篇文章强调:一、中国文化向来推崇有容乃大的朝贡体系,而非西方具侵略性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枪炮殖民主义;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更史无前例地成功利用这种主义建构「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三、港人须具备所谓的时代感和大局观,才能领略到习近平对港政策的奥妙。

 

然而,古时的朝贡体系实非如强世功所指般具平等性和包容性。在这个体系下,中原王朝会以天朝自居,藩属国须对其顶礼膜拜和进贡,天朝会因应特殊的情况以钱收买藩属国,但这并非出于平等尊重它们的缘故。如今北京制订一带一路战略,正正是这种朝贡体系的写照。此外,朝贡体系经常强调华夷之别,而非强世功所认为的「多元一体系统」。

 

对强世功等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更是用以掩饰国家专制独裁的幌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强调民主是实践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而非以实践社会主义的名义集权于国家。由俄国十月革命至今,所有大搞个人崇拜和独裁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无不以酿成大灾难收场。今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以过往的悲剧为鉴,中共却把国家集权写入中共宪章,可谓是天大的讽刺。

 

说穿了,强世功之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乃把纳粹法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极右国家主义中国化,即以全面管治权之名,要香港等边陲地区全面臣服于国家集权。在这种极右国家主义中国化的进路下,施密特理论大幅度被中共吸收,例如施密特强调以恒常的紧急状态去区分敌我和进行斗争,十九大报告中就23次提到「斗争」一词。

 

与此同时,《国歌法》正成极右国家主义延伸至香港之利器。上周,马恩国引述李飞指,日后香港就《国歌法》作本地立法后,马场在播放国歌期间,所有马迷也须肃立,与此同时强调会有例外的情况,只要不构成刻意公然侮辱国歌,执法机构大多会宽松处理。可是,正如施密特所指,紧急和例外状态的诠释权,往往牢牢地掌握在主政者的手上,如主政者认为有额外的需要,他随时可扩大紧急和例外的范畴,被统治的人只能处于被动状态。现时沙田马场固然只有在重要的赛事日才会奏起国歌,但倘若中共日后认为有加强「洗脑赢心」的必要,它随时可把沙田马场奏起国歌的例外常规化,甚至要求香港赛马会「日日播,天天播」。

 

如此下去,主权移交不足50年,香港便由「马照跑,舞照跳」,变成「马照跑,要肃立」。所谓50年不变的承诺,在强世功之流的极右国家主义者眼中,不过是一张束缚不了国家集权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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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香港 中共 港独 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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