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惠寄 】  时间: 11/21/2017              

王书瑶:如果大选,中共必将一败涂地

作者: 王书瑶

无论习近平拥有多大的权力,他都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全民普选。
习近平同蒋经国不一样,共产党同国民党也不一样。
习近平没有蒋经国的文化、胆识和魄力;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民主选举的历史传承。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用了很多政治手腕,保住他的总统宝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台湾实行了30多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不进行大选。虽然如此,“小选”还是有的,那就是一些地方领导人的选举,好像没有断过。
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也还允许有“后援会”组织,这个后援会可以是对艺人如歌星的后援,也可以是对地方选举候选人的“后援”,但不是政党。
台湾人并没有完全屈服于戒严,在不断地争取民主和自由,在此之前发生的“江南命案”和接下来的“美丽岛”事件,群情汹涌,对戒严形成有力地冲击,这是民进党成立的有利条件。
对于国民党,是自由的多少问题; 对于共产党,是自由的有无问题。于是,台湾民进党就在一次后援会上成立了。
1987年7月,中华民国正式废止戒严令,同时开放了党禁与报禁,但是,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之前,虽然是不合法的,可是,蒋经国说:“世界在变,潮流在变”,“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默认了民进党的合法地位。
1996年是台湾中华民国总统首次直接选举,李登辉当选为总统,2000年,宋楚瑜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挑战连战的领导地位,分散了国民党的选票,民进党的陈水扁仅仅以39%的得票率,当选为这一届的中华民国总统,完成了第一次政党更替,中华民国再一次成了真正的民主国家。
军队对政治更替没有干预。
台湾能进行民主选举是有历史渊源的,没有1947年到1948年大选的基础和后来到台湾后有的“小选”以及后援会的基础,以蒋经国一人之力,是不能完成台湾的政治转变的。
对于中共来说,最有利的选举或公投的历史时机是在1949年到1950年时期,那时,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国民党是腐败的,共产党是廉洁的,他还抢了地主富农的土地给农民,如果那时举行全民公投,共产党稳操胜券。所谓民主党派的上层人物,被他们请到北平来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受宠若惊,顶多去个“打酱油”的角色,无人争锋。
但是,毛泽东没有民主意识,民意无足轻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足够成立一个毛氏政权或共产党政权的了,于是,1947年到1948年的选举的民意授权就被置之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完全是一个武装的政权,没有经过公民投票。
共产党错失良机。
共产党完全是一个武装山寨土匪政权。没有经过国民的认可。
中共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是在1954年,本人刚好18岁,有选举权。
我们这些学生选民被召集到有树荫的操场一角,每人发了一张“选民证”,然后念了一些人的名字,就说,赞成这些人当“人民代表”的请举手,我们便争先恐后地举起手来,深恐落后。
这样的选举如同儿戏,小孩子过家家,比我们选班干部还不严肃,选班干部我们都认识这些人,人品如何,学习怎样,大家心知肚明。本人虽然从不向组织靠拢,从不汇报,却也在1953年当选过一任班长,这是同学们选的,没有组织干涉。
我们,也就是居民有民主意识。

如果共产党现在进行普选会是怎样?
不妙,会一败涂地,在六十八年的时间内,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得罪一遍而有余。
按工农商学兵民的顺序来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市民。
工。
在五、六十年代,工人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共产党的。那时的工人阶级被捧上了天: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他们不仅是有好听的领导阶级称呼,而且还真的有安定的工作,不菲的工资待遇、有公费医疗、有住房保障、还有养老金。
但是好景不长,首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富起来了,但是,国有企业亏损,就有“减员增效”,买断工龄下岗的政策;同时,工矿企业的头头可以买下工矿,工人明白了,这些共产党指派的领导,原来不是他们的勤务员,而是他们的主人,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被抛到马路上,或者自谋生路,或者到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私人资本家那里去打工,成了被雇佣的劳动力,不再是国家的领导了。
更有甚者,五、六十年代的工人,现在都已退休,企业职工的待遇,同公务员的待遇,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大学班里的两个同学,一个到企业当工程师,一个到政府当公务员,结果,工程师的养老金,只及公务员退休金的一半左右。
工人们愤愤不平。
工人对共产党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凭什么我们工人的待遇这么低?
有一个场景:一个老工人,走进一间国有粮店,抗起一袋玉米面就走,也不打招呼,粮店经理甚为吃惊,便派人跟踪,发现,这个老工人家徒四壁,米袋空空。
去粮店扛玉米面的事不常有,但是,家徒四壁却司空见惯。
他们的选择会是很难和很纠结的。
 农。
农民被认定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但是,他们是“新社会”最为苦难的一个阶级,他们先分了地主的土地,但是,后来又把这些土地收回去了,归党所有。
 大跃进饿死的4000万人,主要都是农民,在城里还没有听说哪家有饿死人的。
直到现在,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就是承包土地再延长100年,农民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农民工属于城市居民中的最低层,他们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钱,他们还常常被拖欠工资,每当他们集体讨薪的时候,警察们总是站在资方一边,说农民工是“恶意讨薪”,讨薪还恶意善意之分吗?他们辛苦一年,父母妻儿老小等着他们带回工薪过日子,怎么就成了“恶意讨薪”!?
资本家可以向警察送“慰问品”,可是,农民工不能,这就是差别。
商。
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资本家。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许下许多美丽的诺言,只有像胡适这些顽固派才不上当,远走台湾,就是许多精明的资本家也相信了共产党的许诺,有的人还把已在海外的资本转回大陆,实心实意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力量。1952年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五反运动”,这个运动是对资本家的,从二月到十月,仅上海一地就有400余资本家自杀,多数是跳楼,时任上海市长元帅诗人陈毅亲切地称他们为“空降部队”,幸灾乐祸,全国自杀的资本家,当数以千计,无数企业破产,经济与财政都陷入更深的困境。
不过,这只是牛刀小试。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全部充公,定息七年,以后就“自食其力”,到了七十年代末,他们就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共在中国成功地消灭了资产阶级,不能不是一个创举。
但是,中国却离现代化越来越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我只看到苏联为了农业集体化饿死2000万农民的资料,没看到过任何苏共对待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文献。
学。
就是知识分子。
他们一开始就被共产党歧视,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1957年反右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以后还有臭老九之爱称。
现在他们的情况好多了,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公务员,公务员的待遇高于企业职工的待遇,但是,我们看一看出版总署原署长杜导正退休后的行为,我们听一听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退休前后的言论,就知道,知识分子多么地向往自由与民主,多么地厌恶专制与独裁。
兵。
独裁者莫不钟爱兵,认为是可靠的保卫独裁的力量。清未,戴沣亲王就说“有兵在”,但是,揭开清朝灭亡序幕的,正是武昌的兵;袁世凯也相信武力,倒袁的第一枪正是云南蔡锷领导的兵放的; 齐奥赛斯库也相信兵,但是,正是他的兵,逮捕、审判他并且处决了他,看起来,兵还是靠不住的。
最可靠的还是民意,虽然有时这民意被压制,但是,一旦爆发出来,就排山倒海。
以为提拔了几个中将和大将,几百万的武装力量就是你的看家护院了吗?我看也靠不大住。
军队的腐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再说了。
民。
在中国各种历史著作中,严重缺乏市民阶级的存在感,除了北京市民争食袁崇焕的人肉。但是,据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起义,就是市民发动的。
《国语》载,“周厉王止谤”,周厉王暴虐,“国人”敢谤者辄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三年,乃流王于彘”。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个“国人”我以为就是市民。“三年,乃流王于彘”,就是“国人”,也就是市民起义,把个厉王流放了。实际可能是逃跑了,那时交通不便,跑了就跑了。但是,现在你往哪里跑?
齐奥赛斯库坐上了直升机,茫然四顾,不知道要往哪里跑,最后还是落入兵营,接受审判。
我不是专修历史的,在其后的茫茫历史中,似乎再也没有市民对历史影响的记载,直到明代。
在著名的《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五人墓碑记”,是士人张溥所写,他说的是为反抗魏忠贤的专制和暴政,而勇敢发愤一击死难的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
这五个人是什么人呢? “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说明这五人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升斗小民。如果五人不能勇敢赴义,则“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由于他们的带头抗拒强暴,引发了一次苏州市民的暴动,虽然起义失败,五人被杀,但是,使“大阉(魏忠贤)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五个普通市民起了这样的历史作用。
现在的市民更加成熟了,他们在这个社会非常不受待见,地位低下,但是他们却在2008年6月28日演出了瓮安“6•28”事件的壮丽诗篇。
事件是从中学生李树芬不明死因引起的,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全市有上万人参加了“烧公安、焚县委,打砸县政府”的义举,影响遍及全国及至全世界,极其震撼。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群体事件,是市民对暴政的又一次发愤一击。
起因可以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淡化了的话来说:“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什么是市民阶级?凡不能正式归于“工农商学兵”之内的城市居民,我以为都是市民,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小市民”。他们的特点是自由职业或没有固定的职业。
杨佳就是市民,北京市的市民。
在中国就要到来的民主变革中,市民将担任主要的角色。
在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市民们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归结起来,习近平不论他拥有多大的权力,他都没有可能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行民主选举。
中共胜选的概率为零,必将一败涂地,所以习近平说什么也不能进行大选。

                      201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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