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6/2017              

裴毅然:屠呦呦现象——国家伤痛最深处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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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网络图片)

 


 

林则徐名言:「为国者首以人才为重」。国家发展当然依赖本国人才贡献,任何压抑人才的「伤士」都是对国家的深重伤害。前清官吏都有这一认识,偏偏「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成为中共秉国的伤痛最深处。「伟大毛时代」再三贬辱士林,倒置贤愚,罄竹难书,「深远影响」绵延至今。随拈一例——甘肃会甯曾以「状元县」著称,近年发生乡村教师离职潮,教师不愿再为乡村孩子传道授业,纷纷离职报考警。陇西县也出现「离教投警」热潮。原因虽然众多,最根本的还是待遇与社会地位。基层警察与教师的薪差也有几百块,但在警察的特权面前,乡村教师已无谈论职业理想的兴趣与冲动。西部地区师资本就紧张,贫乏的学习条件导致一茬茬孩子辍学,过早进入社会,惹生不少治安隐患,加剧基层警力的需求度。然强警毕竟治末,强教才是治本。尽管2012年中央发文要求保证教师均薪不低于公务员,但基层仍无法改变教师明显低于公务员的窘状。大陆现有330万乡村教师,长期低薪,物质精神双重困境,形成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窘状。(《新京报》2015-8-13

 

马列主义以贫为贵以愚为尊,悖违理性,势必招致士诽议。但为证明赤色革命必要性与改天换地的「实绩」,各国赤党为铺展赤图——公有制、计划经济,「只能」镇压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1957,毛共向士林亮剑,知识子长期被贬「臭老九」。文革后虽宣布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社会机体深重受伤,价值体系严重歪拧,已无法简单矫治回正,只能由几代人慢慢「擦屁股」、扳回来。

 

屠呦呦现象

 

201510月,85岁的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此前,屠呦呦一直得不到社会承认,无法进入科技界主流,贬为「三无」——无院士衔、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青蒿素」(治疗疟疾新疗法)获奖,也是人家老外运用西式智慧征询:「除您之外,您认为谁该获奖?」其他三位发明相关人一致指屠,屠呦呦这才「脱颖而出」。好险,如果屠女士未享高寿,也就接获不到这份人生收获;如果不是人家「砸」来诺奖,还不就「非常正常」地埋没了?

 

墻内开花墻外香,很反讽很尴尬呵!屠呦呦的祖国为什么看不到她?为什么长期「灯下黑」?一直那么起劲呼唤「诺奖」,为什么硬没发现屠呦呦「诺奖」既至,大陆这才行动起来。20161月,屠呦呦与一位院士共获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打破该奖惯例——首次授予女性及非「两院」院士。(《中国青年报》2017-1-10

 

屠呦呦现象当然凸显中共无法掩饰的「欠债」——人才评价机制严重歪斜。1949年后,此前民国已趋成熟的人才评价机制尽遭扬弃。大陆知识界长期行政化,「人的因素第一」,人文社科领域更是「政治第一」,评价机制深度扭曲,形成痼疾。

评价机制严重落后

 

人才评价机制的科学化精细化,乃是一项「高精尖」人文工程,需要数代或十数代人的摸索打磨。欧美的领先植根文艺复兴以来大方向正确——尊重个人权利,同时积累了六七百年的各项经验。19801990年代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大部分「乐不思蜀」,除了物质生活差异,主要还是人文环境的巨大落差。留学生们很快发现:欧美社会法治化,个人努力与社会承认速率成正比,评议机制极富激励性。而国内到处武大郎开店,必须讲关系——「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数十万学子滞留海外,中共以「爱国主义」召唤他们回国,应者寥寥。他们虽然怕穷,但更怕埋没怕受气。大陆糟糕的人文环境使他们很担心遭妒嫉挨挤兑。尤其受不了这一「培养期」——先得成为奴才,才可能成为人才。

 

人才识别速率精确标刻一个国家达到的人文层次。越落后的国家,越无视人才。因为,越落后的国家,政治波动越大,政府只盯住「维稳」,哪有心思关注社会进步?各种评价机制也就势必粗糙落后,人的因素第一,谁官大谁说了算。

 

一位五旬美国教授(笔者亲戚),2010年大陆几所高校力邀他们回国兼职,一所大学还诱以「申报院士」,她咨询笔者意见,我只能给她打预防针:「你得做好忍受种种不公正的心理准备。中国目前远未达到按规矩出牌的人文层次。」最后,她放弃回国兼职,一则担心评议机制不公正,二则对方甚无诚信,允诺的条件突然砍去一只大角。

 

美国强大根须

 

美国的强大,植根粗壮的人文茎须。美国人说:英国开发了海洋(皇军海军开拓了「日不落帝国」)、法国开发了陆地(拿破仑的陆军征服全欧),德国开发了天空(容克飞机称霸二战前期),我们美国则开发了人。一块荒蛮落后的北美大陆,仅仅百年,人家就耕耘出一个泽被全球的现代化强国。「二战」反纳粹、「冷战」反共运、当代「反恐」……假如没有美国,世界将会怎样?

 

美国的高速发展,当然依赖美国人民的努力,单元细胞的粗壮汇成国家的强大。而美国人民之所以勤奋努力,当然是人家重视个人价值,千方百计推助青年实现「美国梦」。总统山、美元上的头像…… 西方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个人价值乃构建人类现代文明的价值柱石。个人自由发展既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社会生产效能的第一动力。积极调动社会成员的个人积极性,小河涨水大河满,弱势群体亦从社会整体进步中沾享均益。

 

文艺复兴使欧洲「发现了人」,美国无传统束缚,开国之初一步到位,浇铸先进理念入立国原则,且一路不断修订激励人才的各项政策。我国留美生当然强烈感受巨大中西豁差。虽说「是金子总会发亮」,但本能使他们选择更容易发亮的「土壤」——选择欧美作为祖国。

 

中共则一路强调「四大服从」,高倡「螺丝钉精神」,越看轻自己越表示「不行」,才越接近党性,越接近「合格接班人」。文革竟至剥夺全国人民的思想、愿望、人格,必须匍匐毛膝,毋须思考仅须听话。毛泽东祸国如斯,居然至今仍享「三七开」,还有一批「骨灰级」毛粉,没两三代人,能「擦」干凈这滩「毛渍」幺?

大陆至今尚未摆正群己关系,还在要求青年「不要过高估计自己」,连「公民」二字都成禁词…… 生怕民权重而君权轻。可见,人文落后不仅是中共历史欠债,也是扼掐国家发展的重大瓶颈。

 

盛产贪官难产人才,国家发展何依?社会进化何托?就是经济发展,人文环境跟不上,「自由」难伸,谈何「幸福」?难道中国人民会满足于吃饱穿暖(即便有房有车)的「初级阶段」么?没有社会运转理性化、评价机制科学化,中国能真正进入现代化么?

 

笔者亲历

 

笔者16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工作单位从北到南,从基层林区到省级机关、杭州高校、上海财大,只收到「风霜刀剑」,几无「阳光雨露」。打压嘲讽、苛求挑剔、贬斥训责…… 能少受点气就已阿弥陀佛。王蒙名言:「要知道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i]在中国,标准必须降低,忍耐必须提高。聂卫平、姜昆,出身北大荒知青,当年在黑龙江农场、兵团还不是受尽窝囊气。1973年,聂卫平进了国家队,赢了日本九段,农场还久压档案不放——劳动态度不佳,还得继续「接受再教育」。青年没机会,社会无活力。一个压抑放逐青年的社会,自然不可能收获他们的创造。

 

1980年代初,笔者想考硕,头头斥「不安心工作」得持单位介绍信,「冒号」不同意,你就考不成,受教育权就这样被「合法剥夺」。还扔过来一句「这个人有个性」,我在浙省政协就算「完了」,不可能有「进步」了。幸好本人三十岁激流勇退——坚辞省政协,请调人气惨淡的学校,五考硕士五考博士,尽管风雪弥漫,多少尚倚自力。设若贪恋省级大衙门,此生也就混个处级(说不定小科级)。

 

饶是沪上一流名校,评价机制也是刊物档次、课题级别。所谓「客观化」即通道单一化,逼得高校、社科院文教单位等竞相「活动」高档次刊物,「核心」以上刊物很难不腐败——与有客观需求的单位搞各种「合作」。弄来弄去,还不是英俊沉下僚,利益跟着权位走——哪处头头会吃亏?

 

人才评价尺度的现代化当然是日益精细化、多元化,依靠论文发表档次、课题级别的「客观化」,实为评议的粗糙化慵懒化。「客观化」固有防堵人为因素的一面,但也折射出相当缺乏自信。2001年,港大系主任张五常撰文批评学术衡量不能重量不重质、不能只重刊级不重内涵(不幸包括港大在内)。他举例:19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职升迁就不设发表论文数量与级别之限,「连一篇没发表的也行。我们只要看还没发表的内容如何就可以决定了。」一位洛杉矶大学教师,博士论文都没写就连升两级成教授。张五常本人刚到华盛顿大学几个月就申请晋升教授,支持文章只有薄薄11页,校外专家评语:「11页足够了。」张五常任港大系主任11年,决定升降留聘,他说连11页都不用,只须知道他是否说过一两句创新并大致经得起考验的重要之语。张五常先生总是对推荐人说:「简单地告诉我,这个人说过些什么?」(《报刊文摘》2001-12-17

 

切肤之痛使笔者对大陆「人文环境恶劣」感受深刻,进而意识到开放言禁与社会进化的关系。每年各级「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能说点民生小事(如地沟油、摩拜单车),不能指点民主大事、监督官员、检查财政。如此这般,各级政务如何改进?社会如何进化改良?说都不让说,只能谀颂当「歌德」,一批评就是「缺德」,如何集思广益?如何改进公务?相比言禁党禁、贪腐遍地、司法不公,人才评价机制好像还挨不上号,「边远问题」矣。

 

最近,中共「十九大」刚刚开完,毫无「新时代」的新气象,只有一仍其贯的自吹自擂、自我表扬,天下苦共久矣!看来还得继续「苦」下去。赤毒入髓,赤病难愈,实在不知如何是好,读书人惟一声潼关长叹!

 

初稿:2017-2-16 上海三湘       增补:2017-10-28 East Windsor

                                             

 



1、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北京)2006年版,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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