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5/2018              

孟泳新:历史的真实和荒谬的历史(四)

作者: 孟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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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网络图片)


 

,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

 

1,兰克简介

 

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以实证求信史更被尊为现代史学之父。兰克在《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想要做的仅仅是如实传达曾经发生希罗的史实”,其中名言:“如实直书其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名传遐迩;其实,此语祖述希腊史家卢心(Lucian of Samosata)所说:“叙事如其实”。

 

兰克一生作品頗豐,包括《拉丁與條頓民族史》、《教皇史》、《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英國史》、《法國史》等。中外史学界有人称兰克史学为实证主义史学,也有人称兰克史学为客观主义史学,或科学史学。总之,西方史學家稱讚他為「近代時期最偉大的歷史學家」、近代西方史坛上着名的考据大师、成为近代西方批判史学的奠基人。

   

2,兰克史学成就

 

兰克着作等身,影响甚巨。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和欧美其他国家的一批大史学家都出自兰克门下,兰克和其弟子形成了著名的“兰克学派”,“兰克学派”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历史学家应该保持一种超然物外、冷静漠然、不偏不倚的‘客观’,谨守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的信条。历史研究主要是铺叙直述,描写人物,尽量避免评判功过,议论是非。”

  

第二,“如实直书,必须要有可靠的依据,因此特别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他们十分重视回忆录、日记、信件、档案和当时人的原始陈述,其余资料只有当它们是从上述类型的材料中直接引述的或是与这些材料价值相当时才被引用。”

  

第三,“要对原始资料进行精详地考证与批判。通过考察资料来源,也包括考察原始材料作者的心理和动机,辨别材料真伪,估价材料的可靠程度和可用范围。”

     

第四,“在广泛嵬集以至穷尽经过辨伪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选择,捨去一些无意义或无大意义的事件和情节。对选中的材料,还要进行正确的理解,无论是取捨材料还是理解材料,兰克学派都强调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

  

第五,“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特别在道德和文化方面很难看到一种进步的公式,但是,在某一地区、某一时代,即在每一具体个体中,都有自己特殊的趋向和理想,一种时代的精神。历史学家有责任在如实记叙事实的基础上,客观地揭示出这种趋向和精神。”

  

第六,“历史不一定是衔接的、进步的,但每一时代都是和上帝相通的。每一代人的特殊趋向不同,但在上帝面前,每一代人都是平等的。如实表述,研究个体,并通过个体体现其中的趋向,是为了籍此体认无限,体认上帝,这是终极目的和终极关怀。换言之,上帝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和演变的终极原因。”

 

(以上这段总结引自于徐浩、侯建新著《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3,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批判要点

 

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常被人称为科学史学,因为他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史学研究当中。兰克史学一直被当代西方史学家视为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的主要代表。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兰克史学经历了空前的危机。对兰克史学的批判既来自职业史学家,也来自历史哲学家。

 

为了使读者能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来熟悉这段长达一个世纪的史学理论史上的争论,在这一段中,笔者首先用尽可能中立的立场尽量扼要地介绍史学家和部分历史哲学家们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在以后的段落中再讲述克罗齐和科林武德这二位历史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批判要点,主要有,

 

第一,兰克笃信宗教,他的历史观具有浓厚的基督教宗教色彩。他认为“没有上帝就没有一切,不经过上帝便没有生命”,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还原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发现历史中更神秘,隐藏得更深的东西,即发现上帝。他曾说过:“一切历史中都有上帝居住、生活,让人看得见。每件行为都证明有上帝,每时每刻都宣扬上帝的名字,但在我看来,最能说明上帝存在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我的一切作为都应以显示活生生的上帝,各民族的、全世界的上帝为宗旨”。(注: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孙秉莹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2页。)。

 

第二,20世纪60年代末,西德史学界涌现出了一代年轻的史学家,他们以批判德国保守政治史学传统、追究纳粹主义历史根源为己任;他们也向以兰克冠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发起了猛烈进攻。

     

美国史学史家伊格尔斯于192612月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孩提时代曾亲历纳粹政权的种族歧视,1938年为逃脱纳粹政权的迫害随父母流亡到美国,成年后在大学学习历史。自1960年代初起,伊格尔斯开始研究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德国史学史,1965年完成本书初稿,1968年在美国初版,全书名为《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的民族历史思想传统》,简称《德国的历史观》。

  

正如他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在成长为一名历史学者之后,他越来越意识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传统对德国走上纳粹主义道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书中,伊格尔斯以犀利的目光分析批判了该学派产生、高峰与衰落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批评者的史学思想。全书各章节犹如一张张透视兰克史学代表人物的“X光片”,被透视人物的斑斑污点在上面赫然显现、暴露无遗。伊格尔斯指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历史观与历史著作并非人们所传颂的那样客观与公正,而是充满了该学派历史学家本身的保守片面的价值观――他们推崇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反对民主自由等普世性价值;历史主义传统对于德国走上纳粹主义道路至少起到了间接的铺垫与推进作用。

 

第三,兰克在其著作中表现出欧洲中心史观的思想。尽管他也强调世界史的重要性,他说,脱离了世界史,任何历史都脱离了世界史,任何历史都是写不成的。但兰克写过的一系系列的专门史,都没有一部是欧洲以外的历史,很少涉及非欧洲的事务。兰克在晚年著作一部七卷本的世界史,但这部名为世界史的的著作名不符实,其实只是一部欧洲通史。

 

第四,兰克史学有个重要缺陷是局域主义的分析视野。比如说,只关注政治史,结果限制了史学家的视野。 政治史是现代西方史学家批评兰克史学的焦点。在兰克看来,历史是帝王将相的活动。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Bloch )激烈反对把政治史置于历史学的中心位置,主张历史学的中心应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他们大力倡导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态势,历史上普通民众的心理与精神状态,并要求综合史学各分支的内容,探讨历史的整体面貌(注:见《欧洲史学新方向》,第57-64页;另见姚蒙:《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扩大历史视野,拓展研究领域, 重视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已成为了许多战后西方史学家的共识。他们走出了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兰克史学的窠臼,将研究的中心从“上层”转向“底层”,从个人转向群体。他们开拓了家庭史、人口史、婚姻史、妇女史、精神状态史、城市史、社区史等一大批新领域,一系列带着“新”字牌号的史学分支纷纷出现。

  

第五,史学方法过于单一,过分强调搞清事实是史学之为科学的前提。兰克史学一再宣称,“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史学的唯一目的,是历史研究的圭臬。现代西方史学家则认为,史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叙述历史,还应解释历史。兰克史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灵感悟能力。过分绝对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学家主观因素对理解史料的介入,忽视了历史认识论问题,必将把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完全割裂开,从而根本无法实现其为历史学指出的任务,“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  

  

第六,客观主义其实远不够客观,历史科学其实远不够科学。不少哲学家也不遗余力地论证他的客观主义史学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哲学家们对于史学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客观理解过去表示怀疑。

   

“哲学家帕斯莫提出了八个标准来衡量一门学科、判断一门学科的科学性,这八个标准是:可以采取数学一样的演绎方法,一个来源于数据的结果能够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对于世界的直接检验不能依赖于其他证据,理论包括对所有观察者都是像逻辑一样的陈述,客观性仅仅是那些细微的事实,客观性意味着它根本没有对于所有的材料经过挑选,一个结果只有在包含相互冲突的假设中进行取舍才是客观的,一个客观的结果只有得到广泛的接受才是客观的。

 

(Objectivity and History Understanding[M]. Andrew Beards, Avebury Ashgate Pulishing LTD,9917,P114-117)按照这一标准,历史学显然够不上科学的学科。”

  

“后世的历史学家也都认为,真正的客观超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历史学家卡尔说,“当我们称赞一个历史学者其著作的客观性時,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比另一个历史学家更客观吗?显然不是,只不过说明他找到了事实的真相,而不是他选择了正确的事实,或者換句话说,他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意情的意义的问题上应用了正确的标准。”(上书 P122)

  

“便是兰克的著作中,也处处表现了一些并不客观的观点,如在《教皇史》一书的末尾中,兰克就指责普法战争是法国侵略了普鲁士。”

  

“在选择和运用史料時,兰克并不认为愈细愈好,而是主张有所选择。他说要

突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就要舍去一些无关宏旨的事件。而且,在处理历史事实的时候,兰克并不认为满足于搜集资料,而应该对于历史事实进行理解,显然这种理解肯定是要渗入作者个人主观好恶。可见,兰克强调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并不等于取消了历史学的认识论,恰恰相反,他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论。”

 

(徐浩、侯建新著《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P28) (以上引自于汪树民,祛魅与返魅_兰克史学的困境,第23卷第1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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