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15/2007              

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之二)

作者: 田奇庄 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二、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人

铮铮铁骨的县委副书记

大多数人受不了酷刑,被逼无奈,让说啥就说啥。不过也真有铁骨铮铮的硬汉,邱县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历史清清白白,经历也不复杂。当过教员、小学校长、教育干事,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当干事、主任。一个从小逃荒要饭的青年,练就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县委大院,他以刻苦、勤奋、大公无私受人敬佩。他晋升县委副书记后,就象当时当年的焦裕禄那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农村,他给军烈属挑水,给老贫农推磨;邱县盐碱重,他到盐碱最重的村住下来蹲点,领导排涝压碱。乡亲们提起他,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

造反派夺权后,有一天,他从乡下被传回机关。一回机关,便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自由。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中有差错,让他检查认识,他心甘情愿。但他的心是纯正的,他对党绝无二心,没有党,哪有他今天的一切呢!他襟怀坦荡地等待着检查的机会。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已被“内定”成邱县“国民党”最后一任县党部书记长。

他被带进阴森可怖的审讯室,一股呛人的霉味儿扑面而来。史明奎是在新社会参加工作的,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曾用“革命传统”教育别人,也教育着自己。从电影里,从舞台上,他才知道法西斯、日寇、国民党的刑讯室是什么样子:阴冷的索链,烧红的烙铁、滴血的皮鞭、铮狞的老虎凳……他不是演员,但现在却被带到电影中见过的刑堂。面对恶狠狠的审讯,他惊呆了。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震惊之余,他想笑,这是开的啥玩笑?自己只加入过共产党,怎能说自己是“国民党”。他才三十六岁,刨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十九年,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他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是“国民党”呢?他稳住情绪,平静地说;“我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话音刚落,他的后脑勺便遭到沉重的一击。史明奎觉得脑袋就象炸了一样,他强忍着疼痛没有栽倒。可是,还没等他站稳,两个壮汉从两边拧住他的胳膊往上别,头被死死地向下摁,屁股高高撅起。史明奎感到浑身疼痛,脑袋发胀,胳膊断了似的,脑海一片空白。

这仅仅是刑罚的开始,审讯在继续,刑法在不断升级。史明奎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于是专政人员给他戴“五星”。五星是铁制的,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拴着吊在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头上汗如雨下。两腿先是麻木,接着变软,终于跌倒在地上。

还不承认吗?造反派打手又换了花样,来了个“老头看瓜”。将腰弯到不能再弯,把脑袋塞进裤裆里捆起来。腰椎无限制地拉长,骨节“喀巴喀巴”响,呼吸困难。史明奎咬着牙坚持过来了,打手们再来个“挤刺猬”。让他脱去鞋、袜,光脚站着,用铁棒使劲挤压脚指头……

史明奎在邱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刑讯,还要参加批斗会,以此推动全县运动发展,他曾在一天内被连续批斗八场。

除了在县城挨批斗,造反派们还拉着史明奎到各公社批斗。儿子、女儿只能在父亲被游斗路上远远望着父亲。只见父亲得脸色蜡黄,人瘦了,显老了,头发胡子老长。女儿见父亲走路一瘸一瘸,还不时地打着趔趄。她挤进人群,凑到近前一看,只见爹的脚肿的象馒头一样,不能穿鞋,只得将鞋剪开,拖拉着往前走。

儿子、女儿回到家,将看到的情景告诉母亲。一家人哭成一团。女儿惦念父亲,挑灯熬夜,比着父亲得鞋样,给父亲做了双宽宽大大的鞋。

“三代会”大院戒备森严,鞋无法送进去。后来打听到,父亲要被揪到十几里地外得一个公社去批斗,他们便赶去送鞋。儿子、女儿有些怕,找来姨夫、舅舅一块儿去。

晚上,史明奎被关在公社一间黑屋里。他儿子、女儿跟着舅舅、姨夫去送鞋,没见着人,却招来了罪名:送双鞋用来这么多人吗?是想搞“劫持”?还是想搞“暴乱”?妻子在家里心急如焚,不见孩子归来。她哪里能想到,去送鞋的五个亲人已经全部被扣押起来。而她自己也没有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1968年6月5日,  “三代会”头头对专案人员交代道:“他是咱县国民党县党部最后一任书记长,今晚你们落实他的问题,给我狠狠地整!”主子有令,打手闻风而动。当夜,史明奎被几个壮汉带到审讯室,“今晚你必须老实交代最大的政治问题!”两个多月的刑讯批斗,史明奎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镇静地说:“我的历史清清白白,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但绝对没有政治问题!”

打手们用皮鞭朝史明奎身上抽。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冰凉的地上。几个壮汉将他抬起来,架上老虎凳。身子被绑在柱子上,两条腿被捆在木凳上。腰下塞进一块砖,又塞进一块,三块,四块……一阵死心裂肺般的疼痛,他猛地昏死过去。当他被冷水浇醒之后,“头头”已亲临审讯室。“你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还不想交代?”“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头头气急败坏,用驳壳枪朝他胸部猛砸,又用子弹头刮他的肋骨。接着又被反捆住双手,吊在屋梁上。打手们把报纸点着,往他身上烧。火苗烤着肉,滋滋地冒着青烟,一股难闻的血腥的焦臭味儿,弥漫在审讯室里。

“说!谁是国民党?!”

史明奎嘴咬出了血,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知道,我不是……”

一个打手,用钳子夹起炽热的玻璃灯罩,嘻笑着朝他的胸脯按去。

“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史明奎留给人间的最后声音。

剖腹示忠

他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普通公社社员。按照“文化大革命”中颁布的各类政令,划分的斗争对象,绝对轮不到他的头上。可是,一场大清查“国民党”的强台风,却将他裹进了专政队。因为他“死不肯改悔”,他所领教过的刑法更是不胜枚举。单是“夹刑”他就受过好几种。打手们将他的上衣扒光,用铁钳子夹他的脊背上的肉,一边夹一边拧,不一会儿,他的脊背就青紫一片。

打手们还从牲口房里找到驴夹板,用驴夹板死命地夹挤他的腿肚子,几下就把他的腿夹挤得如同折断了一样。打手们用铁钳子夹住他的嘴唇,一边扯、一边拧,打手们还用两根木棍挤他的“太阳穴”……

他有怨、有愤、又恨。他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却没有人理解他、相信他,既然假的被视为真的,那真的无疑是假的了。最终,他选择了唯一能表白自己的方式。正值社员出工之际,他偷偷从专政组跑出来,回家拿了把牛耳尖刀,发疯似地跑到大街上,高声呼唤起来:“社员们听着,我是贫农,是党员,不是国民党。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国民党,国民党的心是黑的,共产党的心是红的。乡亲们,你们都来看呀,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边跑边喊,将手中的牛耳尖刀插进胸口。他慢慢跌倒在地,流下一滩鲜红的血。

绝不改口的标兵

邱县有位王某某,曾被评为全省青年标兵,是全县青年的榜样。他是党员,是村干部,是县里的红人。既然全县有那么个庞大的地下“国民党”集团,他能不是“国民党”?于是他被关进了“牛棚”。

开头对他的是“温火”,说明情况,晓以“大义”。遗憾的是这位姓王的农民,犟筋一根,很不“懂事”,嘴咬得很紧,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

“你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王某某回答得干脆肯定。

“再大声说一遍!”专政人员失望透了,动了肝火。

“不是就不是,咱不能胡说!”王××一字一句,说得很老实。

“你诬蔑谁胡说?” “造反派”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吼叫道。

“反正有人胡说。”

“太嚣张了!”

专案人员收起温和的面孔,脸孔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

“让他头脑清醒清醒!”

皮鞭顺头抽下来,在肩上、背上、手上、腿上,立即留下一条条血道子。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
 
接着“造反派”在他的手腕上穿铁丝,一阵剧疼昏了过去。鲜血顺着手臂流淌着,滴在地上,旋即凝固。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的两手已被吊在屋梁上。两臂举着,脚刚刚踩着地,腿稍为软一下,全身重量就会全集中到一双手腕上。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疼,死不承认。
打手们围拢来,得意地问道:

“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我生下来就不会说假说!”他说的是真话。

“好!不是就这么吊着。啥时承认了,啥时就放你下来!”一个专政组长,气急败坏地叱责道。

王某某就这么被吊着,稍一低头,就会撕心裂肺地疼痛。后来,“专政组”让他老娘来给他送饭,意思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娘亲提着瓦罐,里面盛着米汤。她见到孩子浑身是伤被吊着,泪水从老眼中涌出来。

“孩子,说了吧!别嘴硬了!”老母亲希望儿子早点结束这种地狱酷刑。

“娘!”他宽慰着母亲:“你知道,我从小就不会说假话。咱不是‘国民党’,咱咋能胡说呢!”

王某某在屋梁上被吊了七天七夜,168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松口,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七天七夜!

度日如年的七天七夜。

两位制造大冤案的平庸人物

古往今来,大凡改朝换代时期,总会出现一些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或是乱世枭雄,或是奸佞群小。大浪淘沙,不仅使黄金与泥沙俱下,更使得沉渣泛起。在邱县的县志上,辑录了两位极可能是很平庸的人物。
这便是邱县国民党案的始作俑者赵玉春。他原是县武装部的副政委, 靠“造反”发迹,被推上了邱县的政治舞台。这个不起眼的外籍人物的出现,让古朴而贫穷的邱县于“十年浩劫”间,平添了更为深重的人祸。

关于这个人,2001年编纂的《邱县志》对其有如下记载:

赵玉春(1925——1996),河南省民权县李馆村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部队文书、指员员、团政治处主任、邱县武装部政委。1967年3月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核心组长、地革委委员。

赵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期间,被惠广志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手段,施用酷刑三百多种大搞逼供,在全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假案。把邱县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到“文革”前的6任县委书记、7任县长打成“国民党员”,把文革前80%以上的县委机关和县直科局级干部,70%以上的公衬干部和50%以上的大队支部书记都打成“国民党员”。在这一假案中,共打成“国民党员”3835人,打伤致残1316人,逼打致死544人。赵玉春亲自审讯后不久被逼打致死的就有4人。他制造的这个“国民党”假案,牵涉到全国16个省(市),52个县,23个部队和中央8个部,使100多名领导干部受到迫害。

1974年赵玉春被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8年保外就医,1996年死于山西沁原县。

从履历中可知,他是个15岁入党,17岁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红小鬼”。从乡下孩子到革命干部,也几乎都是在革命军队中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至到文革后期,恶贯满盈地从“政治舞台” 退出,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好象从没有脱离过“革命”。

他的前半生,先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在和平年代的革命军队做“政治”工作,至到“夺权”成为邱县实际的“当家人”。就是在他“当家作主”“准备立大功”的时分,利令智昏地制造“国民党假案”酿成弥天大祸。他的后半生则被逮捕判刑,至到病死山西。

他“善终”的这一年,恰是文革发动后的整整二十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比较成熟的时期,饶有意味的是:他革命的年代都是人民少吃没穿,个体尊严和生命得不到保障、动乱频仍的时代。他不再革命的时候,国兴家旺,人民的生活步入小康,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再因言获罪,不再由于追求幸福生活横遭凌虐。

这个简介附着他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当时的年龄好象只有四十岁上下,身着当时的红星领章军服,由于帽檐下阴影过重,这个绷着嘴,鼓着高颧骨,面无表情的中年汉子,显得十分阴郁。他主政邱县的短暂几年内,我们没看到他办过一件可以彪柄后世的好事。

另一个因祸害一方而载入方志的本籍人物,就是赵玉春的主要搭档惠广志。

方志有如下记载:

惠广志——1933年生,大郭斗村人,现在押。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资料员、县委办公室干事。“文革“中任县革委委员,“三代会”副主任。伙同赵玉春等一伙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邱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大冤案。采用数百种刑法,大搞逼供,坐阵指挥逼打致死多人。1969年4月17日畏罪潜逃,1969年12月9日缉拿归案。1970年5月4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1984年11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惠广志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赵玉春为什么要制造这场大冤狱呢?后来的人替他总结了两条:一是打击素与之不和的武装部部长。二是想 “向毛主席邀功请赏”。前者是私愤,后者是为了加官进爵。这样的总结显然太实际了,也许这就是大家的直观印象吧。紧跟政治形势,积极追求进步。在当时,也许这是最正当的理由。

邱县县委干事惠广志,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恐怕这一辈子也难当上科级干部,这一次他平步青云,当上了全县第二把手。

在邱县,还有一大批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借时以逞,与他一起发迹:
农林局技术员杨德珍打死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郝梦怀,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

临时工王新民打死县委副书记史明奎,转干调公检法机关;

社员郑容恩操纵打死残废军人张同勋,入党、提为县委委员、团县委副书记;

临时工张丁歧打死科局级干部王洪章,提为法院副院长;

临时工陈万美打死社直干部于金岭,入党转干,提为南辛店公社副书记;

临时工霍培武(父、兄妹共打死十人)转干入党,提为县海河指挥部政办室负责人;

临时工马文玺是打死粮食局长任尽中、副局长刘凤祥、干部牛文会的主犯,提为商业局生产部经理、总支副书记;

李致敬是抓“国民党”的主谋者之一,是给退休干部点天灯的主犯,提为公安局副局长……

打人、整人造反、革命就能升官,如此际遇岂能放过,于是屑小之徒如苍蝇逐臭般蜂拥而至。

惠志广的故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人都被政治运动异化了,惠志广也不例外。假如没有文革,他只是一个县城普通干部,是个从乡间走进城里的小市民。

他生得白白净净,看似文净,其实脾气很怪。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很执拗。人家往东,他偏往西,说话处事总好扭着劲儿。文革狂风骤起,使他从县委的普通干事,一夜之间成了邱县的风云人物。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做过帝王梦,也许隐在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从没有得到过释放。作为一个权欲极强的人,在和平时期,他的所有毛病充其量不过是个性强而已。没想到时代骤变,他也有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天。于是,潜藏在心底的野心骤然膨胀。

1966年初,邱县公安局从乡间破获一起“九宫道”案件,从他舅舅家搜出“黄绫珠”“八挂图”。经查:他的外祖父是坛主,舅舅是外帮,父亲是‘内阁’,母亲称之为“如意菩萨”。自幼的耳熏目染,使他明白了许多“神”权至上的玄机;而且明白“神”可以由一些人制造出来。

他沉默不语,窥测时机。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一天就来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的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智勇双全”,既有主意,又敢出头硬干,很快登上了“三代会”第二号人物的宝座。

在小弟兄们的崇拜中,他开始享受了神的尊严。有一天,他生病在家休息。前往探望的人不少,于是办公室宣布道——“不能去打扰他,打扰他就是打扰革命。凡前往探病的,必须经县革委批准!”

 同村的邻居旁敲侧击地对他父亲说:

“别让他由着性子来,稳当点好!”

他父亲不屑一顾,得意洋洋地说:“乱世出英雄嘛!”

一个家庭如果能出个英雄,那也算是祖上的积德。祖坟的风水,上可光宗耀祖,下可显赫邻里。进不了紫禁城不要紧,当上“土皇帝”足以威风八面。 在邱县,惠志广呼风唤雨:要权有权,要钱有钱,想整谁就整谁,生杀夺予,尽在唇齿之间。

如何领略当“土皇帝”感觉呢?惠志广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了显示尊贵的方法。他抛开喧嚣县城,一头扎进家里。他脱得精赤条条,钻进那条绘龙画凤的棉被窝里,在土坑上整整躺了六天。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都成了他随叫随到的侍者。饿了,老婆做好饭,在被窝里喂他;想吃糖豆,老娘将糖纸剥开放进他的嘴里。想抽烟,老爹先点燃,再让他叼上。腰乏困了,老爹还得给他舒筋捶背。想屙了尿了,闺女给他端屎端尿……

他暗自惬意:旧社会村里的土鳖地主老财在炕上躺过六天不起吗?他表情平静,但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和舒坦,他感到了受人崇拜的份量。这一切都不用问,因为从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那陌生的激动、慌张、羞怯、恭顺、羡慕、满足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答案。视野之内,方圆数村,列祖列宗谁曾享受过如此风光!

为了显示威风,他让跟随他左右的专政队员将村专政组抓获的“国民党”押进他的“金銮殿”,他依旧赤条条地用被子裹着身子审讯。
“专政队员”腰里悬挂着“王八盒子”,虎视眈眈地站立在两边,如同大殿上威风凛凛的锦衣卫。

惠志广的老爹、老娘、老婆、闺女,哪见过如此场面?戏台上县太爷审案,也要相形见绌。刹那间,小屋变成了县大衙、督察院、金銮殿,如果再有人跪伏在地,呼喝一声“吾皇万岁”,那欲念中的帝王梦,就不再是梦,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遵照他的吩咐,村专政组将“国民党”犯押进他家,他要躺在被窝里“抓革命”。

“态度老实吗?”

他的一声吆喝,“国民党”们浑身哆嗦。

“念咱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低头认罪,听我的话,我给你活路!”
“政策是皮条,攥在我手里,能松能紧,我把丑话说前头,到时别怪我不讲情义!……”

犯人们战战兢兢,点头哈腰,吓得不敢正眼看他,惠志广神魂颠倒飘飘欲仙。

惠志广通知村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村民们忧心忡忡,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来了。会场黑压压地参差不齐。会场前边,放了张方桌,旁边放了把太师圈椅。在村革委会主任及专政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会场。有位在场的农民画家清晰地记着当时场面。经他描绘,画面是这样的:他穿着洗过几水略微显旧的军便服,腰扎武装带,别着两把盒子枪,坐在太师圈椅上,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慢慢悠悠地吸着,喷吐着烟圈儿。

村革委会主任上穿白短袖衫,下穿紫花布裤衩。裤衩是乡下传统做法,长过膝盖,脚穿黑凉鞋,短袖衫左臂戴着印有×ד造反团”的红袖箍,右肩挎着“红宝书”袋,胸前别着枚毛主席像章,毕恭毕敬地站在惠志广旁边。

虽然现已无人能完整回忆当年这位“三代会”二号人物讲话的完整内容,但主旨无非是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他慷慨激昂地抡着胳膊训话,他老爹在一旁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胆战心惊的村民蜷缩着脖梗,生怕大祸临头。

只是这种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受害者开始上告,上级开始落实政策,他便惶惶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几个月后,他终于落入法网。一时期县里不知从哪里涌来的孤儿寡母挤进他家,又哭又闹,来了一拨又一拨,如同冤魂缠身,无法驱散。当这种渲泄达到顶点,报复行为便占上了上风。于是人们三下五除二,砸了他家门楼。他的家属,他的子女,面对如潮的的遗孤寡母,似乎意识到自家的罪过。同样的胆颤心惊,不敢言语。

象征着权势的街门楼坍塌了,标志着这个家庭的败落,——也许,标志的是一个时代的彻底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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