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8/2019              

余东海: 怀念刘晓波

作者: 余东海

 
晓波离开我们快两年了。

他是在狱中去世的。2009年12月,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司法机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据沈阳市司法局门户网公布,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因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前不久《民主中国》蔡楚主编来函,让我写一篇回忆文章,供《刘晓波纪念文集》用。故人有命,不敢辞,遂潜入记忆的库存,挑捡有关晓波的点滴。

正式认识晓波,是在世纪之初加盟独立中文笔会的时候。但不曾相识早相知,早已知道刘晓波是天安门英雄,曾被劳动教养。东海入会,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晓波和其它自由斗士的侠名而去的,早期会员中有不少人赫赫有名,如会长刘宾雁,副会长郑义,执行主任贝岭、自由写作委员会召集人孟浪,笔会网站编辑蔡楚,创会会员于浩成、杨炼、郭罗基、张郎郎等等,都是久仰大名的。

人会不久,晓波被会友们共推继任。此后常常拜读他倡导民主自由、批判现实丑恶的政论文章,倾慕有加。有诗《刘晓波网友吟》颂之:

虎口狼窝树壮旌,长街抗暴死生轻。
几回黑狱肯低首,千古寒宵盼启明。
唤起狂枭惊鼠辈,飞来大棒喝苍生。
明朝日出霞光灿,都是英雄血染成。
 
(2002、11、14)

又有《刘晓波精神》、《再谈刘晓波精神》、《矮人堆里拔将军-----声援刘晓波》《老枭来干最好》诸文赞之。《刘晓波精神》一文结尾写道:

“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是阳萎的,却总有那么一小撮“傻子”、“疯子”,持正不阿,见义勇为,为了人类进步的事业,为了社会的自由、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腐败分子、腐败集团、黑恶势力斗,与反动政治、专制制度斗,为此不惜牲牺一已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家庭的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当代壮士义士民族英雄,他们才真正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希望!刘晓波就是其中一典型。在道德崩溃、信仰缺失的当今中国,刘晓波们以铁肩担道义,肩着黑暗的闸门,将当代知识分子整体低下的人格、将中华民族急遽下坠的道德水准,奋勇抬升,那怕是那么一点点!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专制威权的衰败,共党的与时俱进,都有刘晓波们的一份功劳。刘晓波精神万岁万万岁!”(2002、10、30)

可见当时东海对晓波的倾仰。不过,晓波文章对中华文化的轻蔑反对,是我一开始就不能认同的。在《再谈刘晓波精神》中我直言指出:

“刘晓波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所表现出虚无主义态度,曾宣称要埋葬孔孟之道,认为在它的废墟上才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不明白一个完全否定、抛弃传统文化的民族怎样建设一个新文化?我主张在民主、自由理念的统领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改造和更新。我以为刘晓波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有的思想观点极端偏激。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在我看来,刘晓波精神与他深恶痛绝的孔孟之道千古遥接、互相辉映。”(2002、11、19)

但在当时,我对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与晓波大同小异:民主之道大同,文化之道小异。

曾向晓波建议,展开关于儒学与民主的讨论。我在信中说:“新儒学就儒学与民主之关系之认识,可归类为四大派。儒学价值体系与现代民主有没有融汇贯通的可能,兹事体大,值得好好探讨。以前的争鸣限于学术界,兄何不与我一起,联系现实政治,将学术争鸣引入现实、推向网络?”他回信认为没有公开讨论的必要。他说:

“兄想打通传统与现代,其用心之苦,我深为理解。其实,我的朋友中,象刘军宁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撰文探讨过儒家遗产与宪政民主的贯通,秋风更是从古籍中遍寻传统的自由主义资源。之所以没有回应,乃因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已经说得足够多,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而且,数次回到古籍之中,每一次只有失望的加深。觉得无甚新意和高见。我现在写作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现存体制。也许,我正在写的一篇短文:“康德之启蒙与梁启超之开民智之歧途”,过几天会发表,算是我对兄的某种回答。其实,也是我自己反传统的老调重谈,只不过具体化为对两个历史人物的讨论上。”

我们常通过电邮、电话交换观点,也交流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意见。随着交往、交流的深入,逐渐发现我与他的分歧越来越大,不是小异而是大异。他越来越崇尚西方,对耶教也赞美不止,而我越来越接近儒门,2005年彻底归儒,制度追求也逐渐从民主自由转型为新王道礼制。

2005年,东海因故赴京,在一位诗友的陪同下,在一家小酒馆里与晓波见面。虽然双方都表现了足够的热情,但论及中西文化、政治和中国的未来,共同语言甚少,已有话不投机之感。我清醒而忧伤地感觉两人已经渐行渐远,难免分道扬镳。2007-4-16有诗《赠晓波君》:

廿载坚持实不凡,西尘未觉染征衫。自由风劲欣同道,文化潮高憾异帆。
虎尾多情雷一击,羊头无奈口三缄。道竿千尺休松劲,阅尽汪洋更探源。


意思是说,晓波十八年坚持不易,但自己未能察觉,你的征衣已被西尘所染。我们自由追求一致,但文化立场不同,很遗憾。我对你的“攻击”辞严义正而情谊深厚,你无法回驳,只能三缄其口了。愿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弄过大潮,回头探探中华文化的源头吧。

在2007和2008两年间,我公开批评晓波的文章就有如下一些:《为(春秋)洗尘!----刘晓波(孔子编史与中国避讳传统)批判》,《道在平常生活中----反儒派批判》,《为刘晓波开一窍》《刑天舞干戚,其奈无头何!----妄人刘晓波》,《李零在门外,刘晓波在千里外!》,《从烈士情怀说起-----敦请刘晓波反省和检讨》,《刘晓波的狂妄》,《刘晓波的偏误与矛盾----(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读后》等等。

观点之异不影响我对晓波个人的敬意。检索与晓波有关的文章时,发现了一篇题为《例如刘晓波》的半成品短篇,主旨是为他辩护的,已忘记是要写成文章还是拟复哪位友人的信函。特录于下:

“例如刘晓波,不说别的,十八年始终如一的坚守,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我赞扬刘晓波的硬骨头精神。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会有公论。我岂能因文化立场有异就否决、抹杀民运前辈献身民运而持久抗争的意义?还有,老刘反儒崇西,但其自由主义思想相当纯正,发言颇有分寸,不象某些自由派那样把利己主义和性恶论高高举起。”

晓波有时候也会为儒家说些公道话。例如在《中共现任官员董德刚挑战党魁胡锦涛》中有这么一段话:

“最后说颠覆性。仍然是众所周知,当中共党天下取代了皇权家天下之后,皇权时代的法统与道统相分离的传统也随之终结。尽管家天下与“党天下都是独裁统治,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相对分离,而党天下是二者的完全合一。前者的独裁程度远不如后者高。从汉武帝开始的历代王朝,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皇权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正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团才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也许,儒生官僚集团会在官场权争中失败,但他们所维系的儒家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这些话从儒者嘴里说出来,很正常,但从反儒名将笔下流下来,颇令我欣喜,专门写了篇《刘晓波有变》的短文鼓励之:

“偶尔为儒家说了句公道话,未必表示老刘今后不再反儒,更不说明老刘就从反儒派主将变成支儒拥儒者了。但至少,他已开始“一分为二”,相信他不会再笼而统之地视儒家为民主大敌、思想垃圾。虽然有限,毕竟有变,这就很了不起。让我喝一声彩,为老刘思想的小小转变和进步。”

晓波并不“领情”,在文后跟帖曰:

“老枭总是自以为是。老枭,你的夸奖,我一点都不领情。你觉得我有变,事实上,关于传统帝制与当代极权的区别,这是老生常谈,许多新儒家都谈过。这也是我从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一贯观点。八十年代末,我论证老毛将传统独裁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撰文讲到了这个区别。而我谈这样的区别,仅仅是局限于传统独裁与现代独裁之内。超出这个范畴,我对孔子之道的否定也是一如既往。”

东海答:孔子之道否定不了。人是天生的儒家,包括你老刘在内你身上不少东西,就属于那个‘传统’的。”

反儒会把儒家精神反掉,但刘晓波例外,我确实觉得他身上颇具儒家精神。或许,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自有相当的正义性,而晓波对自由主义的追求特别真诚。

东海设想的新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是要全面吸收古代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而超越之,故虽然归儒,对晓波不懈坚持的民主事业仍然保持支持的态度。2008年,以晓波为主的国内外民运派作了一次集中的思想宣示和政治行动---推出《零八宪章》。作为中华民族未来政治生活的一份宏纲大愿,该宪章既有正确性,又有大不足。最大的缺憾是未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但我还是首批联署。

我表态,只要是有利于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民众福祉的好事,我作为当代儒者,都会支持。《零八宪章》亮相江湖,联署者渐多,空气渐趋紧张,不断有人被喝茶和警告。我在《良知信仰不允许缺席良知行动》(2008-12-14)中表示:“如果中共认定刘晓波有罪,逻辑上每一个宪章签署者同罪。在这里我要表态的是,作为《零八宪章》联署人,我愿为自己所做的承担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我立即发文《示警共产党,致敬刘晓波》,其中写道:

“如果现行制度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文明的发展,那就应该努力修正它,争取早日迎头赶上乃至超越领先,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讳疾忌医,文字成狱!现在这么做很下作很野蛮很可耻,说明了当局的畏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自由派倡民主而专制集团惧,刘晓波讲真话而特权分子惧。这么做,也无异进一步成就自由派、成全刘晓波,是在加速制造民意领袖及未来的政治领袖,是‘拟送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草庵居士语)”

草庵居士有先见之明,后来晓波果然获了诺贝尔奖。文章最后以小诗一首向晓波致敬并对中共当局表示强烈抗议和愤慨:

说你造谣诽谤
才真是诽谤造谣
说你煽动倒没错
你强烈煽动着真善美好
你是为我为他人
为美好的明天坐牢

越黑你越放光
外面越不自由
你内在越自由
活着已经进入历史
根深扎地下
头颅却在星空自由闪耀


期间,凡国内外有要求释放刘晓波等人呼吁,东海无不第一时间签名支持。2009-12-26,我还写了《关于“立即释放刘晓波、切实保障言论权”致中共中央书》。书尾主动认罪,要求与晓波同罪:

“东海与刘晓波文化立场虽不同而政治立场有交集,同样不满现实政治制度及现行意识形态、主张改良和修宪。这本已逾贵党之矩了,且我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性质与刘晓波无异,乃同罪之共犯也。倘所建之言不蒙采纳,请将东海一并收监为荷。”

2015年8月,东海在新浪微博《恳请》:

“吾国拟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我以为,最应该获得特赦的,是以刘晓波、杨天水等人为代表的、因思想政治异议而被入以煽动罪颠覆罪的政治犯。但他们似乎不属于“拟予以特赦的四类罪犯”。恳请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诸君关注并予以特赦。儒家依然边缘化,说不上话;东海更是人微言轻,聆听者少,认同度低。但我必须说,在微博这个夹缝里说几句真话,为了故人,为了正义,为了安自己的心。希望新浪不会删除或遮蔽这则微博。”

同时《答客》曰:“说不说在我,听不听由人。建议将刘晓波、杨天水们纳入特赦范畴,是为了尽我的心。我是唯良知是从的儒者,不是行揣摩之术的策士。”

2016-6-5我在《政治改革建议书(兴华五策)》中建议是施行仁政,其三是建议大赦政治犯:“政治文明和政治犯不能共存于一个国家,政治犯的存在是国家最大的耻辱!官方一向不承认政治犯的存在,自欺欺人耳。我的故人刘晓波、杨天水就是因为政治原因被重判十多年。”

2010年10月,晓波在狱中荣获诺贝尔奖,东海遥贺以小诗一首:

谁能顶硬上,义举自由旗。莫叹尧无日,须知水有皮。
南冠招月桂,故国伏春机。努力加餐饭,风云自有时。


大意是说,面对极权主义的凶恶,谁能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是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晓波。不要叹息现在没有尧天舜日,有晓波在,就有希望。尧日水皮,暗含晓波二字。南冠,本指被俘的楚国囚犯,后泛称囚徒。旧称登科为折桂。南冠招月桂,形容晓波获奖。故国伏春机,意谓祖国地下隐伏着春天的希望。结尾希望晓波多多保重,等待风云再起。

不料黑狱一入深如海,故人成了永远的故人,我永远失去了与晓波风云聚会的机会。噩耗传来,肝肠寸断,哀哉痛哉,痛晓波兄亦自哀。当时在新浪微博重发“谁能顶硬上”这首小诗,以致哀悼,并写下下面这段话:

“他是个自由主义的行者,言行一致,旗帜鲜明,不屈不挠,始终如一。不认同他反孔反儒而倾向耶教的文化立场,不认同他的西方中心主义,曾在笔会论坛针锋相对,曾在一家小酒馆里当面争论,但对他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我没有敌人’的悲悯情怀始终钦佩有加。哀哉痛哉!英灵不远,遥酹一杯,受我一拜!”

晓波因为追求自由而落入最无自由的地方,却因“没有敌人论”饱受质疑、污蔑和无限上纲的批判。这个理念并不中正,但更多的是大爱无疆情怀的一种表现,绝非如某些批判者所诋毁的那样是向中共献媚输诚,就像地藏菩萨表示要入地狱,绝非向恶鬼示好一样。

与晓波文化之道不同,政治追求也有异,但反抗极权、追求自由、见义勇为、为义敢死的精神高度一致。我在随笔《时时可死,步步求生》中说:

“此生已矣,但我不能让子孙后代继续生活在极权主义的獠牙之下。我在这里,代表着那些死难和殉道的先烈们活着,做一日中国人尽一日中国心,做一日君子人撞一日仁义钟,以大无畏的勇气、大丈夫的精神弘儒卫道,展示生命的伟大意义,成就良知的万古辉煌!”

自由派流行一句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不少自由派千方百计地出国追求自由去了,但晓波不同,是千方百计地留下。

学运开始后,他提前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赶回北京,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之中。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据说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不愿离开。我相信,这符合晓波的思想和品格的逻辑。离开的,各有各的原因,我理解;留下的,更让我敬佩,更对我的胃口。

晓波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刘晓波精神留下了,留在这片血肉交融的故土,与我们同在。我说过:哪里是我的祖国,那里就必须自由起来。自由不仅是民主的核心追求,也是王道的基础条件。没有自由人权,就是极权暴政,连霸道都不是,遑论王道政治。让祖国自由起来,是我们这些后死者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

晓波安息!2019-5-16余东海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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