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6/2019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中)

作者: 李亚东

 
四、“诗史互证”的一九六四
 
     物证、人证都没有,只有另辟蹊径。
     据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提示:在明显的外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外在的证据必须由文本里的内在证据来补充,如从同时代一些相关的事件中找到暗示,或从别的可查考日期的事件中引出的线索等都是这类内在的证据。但这种能补充说明外在证据的内在证据,只能确定该作品与那些外在事件有关的部分的写作日期。”(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63 页)当然他们指的,是“假如我们一定要考证那些没有写明著作日期的手抄本的系年问题”而言。对《我早期的六个诗集》而言,情况还不一样。起码我所拿的稿本上,很多诗是“写明著作日期”的。
    所以我的工作,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有”的基础上,进行审核、落实。
“由文本里的内在证据来补充”,其实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本证或内证的方法。这是顾炎武指出的——“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音论》)当然实际工作中,经常本证、旁证交叉进行。对我而言,就是在“诗自相证”的时候,适时引进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方法。不敢绝对说,它畅通无阻。而是说,要看什么作品、要看什么作者。对于带有“见证”性质的写作,我以为能够“诗史互证”地谈论。对于带有“写吧,记忆”自觉的写作者,能够“诗史互证”地谈论。
我们古代有“感物说”、“缘事”说,也有“心不孤起,仗境方生”(吴乔)的谈论。其实至今也说不上过时。就像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思忖——“即使那些保持了内心自由的人,所思考的也仅仅是强行塞到我们跟前的眼下。思想被俘虏了。某种程度上,思想总是为其时代所俘虏,但时代本身又扩大或限制思想的广度,而我们的时代把思想限制到了可怜的极限。”
无独有偶的是,陈墨表达过类似意思。曾在读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时反思:
現代人寫詩,無論如何都不及古人空靈,難免粘滯。意象空靈,意蘊才能寬泛。就我目前的心境而論,恐無一首現代詩能觸到點上。因為我們生存的條件,精神的荆叢,前所未有,空前絕後。
——我以为这些话,对于认识其《落叶集》,也是有效的。一般来说,很多悼亡诗立意上具有超时代、超时空的性质。因为死亡不分中外古今。只是死亡又是个体的,只是《落叶集》这个集子,确实有“纪念碑”、或做见证的冲动。就像第一首第一句:
這是一個/没有希望的年代/……這是一個/完全喑寂的世界
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無墓》:
抬望眼/仰天長嘯:/這兒本就是一座/大墓/我們都是活死人/走着的肉/行着的尸/相互還嚷着腐臭的/語言   陷害/在尸群中公開進行/……
——这些诗句有“时代烙印”吗?还有下面的《真》,能以“诗”说“史”吗:
驚蟄聲中/千山萬水充軍跋涉/迷惘寧願相信/二十八宿中没有/北斗星/小雪大雪之間/你黯然墜落
我以为不好沾滞。但是如谨慎地讲:用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方法,考察、判断其写作年代甚至年头……应该是可取的?我甚至想说,如果运用恰当,不仅能以史证诗,或者还能“补史之阙”?就像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所写:“代宗朝时,(杜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 年版)
刚接触此诗集,曾想当然认定:“這是一個完全喑寂的世界”云云,当然是写“文革”,只能是指“文革”。那时的我,其实对“文革”,只有脸谱化、符号化的认识。只是与陈墨访谈后,经过阅读与思考,越来越认定,“这是一個完全喑寂的世界”,根本无关文革“动乱”,而是文革爆发之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社会氛围的写照。
《落叶集》让我看到:史不言一九六四,“黑五类”已活不下去——先看“史”:
1964年6月,京剧《红灯记》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0月某日公演,引来如潮好评。11月某日,毛泽东在刘少奇邓小平陪同下再次观看(此前曾在周恩来邓小平陪同下观看)。除了《红灯记》,还有《东方红》。官史至今洋洋自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中国第一部歌舞史诗巨片,为国庆15周年献礼,由周总理担任总导演,3500名艺术家集体创作出的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经典”:
1964年10月2日,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有3500多名全国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播音员、主持人参加的大型歌舞《东方红》拉开帷幕。周恩来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观看了演出。此后,连续上演十四场,场场爆满,掌声如潮。毛泽东也在10月6日观看了演出,并在观看当中多次鼓掌向演员致意。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切接见了参与《东方红》编创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在接见开始前,周恩来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除了《东方红》,还有《红色娘子军》,“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 ……更有早些时候,1963年1月《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发出号召:“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一九六四,味道究竟如何?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假如你是将要被扫除的“害人虫”呢?假如是那样,滋味并不好:
蜀犬吠日/因為那時/天上/有九個太陽/吳牛喘月/因為那時/石頭/都被烤裂/於是眼中的形象/被昏昏噩噩的思維/扭曲
時間不會生根/地下流行/嘔吐綜合症/紅十字插到哪裏/思想的佛爾馬林/熏得人想死
思想的石女/拒絶懷春/語言發酵/却越蒸越硬/雄鷄也左聲左氣/連篇累牘/不動腦筋/明明是沼澤/却被唤做星星
為了乾凈/不惜將世間的病菌/殺盡/八卦爐却傳出/悟空的鼾聲/烏托邦/在底片上曝了光/洗不出照片/臆語總是没有句號/瘋狂地在/印刷體中繁殖/漫無國境
人心髙速旋轉/苟延殘喘得地老天荒/打字機/滴滴答答地咳/醫生的潦草/讓心跳驟停/叢叢荆棘/點綴房前屋後/鷄鳴聲有些扭曲/東坡夢遊/天上   地下/到處黑沉沉/甚麽都没有
上面诗句,我边抄边想:如果那时被“人赃俱获”,会怎么样?!……就继续抄:
我們向陽/幾乎淪為天數/同那觅食的蟻群一樣
小數點左移/黑色淪為負數/死亡之門洞開/生變成死的學生
鐐銬的細胞/在瘋狂地裂變/與延伸/看不到這/噩夢的盡頭
父親在雷鋒塔下/母親流放到西伯利亞……
一部半个世纪前,政治贱民的哀歌。相当时过境迁,才能“蓦然回首”:
在阶级斗争肆虐中华大地的年代,城乡青年倍受其难。其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烈度最深的,莫过于“阶级路线”造成的伤害。几千万城乡青年,因家庭出身“有玷”(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侮辱乃至摧残。直至今日,对于这段历史悲剧,披露它的真相仍有相当难度。官方文献,往往将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即便偶有记载,也是轻描淡写或几笔带过。……
 (刘小萌:《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曾经的北大学生,据说很早就写诗的周国平回首“四清运动”:
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
他们说的,无论是否真切,毕竟不能等同于——“贱民能否发言”。
贱民怎配发言?!马大胡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定义:“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批判的武器比不上武器的批判。武器的批判到了东方斩钉截铁:“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造反”大潮起来后,遇罗克写《出身论》: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他为他的揭案而起,付出了生命代价。所以再多不满,都得埋地下。多少年后高尔泰发问:“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高尔泰:《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其实只是当时,血腥污泥深处,抖抖嗦嗦的《落叶集》在“少陵野老吞声哭”:
皇族/必得充分地奉承/但月前/應該屬於/奴隸的我們/我們披着頭髮/在郊外祭祀祖先/長歌當哭
天安門太對稱/一劈兩截/火花四濺/化着流星/可釘上蒼穹/只有我的背叛……
抄着这些诗,一切阐释都多余——简直是噩梦:
儺祀已走/面具世界恢宏/鏗鏘話語一統/水面飄着暗喻/哪裏才是意義的萍踪?/吴剛不停地/砍桂/搗藥的玉兔/瞌睡得蒙蒙董董/舞蹈旋轉的/嫦娥/停不下來/傳說取悦於傳說
  
——这不是跟伟大领袖“唱对台戏”吗?全国人民都深情:“我失骄杨君失柳……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躲在暗处的人却含沙射影:“傳說取悦於傳說”——一个传说是嫦娥、吴刚,一个传说指乌托邦……双重解构。先看“史”:公元1963年,毛泽东70岁寿诞来临之际隆重推出《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再看“诗”,《残萤集》中另一则:
聽人家說/太陽是沉默的老人/他並不驕傲/“驕陽”只是誤傳
再看《落叶集》中,一系列“对话关系”:
程式化/喂不肥一頭/思考的豬/雷鋒塔是柄/去勢的刀/美人魚和美女蛇/都入了臉譜系列/七星瓢蟲/髙興得拍手/病到一定程度/寫日記/成了新的賭博/——將其當作/一頭會思考的豬
——容我向历史“破案或揭发”吧:这黑五类狗崽子,竟将伟大中国的“学雷锋运动”,攻击为“雷鋒塔是柄去勢的刀”,更说什么“寫日記成了新的賭博”……有人或许分辨:“雷锋”不是“雷峰”,此“雷锋”非彼“雷峰塔”……我会赞同说,是的,《无父母》一诗中,“父亲在雷鋒塔下”云云,说明诗作者系错别字大王。或者无心插柳,可是怎么说?就像几十年之后,曾当过文化部长的某著名小说家耍贫嘴:
学雷锋时我常常想起“雷峰”,这种汉字的谐音可真够叫人分心的。再有就是,一旦有机会, 我真想写一部《白蛇传》题材的叙事长诗。
(王蒙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时过境迁后,今天可指出: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要学习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林彪题词所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几句话出自雷锋日记)。时过境迁后,今天可指出:
 
……在六十年代的反修防修斗争中,不仅需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而且更需要有千千万万的“个人崇拜者”。《雷锋之歌》的独到贡献就是大大宣扬了对崇拜者的崇拜。领袖在雷锋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偶像, 而这位偶像崇拜者的雷锋又成为了大众心中的偶像, 通过他, 把一系列反修防修的精神打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的心灵之中。                      
                           (董健《论反修防修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03期)
我关心的只是,探求“今典”,窥探“互文”关系,有助于确定《落叶集》的写作时间。再查《將其》一诗,不是跟《雷锋之歌》过不去,他过不去的还有郭沫若先生:
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 
  毛主席《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有句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昆仑)裁为三截”。我读了《雷锋日记摘抄》,感觉着雷锋同志就像这样一把宝剑。
      雷锋,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
      他虽然只活了二十二年,
      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坎里,
      他的声音永远在空中回旋。 

      “我是大海中的一珠水,
      我要无保留地为人民贡献。
      党要我入地,我就入地,
      党要我上天,我就上天。 

      “我自己实在是非常平凡,
      有人说我是猪,我也心甘情愿,
      我是牧猪儿出身的人,
      对于猪倒有十分的好感。”
 
(《中国青年》1963年5、6期)
且看怎么互文:一个说“雷锋,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一个说“雷鋒塔是柄去勢的刀”……此即话语旅行。话语旅行的表现还有:郭沫若“劈断昆仑”,说明是引用毛主席《念奴娇•昆仑》。根据目前考证,《念奴娇•昆仑》托词写于1935年10月“长征”途中,发表于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最豪迈是后几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据作者自注:“还东国”原作“留中国”,1963年版改“还东国”。现在看《落叶集》中,什么伴随“长夜之饮”:   
只有我的背叛 
可釘上蒼穹
殘螢死在草叢
打碎的夜光盃
語言重新膠合
盛着热血   依然
作長夜之飲

天安門太對稱
一劈兩截
火花四濺
化着流星
可釘上蒼穹
只有我的背叛
——难怪到了后来,写出《天安门》。九九《魂断台北》写:
陈墨君有一个别号“黑乌鸦”。当年,他一年四季服装漆黑,里里外外,衬衣、鞋子、甚至袜子,买不到黑色的就自己染成。黑色意味着什么,真是不言而喻!如果在“文革”中他有工作单位,都凭这装束,完全可以百分之百打成反革命。然而黑色,却是他的风格: 
……我的感觉是,陈墨君衣黑裤黑,也许,连思想都是黑色的。不然,后来1976年他怎么能写出震撼人心的长诗《垮了,天安门》?(见《野草》1979.4.第二期)     
肯定是后话了。记得1995年元月,“梅、周百年纪念”活动之际,陈墨写《戏话——并非玩笑》一文,说宁愿变蛇、变鱼,躲开这矫情、虚伪之徒横行无忌的人间:
……我辈“牛鬼蛇神”及“黑五类”,在“正统”的淫威下,我们的生命其实只活得象条狗时,痛定思痛,宁可终身备受“脱鳞”之罪,也要变人!虽然“法海铛”依然法力无边,光芒万丈,而且愈来愈“刺目”;虽然“雷峰塔”依然屹立,而且愈来愈“崇高”!
怎能忘一九六四?《东方红》中的朗诵声,依稀在《落叶集》中回响: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哪,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
 
五、“吾猶昔人,然而並非昔人也”
 
其实《落叶集》中,“以时事入诗 ”(胡震亨)的印记还多:
等級化的圖案/勾引着性慾/赤橙黄緑青藍紫/淪為后宫/月牙泉漸漸乾涸/左擺  右擺/椰樹林群情亢奮/從赤道划來的獨木舟/擱淺?
当然指1964年推出的《红色娘子军》中,“左擺  右擺”的妖娆镜头。现在的人难以想像,禁欲主义的年代,“大腿满台跑”给青春期男孩多少刺激。以至于多少年后,诗人耿耿于怀着当年,“我个人还有性压抑的忧伤”。
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5年5月的《葉子老師教我象徵主義詩歌》之八云:
縱被狗咬,你也要功成八百、行滿三千
窮街娃讀禁書,夢中都不敢調戲牡丹
漫說是用飛劍斬了為非作歹的黃龍
自宫的念頭都把我折磨得形隻影單
写于1967年5月的《自宫》一诗,同样感叹“當想到解脱,解脱却被鎖定/我跋涉在荆棘遍地的山”。可想而知,当年眼瞪着“赤橙黄緑青藍紫/淪為后宫”……会有怎样的“羡慕嫉妒恨”——其实我在,事后诸葛亮地轻描淡写……据福柯提示,“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云:“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他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总之,“没有比权力的实施更加物质的、生理的和肉体的了”。此为身体的政治。显而易见,“羡慕嫉妒恨”的诗人,已经有见于此种身体的政治。前面引用过“藝術與性慾/幾乎同時漲滿全身……”,以及“自宫的念頭都把我折磨得形隻影單”,可他并不头昏脑胀:
驚蟄聲中/千山萬水充軍跋涉/迷惘寧願相信/二十八宿中没有/北斗星
——固然荆棘遍地,也要见招拆招,恶攻《东方红》中《抬头望见北斗星》。
仇恨不能聞鷄起舞/饑餓更不能/叫化鷄/叫化出一輪紅日/把婚姻烤成乾貓魚/不鮮   徒有其腥
——对于“仇恨”的解构,让人想到“收租院”,大喇叭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让人想到《红灯记》,李铁梅唱“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至于“叫化鷄/叫化出一輪紅日/把婚姻烤成乾貓魚”,讽刺意味很明显。
相信我長大後/會跟你一模一樣
——透露出“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的孤苦无依,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和《红灯记》“革命还有后来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接班人之歌”……之互文。
好不好说,还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意志较量?关于这个,该多写一点。且看“史”:
“……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这是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然后就有1964年6月,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讲话——“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再看“文”:《红灯记》,“学雷锋”,社教运动,“文艺整风”,《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叙说:“文革”前夕,在青少年中涌动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潜流。下面这首朗诵诗曾一度在校园中广泛演出和传抄,它表现了新一代要崛起的意志:
                
     未成的大厦谁来建/未来的天地谁主宰/革命的红旗谁来接/亲爱的党啊/我们我们我们/红色的新一代!……无产阶级的子孙啊/革命本性永不改/我们的血管里/流着老一辈的血……把未来的世界啊/交给我们这一代/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接班人之歌》(徐荣衔、钱初承)1964 
杨健评说:共产主义道德文学不是考虑如何使青年一代成长为“巨人”,而是从政治功利出发,培养他们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左倾思潮,以便利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冒进政策的需要。“它在提倡社会道德纯洁化的同时,还提倡个人迷信,从而造就了富有政治理想、献身激情,又思维封闭、习惯盲从的一代青年。……新生代被包围在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从震耳欲聋的时代宣传中,分辨出微弱的抵抗之声。”(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54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
现在来看,甚嚣尘上的鼓噪背后,清醒的抵抗是有的。只是被埋没。
“诗史互证”的考察足以让人认定:“富有政治理想、献身激情,又思维封闭、习惯盲从的”的尘埃落定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誓语自深深处传来。
相信我長大後/會跟你一模一樣
关于这个,该多写一点。布罗茨基提示,“只有当批评家同时在心理和语言这两个层面上展开工作时,文学批评才可能是合理的。”(《文明的儿子》)我想遵循他的指引,换一个角度,从诗歌写作主体及其心理特征的角度,推断《落叶集》的“心理年轮”。
且看《一問》:
一問/杜鹃花便謝了/遠山含雪/不再是炊煙的/背景/草兒依舊青青/銹了一年的犂/有了亢奮
我心沉沉/因為一問/滿是補丁的衣服/太小/雁陣飛過時/願我在夢中/不曾聽到它們/匆匆的聲音
葉落了/你走了/可是靈魂的/一次遷徙?/我寧願在等待裏/變得蒼老/任它紅霞滿天/鳥語花香/我的遷徙跚跚來遲
再看《與》:
你說/……/我想/於是親情/成為亞宗教/關係不變/毋需智力/分裂親情的“學説”/鞋成了荆冠/脚有什麽智慧?/我在/概念與概念之間/開始失眠……
还有《他》:
心中一經有了/上帝/世界傾刻間/便淪為了/他/……/最後一聲嘆息/像流星/我睁開沉重的/眼……
这些细节与心理,过了半个世纪,就跟昨天一样。《落叶集》这些诗,该是“一問/杜鹃花便謝了”时写的。“草兒依舊青青/銹了一年的犂/有了亢奮”,当是刹那间的震动与唤醒。今天或许觉得,感情过于强烈,其实正好说明,“悲歌可以当泣”。要是拖上几年,大概会写不出来。所以我以为《落叶集》,是先哭出来,再沉淀、在推敲、再结撰的。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陆机)
——何况深爱的人。何况自己的恩师。更何从小是“弃儿”,他对他亦师亦父。
更何况是,一个人竟然从世上不翼而飞!从十五岁起,就“变得沉默寡言,落落寡合,郁郁寡欢”的陈墨,借用鲁迅的描摹,正所谓“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叶子老师走了?傾刻间世界沦陷。
“相信我长大后,会跟你一模一样”,是当时的心理,也是自知“未长大”的人自然的口吻。诗人1945年底出生,1964年11月刚19岁,一旦发现“在我眼中,你就是我的父親”猛然不见,在不敢相信、悲愤欲绝之际,产生“我长大后”怎么样的联想很自然。“长大”一词自然流露了“刚刚开始、无依无靠”的自我意识。若是过上三、四年,比如在1968、1969年,当诗人二十二、三岁时用此口吻,基本没有可能。
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还要提及的是, “长大”一词具有“三年困难时期”的时代烙印。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方知“等我长大了要……”云云,是那年代的洗脑神曲: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物质匮乏,少年宫合唱组即编排了一首歌叫《长大要把农民当》:“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提起这个话题的是合唱组的老学员周正彪,他一说到这儿,一同受访的伙伴们便哼唱起来。罢了,几位学员无不感慨,“唱完这首歌,等到了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这些人就真的都去当农民了。
(于淑娟:《少年宫里的旧时光:社会主义的儿童殿堂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长大”一语有点“这个”。联系前引“感覺如同踏浪而去……將你的花心藕骨”,还有下面《这个》,含混而真切地表达了青春期特有的茫然、无定:
淅淅瀝瀝的這個/像瘋瘋傻傻的少女/走失了/在深夜的長街/她被許多眼晴/窺視着   企圖着/……
天狼星在西北/你握着的只是/黄卷青燈/這個還是耳鬢廝磨/竊竊私語/走不出/淅淅瀝瀝
這個/一旦沸沸騰騰/也許是災難/也許是甦生/像她被許多眼晴/窺視着   企圖着/可能被蹂躏/可能被救贖/……
起初读《这个》,让我费思量。肯定是淅淅沥沥了,成都的冬春会下雨。而且经常是,晚上润物细无声地来。肯定是失眠,一个黄卷伴青燈的少年,“走不出淅淅瀝瀝”。后来我又觉得,或许是“香草美人”的路数?甚至不排除,有《红色娘子军》中孤女吴琼华的影子。
诗歌当然是跳跃的。只是解读,得一步一步来。
就让我说明,如何此处的“她”,与“大腿满台跑”的芭蕾有联系,在此基础上,“吴琼华/洪常青”的关系,转换成了现实生活中“我/叶子老师”的镜像?
一篇女性主义视角的文章指出,“革命样板戏中的大多数女性都在地主、土匪的欺凌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救世主的出现”:
……女性成为苦难、压迫、剥削的承受者,成为“苦大仇深”的原型(如吴清华、喜儿、常宝),她们的个人痛苦只有在遇到代表正义与拯救的男性(洪常青、大春、杨子荣)时才上升为阶级和民族苦难,具有救赎的价值。可见这些样板戏中为数不多的受难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依然延续着传统男权文化中“支配与被支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女性的独立意识与价值完全遮蔽在“高、大、全”的男性英雄之下,对她们的受难与伤口的展示,更多地是为了衬托和突出男性英雄的高大和完美,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男女两性模式的恪守。
(盛晓玲:《时代、政治与男权文化的合谋——女性主义批评下的“革命样板戏”》,《四川戏剧》2013年05期)
《落叶集》的确有,“未及”的哀怨:
未及彎曲的仇恨/傷到自己的正直/和頭上三尺的眼睛/漣瀲是你的哀怨麽?
哀怨是“未及”(无论心理,还是生理)的表征。但是也有对于养育的感念:
我吃窗臺上的面包/長大   成人/不在西伯利亞/這兒/是你的窗臺
更有辗转反侧后,幸遇“常青指路”的胸有成竹:
於是你把月前/最動人的故事/講給我聽/從此/我的月前/有了人生最美的色彩/最真的祈禱/和最善的梵音
因為我   因為我/終於有了歸屬/像稚嫩的翅膀/追趕着前面/“人”字形的雁陣
     此处还有写,“稚嫩的翅膀”。此后就更多,告别哀伤的沉稳:“八卦爐却傳出/悟空的鼾聲”;“向秀不在曠野/叮叮噹噹/他錘打着一塊/紅紅的鐵”;“歷史已走/魚腸劍在中途折斷/黑衣人/走過板橋/清嘯一聲/雪花在葉間紛落……”,可能无须乎解读?
但还是想援引一点,从成长角度解读鲁迅《铸剑》的文字:
十六岁失父之后鲁迅即步入了成人社会
眉间尺的突变残留了鲁迅对于自己成长过程中那种突然面对全新而且艰难境遇的黑色记忆。
与眉间尺通过母亲的讲述获悉杀父之仇的成人仪式相比,鲁迅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亲身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这个强大仇敌的存在与威胁。
十六岁这个临界点之前与之后的变化对比无论对于眉间尺还是对于作者来说都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铸剑》增益的开头也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意义:眉间尺优柔的性格决定了他无法独自完成复仇使命,黑衣人的出场成为叙事逻辑上的必然;……      
(王海燕《鲁迅〈铸剑〉的精神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6期)
     这里涉及的心理突变,我以为跟《落叶集》一致。几乎可以说,诗中“黑衣人”后面,有个未出场的眉间尺——其实《未及》,有所暗示。最好还是倾听一下,很多年后的2000年9月,陈墨故事新编“茶铺派文学理论”时,关于“黑衣人”的放言高论:
    
人生,倘若不甘于为生存而平庸,就得有一个令生命得以光华的目标。眉间尺生而就是复仇的,而黑衣人则像是荒原上一条伤痕累累的狼。然而他的报仇与其说是所受伤害过深,毋宁说是追求一种解脱。——他必须用这完美的形式来告别生命,告别这令他无限困惑的人世,而仅仅留下一曲复仇的千古绝唱。
……须知黑衣人乃鲁迅极力刻画的“复仇天使”呀!他非侠非盗,非巫非仙;不是职业杀手,更不是变态鹰犬;他只是一个叛逆的“另类”,一个彻头彻尾、愤世嫉俗的唯美主义者。
鲁迅在后来将《眉间尺》更名为《铸剑》,已透露出此篇深刻的立意。因为此篇小说并未叙述眉间尺父亲铸剑的过程。所以我以为鲁迅要告诉我们的是:真正铸剑的其实是黑衣人。……于是,我清楚:作为一个现代愤世嫉俗彻头彻尾的唯美主义者,在这个极权加后现代的社会里,除了无法逃避“人我所加的伤”而外,还得忍受在人群中不期而至的孤独感。而孤独又几乎让我“憎恶了我自己”。    
(《茶铺派文学“理论”现编之五 铸剑》)
当然是“后话”。现在言归正传:我以为《落叶集》中《老師》:“生命上下求索/找尋着意義/正如語言左衝右突/遍體鳞傷/當她重新上路/這才是詩!”……这些诗句跟收入《灯花集》中,标明写于1965年3月的《草鞋》形成“姊妹”关系:
草鞋蘇醒在昨天
刀耕火種的希望
與風雨結伴
跌落在歷史的深淵 

磨損的筆穿上草鞋
為了重新上路
走進鳥語
重拾春天
 
——都有“重新上路”,写作时间该近?当然“走進鳥語/重拾春天”的心情,跟《落叶集》基调有所不同。一个是单篇,一个是巨制,后者当然是“交响”。总觉得“重新上路”,暗示《落叶集》主体部分已“竣工”?再看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6年2月的《空山》一诗: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思想的嫩芽長在歷史的空隙
反思只是想從這顛簸的鹿車上下來
再次品嚐無路可走時隱痛的潮汐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翠碧
杜鵑鳥不累,不如歸去芳心太急
懺悔的木魚能敲出一天雲霞?
超脱的翅膀不會讓你在山頂兀立 

湘妃竹也許在每個月夜淅淅瀝瀝
斑斑點點的哀怨,浩浩渺渺的空寂
製箋的碓依舊晨晨昏昏起起落落
不眠的只是她求白時汲水的木屐 

看山是山,看水依然還是水滴
空山只是哭窮途翻白眼的阮籍
吾猶昔人,然而並非昔人也
我終於知道《廣陵散》何以又名《何必》 
 
 毫无疑问此时,《落叶集》早已完成。大声讲“看山是山,看水依然还是水滴”,以及“吾猶昔人,然而並非昔人也”,毫无疑问是宣告,某些重大事件或转变已发生。分开来说,如果我理解不错,则“叶子之死”是陈墨之成人礼。《落叶集》是献诗,是十九岁青年带着豁出去的心理,以文字铸造的《廣陵散》。而《空山》的“自我叙述”,落脚到“何必”。
就是说,大拒绝。包括“自放江湖,中流何必相憶”。
 
六、“想當初、枇杷樓下,好詩齊發”
 
没有理由认为,《落叶集》系文革中写的。其中找不到,文革的时代印记。
不论现在的人,对文革怎么评价,起码就事实来说,迄今所知“三年文革”大起大落的剧情,跟《落叶集》所展示“這是一個完全喑寂的世界”、“這兒本就是一座大墓”……不吻合。《學生》一诗中,“小數點左移/黑色淪為負數”,及《未及》一诗中,“在户口簿上的消息/如重重疊疊的咒語”,在在表明“森严壁垒”,而非打破秩序的“史无前例”。
收入《灯花集》,标明写于1965年2月,也就是文革之前的《门》写:
階與階之間/有無數森嚴壁壘的/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門/它既是原始的自然的火與水/也是四大金剛們的法器/以及他們怒睜的警惕的/眼睛 
历史地讲,“階與階之間森嚴壁壘”,防範意識深入人心,是文革爆发之前的常态。文革爆发初,也就是“刘邓路线”时更是,似乎变本加厉,但也有所不同。至于1966年底“群众发动起来”后,“阶级斗争”为“路线斗争”所取代,就大分裂、大改组、大动荡甚至大内战了……诗集《落叶集》中内容,基本与这些无涉。
当然可以,多说一点。据刘国凯讲,“文革前和文革初,那出身等级歧视和政治等级歧视是何等沉重地压在我们这类青少年的肉体和心灵上。没有在那段岁月里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红色恐怖运动”中,“黑五类”鸡鸭一样被打死,甚至鸡鸭不如——
……1966年12月是一个群情激奋的日子。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这样扬眉吐气过。那情景是以前做梦都不可能梦到的。党的书记们从来都神圣无比。他们总是绝对正确、满脸严肃。群众总是匍伏在他们面前,听从他们的教诲、指挥。现在一切都难以想象地颠倒过来了。他们被党中央宣布做错了事,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之至,他们无可奈何地对群众认错,接受群众的批判。看到这些情况,我深为惊讶,也从中体会到原来群众心中隐藏有这么多的不满情绪。
(刘国凯:《基层文革泥泞路》)
据武宜三回忆,没有广大群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积怨,文革一定搞不起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武宜三《我与文化大革命》)
当然“大乱”不到三年。随后“清阶”、“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甚至大张旗鼓“备战”……那是后话了。关于文革起来后的回忆,邓垦、陈墨的记忆跟上述一致。邓垦《〈空山诗选〉始末》云:1966年8月,“文革”由初期当权派掌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红卫兵爷爷”肆无忌惮打、砸、抢、烧“破四旧”……到了12月中旬,各地“造反大軍”纷纷出笼,扭转了前期专整群众的局面,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成了批斗对象,一般平民百姓从人人自危中找到揚眉吐气的机会。陈墨“文革经验”亦是。当我这篇文章初稿写毕,浏览2018年1月13日“陈墨之博”时,邂逅《我的“文革”經驗》一文:
我的經驗是:文革初期,打人、鬥人、整人的都是紅衛兵(髙幹子女紅二代即北京“聯動”及各地“土聯動”),待到造反派革命组織纷纷成立,鬥爭方向指向了“資產階級當權派”後,被壓抑十多年的仇恨如火山爆發,易幟以來唯一 一次民打官、民鬥官、民整官“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的暴力复仇運動就在全國漫延起來。但時間很短,死人也不多。
……一句話,毛指引的“革命形勢”既然己由“階級鬥爭”轉為“路綫鬥爭”後,正是地、富、反、壞、右們在夾縫中天賜了喘息之機。
……所以,我覺得“文革”並非一無是處,至少在“當權派”從上到下全部垮台時,作為一個黑五類狗崽的我,好像每天都活得很幻想,很機會主義,甚至很逍遙很亢奮。
 
——这是一个“文革余孽”幻想“失去的天堂”么?显然不是。从哪个方面,都说不到那儿去。有意思的是,高尔泰《寻找家园》中有篇《牛棚志异》,也说到类似“有趣的事儿”,“这些事儿也拉开了我同环境的距离……我就变成了局外人得以观戏”:
敦煌县成立革委会那天,城里召开万人大会。把我们也拉去,同全县的阶级敌人一起,戴高帽,挂黑牌,站在司令台两边示众。……打击面如此广大,“万人如海一身藏”,我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运,不会比一个此刻正塞满广场、挤坐在黄土地上朝我们挥拳头喊口号的人民群众,更坏到哪里去。
……那天天气很好,红旗飘飘像海涛,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我“众中俯仰不材身”,做着美丽的白日梦,居然也感到了一种节日的喜庆。
不管“宏观叙事”,怎样翻云覆雨。可个人经验和心理,包含着更真实的信息。仅从这个角度,我想也可以得出,“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的结论。再看陈墨在1992年时,所写《關於“工於謀人,拙於衛己”》一文的叙说:
我有一朋友,是孤兒,在民政局下屬之孤兒院長大。初中畢業後,在民政局下屬之“假肢厰”當學工。未及半年,竟被其厰長以“現行反革命罪”送去勞教七年。此事純系冤案。……文革初,他約了我們幾個朋友帮他回假肢厰“造反”,闖入厰長家,從床上將其提起,本欲一番“暴打”,以解七年牢獄之仇,無奈全家老小七八口跪於我們面前,言說:“前幾天已被本厰造反派將另一好腿打斷,若再打,必死無疑矣”(假肢厂領導全系殘廢軍人)。我們只有作罷。站在朋友角度,此人爛用職權,草菅人命,實屬可恨,該打;但他本是殘廢之軀(少一腿),而今非但手無寸鐵,且卧病在床,可憐得很,下手打他,於心何忍!於是,文革初造反派“滅絶人性”的鬥“走資派”行為,既有它的符合倫理的正當性(有壓迫就有反抗,有仇報仇,有冤報冤),也有它“無法無天”“群盲群氓”的反動性(反人性、反文明、反法制、反理性)。只不過這行為是假“保衛毛革命路綫”而生,毛之號召,即為授權。故一夜之間,原有“權力”,全數癱瘓,紅衛兵和造反派才可能“說鬥那個,就鬥那個;說整死誰,就整死誰”。  
九九《魂断台北》一书,也讲述了一则“阶级报复”的花絮:
办事处主任长期对我的歧视,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早已不满,于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和生产组几个小伙子把几个头头揪了出来,趁机在那主任的背上狠狠地挥了几拳,出口恶气,心中默念:给老子欺压百姓,整人害人!不安排老子的工作!
殊不知这幼稚真切的露面和几个拳头,让我失掉了工作:咋“四类分子”的娃娃都造反了,是不是阶级报复?!台下群众七嘴八舌,谣言四起。……
《魂断台北》一书中,更是津津有味地讲述“跟着陈墨偷书”的趣事。不仅偷书,还要贩书,真是“一个千載難逢的找書的好機會”。陈墨《书话——偶然得之》陶然写:
     到了“武斗”期间,造反派们只顾“消灭对方”,对文化的革命稍松。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如同野草般自然滋生出来了。先头还只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诡诡秘秘,像黑市买卖票证;到后来干脆摆起了地摊,把所有“封资修”禁书都冠冕堂皇地摆将出来,且公然高声讨价还价。全盛时整整一条百多米长的街道被书摊人流塞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场面壮观闹热。……当然,也有过几次被强拉回现实的时候:造反兵团猛地开来两车“武装”,街两头一堵,逐个搜身,将缴获之各种书籍在街心堆一座小山,放火一烧,完事。只有个别不甘于损失且“不依礼不依教”,不识时务的家伙,被“武装”们的皮带抽得满街乱滚。
  然而,纵然如此,“黑书市”断断续续还是维持了两年之久,直到 “清阶”运动,当局大量抓人,风声鹤唳,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这明目张胆“不革命”的文化现象,才告销声匿迹。
无疑,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的“黑书市”成为成都文革史中一道与其时代色彩反差极强的风景。而且据我所知,在全国大城市中,这“风景”绝无而仅有。
——“对文化的革命稍松”,就是陈墨们的“黄金时代”。邓垦《〈空山诗选〉始末》一文,更以“忽如一夜春風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描述那时候的逍遥自在:
1967年5月,……我像难民一样背包打伞回到了成都,躲在号称“解放区”的東郊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即現电子科技大学),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一天,陈墨匆匆从“国统区”的城南穿过一号桥“封锁线”溜到我家,说想在東郊租一间住房。
……更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书籍往几个书架上一放,整个房间顿時大放异彩!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臥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現实。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臥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現实。陈墨一脸得意,说:“上头抢权,下头抢书,各革各的命!”好一个嗜书如命的陈墨!我无“贼”胆,“傍”上这样的“富家”,何愁无书可读?
……1966年5月我在名山县参加单位技术“培训”,休息時在一家小书铺淘得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竟如发現新大陆一般兴奋。眼下陈墨“暴富”,“忽如一夜春風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红卫兵们忙着“玩命”,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成了李金发笔下的“弃妇”,也成了陈墨们翻墙撬窗窃取的目标;而在春熙路“黑书市”上,陈墨独具慧眼,专挑有关中国新诗的史料用其他小说交换。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時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視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的确“时空大错位”。难怪后来诗人罗鹤,以“野草桃源”概括。据说当时,“梦兄周围诗歌爱好者越聚越多”:
当時,“发配”到会東的徐坯,“发配”到攀枝花(当時称渡口)的何归,“发配”到云南开远的明輝,“发配”到喜德的張基,“发配”到宜宾的罗鹤,“发配”到乐山的九九,“发配”到甘孜的白水,“发配”到资陽的蔡楚、谢庄等,都已先后“逃”回了成都,加之稳坐成都的吴鸿、楊楓、冯里、万一、樵夫、兰成、乐加等人,一张被“诗”牵着的网撒在了成都的各个角落,相互之间抄诗、写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当時,为了混淆視听,大家还乱七八糟地取了各种笔名。    (邓垦《〈空山诗选〉始末》)
真是好日子,“吃着火锅唱着歌”。有陈墨《满江紅•詩友》为证:
夜竹秋風,薛濤井、蛙聲互答。
想當初、枇杷樓下,好詩齊發。
隔葉川鳴香草夢,調軫弦待伯牙匣。
理素箋、字字有玄機,情難察。
——看他们兴高采烈,作为读史的人,“好像时空大错位……以为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文革”。不过定神想:有什么不可思议?宏大叙事是一回事,个人生活是另一回事。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与“主旋律”不一致,何况“主旋律”也时常变的。
看着他们“蛙聲互答”、“好詩齊發”,让我想到戈蒂埃《珐琅与玉雕》序诗所写:
不管那狂风暴雨敲打我禁闭的窗户,我制作珐琅与雕玉。
我的看法是,作为“哀苦之辞”的《落叶集》,不会是这时候写的。
当然还要,做更细辨认。当然还要,把陈墨的写作拉通来考察。拉通考察的话,《我早期的六个诗集》中,有标明为文革期间写的。如1966年底《草堂独游》,1967年《山寺》、《自宫》、《简约》,1968年《零碎的愛》、《薛濤井畔》、《人跡板橋霜》。还有深受邓垦推重的《独白·我要把憂愁忘掉》——“我以为是陈墨迄今为止的登峰之作,短短的八行诗,却有着小说的份量,优美反覆的吟咏中给人无限的联想空间”。如再扩大范围,还有1969年初《超聲波》、《無人在聽》,1971年3月《記住而已》、《也許不難》……
上述作品时间跨度大,风格也不尽相同。不过即便如此,也还是跟他写于文革之前,可以叫“前期的前期”的作品,有着可辨的不同——既跟时代有关,也跟自身有关。
如《人跡板橋霜》(68年12月)结尾:
我只是這白夜的黑煙?/飄蕩就乾脆消亡罷/這世上太多並不認真的死/和死前太多認真的機關
——“並不認真的死”,或与文革武斗有关?当然我的解读,只是一种可能。去掉“武斗”的背景读此诗,我以为也是完全可以的。本来么,“這世上太多並不認真的死/和死前太多認真的機關”,人们本来很容易把更重大的事置之脑后。今年元月,王怡发来一首《献给成都,一座失败的欲望之城》,第一段写:
献给成都,一座失败的欲望之城
人们随随便便地去火葬场
不讲究,不化妆。随随便便地
就把亲人的身体倒掉
——讲述的也是,漫不经心的死。所以“诗史互证”,只是一种路径。
再看收入《灯花集》的《超聲波》(1969.1):
因為你叫蝠/黃色的熱望/便以醜為美/並登堂入室/在皇王的卧榻之側/放心入睡 
工具交媾/夕陽宣稱永遠不落/蝠在烈焰中/涅槃為美麗的/向日葵/超音速地繁殖/只有一瞬/山河頓時變色                      
还有收入《灯花集》的《無人在聽》(1969.2),“诗、史”纠缠形成“复调”: 
烈日孵化出/階級的家譜/小紅書燃盡/硝煙成灰/這一頁翻不動/撕不下 只好/就地掩埋/雜亂無章/露胳膊露腿的/埋與被埋者/都不敢呻吟 
白天比夜更泥濘/子時 華西壩/老協和大學的鐘樓/仍舊準時敲了/十二下/但無人在聽  
外部世界是一回事,个人生命是另一回事。挂一漏万地讲,陈墨写于“文革”中的作品,颇有一些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我爱”的意志强烈。如《草堂獨遊》(1966.11):“我爱寂寞,寂寞的黃昏/蜻蜓的翅兒帶着透明的水聲”;《山寺》(1967.4):“我愛山寺的黃昏和清晨/我爱林下是淚様的苔痕”;《零碎的愛》(1968.10):“我愛——/順着採珠女圓滑的胸脯/流淌着的那甜的/不,分明是咸的海水/我更愛——……”;《獨白》:“我愛我寧靜的傷悲/在雨中看菊花悄然地憔悴”。此外,还有《在你家门外》(1968.5)、《她要远去》(1968.10)、《潇湘馆》(1969.10)、《惠的风》(1969.12),《黛玉》(1970.9)、《无法拒绝》(1970.12)、《难免无奈》(1971.1)……
好不好说这些“情诗”,构成一个“有情世界”:
是天邉有顆小星向着我矇矓的笑/這苦澀的日子才有甜蜜的心跳
用不着细看,跟《落叶集》不同。据刘国凯描述:“六、七十年之交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阴森可怖。……整个社会是一片红海洋,也是一片黑沉沉。”(《基层文革泥泞路》)考虑到“史”的情况,对照陈墨此时的“诗”,诸如《独白》之二“我愛我寧靜的傷悲”,之四“我終於慘然地微笑”,之六“我唤來的只是個凄然的春天?”之五“我要在我的秋天裏沉默”……会发现跟《落叶集》,还是很不一样。借用臧克家早期的诗句,则《落叶集》完全是“深闺无眠的心,将把这/做成诗意的幽韵?/不,这是生命的叫喊,/一声一口血,喊碎了这夜心。”(1934年《生命的叫喊》)《落叶集》是“生命的叫喊”。
那么六、七十年之交陈墨的诗呢?且看写于1971年3月的《記住而已》:
記得一朶小白花從墻頭探出/記得荒凉的髙坡上有間破茅屋/當生命只是而已的時候,請記住/精衛鳥永遠都在中途 
記得一片冰心最宜裝在玉壺/記得雪中的芭蕉長得特别緑/當存在的風想穿過而已時,請記住/陰陽鱼永遠都在相互追逐 
記得沙漠中不會有飛瀑/記得槐樹下總少不了蚍蜉/當而已的塵埃拂去又來時,請記住/秦時月永遠都填不滿希望的空谷 
記得榮國府的石獅子總是在哭/記得美夢邉的黃粱總也煮不熟/當智慧企圖超越而已時,請記住/飲江鼠永遠都不過僅僅滿腹 
   再看同一时间的《也許不難》: 
月光清淡,似水流年/青銅器把該堅守的守堅/夕陽盲鼓,故事飄散/喚不醒無處賒酒的詩僊
還未賒到的酒在詩中飄散/白雲蒼狗,斧柯已爛/散不開的故事已長滿緑斑/松下殘局,鏖戰正酣 
十年一覺,蘆葦折斷/禪房中的臘梅開得空幻/篆香燃盡,輪迴懶轉/海風吹漲等待的雲帆 
還在海上的筏原地打轉/萬刼如雨,百夢千幻/金剛經的苦澀懸在眉間/一念死寂,也許不難 
  这些诗很落寞。如“白雲蒼狗,斧柯已爛”、“十年一覺,蘆葦折斷”、“一念死寂,也許不難”……但再落寞再消沉,跟《落叶集》都还不一样。“當生命只是而已的時候,請記住/精衛鳥永遠都在中途”,你可以说跟《落叶集》中“而海上的精衛/來去無痕”(《骨灰》)形成互文,也就是呼应。或者在重复吧,不过我觉得,《記住而已》更有底气。“記得雪中的芭蕉長得特别緑”一句,已经把来龙去脉都说清了。
——结论是:《落叶集》的写作,不会与之同时,不会在“文革”中。
 
七、“新月”是父,“現代”是母
  
但是,犹有分说:
说《落叶集》1964年底创作可以,未必马上完成吧?说1968年“重新統一”誊鈔是真的,说誊鈔过程中没有修改、没有调整,不一定吧?如果允许借用一个“版本”的概念,则我以为,假如确实有个完成了的1964、1964年“版”的话,我们永远见不到了;现在见到的,只是1968、1969年“修订版”。
下面两节,属于我的看见。不一定是事实,不指望“确认”。
据我了解,陈墨是那种“郊寒岛瘦”路线,推崇“三年得两句,撚断数根须”的唯美主义者。因此之故,《落叶集》三十六篇,可能有个反复推敲的过程。试举一例:《火化》中“朋友不由分說/把我的文字塞進/灶烘  火化”的“今典”,发生在什么时候?
陈墨1997年5月《“天才”话——怀念诗友白水》一文回忆:
那时,因我的几个文学好朋友都离开了成都(邓垦去荥经当道班工,徐坯去会东当炊事员,明辉去云南修路),唯有寡言的张基又住在城北,而叶子老师又离开了人世。所以我同季康常在一起,唱外国歌,读外国小说,“绞得很粘”。
询问了他的老友,可以确定的是:邓垦去荥经为1965年3月,徐坯去会东为1965年5月,则“朋友不由分說”大概率发生在1965年5月后。此事既然入诗,说明那时还在写作中——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诗集主体工程已“竣工”,这一桩“今典”是1968、1969年修订时加进去的。再看另一个,在我看来是更重要的“修订”——《无父母》一诗:
“新月”是父
“現代”是母
父親在雷鋒塔下
母親流放到西伯利亞

超載的雪花
紛落
迷失在這兒
這兒的每條江
都叫
“延河”
此诗出现《落叶集》中,让我眼前一亮。作为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人,知道从五十年代初起,新月、现代诗派就被视为“革命文学的反对派”。1957年高教部审定《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直指“新月派和现代派是革命诗歌发展中的两股逆流”。直到“新时期”开始后好几年的1983年8月,才有唐弢撰写文章,提出从文学角度分析,“新月派”也有些好东西,值得肯定;对“现代”派本身也要有分析(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然而我现在看到的是一本六十年代的诗集,六十年代的地下诗集中有此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放言无忌”……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要慢慢读,一步一步确认,“诳语盘空时代暗有蛙声醒堤……吞吐锦江已然半个世纪”。一步一步确认,那“登髙何必,埋名江湖,野草蒼蒼”的诗江湖就在这儿。既然是茫茫苍苍的江湖,就未必轻易以哪条江、哪条河自居——据我所知,以“野草派”为“锦江派”,是后来加入的无慧,在2000年后提出来的(《草堂三咏及其它》)……可是显然,它知道自己的命运、遭际,也知道自己所为何来。从“史”的眼光看,此一“寻根”非同小可。毕竟过来的人都知道,“延河”意味着什么——早在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文艺界领导人周扬所作《新的人民的文艺》(发表于《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创刊号)工作报告中,提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从此,一条名叫“延河”的地方河上升为全国的“母亲河”。现在研究人员辨认,那是“党的文学”:
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和延安文学观念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 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此时延安文学之本真的。我认为,在意识形态话语层面, 无论是“工农兵”还是更为抽象的“人民群众”,只是让“党的文艺”或“党的文学”观得以合法性存在的一种修辞策略而已。    
(袁盛勇:《“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03期)
官方也没讲,不让别河流。过来的人知道,究竟咋回事。《残萤集》小诗写:
命中注定既是看客/那就看古代的百花/外國的百花/因為這兒的“齊放”/太假
还有《葉子老師教我象徵主義詩歌》之四,《凡情常理之顛覆(採和)》一诗云:
百花齊放,在你的竹籃而不是人間,
天真爛漫,一切苦難都不能掩埋你的光鮮。
你的笑容就是最美的醇酒啊,
但飲你的人又總在邊沿的邊邊。

你已經百多歲了,却童顏憨憨,
你的鋤頭閃光,却敵不過銹鐮彎彎。
你打着一隻共和的赤脚,
另一隻却穿著朝廷的權閹。

哦,原来你就是政清人和的標桿,
一頂理想主義遊戲的桂冠。
可惜花兒各自依自己的季節開放,
空把那花蝴蝶望眼欲穿。
 现在的问题是:远在文革之前的1964年,年轻的“苦力诗人”陈墨就有了“新月是父、現代是母”的认识吗?——不是不相信,只是觉得“兹事甚大”,有必要弄个水落石出。
陈墨写于“鸡年隆冬”,就是1993年的《野草诗选》序云:
1963年初冬,通过学友徐坯的介绍,认识了七中才子邓垦(时以雪梦为其笔名)。……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接触徐志摩、戴望舒等的作品;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学写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8年冬,我开始着手编《中国新诗大概选》,于1969年夏编成《1918一1928第一分册》。在此期间,深感在新诗的历史上,创立"派别"的重要;尤其是当梦兄周围诗歌爱好者越聚越多,而相互影响,使之爱好与创作出现同一趋向时。为了固化这种相互影响,为了使探索成为凝聚力,也为了让我梦寐以求的“派别”得以在形式上成为可能,所以,1971年,在我的鼓动下,梦兄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了一本《空山诗选》。
对照邓垦《〈空山诗选〉始末》回忆,此“同一趋向”几乎呼之欲出:
自1963年11月通过徐坯结识陈墨以来,我俩就成了拴在中国新诗“藤”上的两个“苦瓜”(或傻瓜)……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時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視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天黄昏。那天,我和陈墨从上午抄写到下午,黄昏時约出去散散步。我俩沿府青路的法国梧桐林荫道漫步到刃具厂,又从刃具厂漫步到40信箱。夕陽西下,我俩一路上边走边谈“新月派”在中国新诗坛上的地位,“現代派”的成就等等。
不仅如此,还有《落叶集》等“见天”后,陈墨《關於“黑色寫作”——〈我早期的六個詩集〉後記》一文中之谈论:  
……在資源主要靠手抄本傳閲的年代,我對象徵主義詩的偏愛並未影響到我身邉的詩友們。我要樹“詩派”的野心,其重心只能偏於早期新月傳統的“新格律詩”。而這方面,我和我的詩友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其成就最大。所以我從來不跟我身邉的詩友們探討象徵主義詩歌,這方面跟他們交流不起來;“偏爱”得有點孤獨,也有點缺乏自信。
尝试言之:此一“诗派”之“同一趋向”,乃“新月派+現代派”。
因此怀疑,《无父母》一诗,非1964年或1965年所写。陈墨那时的写作,是冰心译泰戈尔式(据徐坯讲,曾笔名“佩戈尔”)。《落叶集》的文体、语言,又有陳敬容所譯波德萊爾的神韵。而且现有《落叶集》中,除了《无父母》一诗外,也基本上没有“新月是父、現代是母”的表现……面对此“所指”与“能指”的不一致,又该怎么解释?
一个人的性格和语言,会保守过他不同时期的“观点”。《落叶集》时期的语言,是读了1957年《译文》七月号后,“邯鄲學步式的盲目模仿”。据研究“陈译”的学者讲:
从她的创作和翻译实践来看,她对“形式”的理解与戴望舒迥异。她重视“形式”的目的是反对诗歌“散文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但不意味着对格律诗情有独钟。相反,她敢于突破形式的限制,把《恶之花》译成了自由诗。……陈译不但没有保留原诗的押韵模式,而且没有设置明显的韵脚。但陈敬容自小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古典诗歌熏陶,对韵律和节奏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感觉,这在她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宽泛的平仄和有意无意的韵脚,使她的作品始终具有一种似有若无的音乐感。
(杨玉平《从“形式”到“质地”——对〈恶之花〉翻译的思考》,《法国研究》2014年03期)
看来《落叶集》的语体,其来有自。
再看陈墨的心性及趣味,有他下乡后,写给邓垦的《解语花•记梦兄小诗》为证:
巖壑未醒,松風又瘦,四野碧無情。色衰香凝。恰如是,月夜環佩歸魂。路通紅塵,聽秋聲,翻作泥濘。拭冷淚,目送飛鴻,一意獨孤行。    休怪平生耕耘,有歸去來辭,澤畔行吟。樂道安貧。春未老,青山無語向人。竹籬柴門。風雨過,柳暗花明。且前往,窮山深際,寒星似鬼燐。
如拉通来看,从《落叶集》和《灯花集》、《残萤集》中一些“早期更早”的诗作中,看不出多少“新月派”的表现。上一节引了他文革中作品,如未收入《乌夜啼》,而是归入《灯花集》的《超聲波》、《無人在聽》等,也还是有着我们熟悉的“陈译波德莱尔”灵光乍现、浑然天成之妙。或可说,这是其“在流派之外”的“本色”?……我能否因而推断,《无父母》所表达的,表面上是“我”的,其实是“我们”的主张——就是其中有,诗友们在高音喇叭吼叫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的影子?
从认知角度分析:“在資源主要靠手抄本傳閲的”摸索中,一个人说出“××是父,××是母”这种“认宗”的话,几乎不可能——如我们回到1964年底“现场”,面对“叶落了/你走了”,会更多“吾父何在”的迷茫、或眉间尺式的哀伤,怎会有如此坚定、从容、有主见?——即使有,我想那更多是做人的、而非诗学的,两者不是一回事。要有明确的诗学主张,若脱离“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時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視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而仅靠对“超載的雪花紛落”的逆反,恐怕做不到吧?综合考虑,我以为《无父母》像是1968年、1969年的。
再一次要说,诗人从根本上讲,是“文明的孩子”。从“互文”的角度讲,我以为“無父母”不可能是事实,而有着民国時期周作人译波德莱尔《外方人》的影子:
外方人

   告诉我,你谜样的人,你最爱谁?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姊妹,你的兄弟么?
   “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姊妹,也没有兄弟。”
   那么你的朋友呢?
    “你用这一个字,直到现在,在我是无意义。”
   你的祖国呢?
  “我不知道它所在的纬度。”
   那么美呢?
  “我很愿爱她,那不死的女神——!”
   黄金呢?
  “我憎恨他如你们憎恨你们的神。”
   那么,奇异的游子,你爱什么呢?
    “我爱那云,——那过去的云,——那边,那神异的云。”  
                                          ——摘自《陀螺》(1925年新潮社)
 
再看另一“意象”——1964年的陈墨,是“紧张惊警”的,噩夢看不到盡頭:
嫌苦難的滋味/不濃   死心塌地地/懷疑女人的智商/生理和心理/在康橋永别/你拒絶接受/這個充滿慾望的世界                                     (《乾凈》)
那时的叶子和他,拒绝接受整个世界。而非徐志摩一般,仅“作别西天的云彩”。即使用了“康桥”意象,与之搭配的却是“永别”。永别与再别,岂可同日而语?然后进一步讲,长歌当哭的《落叶集》时期,他可能不心仪徐志摩,也送不出“月下雷峰塔影”: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当然现在是“黄金时代”。在“巴不得人不吃不屙不睡”的恶补中,关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该读的他都读了。他会带着新的眼光、新的认识修改、完善旧作。可是基础性的东西,就不可能动摇。见到徐志摩“雷峰塔影”,他也不会有动于衷——无须多申说吧?
还有一个例子,好像也能表明,现有《落叶集》有1968、1969的印记:
鞭痕結痂/燦若桃花/這段歳月到此為止/音符凝固在夜空/卦者的羊角/瞬間落地/生命更為抽象/向秀不在曠野/叮叮噹噹/他錘打着一塊/紅紅的鐵               (《逝世》)
——明写向秀,实写嵇康。而且完全属于,“创造性的背离”。如此成熟的“构思”,能让我确信是1964年,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所写?何况多年以后,其《正话与反话》写:
    文革武斗期间,我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结识了书友冯里(后来成为诗友之一)。1968年某天,他突然给我一本196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说:“里面有一篇陈翔鹤的中篇小说 《广陵散》,写得相当好,相当感人,你看看!”  
   这篇写嵇康的小说我是边流泪,边想,边看完的。在我的阅读历史上,这篇历史小说是最“刻骨铭心”心的。可以说它改变我的人生——我从此十分崇拜嵇康,他成为我心灵的“人格偶像”。并且发誓要把嵇康他们“竹林七贤”的故事写一个长篇小说。说来也许无人能信,我1970年之所以毅然下乡,其中就有想在政治干扰相对较小的偏远的农村创作我的《广陵散》这条缘故。
(《正话与反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再正反》)
此话有分量:“从此十分崇拜嵇康”。那么此前呢?该知道嵇康,晓得《广陵散》。因为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6年2月的《空山》一诗意味深长——“终于知道《广陵散》何以又名《何必》”(当然也有可能:此语也有1968年“修订”的痕迹)……尽管如此,读陈翔鹤“刻骨铭心”,是不可忽视的。但凡懂点中国文化的人,其实无须多说。“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再回头看《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不妨说,六十年代的陈翔鹤不仅在写陶渊明和嵇康而且也在写他自己。”(郭冰茹:《陈翔鹤小说论》,《文学评论》2007年01期)。
但凡了解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演进过程,就晓得陈翔鹤《广陵散》等,是六十年代初“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在一个文学体制极其严厉,文学环境高度一体化的年代里,这种独特的个人声音尤为难能可贵,因为它是特立独行的精神和人格的折射, 是对体制铁幕的反动。”(朱美禄《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论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1期)喜欢某种情调的人,会对小说中涉及的“商音”产生兴趣,领会“其特点正在于表达那种肃杀哀怨、悲痛惨切的情调!”(陈翔鹤《广陵散》);内心有块垒的人,更容易对《陶渊明写〈挽歌〉》中的话产生共鸣:
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总觉得,《落叶集》中——比如《乾凈》一诗,有这些议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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