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3/2020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疫情扩散引发民怨和中国治理危机

作者: 施 英

本期聚焦主要是海外媒体及评论人士对中国疫情和中国治理的分析、观察、评论。
 
 
 
武汉肺炎病毒病理图 网络照片
 
旅居德国的媒体人长平的评论文章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的中国人民,已经磨练出顽强的忍耐意志以及各种生存策略。这一次在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愿意再一次重复中国式救灾模式的人们,发现对官方的期待有些不灵了。和“新型冠状病毒”一起发生的,是“新型官状病毒”,而且后者的变异速度更快。这个主流的救灾模式原本是这样的:疫情发生之后,必然会发生抓捕“造谣者”、掩盖真相等事情,由此导致地方疫情升级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灾难,民怨沸腾。沸腾的民怨并不期待由此改变体制,反而主动压制批评体制的声音,呼吁“救人要紧”、“不要添乱”。不仅如此,它还期待官方表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官员们一改平时的官僚和无能,以民为本,展现出技术精英的专长;领导人迅速达到现场,感动等待感动的万千百姓;中央雷厉风行,查办失职渎职的地方要员,足以抵消体制的一切罪责。
 
徳籍华人教授张俊华认为,此次新冠疫情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乏信息透明度。而信息透明度问题,在现有的威权制度框架下,很难会有突破。
 
德国之声发表张俊华文章说,中国的透明度问题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首先,地方政府对中央提供的信息就有不透明的问题。为了保住自己官位或得到上级的赞赏,地方力争把好事多报告给中央,或者摸揣上级的爱好,投人所爱。在这次武汉疫情中,中央不断重复对“缓报、瞒报、漏报的要严肃追责”,就是说明了中央无法始终如愿从下级得到足够可靠的信息。一般认为,武汉肺炎去年底爆发时,当地政府就是以“所有问题都在掌控中”为由拖延了急救措施。当然,武汉市的市长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暗示,是中央方面的规定限制了他能够披露的有关病毒威胁的信息。尚不知这是他在推卸责任还是确凿的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中国透明度另一个层面是各级政府对公民的信息透露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透露信息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政权的稳定。而对稳定的认知又是非常主观和动态型的。由于政府官员以“父母官”态度看待公民,公民当然就无法期待能平等地获得跟官员同样得信息。这在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很难操作,但是政府却依然以“造谣颠覆政府”的名义,强力惩治威慑那些“公民记者”。上面提到的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 如果不说他在助力这种信息政策的实行,至少也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
 
有评论引用网友帖文所说:“通过武汉肺炎事件足以将国人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政府不作为,隐瞒不报,体制内的人在封城前疯狂逃跑,医院对死亡的冷漠,大规模疫情无药可救,没有良心的商贩趁机涨价发国难财,对逃出来的武汉人像纳粹对待犹太人一样,毫无同情心。社会无信仰,道德沦丧,人与人互相猜疑。正体现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即经济快速发展,而道德急速倒退。”
 
●海外媒体的新闻述评和分析
▲德国之声(DW)1月27日援引德语媒体:摆在习近平面前的真实危机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成为各大德语媒体关注的焦点。德国报刊驻华记者从网络传闻和民众不信任感的蔓延观察到,中国老百姓对于政府信息透明度和危机处理能力的怀疑,以及中国医疗系统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短板。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周一刊登了Lea Deuber撰写的分析文章写道:“这种病毒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让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全面陷入停顿。”这位驻京记者观察到央视新闻联播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听取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的消息。
迅速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显然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前的一个真实危机。“北京应该已经将这次新型病毒疫情的爆发视为与2003年SARS疫情相同级别的威胁。最迟在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被全面封锁之后,很多人对于政府的信任都受到了剧烈的动摇。……尽管习近平在周末许诺,中共会从各个层面入手,抗击病毒疫情,但是人们心中的不确定感仍然是巨大的。”
那么面对这次的肺炎疫情,政府的作为究竟如何呢?文章接着写道:“中国已经宣布,在处理疫情危机时保持最大程度的透明,而且在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交流沟通之下,也的确采取了不少正确的行动:政府较早公布了疫情的爆发,并且和其它国家进行了沟通交流。但是随着国内的情况越来越混乱,政府会对批评者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措施。”
真实?谎言?
在回顾了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所带来的公众信任危机之后,作者指出,目前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病毒本身,而是政府是否已经采取了一切努力去及早地控制疫情。各种无法鉴别真实性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展示医院人满为患的糟糕景象。“尽管政府已经派出超过2300名医务人员前往湖北地区支援,甚至还要为此新建两座医院,都难以平息网络上的民愤怨气。”
民众对于官方公布数字和官媒报道现状的不信任,这一点也引起了《法兰克福汇报》驻上海记者Hendrik Ankenbrand的注意。他在周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尽管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努力都是针对武汉地方政府,但是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传闻说,中央政府也在刻意隐瞒真实疫情数字。比如在周末流传的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就是,上海的一名医生匿名透露称,在这个东部沿海大都市,已经有31人死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107人被感染。”
“如果按照这个医生的说法,相当于平均每三个感染者就会有一人死亡,那么其死亡率就远远高出武汉公布的4%,所以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武汉的数据肯定是假的。”
医疗系统暴露短板
《南德意志报》记者Lea Deuber还注意到网络上的恐慌之外,在中国医疗系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资金。尽管如此,整个卫生系统仍然处于危机之中。中国地方政府都有经济增长人物,同时很多地方的公共财政又负债累累,必须节约开支。这种情况下,很多医院存在医护工作人员缺乏、设施条件恶劣的问题。在中国,从平均数字来看,相当于每一位医生要照顾将近7000名民众,也就是7000比1,而国际上的公认标准比例则是大约1500到2000比1.”
虽然按照北京设定的蓝图,中国应该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在医疗体系,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表现得格外明显。“虽然官方媒体目前报道称,武汉的情况目前得到稳定,每位病患都有病床,但是国家媒体的宣传其实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医院是多么的超负荷运转。大家都有过在医院人满为患的走廊里排号候诊长达数小时的经历。这几天里人们所看到的危机管理措施更令很多人坚信,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住这次的疫情。”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最后总结道,虽然中国的言论审查机制又开始尽可能地删除网络上不利于政府的言论,但是不断攀升的感染病例数字却是无法删除的。“对于一个在过去几年里十分擅长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扭曲事实的政府来说,这次的疫情几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DW)1月28日援引德语媒体:一场世界范围的瘟疫?
德语媒体纷纷关注中国的肺炎疫情,也采访了不同的病毒学和流行病学者。但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专家们仍说法不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科隆城市报》采访了柏林的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在问及他是否预期到冠状病毒的向外散播时,德罗斯滕回答说:“对我来说,也是每一天都在变化。中国的研究者刚刚提供了新的基因序列,我在仔细地看。把这个与旧一些的序列相比较,是很不同的。由此看出,这一病毒很可能在民众中传播。”
病例数字对研究、防范疫情很重要
德罗斯滕还谈到对研究者来说,目前的重点是以下问题:“有多少病人死亡?其年龄状况如何?病毒传播的速度有多快?我们如何在中国以及中国以外极为迅速地识别病例?”他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能够帮助阻止疾病的传播。
记者问及,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疫情这一风险有多高?德罗斯滕表示:“作为学者,我认为存在现实的世界范围疫情的危险。如果走到无法阻止的地步,我也不会惊讶。在这一点上不能自欺欺人。但现在发出公共警报为时过早。但我认为,如果说我们在德国完全不用考虑这件事,因为离我们那么远,这也是错的。”为什么呢?“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呼吸道病毒,有极大的可能性是通过空气可以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我们看看现在到处有多少个城市出现了病例,就知道病毒在继续传播。”
《每日镜报》引述了伦敦帝国大学流行病研究者弗格森(Neil Ferguson)说法称,必须做好这场瘟疫无法阻挡的准备。在中国官方称有通过检测证实的约3000例感染者的同时(编者注:此一数字目前已上升),弗格森的模型统计显示,这一数字为3万-20万,或者至少“有相当的可能性有数万例”,他对《卫报》说道。
《每日镜报》写道,根据迄今的信息,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率大概和1918年在世界范围内造成5000万人死亡的流感病毒相似:每个人大概传染两到三个人。但里根斯堡大学医院感染科负责人萨尔茨贝格(Bernd Salzberger)表示,这一“基本感染数”并不能说明病毒的危险性。此外,目前的数据还相当“流动”。他说,预测可能有极大的偏差,比如如果人们改变行为模式、更好地防护感染,那么,“基本感染数”可能会下降。
慕尼黑感染学学者文特纳(Clemens Wendtner)认为,尽管迄今的信息有限,但“很大的可能性是,德国不会因新型冠状病毒而面临显著的危险”。他说:“对我来说,更令人惊讶的是,德国每年有超过2万人死于流感,但公众的感知却没有像新型冠状病毒这样受到震撼。尽管在这里甚至通过打疫苗就可以有效减少许多痛苦和许多死亡病例。”
有多少感染者?
《南德意志报》写道:“根据官方数字,迄今有2744人在中国感染冠状病毒。北京政府称,其中80人死亡(编者注:两项数字现在已上升)。世卫组织统计,在中国以外共有10个国家的29个病例。有迹象显示,有些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病例并未登记在册。伦敦帝国大学研究者弗格森甚至向卫报表示,可能已有10万人感染。伯尔尼大学流行病研究者阿尔特豪斯(Christian Althaus)也估计,感染人数明显多于官方登记在册的人数。他说:'在1万-10万之间的数字看上去是现实的。'但他同时也作出限制,目前很难估计在中国的情况。”
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30日援引费加罗报:北京阻挠各国从武汉撤侨是担心丢脸
回声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新冠病毒:担心中国将越来越孤单,回声报指出,英国航空公司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纷纷取消了前往中国的航班,包括法航在内的多家国际航空集团都大大减少了前往中国的航班的次数。北京正越来越陷入孤独的恐惧之中。该报常驻北京记者报道说,北京天安门与长安街人烟稀少,紫禁城从未如此寂寞,寥寥无几的游客的人数远远超出了站岗的警察的人数,一位从四川来的游客向记者表示,准备马上坐车回家,担心今后全国交通会全面封锁。在北京继续开张营业的餐馆也寥寥无几,餐馆服务员建议食客不要用手触摸菜单,直接使用自己的手机点菜。所有近期前往武汉的北京人必须向当局申报并且自行隔离14天。
回声报还介绍了各国从武汉撤侨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撤回之后,各国对武汉撤回人员的处理方式。第一批撤回的是日本侨民,他们在飞机上就受到严格的检查,之后,又被直接送到医院最全面的检查,目前尚无确认病例,他们中有12人将在医院受到隔离。其他如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侨民必须严格遵守自行隔离14天的规定。至于法国,法国是在武汉侨民最多的国家,目前尚不能确定中方是否允许与法国人通婚的中国人离开中国,确实,撤侨还会引发一些道德争议,在同一企业工作的同事,为什么有的人,因为他是法国人或是日本人就可以离开,而中国同事却只能冒险留在中国。
《日德兰邮报》主编谈拒绝道歉原因
另外,解放报在国际版介绍了中国与丹麦因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 Posten)刊登讽刺漫画将五星红旗化成五毒红旗之后引发的外交冲突,解放报就此采访了《日德兰邮报》的主编雅各布。尼布罗(Jacob Nybroe),尼布罗先生向解放报解释了他们为何坚决拒绝道歉的原因。他说,首先这一漫画无可谴责,它并没有讽刺,也没有批评任何人,它没有任何信号,只是一画道出了目前沸沸扬扬的话题,它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感情的意图。其次,由北京来决定丹麦的报纸应该刊登什么,不应该刊登什么,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他还补充说,五年前,他们决定停止刊登有关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因为有人因此而被杀,但是除此之外,他们继续一如既往的工作。他们也曾经将加拿大国旗上的枫叶换上英国的皇冠,最近还将瑞典的国旗换上了带有讽刺性的图案,这一切都没有引发任何国家的抗议。因为这些国家都捍卫言论自由,他们同中国这样的独裁体制截然不同。丹麦政府以及丹麦各大政党都毫不犹豫地捍卫《日德兰邮报》的立场,尼布罗先生向解放报表示,中国国旗事件震惊丹麦全国,丹麦政府以及所有政党与舆论的支持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继回声报之后,费加罗报也在经济版刊登文章,介绍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费加罗报认为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费加罗报批评北京政府试图阻挠西方国家从武汉撤侨,认为此举的关键原因是北京担心因此而丢脸。各国因此为了撤侨都在与北京展开紧张的谈判,立场强硬的美国首先获得了绿灯,而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国看来并没有被同等对待。另外,还有西方国籍人员在中国的配偶以及孩子是否可以离开,也是双方谈判款日持久的关键所在。
除了新冠病毒疫情之外,回声报在高科技版刊登了该报发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指出,在延续了一年多的斟酌之后,欧盟终于决定对华为半开大门,也就是说,原则上并不排除使用华为的设备,但是,出台严格的规定保障网络安全。
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费加罗报聚焦三月举行的全国市政选举,指出环境生态议题将是市政选举的中心议题。解放报以昂古兰姆漫画节开局,内页多个版面重点介绍与评论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中东和平计划。中东和平计划也是天主教十字架报的焦点议题,该报认为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是一个单方向的计划,对以色列十分有利,而几乎完全忽略了巴勒斯坦人的诉求。法共人道报继续关注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计划。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31日援引法国报纸: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加剧不安情绪
今天是1月31日,是英国正式退欧的日子。此一话题是今天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聚焦的重点。各报分别利用多个版页的篇幅报道并分析了相关消息。各报较为集中报道的另外一个新闻焦点,则继续围绕中国武汉肺炎的情况展开。其他国际新闻重点分别还有:伊朗启动反特朗普计划;阿富汗各派力量联合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展开外交之旅,为重新当选等。
世卫组织压力巨大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日益加重,周四,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召及专家会议,针对是否宣布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展开讨论。《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世卫组织是否做出相关决定,是一个十分微妙、且事关该机构重大政治责任的问题。这是短短一周时间内,世卫组织第二次召集紧急会议以决定是否做出决断。
《费加罗报》还报道了首批法国民众撤离武汉返回法国的消息。据报道,这批匆忙撤离的法国人并没有出现染病的症状,但是他们情绪低落,多数人拒绝回答记者提问。他们抵达法国后,被转往南部海滨的一个度假村隔离两周。
尽管中国做出努力,疫情仍在蔓延
《回声报》利用多个版页,刊出与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情况相关的报道。该报指出:尽管世卫组织官员周三对中国为遏制疫情所做巨大努力表示赞赏,但是事实却颇具说服力:短短24小时内,中国卫生机构再次确立了38个死亡病例,令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70人。中国内地的感染病例已达7700人。目前,已有10多个国家发现80多位确诊病例,中国以外的地区出现人传人的病例,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第二次会议决定宣布:确立中国新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做法符合情理。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蔓延的风险较小
《回声报》刊出一篇专家观点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如果蔓延整个中国,将会加大疫情流行的风险。不过,从目前看,欧洲面临的风险较小。该报还报道了北京周边一些小区采取隔离措施以阻断疫情的消息。《回声报》同时载文报道了法航决定全面停飞中国至2月9日的消息。这是继英国航空和汉莎航空之后,停飞中国的又一家航空公司。
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
《解放报》在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时指出: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以及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像许多国家一样,法国也开始组织疏散侨民的行动。当地民众的心理恐慌不断加剧,各国政府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忧虑。目前已有10多个国家向中国表示了疏散侨民的意愿。
最近一周来,北京整个的生活节奏放缓,按照惯例,每年应充满节日气氛的此时却万巷皆空,民众被迫呆在家中。政府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管理这场疫情。
《十字架报》则在报道中标出“与世隔绝的中国”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长城从未成功地阻止过中国的入侵。在21世纪的今天,它也无法阻断新型冠状病毒向外部蔓延。
面对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迅速传播,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关闭边界,停飞航班、撤离侨民,拒绝来自武汉的游客。该报指出:下一步需要面对的难题是:春节过后,北京将如何阻止成百上千的人返回日常生活地点或工作岗位?尤其是那些目前身处全球各地各个角落的武汉人?还有那些成千上万名在各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他们会否被阻断在长城之外?而世界各国将会蒙受增氧的影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1日新闻评述:财新为武汉病毒八个“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平反并纾缓民愤
大陆的财新网31日刊登一篇实际上为武汉病毒最早八个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平反、以及纾缓民愤民怨的文章。一度被武汉当局指控发布假消息而被拘留的八个“造谣者”之一的李文亮,接受财新网访问时说:“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身为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的李文亮,根据财新网报道,目前因为怀疑患上他最早发现可以人传人的武汉病毒而至今仍然躺在武汉中心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监护室的隔离病房,虽然他的病毒测试反应已经证实为阴性。财新的报道指,李的生活起居需要医生护士照料。
李文亮一个月前,即去年12月30日17时48分,在一个150人的同学群众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同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也在网络上流传,其中要求严格信息上报,并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李文亮在微信群里的提醒,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名群友将他的对话截图发上了网络,而且没有隐去最关键的信息:他的名字和职业。这让看到截图的人精准地找到了他,不久他即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并在1月3日到辖区派出所签了一份对“违法问题”警示的《训诫书》。
财新的报道指出,李文亮在1月20日疫情加剧之后,身为眼科医生的他在接诊过程中自己被感染,病情一度恶化进了加护病房。此外,他的多名同事和父母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李接受财新访问时表示,他一早已经知道新病毒可以人传人,“明显存在人传人。1月8日左右,我自己就收治了这类病患。当时我们眼科有一位患者以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入院,当天食欲不佳,但体温正常。刚开始我们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后来她青光眼眼压正常了,第二天还是食欲不好,中午发热了,查肺部CT提示是‘病毒性肺炎’,其他的各项指标都符合不明原因肺炎的标准”。
根据财新的访问,李说当天晚上照顾她的家属也发热了,她的另外一个女儿也发热,这是明显的人传人。我们就立刻上报到医务处和院感办公室了,请了院内专家组会诊,会诊后建议患者在我科隔离治疗。三天后,我们又给他做了复查CT,结果还是“病毒性肺炎”,而且范围扩大,病情加重了,接着患者就转到呼吸内科隔离病房,之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李文亮谈到自己因为最早在个人群组发布消息而成为新闻人物的遭遇,“就是这个截图(群组信息)传出去那天夜里(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武汉卫健委连夜开会,我主要是被我们医院领导叫过去询问情况。天亮上班后,我又被医院监察科给约谈了,还是问我情况,问消息来源,问事情经过和是否认识到错误。
李说:“后边我也没想到警察会找我。1月3日,他们打电话叫我去派出所签《训诫书》,以前也没和警察打过交道,我当时也很担心,不签的话怕不能脱身,我去了走完流程就签字走了。这事我也没给家里人说,当时压力比较大,担心医院处罚,影响以后工作晋升之类的。后来我一个同学知道了,帮忙介绍了记者,我直接跟记者说了这些情况。
由于最高法院在1月28日在公号发了一篇武汉八名“造谣者”处罚是否得当的评论文章,而李文亮的名字却又莫名其妙不在这八人当中,李文亮说:“看到最高法院的文章后,我心里放松了许多,不太担心医院的处理了。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我还是认同最高法院的文章,应该具体甄别。(是不是那八人之一)不会太关注,因为网络传播最广的,最高法院文章引用的那一条就是我发出去被截图的。”
▲德国之声(DW)2月2日墙外文摘:病毒肆虐,中共再次演练社会控制
有评论认为,因为尽管中国民众不信任体制,但是总体上是接受封锁的,因为人民已经吸收了政府的中国例外说:治理中国需要用铁腕。此外,大陆不许台湾撤侨,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也是海外媒体的关注焦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病毒和恐慌背后,中共的治理逻辑》,作者张彦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与人们就病毒疫情进行成年人的对话,或是制定在其他地方有过成效的合理政策,而是直接进入了全面封锁模式。这证明了政治学中的一种自明之理:威权政府就像一群只有两个大拇指的人,没有其他手指。他们可以采取强制行动,但没法对政府杠杆进行微调。
作者说,考虑到潜在的不信任感,政府很难说出许多流行病专家在说的话:这次疫情是严重的,但并非灾难性的。因为如果国家对人民坦白,它还必须承认这种程度的社会控制是没有必要的。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将遭殃?作者不这么认为。因为尽管人们不信任体制,但他们总体上是接受封锁的。在私下谈话和聊天群里,他们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采取严厉措施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已经吸收了政府的中国例外说:治理中国需要用铁腕,而这些看上去荒唐的措施正说明政府做的很好——并预示党将一如既往地突破困境,取得胜利。
不允许台湾“撤侨”,两岸未来或将阴影浓重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中共拒台派机接人是执念过深》,作者王志庆说,依过去四年惯例,台湾陆委会出面协商事务,对岸国台办只能已读不回,避免被解读为“两岸关系突破”,但人命关天,或有转还余地,但中共的“更高意志”恐也因防疫焦头烂额,没空针对此事斟酌衡量。
文章说,美、日、英、德、澳、韩、俄、法等十余国都要陆续撤侨,然而“台湾人”到底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若是本次放行,大陆民众看到“中国台湾人”登机而去,岂非相对剥夺感深重?然而,台湾不论有没有参加国际组织,都是国际商务、观光往来频繁的重要据点,若台湾防疫失当,必祸及全球。疫情当头,两岸政府都应捐弃意识形态,若中共不改做法,一旦未来台湾不幸沦为重灾区,或受困武汉台湾人遭交叉感染致死,都会使过往两岸和平的努力蒙上厚重阴影。
疫情之下,习近平对两岸关系还能深藏不露?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武汉肺炎对习近平,犹如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作者赵春山说,习近平处理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手法,是怕“吃紧弄破碗”。对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习仍授权特首林郑月娥来贯彻中共“止暴制乱”的立场,避免中央武力介入;面对民进党在台湾大选的压倒性胜利,习的反应深藏不露。
文章说,人算不如天算,武汉肺炎就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其急迫性应非习近平所能预期。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Kerry Brown)说:“这种事情绝对可以使整个政权的信心和合法性受到损害。”而习近平处理危机的能力,正是他个人权力集中和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来源。 防疫无国界,台湾没有理由因政治因素,在中共刻意干扰下,受国际社会的排斥;此外,两岸关系目前虽处冷对抗状态,但面对备受全球关注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两岸仍有合作的空间。这有助于促进对岸领导人声称的两岸“心灵契合”。
捐赠困境,逼迫武汉红会放开部分权限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作者秦宽、王浠和门悦悦报道说,截至1月29日,湖北省有近136家医院发布了医疗物资申援信息。截至1月28日,全国湖北以外地区,已有74家医疗团体发出求援呼喊,其中甚至包括不少知名医院。一些志愿者发现,就算运到了半途,物资也会凭空“消失”。从海外进入的物资亦面临同样的“险境”。
文章说,信任危机下,民间的救援管道急剧收缩。由于海外捐赠的关系往往来自校友会,人情联系强,定点捐助指向明显。但物资到了国内,捐赠者发现,“想给的人给不到,又被政府收走了”,不相信政府的捐赠者们却找不到可靠的民间通道,遂放弃了捐助。“它(民间援助)不是一个在无大台的状态之下能做起来的东西。”1月30日,在最新的公告中,武汉红会更改了定向捐赠规则,表示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捐赠意愿,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联系,确认后将捐献物资直接发往受捐单位。这或许意味着武汉红会放开部分捐赠权限,民间力量终于有机会通过那扇窄门,抵达无数个急需帮助的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2日援引法国报纸:武汉疫情蔓延 境外首例患者死亡 中国被孤立
武汉疫情死亡人数迅速攀升是周日法国各大报纸关注的重点新闻,菲律宾今天出现首例感染新冠状病毒死亡者,属于中国境外首例。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日前宣布希望最快在20个月内找到疫苗。随着武汉疫情蔓在世界多国扩散,一些巴黎华人感到受歧视,在社交媒体上出现我不是病毒呼吁。
首例中国境外死亡病例
《费加罗报》和《世界报》今天周日网页头版关注中国武汉爆发的疫情,每天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中国官方消息仅在2月2日周日就新增45例,死亡总共人数已经超过300人,而且首次出现中国境外感染新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即在菲律宾诊断出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后,其中一名44岁的患者在马尼拉医院死亡,当地医生指出这位死亡者来自武汉,菲律宾目前还没有出现当地人传人病例。
《世界报》指出武汉疫情继续在中国蔓延,仅在在中国感染的病毒感染者超过1万4千3百人,还列表说明世界其他国家出现的感染人数。
中国越来越孤立
随着中国武汉疫情爆发,俄罗斯,越南等周边国家关闭与中国的边境,俄罗斯重新要求入境中国人申请签证,不向中国发放任何工作签证。
美国从周日22时起禁止任何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就是限制在14天内到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此前美国发出4级旅游警告请勿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已要求所有非必要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推迟前往中国。
同样,澳大利亚本周末发出同样的禁令,禁止来自中国的非公民入境。
另外,意大利,新加坡和蒙古等国也采取了类似限制入境措施。
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派出专机从武汉撤侨。法国第二批从中国返回人员周日抵达法国南部马赛附近的度假隔离村,进行14天地隔离。
恐慌气氛在武汉疫区蔓延
《世界报》报道指出恐慌气氛正在武汉疫情蔓延,当地医院难以应对众多就医病人,随着病毒的扩散,被封在城里的武汉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又因为民众不信任政府,担心自身安全,大家不敢出门,如同中国其他城市的居民,昔日喧闹的大街,现在门可罗雀。
需找疫苗
《费加罗报》报道法国巴斯德研究近期宣布已经破解了新冠状病毒遗传密码的秘密,在法国这所享有世界声誉的研究所得科学家们加紧工作,进行实验,他们期望最快能够在20个月内找到疫苗。
反对歧视亚洲人
随着中国武汉疫情的扩散,一些在法国华人感到受歧视,法国的社交媒体上出现华人发起的#je ne suis pas un virus行动(我不是病毒),呼吁大家认识疫情,如何进行正确防御疫情行动,同时停止互相攻击。
▲德国之声(DW)2月3日援引德语媒体:穿着垃圾袋的武汉医生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驻华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题为“穿着垃圾袋的医生”。《南德意志报》关注了因新冠疫情,中国人在国外以及在网络上遭受的种族主义歧视。
(德国之声中文网)“武汉的一些医生现在穿着垃圾袋,靠这些塑料袋保护自己不传染上新冠病毒。在疫情中心武汉的医院里,专业防护服是稀罕物。偏偏是这些站在抗疫第一线的人没有足够的预防传染的保护。”《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将目光投向武汉等疫区基本医疗防护物资紧缺,后勤无法跟上的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捐赠意愿强烈,领头羊企业也承诺捐款,但后勤却跟不上。公众批评的矛头现在指向管理大部分捐赠物资的中国红十字会。看起来,它没有能力有效地将物资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文章援引财新写道,武汉红会大楼装满物资,却只有很少的工作人员,医院只能自己派人去排长队取物资,他们中间甚至有治疗了一整天病人、之后只睡了三个小时医生,因为他的医院里,防护服仅够再用一天。
“周日当局对不断高涨的批评做出了反应:九州通医药集团被授命协助武汉红十字会,捐赠者可以直接将物资送往所选医院”,文章接着写道,“不过,一周以来武汉对私车执行的严格禁行令却让事情变得麻烦。要想通过警方关卡,必须有批准。”
《南德意志报》文章关注了随着新冠病例在多国增加,中国人、甚至亚洲面孔的人受到种族主义歧视的现象。
文章写道,对染上新冠病毒的担心导致亚洲面孔的人遭到普遍性的怀疑,旧的种族主义偏见重新散布开来。在许多西方国家,本国公民也和生活在当地的亚洲人以及游客一样受到偏见。文章举出了一名亚裔在法国被其他乘客赶下地铁,以及科隆一家亚洲超市里发生的一件事:一名顾客让自己的孩子进去后用围巾捂着口鼻,小孩于是问道,是不是“这里所有的中国人都病了”。
文章继而指出,早在传出病毒来自武汉一个野味市场的消息后,网络上就出现了种族主义攻击。文章写道:“一名中国网红博主喝蝙蝠汤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最后人们才知道,这个视频已经是三年前拍的,在太平洋岛国帕劳。”
文章写道:“中国过去几年里成长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也在亚洲邻国中引发了新的不信任感。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很久以来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大批游客感到不满。这些中国游客被贬低为又脏又吵,这可能是为什么过去几周针对许多大陆游客的气氛一下子高涨的原因。这些地区,许多人把'中国病毒'挂在嘴上……许多地方,民众要求对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从中国返回的本国人进行严格的入境管控。可能的新传染途径和网络上的一些谣言也助长了这样的呼声。”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DW)2月3日专访:疫情扩散之际,我们只能自救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持续超过一个月,中国境内的感染人数也已超过17000. 病毒的缘起地武汉进行封城至今已超过两周,当地居民告诉德国之声,虽然政府已紧急建设了火神山与雷神山两间医院,但求诊的病患仍需靠自救来想办法活下去。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武汉封城至今已超过两周,可以请您叙述一下您带家人到医院就诊时目睹的情景吗?
罗伦斯: 武汉所有指定治疗新冠病毒的医院都满了,没有指定的门诊也很多人。 每天基本上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有医生协助检查。 整个科排队的环境中,全部都是咳嗽的病人。 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长期会曝露在高风险的环境中。 我爸跟我妈都确诊阳性了。
我们一开始是去同济医院,医护人员基本上都有合格装备。 但是,环境是非常差的,因为所有注射、抽血跟等待检查的病人全部都在一个小房间内。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的在里面抽血打针,他们完全没有把病人隔开。 武汉第六医院也是非常多病情严重的病人躺在那边接受注射或是吸氧,其他人都在排队等着给医生看。 排队时,有些病情严重的老年人边等边哭。
基本上,病人得不到有效救助,而医院病床也都是满的,所以也无法让病情严重的病人住院治疗。 他主要是开点药,让你回家继续隔离。 如果是你排很久让医生打针的话,医院的态度也是比较推托。 即便确诊了,医院也不会给每个人都开确诊。 有些人会开个CT给你,即便CT显示肺部已经感染,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核酸检测,而做核酸检测也要排队。
这个核酸的检测是一个非常容易暴露病毒的过程。 医生都有防护,但是病人取样的时候是需要一个一个排队,在零防护的情况下接受检查。 那这个零防护的病人有很大机率吸入前一个病人所产生的气溶胶,也相对把病毒吸进去。 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如果排在一个病人的后面,他很可能就会感染病毒。 因为在取试纸的时候是不能戴口罩的。 所有的医院都没有合格的环境可以取这个样体。
德国之声:过去几周武汉及湖北省各地不断传出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但也看到中国各省不断运送物资到武汉。 请问目前物资短缺的状况有所改善了吗?
罗伦斯: 民众一般还是买不到口罩、消毒酒精等医疗防护的器具,而医院也是非常紧张的。 目前主要有一部份的捐赠物资到位了,所以医院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也不可能按照正规流程,三四个小时就换口罩,6到8个小时换防护服。 现在物资无法让他们达到这样的情况。 很多医护人员都连续工作八个小时,而八个小时内整套装备都换不了。 湖北周边其他的乡镇物资都更紧缺,几乎所有的县市都告急,不断呼吁外界提供协助。
德国之声:目前各界对于中国政府公布的确诊及死亡数字仍存有一些疑问。 从你的观察,武汉当地目前的确诊及死亡数字是比中国政府所公布的高出许多吗?
罗伦斯:我认为目前的确诊案例跟死亡案例肯定高出很多。 每个病人到发烧门诊排队,但他只是排队做CT检查,但CT检查不能作为确诊依据的。 而他们就被安排回家了。 他们还要去排队做核酸检查,做了核酸检查后,才可以真的确诊是否得了新型冠状病毒。 如果没有做核酸检查的话,即便有肺部感染或因病情严重死亡的案例,都不会依照新型冠状病毒来确诊。 你必须做核酸检测后,才会视为确诊病人。
我父亲做了核酸检测后,被鉴定为确诊病人,但是具体上报了没有也不清楚。 我母亲做了CT但没有做核酸检测,所以她的情况肯定不会算进确诊案例。 死亡病人也是一样的。 有可能是肺部感染引起别的并发症,那医院也不会将那个案例算为是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的病例。
目前家里没有私家车的病人,只能靠小区内的一两台出租车或是自愿者的车到医院。 120专线已经无法负荷大量的需求,已经完全忙不过来了。 有的病人只能自己走路走到医院去,而他可能因为病毒引起呼吸不顺畅,他可能在路途中呼吸不过来就过世了,这样也没有人会把他列入确诊死亡范围内。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仿造非典时期“小汤山”医院所建造的火神山医院周一正式启用。 您认为这两个医院能够有效协助缓解武汉医疗院所目前面临的压力吗?
罗伦斯:就雷神山跟火神山两家医院来说,他可能可以缓减一下正规医院的压力,但是据我来看,他所能提供的2000多个床位,还不太能够缓解医院的压力。 因为医院的压力主要是工作人员的疲劳,然后防护用品得不够,所以他们无法正常轮换班次。 另外病人很多疗程也很长,医院病床的周转率跟不上,导致病床很紧张。 如果说你建立了两个病床总量2000的医院,但病人还没从其他医院转出去,又会有更多病人进来。 他现在已经开放很多病床很少的小医院来参与救助。
德国之声:身为医疗行业的一员,您怎么审视武汉政府与中国政府处理这次疫情的方法? 您认为疫情会对武汉与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罗伦斯:武汉市政府跟中国政府在处理疫情的上面,肯定是很糟糕的。 因为从一开始消息封锁,以及公布的结果是不会人传染,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他们比较相信新闻上说的东西,他们便很掉以轻心的出去参加社交活动。 结果很大一批老年人便感染了。 后来,政府的处置方法基本上是靠医院跟病人的自救,到现在为止都是在靠医院工作人员加班工作,以及病人很辛苦的跑来跑去,排队看病,基本上就是自救。
政府所谓的小区救助,实际上是没有起到效果的。 因为你打小区的电话,电话就会让你去医院。 他也只是负责把你送到医院,而有可能你回来的车得等很久。 我觉得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完全失败的。 现在来说,整个疫情仍然处于失控的状态。
所有的病人还是需要日常生活跟购物,而正常的市民也会跟他们存在一个空间,有感染的机率。 他们每天都要奔波于家里跟医院之间,基本上也没有所谓的比较好的隔离措施。 而且这个病造成呼吸困难后,还会有咳痰的现象,所以他很大程度上,要病人无时无刻都戴口罩是很困难的,因为如果他呼吸困难,他会把口罩拿下来呼吸。 而病人在医院里面吸氧或咳嗽的时候,都不会合格的戴口罩。
现在最新出台的方针是把所有疑似跟患病的人都集中在酒店房间内,但是这个方案可能只是政府想管控人员流动,并不是有人力把所有隔离起来的人做医疗服务。 作为一个武汉人,现在武汉基本上物价上涨很多,中国也爆发了禽流感,所以禽肉的价格也会上涨,供应也会紧张。 如果说长期封城的话,农民得不到饲料跟肥料,他们的产量也会降低。 经济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所有企业都推迟上班,然后物都产生很大影响。
餐饮跟旅游业跟零售业基本上会最先被拖垮的,因为这几个项目都无法进行。 如果后面患者死亡的数量增加的话,经济情况也会不好,房地产也会跟着下跌。 现在殡仪馆也是非常忙碌,因为他们会让家属把骨灰拿回家,也不会有任何祭奠的情况。
德国之声:那您双亲目前的情况如何?
罗伦斯:我父亲他现在病情比较严重,血氧含量如果不吸氧的话,已经连90都达不到。 他还有心脏病的状况,所以他昨天心脏病也复发,整个人很难受。 我打了120的专线也没人管。 目前我们在小区排队,看能否到医院去治疗。 火神山跟雷神山需要其他医院转诊过去,因为他不对外收病人。
我妈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她的右肺感染,但是血氧的饱和度还好。 她主要是咳嗽跟低烧的状况。 她晚上睡觉会流汗。 因为他们还需要自己处理吃饭等日常作息,结果晚上还要照顾我爸爸的病情,所以也是很少休息。 现在主要是你去医院排队,他们也没办法收治,所以他们现在也只能靠自己的关系看能否安排到医院的病床,然后让他们能够接受治疗。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吃药,连打针都很困难。 我爸爸已经烧了五天了,大约都39度。 他每天只能吃退烧药,控制体温。 他呼吸困难,睡也睡不好。 我自己买了一个制氧机给他在家里吸氧,让他的血氧饱和度保持在93以上,我不知道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下去该怎么办,因为现在我面临一个很无助的状态。 政府也不管你,只能靠自己自救。 百分之80的病人目前还在武汉街上每天奔波,而他们也可能在过程中将病毒传染给健康的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疫情目前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控制。
罗伦斯是一名住在武汉的医疗从业人员。 因安全顾虑,本专访已化名的方式来呈现罗伦斯分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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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媒体发表专业人士和评论家的分析评论文章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1月28日发表政论家梁京评论:新冠状病毒对迷恋中央集权的警示
按照中国的传统叙事,此次疫情的发生,是上天给习近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警示。我相信很多人私下会这样想,甚至也这样说。那么,习近平会不会这样想?我想他不会,尽管他知道很多人会这样想。按照我对习的理解,他目前最希望发生的,就是此次疫情的最后结果是有惊无险,于是,一切都将回复「正轨」,而他则一定会向世界宣布,此次武汉爆发的疫情得到控制,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无比优越,也更加确定了他作为英明领袖的历史地位。
基于这个推测,我的内心极为矛盾:一方面,我不希望这次疫情的发展让中共当局轻易过关,而是能让中国权力体制的弊端在整个世界面前有一次充分暴露,但另一方面,我也真的害怕,新的冠状病毒传播和致死能力若太强,不仅会令太多人被病毒所害,而且会令中国的权力系统崩溃,带来巨大的社会动乱和大规模的人间惨剧。我们都知道,19和20世纪,中国都曾经发生过这种大规模的惨剧,而这一次中国若再发生类似惨剧,将不仅会害己,而且会害人,成为一场殃及全球的「黄祸」。
会有不少中国人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与我心情相似,但我也非常清楚,有更多的中国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愿理解这种忧虑。这是因为,他们或者不能理解中国今天所处的险境,或者他们即使能理解,但认为中国不可能选择另外一种权力制度,尤其是不能选择西方人所推崇的那种分权和自治的权力安排。许多中国人像习近平一样坚信,中国若选择西方那样的分权体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科技和现代化的生活,中国人不仅会有瘟疫的威胁,更会有饥荒的威胁。现在的中国人,至少没有被饿死的恐惧。
要改变中国人对中央集权的迷信和迷恋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冠状病毒疫情,或许能给这种顽固的思维方式带来有益警示。首先,这次疫情的爆发,与过度中央集权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最近,自知要被治罪的武汉市长,忍不住披露了他对疫情报告制度贻误时机的不满。不过,在我看来,习近平把中央集权推向极端所造成的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给整个中国带来的巨大的风险是更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敢担当的官员和国民,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遭到系统性打压和清除,而徇私舞弊者则被视为「无伤大局」。没有这个大环境,新冠状病毒出现的机会定会大大减少,这是一般人都能懂的道理。但此次疫情爆发前,许多中国人都无法想像,若出现死亡率极高的疫情失控,中国会是甚么状况?这一次武汉封城后,为中国人想像原来之不敢想,提供了一个此前没有的经验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中国人就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判断:以中国现在的官场文化与社会风气,新冠状病毒的致命率若极高,中国高度集权的权力体制发生崩溃,并非没有可能。
所幸的是,我们现在看到新冠状病毒的致命率不算太高,但传播较难控制。也就是说,此次疫情失控,可能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经济代价,而不是太高的生命代价。果真如此,新冠状病毒有可能给迷信和迷恋中央集权的中国人一个可贵的警示。因为与战争和革命相比,这种方式的警示,破坏性显然要小得多。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德国之声(DW)1月29日发表张俊华客座评论:威权制度下透明度的局限
徳籍华人教授张俊华认为,此次新冠疫情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乏信息透明度。而信息透明度问题,在现有的威权制度框架下,很难会有突破。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1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头一次开会讨论武汉疫情后,决定暂时不把中国事件定为全球紧急事态。国内的一个学者在获知这个消息后,在一个我也在内的全国学者微信圈内发短信,把这事看成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认为真是因为中国决定对武汉及其他城市的封城,才赢来的世界卫生组织豁免了全球紧急事态之“恶名”,也就说,似乎避免了世界对中国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打击。我看到此短信后即刻便对其做出反应,指出真正的故事还在后面呢。我的理由是,中国政府是否能通过封城有效控制疫情的扩散,还是个未知数。其次,一旦严重扩散,如何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交代,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果然过了不到四天时间,中国疫情明显恶化。与那些充满信心,以为一封城,传染高峰很快就会过去,中国很快就会度过难关的人预测相反,武汉肺炎正在以香港大学管轶教授预料的那样,不仅控制成本会以几何级数上升,感染规模亦将比萨斯时期大很多(可能是其10倍)。
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信息透明问题。什么叫信息透明?信息透明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地方层面和中央层面的)与公民之间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一种开放性的真诚的交流。在危机时期,或危机即将到来前夕,作为一个政府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告知公民他们将面临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让双方获得理解,并共同有效地去解决问题。 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并非所有的政府领导人(出于某种原因)都愿意以开放和真诚的态度向百姓交代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民主制度,那就有法律的约束,有媒体或者是公民自己组织的平台的曝光,并对当事人施加压力。但是对一个威权国家来说,信息透明似乎是政府对平民的一种施赏。愿给你多少,你就接受多少。即便这样,威权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心里也知道,这种做法是无法持久的。
中国的透明度问题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首先,地方政府对中央提供的信息就有不透明的问题。为了保住自己官位或得到上级的赞赏,地方力争把好事多报告给中央,或者摸揣上级的爱好,投人所爱。在这次武汉疫情中,中央不断重复对“缓报、瞒报、漏报的要严肃追责”,就是说明了中央无法始终如愿从下级得到足够可靠的信息。一般认为,武汉肺炎去年底爆发时,当地政府就是以“所有问题都在掌控中”为由拖延了急救措施。当然,武汉市的市长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暗示,是中央方面的规定限制了他能够披露的有关病毒威胁的信息。尚不知这是他在推卸责任还是确凿的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中国透明度另一个层面是各级政府对公民的信息透露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透露信息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政权的稳定。而对稳定的认知又是非常主观和动态型的。由于政府官员以“父母官”态度看待公民,公民当然就无法期待能平等地获得跟官员同样得信息。这在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很难操作,但是政府却依然以“造谣颠覆政府”的名义,强力惩治威慑那些“公民记者”。上面提到的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 如果不说他在助力这种信息政策的实行,至少也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
最后一个层面是中国政府对国际有关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由于当代的威权国家很重视国际舞台上的面子,所以, 中国力争要表现出其政府给国际组织的数据是可靠和透明的,这种表现的欲望在当前中国领导由于华为事件以及与美国的贸易战困境下,显得更为强烈。但是,这种透明由被“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约束,势必在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上要打折扣。顺便说一下,讲好中国故事本身不是坏事。但讲好故事的前提是努力保证有一个确实令人赞叹的故事。如果故事本身的内容有问题,却非要努力把它讲好,这岂不有点自我糟蹋。
2003的萨斯事件已经过去,那时国内微信之类的社会媒体尚未普遍。今年情况则大有不同。但即便这样,在强力的威慑下,人们都学会了自我审查。只有极个别实在憋不住的,才会像当年的蒋彦永医生一样,不顾一切大喝一声。我不知道这次会出现几个蒋彦永。但我想,上面提到的三个层面的中国透明度问题,在现有的威权制度框架下,很难会有突破。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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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RFI)粤语部1月29日发表政论家未普评论:封城、民怨及其他
当武汉肺炎荼毒神州大地、当北京出现首个死亡案例、当香港讨论是否封城、当美德日等国从武汉鱼贯接出他们的公民、当全世界谈武汉色变之际,习近平政府封了偌大一个武汉城,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讲了几次话,表示自己一直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豪言中国一定会战胜这场瘟疫。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李克强和王沪宁均为政治局常委,其馀七名成员全部都是副国级官员,政治级别不可谓不高。李克强在当了8年总理之后,终于戴上了一顶领导小组组长的桂冠。有好事者问,已经身兼近20个小组长的习近平为何此次舍得让出这顶桂冠?答案自然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比这些答案更能见真章的恐怕是习近平关于武汉肺炎的几次讲话。自从上周一(20日)习近平首次谈武汉肺炎之后,他在成立疫情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和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时,屡次谈到武汉肺炎。其中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点:一是抗疫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加强舆论引导,三是强调党对抗疫的绝对领导。这几点虽说是老生常谈,却足见习近平当局处理武汉疫情的思路。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我可以断定,习近平成立的中央抗疫领导小组是个政治挂帅小组。其成员中没有一个是懂抗疫的技术官僚,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官僚,甚至是清一色的习近平亲信。这样的成员构成,与其说是抗疫,不如说是在执行一种政治使命,即借助政治和宣传机器,删除不利于维稳、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淡化危机的严重程度,防止有人把疫情当作攻击中国的机会。
问题是,这样一个政治挂帅小组能够有效地管理、控制、协调武汉和全国的抗疫行动吗?国人中有不少迷信党国效率,他们认为,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一旦动员起来,力量比外界想像强大得多。这种体制对付传染病最有办法,说隔离就隔离,说封城就封城,效率极高,民主体制没法比。对此,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感概。譬如,经常批评中国问题的BBC评论说,国际社会现在共同默认的是,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封城,BBC甚至赞赏说,「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
只是世人的安全是由被封在城里的1100万武汉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1100万武汉人的被围困是不由分说的,是事先不知情的,是没有选择的。封城意味著留在城里的每一个健康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BBC说,这种做法「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这和1666年英国发生黑死病时,埃姆村村民自愿作出的选择很不一样。那时,埃姆村村民为换取他人不被感染,而把村子封锁起来,自己放弃生的希望,最后,350名村民中死了260人,死亡率数倍于英国其他地方死于黑死病的比率。他们的「舍身取义」至今被英国人怀念。
武汉封城的问题在于,政府用强制性手段迫使1100万武汉人「舍身取义」,直接后果就是民怨沸腾,沸腾得史无前例。民众认为,首先,武汉政府瞒报疫情的根子在习近平;其次,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武汉封城或武汉肺炎,这让民众感到「寒心,恶心,痛心」;其三,中共对疫情信息赤裸裸的垄断令民众反感,习近平政府一直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第四,许多民众认为,习近平应当对疫情的扩散扩大负全责,一些死者的家属甚至要求习下台。
武汉封城可能集中体现了这个体制的两面性。正是因为它的舆论控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而导致了今天这个扩散到全球的大灾难,即便它可能通过集权/极权手段,靠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举全国之力而获得最后战胜疫情的胜利,它却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搞舆论管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并导致更大的人类灾难,甚至和文明世界同归于尽。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德国之声(DW)1月30日发表评论家长平观察:为什么没有查办武汉官员?
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后,中共为什么没有重演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危机中的脚本,查办地方官员以安抚民意?时评人长平认为,主流民意没有跟上“新型官状病毒”变异的速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的中国人民,已经磨练出顽强的忍耐意志以及各种生存策略。这一次在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愿意再一次重复中国式救灾模式的人们,发现对官方的期待有些不灵了。和“新型冠状病毒”一起发生的,是“新型官状病毒”,而且后者的变异速度更快。
这个主流的救灾模式原本是这样的:疫情发生之后,必然会发生抓捕“造谣者”、掩盖真相等事情,由此导致地方疫情升级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灾难,民怨沸腾。沸腾的民怨并不期待由此改变体制,反而主动压制批评体制的声音,呼吁“救人要紧”、“不要添乱”。不仅如此,它还期待官方表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官员们一改平时的官僚和无能,以民为本,展现出技术精英的专长;领导人迅速达到现场,感动等待感动的万千百姓;中央雷厉风行,查办失职渎职的地方要员,足以抵消体制的一切罪责。
与此同时,看到希望的民间社会充分动员,大爱无疆,互助互救,谱写出一曲曲和谐社会的赞歌。最后,官方宣告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又一次赢得了战胜困难的人民战争,同时挫败了西方反华势力借机唱衰社会主义制度阴谋。当然,官方不会忘记用一纸文件,将民间募捐全部收归己有。
主流舆论期待落空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武汉在去年12月底就发现了疫情,不仅没有及时公布,而且以造谣名义抓捕8名发布消息人士,错过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关键时期。直到今年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批示之后,官方从无所作为转变为过度反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断疫情,体现为各地封城和挖路。封城之前没有任何物资供应、医疗增援的准备,患者和潜在的患者成为被无情扔弃的“代价”,医护人员成为赤膊上阵攻打病毒的“人肉炸弹”。
让主流舆论期待落空的是,除了发布官方严格控制的募捐信息之外,中国政府没有允许更多民间救助通道,大爱姓党,维稳如常。官员和武警的防护设备强过医护人员,几年来被摧毁殆尽的公民社会并没有看到借助特殊时期死灰复燃的机会。
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姗姗来迟的湖北省政府的首次新闻发布会终于在1月26日举行,却变成了官方形象的“大型车祸现场”。发布会上坐在左侧的湖北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露鼻孔,中间的湖北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右侧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面全戴反。
在发布会上,湖北省长王晓东通报本省各类口罩年产量时,三次改口,从108亿只到18亿只再到108万只,完全心中无数,而且心不在焉。而且,省长王晓东说“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仍然特别紧缺”,武汉市长周先旺则说,武汉防护服紧缺问题“已得到全面缓解。”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网络已经广泛流传,湖北官员已经被撤职查办,中央“钦差大臣”临危受命,重振地方政纲,全面迎战新型冠状病毒。显然,迄今为止,这是网民按照旧版“官状病毒”传染和防治模式一厢情愿的想象。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危机中,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舆论压力之下被免职。
革职以谢天下?
1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在微博公开发声要求武汉换帅。随即,他被要求删除微博,《湖北日报》向武汉市委道歉。
1月27日,也就是湖北省政府首次新闻发布会的次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采访。他回应疫情掩盖批评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这段话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掩盖疫情。随后,他还表示,“最后说要问责,说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处理好。”
也许内地很多民众不知道,去年9月,在香港人反《逃犯条例》修订抗议运动中,在路透社透露的一段录音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到,作为服务“两个主人”的特首,她的政治空间“非常有限”。她说,“如果可以,会选择辞职”。
人们在争论,到底是谁的罪责更大,是武汉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的说,“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能力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果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习近平支持了方方的说法。1月28日,他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强调,“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面带微笑,语气轻松,看不出来他为106人的死亡、数千人的感染和数亿人的困扰感到任何遗憾。对于方方批评的现象,“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的恶果”,习近平显然感到满意,他一再强调,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绝对忠诚”导致灾难怎么办?
主流民意没有跟上“新型官状病毒”变异的速度。“六四”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政府,面临“与国际接轨”的压力,希望表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内在一致性。中共希望人们相信,中国没有选票,但是官方同样重视民意;司法机关要听从党的指挥,但是党重视法治;媒体要充当党的喉舌,但是党也需要舆论监督;没有民选总统,但是中央有互相制约的集体领导;没有民主决策机制,但是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
习近平上台之后,政策导向变成了“世界与中国接轨”。各种以“世界”命名的大会在中国召开,即便在只有外国人才能看到的社交媒体上,也不允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天灾人祸必然还会发生,但是为了民意查办官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是选拔官员的基本原则。“绝对忠诚”导致灾难怎么办?习近平表现出目空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别怕,有我在这里兜底!人权律师可以抓捕,异议人士可以坐牢,藏人可以随他自焚,维吾尔人可以关押百万,民意算什么?只要习大大出门走两步,表现出一点点亲民的作风,黎民百姓就会痛哭流涕。事到如今,他还没有感觉到有此必要。查办官员?那倒是习大大的一大喜好,但唯一的理由是调整权力布局。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清楚地证明,很多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专制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导致世界性灾难的原因。但是,如果方方是在借罪恶体制为地方官员的罪责辩解,那么只能说明她作为党领导下的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十分称职了。专制体制是个人作恶的保护伞,但是并非他们的遮羞布和免死牌。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31日署名安德烈的要闻分析:关于武汉肺炎的科学论文引爆争议 究竟谁在甩锅
武汉肺炎大爆发的真相是什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单位的研究人员29日在国际著名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发表的相关论文加剧了人们的愤怒。有不少网友怀疑中国疾控中心在疫情早期隐瞒了相关信息,导致公众误判,但后者予以否认。也有网民提醒,别转移了目标,是国家权力在压制真相。
这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有关这次迅速蔓延的疫情直至目前最为详细的流行病学数据。该文的作者都是中国权威卫生机构的专家,也负有相当的行政责任,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疾控中心主任杨波。
引起较大争议的是该论文提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在12月中旬就已在武汉出现人传人,“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从12月中旬开始已经发生,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播散”,但武汉市卫健委直到1月11日通报还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16日改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另外引起较大争议的是论文指出武汉在1月1日至11日、12日至22日期间,分别有7名和8名医护人员感染,但直到20日,也就是习近平在对应对疫情正式表态后,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受访时外界才知道有15名医护人员感染一事,而武汉卫健委更是迟到21日才对外通报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质疑:“这是我第一次实锤看到明白无误的证据,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的隐瞒了!”这位教授以指控的语气发问:“是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对数据密不外宣?是武汉市政府为了某些需要压制数据的公开?还是什么情况?”他进一步质疑:“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你们比公众早三个星期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 他的这一帖子目前已被删除。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专家张作风对「知识分子」表示,中国的一些学者短时间内在多个国际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从论文披露的数据信息来看,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爆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
这篇论文的出炉加之专家的质疑在网络引起震惊,在第一时间,这些质疑几乎都是对着科研人员而去的。网民质疑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家是什么时候知道2019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为何是在国外期刊发表而不是更早地向国内民众说明真相?还有一种说法是科学家们深知这样的论文无法在国内发表,才“曲线救国”,“去国外披露真相”。似明显有为科学家开脱的意思。
面对质疑,中国疾控中心周五提出四点说明,指出论文是根据截至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所做的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中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论文中提及的15名医务人员感染病例也分别有钟南山和武汉卫健委在20日至21日向社会公布;论文提出的去年12月份即发生了人传人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疾控专家使用“回顾性”来解释并不存在科学家早就知道疫情而隐瞒真相的问题。「新京报」就医务人员感染采访该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武汉协和医院首批感染的一名医生1月16日已入院治疗,当日国家疾控中心没有接到医务人员疑似感染的消息吗,冯子健表示“不是特别清楚”,记者问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不是可以将传染病信息2小时之内直达国家层面吗?冯子健回答“网络直报的启用没有那么早”,因为武汉肺炎是新发疾病,传染疾病报告目录里没有,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总之,他否认有关中国疾控中心隐瞒数据的质疑。
在上述论文引发争议后,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要失去重点,把矛头对准科研人员。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关于这一点,即便是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披露疫情,他称“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资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他之后,武汉湖北的官员都做出了类似表态,被网民讥讽为“甩锅”。
有网民认为,科学论文披露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一月份就有425个确诊病例,而武汉市1月20日公布了198例;二是一月初即证实人传人,从北京直到地方20日才公布,这显然暴露了中共官方从上到下都在说谎。
一位自称是高福院士的学生出来替国家疾控中心辩护,他指疾控中心12月31号正式参与本次疫情,1月6号确认二一级响应,8号宣布,10号公布序列和诊断试剂,15号提高到最高级,疾控响应符合规范。另一位网民则写到,“高福院士没有错吗?不见得。作为疾控中心的主任,没有及时将疫情公布,没有更加及时地提高病毒的危险等级,这些都是高福的锅,或者至少一部分是他的锅,但这,是他作为行政人员的错误,而不是作为科研人员的错误。”
另有网民质疑,为什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东西指向技术专家和国家疾控中心,就是为了替最高层甩锅,技术专家无权决定信息公开,这次疫情最关键的是不及时公开,是国家权力压制真相,现在还在制造混乱。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1月31日发表政论家胡少江评论:那些为中国当局拘留八位「造谣者」点赞的中国人,你们在忏悔吗?
从12月8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前往医院就诊,到上周四(23日)武汉市宣布决定禁止人员离开武汉,其间经历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在这个半月里发生了许多事情:首先是官员们对致命性疫情的发展三缄其口,随后则是在公众的极度焦虑中政府才扭扭捏捏地披露一些信息片段,再后则是突然封城甚至封省,而且是全国各地的各级官员争相封堵来自湖北武汉的人员,以此表现自己的「硬核」管治效率。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病毒从原发地武汉走向全中国所有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也走向了台湾、香港、澳门,然后奔向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
在这近50天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本来可以更早一些向世界公布武汉冠状病毒性肺炎传染的真实信息,假如他们这样做,后来发生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将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但是中国的官员们没有这样做。据武汉的市长说,武汉市政府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里发布疫情信息,是中国的法律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但是,在武汉市政府的权力范围内,这位市长和他的上级以及同僚们在知情之下却做了很多蠢事,他们没有及时关闭导致疫情的海鲜市场,他们允许和鼓励了地方社区的万人宴席,湖北省的书记和省长还组织参加了大型的联欢活动。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不仅不利于疫情的控制,而且可能助长疫情的蔓延,是将武汉、将全中国、乃至于将全世界推向更大的危险之中。然而,所有这些蠢事加起来,还是比不上另一件事情的愚蠢程度,那就是,在2020年元旦武汉警方宣布「依法查处」了八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因这些人在微信群里最早发布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七例SARS」的消息。现在人们终于知道,这八位的身份都是医生。他们通过三个微信群发布了上述信息:武汉大学临床医学04级群、武汉协和医院红会神经内科群、肿瘤中心群。
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在专业人员之中分享严重影响公众安全的疫情爆发的可能性,提醒自己的同行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救治病人、保护公众,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如此正常的专业行为、如此有利于社会的善行,竟然在中国被政府视为违法行为,这是何等的荒谬!不仅如此,有些医疗单位慑于政府的威力,竟然也参与了对这样的医务人员的迫害,院方出面约谈,向有关医生施加压力,并且要求他们认识所谓的「错误」。医院本来是治病救人的机构,在中国却变成了依附于专制政府控制言论、打击警告疫情蔓延的正直医生的工具。这又是何等的荒谬。
不要以为行为荒谬的仅仅是政府和医院,据统计,在武汉警方「依法查处」了这八位医生的网络信息公布之后,竟然立即得到了4万多网民的点赞。这些中国人,甚至在自己的生命危急关头,不仅急切地出手打击那些保护自己、敢讲真话的同胞,而且还急切地为那个正在将他们、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同胞推向死亡边缘的专制力量点赞,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很不幸,这个荒谬得似乎不真实的事情真真确确地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产生过欢呼凌迟民主英雄袁崇焕、围观刀斩维新义士谭嗣同的、具有「悠久」愚蠢历史的中国。
不要以为给武汉警方点赞、对八位医生落井下石的只有4万网民,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他们无原则地为那个压榨他们的专制政府的所有荒谬行径辩护,依从那个政府的意愿,疯狗般地撕咬任何敢于揭露黑暗和呼唤光明的人。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特权阶级的成员,而只是一般的普罗大众,因为中国的特权者是不屑于参与这样的与愚昧的群盲共舞的,但是这些普通人比那些特权者们更乐于在公众场合彰显自己与执政党、与领袖的一致,并且乐此不疲地在种种对真知灼见者的围剿中寻找自己那一点点可怜存在感,直到自己被也被黑暗力量送进精神和肉体死亡的深渊。
在武汉病毒肆掠中国的今天,在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都已经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之下的今天,我想问问那些在网络上参与围剿八位「造谣医生」的人们,还有那些在心底无条件地为政府残暴镇压言论自由的恶行背书的人们,你们在忏悔吗?你们还有能力忏悔吗?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纽约时报2月2日发表张彦评论:病毒和恐慌背后,中共的治理逻辑
北京——周三晚上8点从附近的酒吧回家时,我见识到了目前情势的荒唐。几个小时前,我骑自行车到公园散了个步,然后跟朋友碰面——不算超市收银员的话,这是我五天来第一次跟人接触。
但我平时走的侧门现在给锁上了——这是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时代大院。什么情况?只见一份中文通知写着,锁门是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于是我拐向北门。那是一个供行人使用的入口,立着两个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刚够人穿过去。我心想没问题的,我可以推着车挤过去,几分钟后就可以到家了。
我骑车绕到北门,结果到了门口只能一把刹住车。有人用铁丝把12辆共享单车捆在一起,堆在障碍物之间。然后,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用铁丝把这堆东西固定在柱子上,成了对我们这个高流动性社会的某种后现代注解。
我笑着骑到了大院的正门。这是一个供汽车出入的大门,两侧有供行人使用的人行道。其中一侧也堆满了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牺牲的共享单车,另一侧由两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保安守着。他们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要干嘛?”其中一人问道。
“回家。我住这儿。”
“最近去过武汉吗?”
“我刚骑车回来。累死了!”
幽默感显然不在他们的工作要求范围内。
“你家里有从武汉来的吗?或者最近去过武汉吗?”
我还是老实点吧。
“没有,我有四年没去过那里了。我一个人住。不发烧。身体不错。”
他们默默地让我通过。
这让人感到蠢不可及:为什么大门白天开着,晚上却要锁起来?难道病毒跟吸血鬼一样,晚上才出来吗?就在那时,我意识到这些保安的做法只是博格(Borg)式封锁的一部分,官员们进入全面自保模式,这样的封锁已经在这个国家铺开。
第二天,我在家打扫卫生:外地人进不了北京了,所以我唯一的奢侈享受——每周给我做一个小时卫生的阿姨,被困在了她的村子里,虽然春节假期的主要阶段已经结束。有人敲门。是物业管理的热心人罗女士和她的助理。
“哎,张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头发染成棕红色的罗经理用我的中文名字称呼我,她在这里负责续租工作。“你家里有武汉来的人吗?”
“没有。目前没有。”
“好的。请看一下这个。”
她递给我一张当地共产党区委会的清单,列出了疫情暴发期间要做和不要做的事情。
要寻求帮助。要听从当地政府。要保暖。要待在家里。要避免接触。要洗手。不要吐痰。不要太劳累。不要与近期来自大城市武汉及周边感染区的人接触。纸的背面列有所有共产党街道委员会和他们的电话号码。
终于,在这一带生活了五年后,在无数次投诉夜间非法施工的努力付诸流水之后,我得到了一些电话号码。我将这张纸归档以备将来使用。
无独有偶,在德语里,这种现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词:“Aktionismus”,也就是Actionism(行动主义),或为行动而行动。我所看到的是在一个需要谨慎回应并且关乎公众信任的问题面前的Aktionismus.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无法做到任何这些事,我便看到一个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以胡乱挥拳来应付的国家。
中国政府并没有与人们就病毒疫情进行成年人的对话,或是制定在其他地方有过成效的合理政策,而是直接进入了全面封锁模式。这证明了政治学中的一种自明之理:威权政府就像一群只有两个大拇指的人,没有其他手指。他们可以采取强制行动,但没法对政府杠杆进行微调。
其实,我这样说不太公平。如果时间充裕,中共能想出并实施非常细致复杂的政策——我们看到它与传统信仰融合以填补社会上的精神真空。
但是,当面临危机时,这个政党似乎无法避免堂皇的姿态:用两周时间从无到有建起医院,封锁数以千万计的人,禁止更多的人前往大城市等等。在某些程度上,像这样的时刻简直就是技术官僚的美梦:当西方医疗保健专家说这种封锁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在说,从来没有如此高效的政府在如此庞大的尺度上进行尝试。
现在在尝试了,不仅在北京,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它的效果是令人震撼的。像我这样的住宅小区正在进行烟熏消毒。(用的是什么?谁在乎!)拿着扬声器的人到处走动,大声播放着针对病毒的警告。村庄正在关闭大门,好像有土匪出没似的。去餐馆或者酒吧几乎就是叛国行为,或者充其量是愚蠢的自私。
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党觉得有必要开展这样的行为。我认为,它知道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不信任它,并假定真相被隐瞒。
因此,危机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现年83岁的钟南山,2002年至2003年非典暴发中的英雄再度现身,在救治病人的同时警告市民注意卫生。他已被树立为清正廉洁的官员——这是中国历史里熟悉的身影,刚正不阿的儒家官员。因此我们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读到了无数关于钟南山的介绍,讨论他的家庭背景、成长、成功以及他不考虑政治、只寻求科学真理的态度。这清晰地意味着他是一名难得有操守的官员。
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感觉是,党内大多数人是不值得信任的。这种感觉在过去的几天中被加剧了,有报道称,1月初至少有八人在武汉因散布谣言被拘留,实际上他们都是医生,而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散播恐惧的人。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如今泄露在网络报道中,有时会被删掉,但不总是这样。在某个时候,政府将不得不承认有部分掩盖。
考虑到潜在的不信任感,政府很难说出许多流行病专家在说的话:这次疫情是严重的,但并非灾难性的。因为如果国家对人民坦白,它还必须承认这种程度的社会控制是没有必要的。据报道,截至周四傍晚,在这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死亡人数不到200,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处境像是一部好莱坞灾难片的开始。
政府无力制定沉稳的应对措施,将会把这次疫情变成非典疫情的直接继任者。那次疫情谈不上是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死亡人数不到800——然而它被当作一种难以想象的灾难而著称,一种绝对不应该被允许发生的灾难。
然而,现在显然又暴发了。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将遭殃?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尽管人们不信任体制,但他们总体上是接受封锁的。在私下谈话和聊天群里,他们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采取严厉措施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已经吸收了政府的中国例外说:治理中国需要用铁腕,而这些看上去荒唐的措施正说明政府做的很好——并预示党将一如既往地突破困境,取得胜利。
张彦(@iandenisjohnson)在北京生活超过20年,因 其正在撰写的一本有关历史记忆的著作成为罗伯特。B.西尔弗斯基金会一项资金的首批获得者之一。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2日发表署名桑雨评论:武汉疫情与中国治理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周五似乎并没有在国内社交平台引发不安,因为自武汉封城以来,人们在网络空间所看到的一切每天都在打破人们对灾难理解的下限。
正如网友帖文所说:“通过武汉肺炎事件足以将国人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政府不作为,隐瞒不报,体制内的人在封城前疯狂逃跑,医院对死亡的冷漠,大规模疫情无药可救,没有良心的商贩趁机涨价发国难财,对逃出来的武汉人像纳粹对待犹太人一样,毫无同情心。社会无信仰,道德沦丧,人与人互相猜疑。正体现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即经济快速发展,而道德急速倒退。”
另有网友发帖说:“一场疫情捅破了一个大国崛起的神话,大灾大难面前尽显厉害国本色  医院面临物资紧缺,医护人员居然用手术床单做防护口罩、矿泉水桶做防护面具。但是中国的援外资金和维稳费从未发生过短缺现象,如此对比鲜明的一幕发生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医疗产业当成了摇钱树的国家。”
武汉致命疫情大爆发,医院告急,很多患者苦苦煎熬等不到救治,多人晕倒在医院,或猝死在街边,死者尸体得不到妥善处理。百姓开启自救模式,封村封路,甚至把有武汉人的住户家门用铁条封死;医院拒收疑似病人,他们只能回家自我隔离,或造成家人交叉传染, 父母双双感染,孩子无处托管,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人道灾难,惨不忍睹!
网友“有彭远方来”发帖说:“一个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 当你的家人遇到了灾难,你是否会向家庭成员隐瞒信息?打击报信人?拒绝专家救助?拒绝外援?封他房门?勒紧腰带继续援外?最后摆酒庆祝胜利? 如果你真这么干了,只能说明你不是他的亲人,你并不关心他,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 老子《道德经》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谓刍狗,就是向上天祭祀时所用的草扎的狗。”
一场疫情,捅破了一个大国崛起的神话,更宣告习近平中国治理的破产。网友陈维建发帖说:“习近平定于一尊,要求全党有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这四个意识之下,官员们还能做什么。疫情出现了,为了政治掩盖疫情,为了大局辟谣抓人,为了核心等待决定,为了看齐不擅自行动。使本来可以在萌芽中控制的疫情失控。”
网友荣剑发帖说: “中共提出建设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提高现代治理能力,看看湖北这批官僚的治理水平,离”现代“两字是何等的遥远!武汉籍作家方方撰文说: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
网友“赵士林”发帖说:“八位最先披露疫情真相的勇士的遭遇,暴露了深层次的体制弊端,暴露了舆论环境的极不正常,暴露了价值观念的极度错乱,暴露了公权良知的泯灭殆尽。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正邪易位,指鹿为马。奸佞之徒上位,直言敢谏之士遭殃。”
网友“冬忘是山 ”发帖说:“重大疫情面前,几乎没看到专业主管部门”卫健委“的主导作用,每天听到的都是党中央和总书记下达指示,要大力依靠人民群众等等政治口号。 面对专业性如此强的事件,起始阶段是不是就应该以卫健委为主导,政治领导人只问结果、督促进展。至于说”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除了不专业,更是不明智。”
从疫情爆发到武汉封城湖北封省,民众目睹的不是什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而是抵效无能愚昧的官僚体制对生命的无视。
一篇题为《武汉疫情爆发的政治启示》的网文这样写道:
“几天前,湖北和武汉地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拙劣表现,引发了公众的广泛批评和嘲讽。不过,到了今天这种局面,如果我们还只是嘲笑湖北那几个愚蠢而无耻的官员,还只是要求用别的官员去替换他们,那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就都是白受了。
当前这个集权型、统制型和逆淘汰的政体,才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一个落后而野蛮的前现代政体,绝不可能为国民提供公正、高效和优良的现代化治理。
单是目前的公开消息就表明,武汉的疫情在2019年12月8日就已出现。而在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部门还以“传播谣言”为由,对8名公开消息的市民进行“严肃处理”。1月12日至17日,湖北省人大开会其间,没有新增病例通报。1月19日,武汉举行了四万人参加的集体餐会。1月21日,湖北省委举行春节联欢会,歌舞升平。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这一简单的时间线梳理,已足以表明当地省市两级党政官员,是何等的颟顸与无能。
而在封城之后,人们仍不时看到一些一线医务人员无助和心理崩溃的场景。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候,平时卖力吹嘘自身政绩的各级政府,却不能给他们最起码的后勤保障。
另一方面,在相关病例出现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媒体对疫情进行调查报道,也没有医学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更看不到社会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记者、好的医生或热爱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说明,政府对社会与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完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武汉方面在封城前22天,还在查处公开疫情的市民(大家现在已知道8名被查处者原来还是医生,而武汉警方似乎认为自己比医生更懂医学问题),可见当局对社会的压制是何等严密与蛮横。
封城之后,一些试图向各医疗单位进行物资捐赠的个人或单位,则被勒令必须通过当地红十字会来进行,而红十字会竟还要向捐赠者收取手续费!最近更是出现了红十字会伪造款项使用回单的丑闻。各地防疫物资的匮乏,也表明多年来财政支出的相关预算,根本就不知道去往何处了。疫情爆发后,各地以邻为壑的割据式“自保”动作,和大量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则表明过去七十年,无论是在国家构建方面,还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在现代的自由民主体制下,政府越是及时公开信息,就越可能避免被问责;而在专制政体下,严控信息的扩散对各级官员是最安全、最习惯的做法,公开“敏感”信息则是最不合常规的行为。专制政体的社会管控逻辑,使得各级官员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权限,始终被压缩至最低的程度。绝对不能指望他们会吸取教训。如果他们真的开始吸取教训,那结果一定是更加严密地控制信息。
管控人民最严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政府,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几乎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原因是:(1)即使是极权政府,它所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长期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管控民众和压制社会的需要,就一定会挤占用来保护与服务民众的资源;(2)长期将管控民众或“维稳”视为要务,必然会削弱政府保护民众的意识和能力(3)由于专制政体的逆淘汰机制,只会将那些品性和能力极差的人,送上各种领导岗位(4)官员们的权力并非源于民众的授予,也不受民众的控制,两者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官员们因而不可能理解民众的担忧、痛苦和期盼。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身染恶疾,且求医无路、求生无门时,各级政府官员仍在聚众欢庆、歌舞升平,这就一点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有不少人在网上呼吁,要对武汉地方官员或疾控中心人员进行问责。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现行的落后政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不民主和不尊重公民权利的前现代政体,是绝不可能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然后却指望政府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此次疫情爆发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绝不只是问责几名地方官员这么简单,而是必须要将政治转型提上全社会的议事日程,必须用一个体现政治竞争、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社会自治等原则的现代政体,取代这个腐败、无能和不公正的前现代政体。
最后,用网上盛传的一位十三岁孩子的思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位少年说:“灾难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 ,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3日发表流亡海外民运人士魏京生评论: 是病毒还是独裁杀人?
武汉病毒的消息铺天盖地,多数朋友都从自己的信息渠道了解了。但是误导的消息太多,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察。从十二月初就已经确认了病毒的传染性,官方却宣传说没有证据说明人传人。这是在用学者们惯用的回避事实的巧妙手法来误导大众。结果这一个多月隐瞒疫情,造成了成千上万无辜的百姓被传染,以至于死亡。
为什么要隐瞒呢?傻不傻呀。说他们傻是因为人们有正常思维:有病应该早治疗,早预防。但是专制独裁者们是正常思维吗?不是。他们思维的前提是要维稳,不要因为风吹草动就影响人心不稳,进而影响他们的统治和利益。文革时期可以隐瞒唐山大地震的预报,现在一个小小的疾病,死几个老百姓有什么要紧的呢?这是独裁者们的正常思维。
现在专家学者们已经说明了,他们去年底就确认了病毒而且上报了政府。武汉的市长也承认了很早就上报,但没有上级的授权,他不能公开疫情。不能公开疫情,但却散布了很多假消息:什么不会人传人啦,疫情可以控制啦,等等。都是欺骗人民的维稳的思路,难道不是故意吗?
很多国外的专家分析研究后都认为,这种新型病毒的基因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编辑过的人造病毒。被植入的新内容使得这种病毒更容易人传人,而且在没发病之前的潜伏期就具有传染性。这些特性造成这种病毒更容易大规模散播,更难以控制,明显具有生物武器的特征。
有趣的是,中共不但东拉西扯散布假消息,有掩盖真相的嫌疑。他们的五毛在第一时间就四处散布,说美国向中国开展了生物战。美国这种严格法制的国家,有谁相信会干这种缺德事呢?倒是五毛的这种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行为,暴露了掩盖事实的险恶用心。
更有趣的是,有在美国的专家出面解释,说研究生物战没有军事意义,因为疾病传染没有国界,只有恐怖活动针对个人的意义。这个道理对民主国家有效,对专制国家基本上没有约束力。中共连核武器消灭大半个中国都不在乎,还会在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专制有专制的道理,和正常思维不一样。
而且和大多数专家一样不读书不看报。中国早就在研究解毒的方法了,而且还发表在科学刊物上。万一给敌方下毒殃及了自己,有解药可以救自己的首长们。这种香港武打小说的思路,也会在现实中被应用。这种奇葩的思维套路,真不是正常人的思维方式。
遗憾的是,共产党一贯的虚夸风和腐败政治,既导致了病毒的泄露,又导致了假的科学报告。至少现在还没有能控制大规模爆发的特效药,小规模的也没有,所以死掉了不少高官和专家。老百姓说这叫作:恶有恶报。
病毒是客观存在,会毒死人。可人是活的,有办法对付病毒的危害。问题是办法都要在一定的社会体制内发挥作用。这次病毒的大爆发,恰恰证明了不同的体制下,结果大相径庭。
从实验室用作非法用途,到病毒泄露,再到虚假的解毒药,再到隐瞒疫情,直到病毒大规模爆发,处处都显示了独裁者思维方式的与众不同,处处都证明着独裁者视人民如草芥,从来都不把人民的安危和利益考虑在内。他们用奇葩思维方式助长了病毒夺取人民的生命。
还有许多被收买的学者企图证明,专制独裁体制比民主自由体制更优越。这些没良心的学者,在中国还可以说受到压迫没办法;但在不受压迫的西方呢?怎么解释也洗不掉被收买的嫌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3日发表政论家陈破空文章:习近平时代的瘟疫:从制度自信到制度迷信
如果是一个月前,或者一年前,甚至十年前,有谁能想到,今日中国,2020年农历春节前后的中国,是这样一幅图景:城市里,大街空空,行人稀少;高速公路和立交桥空荡,车辆少见;地铁和车站冷清,路人无几。农村里,到处筑起路障、挖断路基、闭门锁户,各自为营。正应验《红楼梦》名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中国,终于沦落到这种田地!这是一党专政的中国,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看似偶然,实为必然。
回顾2017年,十九大召开,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中共宣布正式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大权独揽的习近平,自我膨胀,头脑发热,不仅急不可耐地操纵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摆出长期当政或终身掌权的架势,而且传令习家军,耍几把“一刀切”,彰显“制度优势”。
于是,习近平亲信、习家军大员、甫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并晋升政治局委员的蔡奇,率先在北京点起三把火:大规模驱除低端人口;断然实施煤改气;一举铲除沿街商号(整治天际线)。习近平原以为,只要他一声令下,就能马到功成。却不料,蔡奇这三把火,立即激起民怨沸腾,国内外讨伐声四起。自以为是的习近平和蔡奇一脚踢到民意的铁板。
原来,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为习近平炮制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核心的一条是制度自信。习近平、王沪宁等人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以为,只要领袖一挥手,一声号令,万事皆能,无事不成。
“集中力量办大事”,乍听上去,似乎有一定道理。千百座高楼大厦快速立起,遍布全国的高速公路快速建成,四纵四横的高速铁路快速铺成……然而,背后的代价是,野蛮拆迁,强占农地,豆腐渣工程,建筑过剩甚至留下无人问津的鬼城,以及,伴随的,官员上下其手,官场腐败透顶……
党领导一切,举国体制,中共叨叨不休的所谓“制度优势”,其实是为一党之私、一己之私而量身定做、语言包装的“制度优势”。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优势”下,种种大恶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大规模制造假新闻,大规模迫害信仰群体,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贪污腐败……
最能体现这种“制度优势”的,莫过于新疆集中营,短短时间,就可以将数百万少数民族集中关押,强制洗脑,任意虐待。在习近平时代,所谓制度自信,成为制度迷信。
最后,极可能由中共军方病毒实验室泄露或生化武器失控所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最生动地向世界展示了这种“举国体制”。时间:农历春节前夕;地点:武汉,九省通衢之地;人物: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包括亲自隐瞒,终于酿成蔓延全中国的一场大瘟疫。闯下弥天大祸之后,习近平又硬着头皮,亲自下令封城、封省、封乡、封村、封户,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把史无前例的举国体制推向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人民被推到生死莫测的深渊,中共政权也被推到生死莫测的关头。从制度自信到制度迷信,本身就是一种病毒、一种瘟疫,精神上的病毒,精神上的瘟疫。
源起武汉的大瘟疫证明,从制度自信到制度迷信,从制度迷信到制度失败,仅两步之遥。其实,王沪宁炮制的所谓四个自信,从一开始,就预示为四个失败:道路失败、理论失败、制度失败、文化失败(中共党文化的失败)。
习近平、王沪宁等人,竟然不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人,是精微的高级动物;人类社会,是生动而复杂的社会;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更日趋生动、复杂而精微,容不得半点粗糙、粗鲁、粗暴。民主制度的特质,宽容且精细,正符合现代社会走向,必然具有生命力;专制制度的特质,简单而粗暴,完全与时代相悖,必然祸事连连。
上世纪,国共对抗时期,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如今,应验到共产党自己身上。一党独裁,是上个世纪的怪胎,更是这个世纪的瘟神。迷信一党独裁的习近平、王沪宁们,败局注定。
(2020年2月3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3日发表政论家胡平文章: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讲话的弦外之音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1月31日在央视《新闻1+1》专访中坦承,他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马国强说:“如果能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效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的影响要小。”“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在12日、13日测温的那天,是不是能采取像我们23日采取的控制飞机、高铁、汽车、轮渡的出行,我想如果那时候采取这种措施,可能疫情会有所缓解,不至于像现在这种状况。”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这句话,话中有话。马国强说他内疚、自责;马国强说,如果在1月12、13日就采取像23日采取的封城行动,疫情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这话听上去像是后悔,是自责。可是想想看,一个武汉市委书记,有权力对一千三百万人口、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大武汉下封城令吗?我们知道,直到1月20日,武汉地方政府就连向公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那时的它怎么会有权力下封城令呢?毕竟,封城这种大动作,只有在承认并宣布疫情十分严重的前提下才可能启动。
有知情人透露,早在1月9日,卫生专家就确认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决定,参照萨斯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如今是“定于一尊”的时代,凡大事必须上报党中央习近平。武汉疫情是大事,自然要上报党中央;可是党中央不批,据说习近平讲的,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
上述说法有官媒文章作证。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是“莫让流言冲淡节日的年味”。这篇文章当天就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网转载,可见大有来头。文章说,网上最多的流言都是关于健康的。这些流言披着科学的马甲,蛊惑人心,违背科学常识,在辞旧迎新的春节长假里,会引发公众健康焦虑与公共环境焦虑,冲淡了欢乐、祥和的年味,扰乱社会安宁,这是一种“伪科学”,危害不容小觑。政府部门要坚决遏止流言的传播,要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的流言制造者、传播者。这就是说,直到1月20日之前,谁要说武汉地区疫情相当严重,那是要被当作“制造或传播流言”抓起来的。在那种情况下,武汉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对武汉下封城令呢?
其实,马国强的讲话和周先旺的讲话是同一个意思。周先旺说,武汉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向公众披露疫情,是因为没有得到授权,是中央不准;马国强的讲话则是说,武汉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早些时候采取封城一类强有力的措施,也是因为没有得到授权,是中央不准。
周先旺说:1月20日中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将武汉肺炎确定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后,要求属地负责“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马国强讲话也专门提到1月20日国务院会议。不错,武汉的封城令是以武汉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的,不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的,但是请注意,那是在国务院作了决定,授了权,要求属地负责,这样武汉地方政府才有权发布封城令。
马国强这话看上去是后悔是自责,其实他一个区区武汉市委书记哪有资格后这个悔?真正有资格后悔的该是习近平。马国强这句话是旁敲侧击,它的弦外之音是,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地向公众发布疫情,不准及时地采取重大防治措施,才导致今天的局面,你难道就不内疚不自责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3日发表政论家林保华文章:习近平的民族复兴沦为民族耻辱
习近平以“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上台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充当皇帝的合理借口。没有想到,才刚“七年之痒”,他的民族复兴不但破产,而且沦为“黄祸”而成为民族耻辱。
一个月前我在本节目里已经警告习近平,党领导一切只是领导中国人,禽兽与他们传播的病毒,包括正在武汉发生的特殊肺炎可不听你这一套。可是习近平置若罔闻,一再封锁信息,以为这样就可以维稳。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夜路行多了终于遇到鬼,这次真的撞到鬼门关了。
中共是一个冥顽不灵的政党,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侥幸过关就忘掉一切,以为只要在世界卫生组织安插一个叫做陈冯富珍的总干事,就可以掩盖中国在公卫方面的许多丑事。而习近平更是以民族复兴为名大肆侵略扩张。这些行为已经引发国际反感,美中贸易战就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习近平还没有吸取教训,仍然拒绝改革,终于爆发武汉肺炎。
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的扩散导致封城封国,有近70个国家以不同形式取消或限制来往中国的飞机航班,有些干脆禁止中国人入境;有些国家还撤侨,包括与中国“天涯若比邻”的阿尔巴尼亚。
这是歧视吗?不是,是自我防卫。如果说是歧视,也先是全中国歧视武汉,才有全球歧视中国。而维吾尔人的遭遇,不就是现在武汉人的遭遇,这是不是报应?而这一切,都是不讲人性的共产党制造出来的,习近平则是变本加厉。总之,现在中国成为世人心目中的“黄祸”而避之则吉。自古以来,中国人还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真是奇耻大辱。习近平为中国创造历史,真是“厉害了,我的国”!
最不幸的是与习近平有同样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尤其是所谓“炎黄子孙”的华人,例如理念不同的台湾人、新加坡人、香港人等等;即使不是中国人,也难脱无妄之灾,被当作中国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方面谴责排华,一方面政府又不让44名从新西兰经过新加坡回到中国的中国人上机。看来排华不对,排中可以?
习近平会有所反省吗?看来不会。他在召来埃塞俄比亚籍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就像黑老大教训小弟那样夸夸其谈,明明是他怕死不敢到武汉第一线,却把这场灾难说成是“我一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唬的这位小弟出来后对全球喊话,要对中国有信心,不要影响中国的贸易与旅游。习近平把丧事当喜事办,可是中国棺材出口猛减,香港棺材业者大喊香港的棺材只够用到2月5号;难道这只是习近平的刺激经济,内需加温而供不应求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RFA)2月3日发表政论家胡平文章:周先旺、马国强们为何甩锅?
我们发现,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事件中,地方官员以及卫生专家纷纷“甩锅”,不愿为党国领导人的决策错误承担责任。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是没有先例的。
武汉市长周先旺说,武汉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早些时候对公众公布疫情,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说,他后悔没有在1月12日、13日,就采取后来23日采取的封城措施。然而我们又都知道,一直到1月20日,武汉政府由于没得到中央授权,就连向公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那时候的武汉政府怎么有权力下封城令呢?可见问题还是在中央而不是在地方政府。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说,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
曾光这番话等于是说,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学的视角,所以实行防治措施上行动慢了,贻误了最佳时机。这里说的政府官员,当然是指中央,因为地方官员没有决策权。
不消说,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尤其是地方官员——讲出这些话是有政治风险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讲呢?我以为:第一、他们讲的都是实情。第二、他们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和“主持防治工作不力”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不是他们不想采取得力措施,也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就很难把他们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免不了要秋后算账。但对二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都是垮台,与其背负“瞒报”和“防治不力”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
至于卫生专家,自萨斯事件后,国家出重金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临床医生一旦发现疫情就立刻直接报告中央,并不需要地方医卫系统或地方官员转手,因此,地方官员和地方卫生专家都没有对中央瞒报的能力。再说,有2003年萨斯事件的先例,当时的卫生部长就由于瞒报疫情而被免职,因此后来的相关官员知道瞒报对自己没有好处,因此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的动机。在这件事上,不存在习近平受蒙蔽的问题。造成贻误时机的责任人就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别人想揽这份责都办不到。
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讲到,防治疫情,“我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两个“亲自”,而且还是“一直”。不错,习近平把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正小组长推给李克强,又要宣称自己“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意思就是,工作搞坏了要算在李克强的头上,搞好了要算在自己头上。但是,这话实际上也是承认,先前不准公布疫情以及未能在较早的时候采取严厉措施,正是出自习近平本人。
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居然敢甩锅,或明或暗地指出习近平是贻误时机的责任人。这说明,体制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是很普遍的。习近平无疑是遭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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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 疫情扩散 引发民怨 中国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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