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30/2020              

王维洛:高福不是蒋彦永,高福不是黄万里

—— 高福泄露武汉疫情爆发的时间是2019年12月31日,中央压住不予授权

作者: 王维洛

一、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的国家疾控中心高福院士
 
自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在2019年出现以来,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一直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
 
高福,男,生于1961年11月,1983年本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研究生。1986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毕业后并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1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回国发展。2010年担任牛津大学客座教授。2017年被任命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同时高福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可以说,高福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拥有最高学术称号最多的一位,不是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站,高福已经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450多篇论文。
 
从2019年12月30日到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无论在湖北还是在其他省市,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在街头巷尾,无论在官方媒体还是微博微信,高福都是一个热门。有持严厉批判的,有表示坚决支持的;有挖祖坟的,有擂战鼓的;有说他是出身兽医,有说他读书人家;有说他是罪人,有说他是功臣,坏可比赵括,好并肩苏轼。下面是笔者收集的一些文章、报道的题目,单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对高福的褒贬不一:
《高福院士,你欠6000万湖北人一个道歉!》; 
《高福院士,你歉14亿中国人一个道歉》; 
《高福:你欠我们一个道歉!》; 
《10月發現病毒?高福院士?》; 
《高福之过与疾控之惑》; 
《高福院士立“奇功”!之前备受争议的柳叶刀论文成为反击欧美甩锅有力“武器”!》; 
《兽医高福被调查?》; 
《高福违纪被查?最新消息来了!》; 
《高福被调查?目前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并无官方消息》; 
《中疾病防控主任高福,放厥词、误人心!》; 
《钟南山院士为CDC发声》; 
《高福院士身为CDC主任,我们欠他一个道歉?》; 
《官宣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落马 又诡异辟谣》…… 
 
其实,高福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只关系到一个东西: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下面简称网络直报系统)。
 
二、网络直报系统
 
在了解网络直报系统前,先摘录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监测室主任王丽萍的描述,介绍在SARS爆发前中国传染病疫情上报是如何运作的:医生诊断传染病病例后,填写纸质传染病报告卡片,交医院保健科。保健科通过邮局邮寄到所在区县卫生防疫站。区县卫生防疫站审核汇总,上报到地市卫生防疫站。地市卫生防疫站统计汇总,每旬一次上报到省卫生防疫站。省卫生防疫站再统计汇总,每月一次上报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疾控中心前身)和卫生部。
 
2004年6月新上任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认为,非典是传染病,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了解疫情,而当时我们对非典详情全然不知,不知疫情到底多严重、有多少病人,分布在什么地方,或者有多少人死亡。信息不清,更谈不上政府行政决策和公共卫生的有效应急。这些都暴露了当时中国疾控的薄弱。王宇说:“国家想获知某地或全国传染病的基本情况,最快要1个多月,几个月是常事,那时获得疫情数据就像大海里捞针,非常难。”
 
2002年/2003年萨斯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加强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利用现代化通讯手段,投资建立了新的纵横贯通全国的中国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综合各类报道,这个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的投资额为7.3亿元人民币,但无法确定是何时的价格。但也有说是11亿人民币的。Jennifer Bouey在2020年2月5日递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之亚太与不扩散小组委员会之证词 “从‘非典’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中美防疫事务合作”的报告(美国兰德公司)中指出,“非典”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投资人民币 68 亿元(约合 8.5 亿 美元)建立了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
 
2004年1月1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装置在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络直报信息系统于开始启用。
 
有人把这描述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将传染病报告时效从过去的5天缩短为4小时”。毫不夸张,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2007年网络直报系统荣获2007年中华预防医学会奖二等奖。
 
2013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曾光说:“或许自然界还可能出现与SARS相类似的变异病毒,只要对人出现威胁,我们监测系统能够迅速发现,迅速控制,最后把它研制清楚。我们可以立刻粉碎它,能够做得比应对SARS更好,这点毫无疑问,我坚信!”
 
 
原解放军302医院副院长姜素椿说:“我们已经从非典中吸取了教训,并且变成了经验,网络直报、应急预案、医院建设等都比以前好很多,如果再出现新的疫情,我们一定会比非典处理得好。”
 
《健康报》的记者感慨地写道:我们要感谢SARS给政府、民众以及卫生系统上了一堂公共应急卫生的课。
 
2016年《环球网》通讯员周莹/郭青的评价是:与美国相比我国传染病上报已实现日报而美国只能做到周报。
 
2016年11月17日,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时任国家卫生部长李斌就在“互联网+智慧医疗”的分论坛上非常自豪的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
 
2017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指出:“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覆盖近7.1万家医疗机构,系统用户超过16万,年报告个案信息约900万件。与2005年相比,医疗机构由4.7万个增加到7.1万个,报告个案由约443万件增加到约900万件,翻了一番,发展很快。”
 
2019年8月2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说:“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将传染病报告时效从过去的5天缩短为4小时。一张传染病防控巨网正在形成。”
 
高福院士也在2019年的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说:“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顺利,国家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
 
“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多么激动人心的许诺。
 

三、杨功焕揭露网络直报系统未起作用
 
而2020年1月底国家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揭露,在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网络直报系统未起作用!
 
杨功焕,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历上、在经历上与高福有一拼,唯一的不同是,杨功焕不是院士,既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杨功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1982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分配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88-1990年在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成人健康研究组从事发展中国家成人健康问题研究;1990年回国,以后一直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1999-200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无烟烟草行动部门(TFI)工作,参加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2003年到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院任流行病学教授。2004年担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监测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2005年10月任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院教授和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
 
对于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杨功焕教授是相当熟悉,她曾担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监测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2020年2月2日杨功焕教授对网络直报系统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表现的评价是:
 
“我们有直报系统,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果尽早知道疫情,一些控制措施可以在疫情在较小规模时得到控制,然而,走到了不采取“封城”这样的措施就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一面。”这里只摘录了杨功焕在“但是”后面的评价,而“但是”前面的冠冕文章就省略了。
 
“如果尽早知道疫情,一些控制措施可以在疫情在较小规模时得到控制,然而,走到了不采取“封城”这样的措施就无法控制的地步。”请记住杨功焕教授说的这句话。
 
中国多家媒体就网络直报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采访了杨功焕教授。下面是几家媒体的报道题目:
 
应追问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运行情况,经济观察网记者刘玉海撰写,(原标题: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SARS之后国家重金建立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应关注其在这次疫情中如何运行),经济观察网,2020年1月31日 
 SARS之后国家重金打造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为何并未及时启动,经济观察网记者刘玉海、瞿依贤撰写,经济观察报,2020年2月8日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投资了7.3亿,为何失灵了28天?,《财经》特派武汉记者信娜、王小,《财经》记者孙爱民、辛颖撰写,《财经》,2020年2月25日
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海撰写,中国青年报,2020年3月5日 
肺炎疫情如何令中国“崛起大国”的光环黯然失色,云昇,斯影和梓鹏撰写,BBC 中文,2020年 3月 20日
复盘新冠疫情:中国传染病预警系统为何失灵,纽约时报,STEVEN LEE MYERS,2020年3月30日
7个亿打造的疫情直报系统频频失灵,司礼监撰写,《看中国》,2020年4月2日
胡珉琦(中国科学报微信公号)在2020年2月10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题为《疫情来袭,信息化如何支撑公卫应急响应?》文章中,对网络直报系统在2020年1月23日前的作用干脆闭口不谈。
 
四、高福的难言之苦
 
杨功焕对财新记者表示,究竟是专家知道了实情不报告,还是报告了但未及时采取措施,两者区别很大,关键的事实需要澄清。面对杨功焕对网络直报系统未起作用的批评,高福没有做出直接回应。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出来为高福说话。胡善联先赞扬了这套网络直报系统一番,然后指出:“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直报系统一般报的是已经明确的法定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这类甲类传染病,还有是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乙类传染病。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评估、核实,整个申报程序就表现得比较缓慢,包括行政部门在实际响应过程中间也表现得比较犹豫。总的来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如何提升直报系统的效率,改善上报、监测机制,更及时地上报汇总各地疫情信息,更好地实现一线医生的直报,是我们日后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改善、加强的地方。”
 
胡善联强调,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评估、核实,整个申报程序就表现得比较缓慢,包括行政部门在实际响应过程中间也表现得比较犹豫。
 
与胡善联一样出来为高福说话的是高福的同事、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冯子健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新型冠状病毒(当时)未列入法定传染病,无法使用两个小时直达国家层面的网络直报系统。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
 
无论是胡善联还是冯子健的解释都不能成立。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驳斥:
第一,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是2003年SARS爆发后,中国政府加强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利用现代化通讯手段,专门投资建立的。对于SARS、不明原因的肺炎都是网络直报系统要覆盖的。2005年11月11日卫生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加强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工作,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传染病疫情的报告及调查处理工作,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通知明确指出,各级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凡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不明原因死亡病例及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预警病例,要严格按照《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及《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全国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的要求进行病例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二,2015年10月2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以国卫办疾控发〔2015〕53号印发《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
二、传染病信息报告
(二)报告病种
3.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和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等重点监测疾病。
《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已经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第二,杨功焕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中国在经历2003年SARS疫情之后花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监测、报告的重点;且一直以来这套系统运行良好,她认为有必要关注、追问这套传染病疫情报告响应机制在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运行情况。
第三,国家疾控中心传染病监测室主任王丽萍说不明原因的肺炎已被纳入报告范围
早在2012年3月16日健康报孟庆普撰写了题为《传染病信息就这样网络直报》的报道,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国家疾控中心传染病监测室主任王丽萍,王丽萍亲自打开计算机为记者详细地演示了网络直报系统各个功能。关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告诉记者:“2004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甲、乙、丙37种法定报告传染病,加上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目前通过系统直报的共有39种传染病。此外,不明原因的肺炎也被纳入报告范围。”王丽萍举例说,几年前的一个周日,监测人员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发现云南省某市连续报告5例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该信息引起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高度关注,迅速派专家实地指导调查,最后确诊为一起肺鼠疫疫情。因为及时采取控制措施,避免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据统计,通过常规监测,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监测室现在每年能够早期发现约400起异常报告信息,并及时提请有关部门早期进行调查核实,为疫情的早期应对赢得了时间。
有记者提供的网络直报系统中的传染病选择菜单中就有不明原因肺炎一项。而且还有备用一项是不明原因,另外还有其他一项,可供备用。
 
 
第四,网络直报系统覆盖不明原因肺炎等单病种网络直报
2013年4月28日《人民网》记者杨文彦在采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后撰写了报道:“为了不让历史重演,2004年1月1日,中国CDC建设的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试运行,标志着我国疫情监测、报告手段和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截至2011年12月31日,网络直报系统在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1548个长期监测点,覆盖了全国所有县级及以上疾控机构,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报告率达98%,乡镇卫生院报告率达87%,平均报告时间为0.8天。目前,该系统共覆盖25种传染病及4类病媒生物,建立了霍乱、血吸虫、鼠疫、不明原因肺炎等单病种网络直报,并开发、实施了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
第五,2005年掌管这套网络直报系统的国家疾控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家奇(现任主任兼首席专家)将该系统优点总结为四条:
1:提高了传染病报告的及时性:
2:提高了监测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3:提高了传染病爆发的早期察觉能力:
4:通过不明原因肺炎指示病例,提高了新发传染病早期识别的能力。
从马家奇主任总结的网络直报系统的四条优点来看,这套系统就是为这次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量身打造的。
第六,在2016年7月28日公布的《湖南大学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中对报告范围中的传染病就包括不明原因肺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这是在基层医院层面上看,对付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没有问题。
笔者认为,所谓网络直报系统未起作用这样的描述并不完整。真实的情况是在疫情爆发前期至2020年1月23日,向中国民众、向世界公布的有关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患病人数、疑似病例、累计患病人数、死亡人数的数据,并不是来自国家疾控中心的网络直报系统,而是来自各地卫健委、特别武汉的数字是来自武汉市卫健委。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高福,作为国家疾控中心的主任,放弃了网络直报系统的这个功能:向公众、向世界公布的有关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患病人数、疑似病例、累计患病人数、死亡人数的数据等。
也许是如杨功焕所说的行政和科技的二元化,也许是钟南山院士所说的,在中国疾控中心的权力太小?2020年2月27日钟南山说:“我们CDC(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它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五、高福不是蒋彦永,高福不是黄万里
 
蒋彦永,原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外科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1931年10月4日蒋彦永出生于杭州的一个金融世家。1949年入燕京大学医学系。经过院系改革,1952年燕京大学医学系并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同年加入共产党。1957年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1967年12月至1971年10月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1972年重返解放军301医院工作。
 
2003年春中国发生SARS(其实2019年发生的武汉新冠肺炎与SARS是一个类型的传染病,德国至今依然称武汉新冠肺炎为SARS 2)。2003年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会宣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SARS),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张文康还说:“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蒋彦永听到张文康提供的数据后,认为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不准确,与他所了解的情况相差甚远。经他了解,光是解放军302医院已经收了40名病人,死亡2名;309医院收了60名,死亡7名。4月4日,他服务的301医院院长在交班会上宣布,301医院已经有过46例确诊和疑似的SARS病人。蒋彦永认为已到了非说不可的关口,因为4月中旬,会有大量中外游客来北京旅游,非常有可能染上SARS,并可能传播到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2003年4月4日晚上,蒋彦永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写了下来,分别给中央电视台四台和凤凰卫视发了电子邮件,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但几天过去,蒋彦永没有等到任何回应。四天后,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杂志》获悉消息,主动采访蒋彦永。通过美国媒体对蒋彦永的采访,才将中国境内的SARS真实疫情公开,引起中国人和世界的注意。由于蒋彦永的揭露,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赴中国调查疫情时,病例数字与蒋彦永掌握的基本相似。记得当时北京医院把SARS藏在救护车中,拉着他们在北京满大街跑,逃避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调查。2003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如今的世界卫生组织恍如隔世。
 
2003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强调,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4月20日,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因此遭到免职。事后卫生部常务副部长表示,不认同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人民日报等官媒也批评美国媒体报道不实。
 
蒋彦永在一次采访中说,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蒋彦永说:“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由于蒋彦永的揭露,中国才控制住SARS疫情,也没有让病毒传播到世界。但是蒋彦永医生被软埋了,软埋至今(谢谢方方女士创造软埋一词,如今她也被软埋了)。
 
高福不是蒋彦永,他没有勇气去向公众揭露疫情的真相。他最多能做到的是,少说几句假话。
 
黄万里先生认为,说话只有一个底线,就是说真话。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正如一些人批评高福的,作为学医学的,涉及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作为牛津大学的博士生、讲师、客座教授,你是宣过誓的。波克拉底誓言:“……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黄万里教授从1957年对三门峡工程说了真话就被软埋了,直到去世。去世之后,他的文集也不能全部在中国出版,出版的是删减后的版本,最重要的文章被删除。
 
高福不是蒋彦永,高福不是黄万里。
 
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名利,追求学术最高学术称号,这无可厚非。参见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412名知识分子,后来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起码有三十多人(笔者所知道的)当上了院士,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没有一个人当上院士的。举一个例子,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防洪组组长徐乾清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当上了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防洪组顾问陆钦侃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没有当上工程院院士。而陆钦侃的学术水平在徐乾清之上,这在水利界是公认的,就是钱正英也不敢否认。
 
三峡工程给中国知识分子上了很好的一课,而且知识分子很快就学乖了。在三峡工程的后续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没有知识分子再象陆钦侃等那样直言,公开出来反对。到目前为止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只完成原定目标的三分之一,也没有知识分子出面要求追查的。接下去要搞的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今夜西线静悄悄。对不听话的知识分子一个惩罚就是他们无法获得科研资金,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金资助,无法进行科研工作。不听话的知识分子也将被软埋。所以高福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是影响力很大的。
 
六、高福等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的文章揭露了中共隐瞒疫情的事实
 
2020年1月29日,高福等在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官网上发表了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以下简称高文)。根据杂志总编辑埃里克·鲁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论文是 2020年1月27日递交的。根据冯子健和湖北疾控中心杨波博士提供的资料,他们在23号拿到数据,最晚于26号提交的论文。
 
高文的作者共有52位(!),工作单位有国家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其他地方疾控中心和香港大学等。
 
对高文国内也是褒贬不一。持批判的有如浙江大学生物学教授王立铭。对高福赞扬有加认为是高福院士立“奇功”!作者认为面对欧美国家的甩锅,“中国手中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从没有隐瞒疫情,而是做到了第一时间和WHO及各国政府及卫生机构的信息共享,这个证据就是2个月前在中国备受争议的:高福院士团队的那篇关于新冠肺炎的论文。”可惜作者把高文发表的杂志名字写错了,错写成了《柳叶刀》。高福和王辰等2020年1月24日在《柳叶刀》发表过一篇题为《全球卫生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文章,不是高福院士团队写的。
 
笔者的观点正好相反,高文揭露了中共隐瞒疫情的事实,为今后追责提供了真凭实据。高福想通过这篇文章向世界(不单单是向中国)传递下列信息: 
第一:确实、详细地掌握除中国政府公开发表之外的数据,笔者以为暗指网络直报系统一直在运行,系统中存在着大量国家卫健委与各地卫健委公开发布之外的数据;
第二:高文中至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的病例为45例,而武汉市卫健委公开发布的同期病例为27例,隐瞒数据事实作实;
第三:高文中从2019年12月25日至2020年1月21日武汉市每天都有病例的报告,而武汉市卫健委公开发布的数据有多天是零病例的报告(见下图),有意漏报数据的事实作实;
 
图:武汉卫健委发布的至2020年1月20日24小时的疫情,图片来源:维基百科:2019冠狀病毒病中國大陸反應與影響,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第四:高文中至2020年1月21日武汉市共有病例425例,而湖北省卫健委公开发布
至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包括武汉市)累计病例375例(根据钟南山在海外医学杂志《胸腔疾病杂志》发表的文章,至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有累计病例375例);
第五:至2020年1月21日武汉市共有病例425例,这还不是全部的数据。这在高文是承认的。此外从高文的图1中可以看到,从1月9日1月21日武汉市每天发生的病例是不断地减少。事实上在这段时间武汉市每天发生的病例是不断地增加;如果按每7.5天新增病例翻一倍计算,到1月15日的一天新增病例为80至90例,到1月21日的一天新增病例为160至180例。把2019年12月1日到1月8日的曲线继续延伸下去,是武汉市真实的数据。这是高文留给每个读者的作业,要自己去理解。
第六:笔者赞同王立铭教授意见:高文与武汉通告不符:去年12月中旬新冠病毒已发生人际传播。高福等对此有解释说“这是回顾性分析”。但是高文图1中从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8日所构成的曲线,就说明:去年12月中旬新冠病毒已发生人际传播。这不用等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对外讲人传人之后,你高福再来一个回顾性的重复。凡是学医学的(包括许多不学医的),都能从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8日所构成的曲线的发展趋势中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正如黄万里先生所说:“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搞医学的,不说真话,就是犯罪。传染病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所以高福不是蒋彦永,高福不是黄万里。但是高福等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的文章揭露了中共隐瞒疫情的事实,为今后追责提供了真凭实据。这是高福抹不去的功绩!
 
七、高福揭露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宣布疫情爆发
 
其实高文中隐藏更多更重要的信息,特别是那张图。高文的那张图揭露了中共最高层在2019年12月31日决定隐瞒疫情不报。
 
重要信息隐藏在细节中。这句话来自德国的俗语:魔鬼隐藏在细节中。都说德国的教育,特别重视精准,重视细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德文:一个鬼怪(Gespenst)在欧洲游荡。后来鬼怪翻译成幽灵、精灵等。魔鬼隐藏在细节中就成了重要信息隐藏在细节中。
 
请仔细观看高文中的图(中国武汉首批确诊的425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NCIP)病例中的疾病发作特征),观看图中的小字(!)和对应的日期。
 
2019年12月29日: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相关的肺炎病例(笔者注:此段文字有错)
2019年12月30日:启动病例追查 
2019年12月31日:WCH宣布爆发疫情,NCH和中国CDC参与调查与应对(笔者注:WCH武汉市卫健委,NCH国家卫健委,高福领导的中国疾控中心)
2020年1月1日: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2020年1月3日:启动紧急监测、病例调查;密切接触者管理和市场调查;向武汉发布技术指南; NCH通知WHO及相关国家与地区;中国CDC完成基因测序
2020年1月6日:启动中国CDC二级应急响应
2020年1月8日:中国CDC正式宣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
2020年1月10日:中国CDC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完成PC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
2020年1月11日:向武汉提供PCR诊断试剂
2020年1月13日:向境外泰国报送首例诊断病例
2020年1月15日:升级至中国CDC一级应急响应(最高级别);NCH发布2019nCoV国家技术指南
2020年1月16日:武汉启动严格的出省检查措施,体温>37.3°C的人不得出省
2020年1月19日:中国其他省报首例病例(患者曾到武汉旅行);中国CDC向所有省发放监测试剂
2020年1月20日:NCIP被耐入中国传染病法和卫生检疫法的法定传染病
2020年1月21日:中国CDC发布试剂探针和引物
 
 
 
 
图1:中国武汉首批确诊的425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NCIP)病例中的疾病发作特征,来源:NEJM网站
 
 
 
图1:英文版,来源:NEJM网站
 
请注意2019年12月31日的注解:WCH宣布爆发疫情。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宣布爆发疫情。这条消息是高文第一个报道的。中国老百姓和全世界只知道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政府宣布封城。
 
八、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向中央报告上报疫情,中央决定压下不报
 
2019年12月30日,根据经济学家华生提供的信息:“高福在睡前上网刷传染病信息时,才偶然发现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紧急通知的传闻,他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华生称,据知情人说,正是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不顾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
 
根据笔者的推测,高福是翻墙出去看新闻(高福也是翻墙者),看到香港电视台或者台湾电视台或者油管中的新闻节目,偶然看到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布的盖有大红公章的两份紧急通知,说我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因为这一天香港电视台和台湾电视台以及油管都播放这两份紧急通知。消息比较可靠,所以高福直接打电话求证。如果是一般网友传播的消息,高福反应不会这么快。另外根据笔者对网络直报信息系统的研究,对外都是说有输入5例病例系统会自动报警。据报道当时系统内只有4例病例,所以没有能够促动自动报警。至于网络直报信息系统的内部设置,没有进一步消息。
 
当晚高福与国家卫健委的领导达成共识,明天一早派专家组到武汉去了解情况。并把派专家组的消息告诉了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湖北省和武汉市疾控中心。
 
2019年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组到达武汉。专家组长是中国疾病中心传染病实验室徐建国,成员有北京地坛医院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曹彬。在这一天,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本人并没有亲自去武汉。
 
高文说2019年12月31日,WCH宣布爆发疫情,这是十分重要的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十九条(国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规定:
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突发事件应急报告规范,建立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1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一)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二)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
  (三)发生传染病菌种、毒种丢失的;
  (四)发生或者可能发生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事件的。
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应当立即向国务院报告。
 
其他的法律依据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
 
WCH宣布爆发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必然要向武汉市党委和武汉市政府报告爆发疫情,尽管在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要向地方党组织报告,也没有规定向地方党组织要向党中央汇报。
 
武汉市市党委和武汉市政府报告在在接到报告1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武汉爆发疫情。
 
这就解释了武汉市市长的“甩锅”。
 
武汉官网《汉网》2020年2月11日向外界披露了一个重大信息,武汉市长周先旺早已在12月份就已向中央报告疫情,就已向科学家通气,并且“遵从了科学家的建议”。他暗示他做了该做的。武汉为什么没有早向社会大众公布疫情,周先旺指自己是“依法披露”,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他不能向全社会告知,暗示这一责任不在他身上。这个消息在之前周先旺接受CCTV主持人采访时也有报道。《家播网》的编者在《被网友群殴的高福院士 会不会成为背锅侠?》报道中指出:“从公开的信息分析,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武汉12月份就上报了。”这就作证了武汉市长周先旺已经在2019年12月份上报了。
 
其中的已向科学家通气,并且“遵从了科学家的建议”,是指2019年12月31日卫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组于2019年12月31日早上到达武汉之后,与专家们咨询和讨论的结果。
 
结果是:武汉市市长没有获得授权,向社会宣布武汉市卫健委的武汉爆发疫情的判定。
 
那么是中央的谁没有给予武汉市市长授权呢?
 
那么就看一下2019年12月31日这个时间节点前后发生的主要事情: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接诊发现四名肺炎异常病例。
2019年12月1日,最早的已知病例症狀發生。据武汉市优抚医院门诊医生事后回忆,2019年12月12日,该医院接诊一名69岁的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男性商户,但小医院的发热门诊无法确诊这些病例,在勸諫病人進行CT检查無果後,門診醫生只好建议他前往其他設備較好的醫院]。
2019年12月16日,黃朝林等學者的事后研究表示,疫情的最初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將懷疑感染者集中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進行隔離並收集樣本及數據,其中最早的數據樣本在12月16日已經採集。
2019年12月2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對於怀疑可能是社区获得性肺炎的65岁病人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仍然无效後,在12月24日將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广州微远基因公司进行基于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NGS)检测。
12月27日,广州微远基因公司组装出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並將数据共享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广州黄埔的广州微远基因公司在12月26日的mNGS病原微生物自动解读结果中發現SARS冠状病毒,相似度大约94.5%。在作出更详细分析後發現,与所有已知基因组信息的病毒都不完全相同,可能是一种跟與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Bat SARS-like coronavirus)类似的新型病毒。
28日、29日,门诊又陆续收治3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前后7个病人的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张继先都向医院报告,医院向湖北省、武汉卫健委的疾控处汇报。
2019年12月29日省卫健委疾控处和市卫健委疾控处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29日傍晚,金银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朝林和ICU主任吴文娟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逐一查看了这7个病人,接走了6位病人。此时已经证明是传染病,人传人,否则不会从普通医院转到传染病医院。黄朝林是《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之一。对于医生来说,发现新的传染病,是很兴奋的。所以黄朝林把病人带走。金银潭医院是武汉专门的传染病医院。黄朝林等向市卫健委报告调查结果。
在29日晚至30日早晨武汉卫健委(或者有湖北省卫健委)做出处理决定,将此定名为不明原因肺炎,草拟两个文件。
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发出两个红头文件,对病例上报方法做出规定,并禁止传播消息。
12月30日艾芬医生看到7名患者的病案,在同行间传播。
12月30日李文亮在微信同学群中传播发现7例SARS的消息。
12月30日湖北和武汉方面得知专家组在31日早晨到达,同时得知两个红头文件已经泄露。决定追查泄密者。文件的泄密者没有查到(可能至今没有查到),在微信中查到李文亮和其他七人传播SARS消息。
高福将12月30日定为“启动病例追查”。
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李文亮被叫到武汉卫健委问话。(仅在武汉卫健委得知专家组要到武汉的几个小时之后,小于直报系统所需的4个小时。)
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组到达武汉。与武汉市卫健委讨论的结果决定由武汉市卫健委用他们的方式收集数据并公布(放弃由网络直报系统向外发布公报的功能)。
12月31日上午,李文亮被医院有关领导找去谈话,要他承认自己造谣的错误。
12月31日中午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说,“已发现27例病例”“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并称“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是与专家组达成协议后的最直接结果。
12月31日武汉当地媒体收到肺炎相关报导的禁令。
12月31日新华社发表记者廖君的《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报道。
12月31日21时新华网发表记者廖君的《实地探访华南海鲜市场 店铺多数正常营业》报道。
12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接到武汉疫情的第一通知(请注意用武汉疫情一词,和高文中的WCH宣布爆发疫情一致),病毒所领导亲自坐镇、告前指挥,特别是首席专家兼书记武桂珍亲自挂帅。
12月31日网络平台YY把45个敏感词列入黑名单,包括:“武汉不明肺炎”,“武汉海鲜市场”,“沙士”,“爆发萨斯疫情”,“武汉卫健委”,“P4病毒实验室”等12月31日,20万武汉市民和游客参加了跨年的长江灯光秀。
12月31日,习近平发表新年讲话:“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高福将12月31日定为WHC宣布爆发疫情,NHC和中国CDC参与调查与应对。
2020年1月1日武汉公安局官方微博通报:有8人因在网络上传播关于此次的不实消息,被武汉公安局传唤处理。警方将对8人依法查处,绝不姑息。
1月1日新华社发表廖君等记者撰写的《8人因网上散布中共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的报道。
1月1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被关闭。
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此后每日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1月1日,湖北省卫健委通知基因测序公司,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
1月1日晚上11点46分,武汉中心医院监察科科长给艾芬医生发消息,让她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1月2日,武汉病毒所已经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病毒所所长邮件传达卫建委电话精神,禁止外泄相关信息。
1月2日,艾芬遭受了医院领导非常严厉的斥责。
1月2日12时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接到第一批来自武汉的病毒标本,24小时完成序列测定。
1月2日和3日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李文亮等共8名医生被指责为“散播谣言者”,被“依法“查处,新闻滚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信息来自何方?当时李文亮还没有受到公安部门的训诫。难道中央电视台能为仆先知?
2020年1月3日13时30分左右,李文亮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接受训诫。武汉公安一口气训诫了8个人,至少有三人是医生,除李文亮外还有谢琳卡医生和刘文医生。
1月3日中国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等国通报疫情(详细内容不知)。
1月3日武汉市中南医院开启战时动员,按照SARS最高防护级别建立了发热门诊、隔离病房。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将病毒病例样本归类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不得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散布检验结果。
1月3日晚,武汉市中心医院紧急召集各科室主任开会,强调严守保密纪律,不得透露涉密信息。
 
把这些零碎的信息综合起来。谁有这个权力,能够协调这么多部门这么多功能,包括CCTV,新华社,国家网络管理,公安部门,并决定对美疫情通报?
 
武汉市卫健委不能!湖北省卫健委不能!中央疾控中心不能!国家卫健委不能!武汉市党委与市政府!湖北省党委与省政府!那只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行不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行不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行不行?
 
九、从1998年长江防洪决策看2019年武汉防疫决策
关于1998年长江防洪决策笔者曾撰写一些文章。无独有偶,2020年3月2日,孟圆在《看中国》上发表题为《从疫情发展谈“王伟撞机”》的文章,其中有关于朱镕基与江泽民做出长江防洪决策的细节,支持了笔者过去的观点。孟圆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当时正好在北戴河。江泽民在北戴河,朱镕基从北京赶到北戴河。
 
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明确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
 
1998年8月5日午夜子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得知,长江第四个洪峰将在8月6日到达宜昌,预计到达沙市时的最高水位可能高达44.95米,远远超过国务院制定的动用荆江分洪区的沙市水位44.67米。 
 
当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达成共识,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的规定,准备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一方面命令荆江分洪工程所在的公安县做好居民撤出的准备,一方面于8月6日上午再召集一次水利专家会议,听一听专家们的意见。8月6日上午,沙市的水位达到44.68米,已经超过分洪水位1厘米。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于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应对洪水,预计分洪时间是在8月7日中午12时。贾志杰和蒋祝平在报告上都签了字。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请求授权的电报。
 
党中央和国务院没有给贾志杰和蒋祝平这个权力,动用荆江分洪区,尽管沙市水位已经超过《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的高度。
 
孟圆回忆说,朱镕基连夜召开工作会议,与全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商讨洪水问题。专家们提出一致意见:必须分洪!刻不容缓,这样才能把损失最小化。朱镕基从北京赶到北戴河。
 
“朱总理吃早饭从不耽误时间,鸡蛋一口就吞进去,咽得直瞪眼,牛奶一口气喝完。出门走马路牙,因为直线快。他那天吃完早饭就直奔中直机关驻地,就是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夏季行宫,汇报工作会议情况,向党总书记江泽民请示‘最高指示’。”
 
……
“他做了那么多工作,结果得到的指示就一句话‘严防死守’”。
 
严防死守,所以湖北省没有得到启动荆江分蓄洪工程的授权。
 
所以,1998年长江防洪期间,本来依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规定的水位高度,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必须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请求授权。
 
最后做决定的,不是时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副总理,不是朱镕基总理,而是江泽民总书记。
 
所以,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宣布爆发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向武汉市党委和武汉市政府报告爆发疫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武汉市党委和武汉市政府必须在1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武汉爆发疫情。就像贾志杰和蒋祝平一样,同时也要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
 
就像当年一样,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没有得到授权。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党委和武汉市政府也没有得到授权。
 
这个决策,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不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不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不行,就像当年的温家宝副总理和朱镕基总理一样都不行。
 
2019年12月31日,再过几个小时习近平就要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做2020年新年讲话:“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此时此刻,还有许多人在坚守岗位,许多人在守护平安,许多人在辛勤劳作。大家辛苦了!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迎接2020年的到来。祝大家新年快乐!”
 
小康社会,所以武汉市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
 
高福不是蒋彦永,高福不是黄万里。但是笔者还是要谢谢高福院士,你的论文、特别是图中的那些常常被忽略的小字,为中国、为世界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还有一些数据没有分析,比如2020年1月16日:武汉启动严格的出省检查措施,体温>37.3°C的人不得出省。这个决定是在武汉1月23日封城前一个星期执行的,并没有公布与众,只是一个内部的决定?在什么范围内进行传达?它对武汉五百万人在封城前离开,奔赴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有什么影响?另外,中国疾控中心2020年1月6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2020年1月15日将二级应急响应升高至一级应急响应(最高级别)。为什么不对公众公布?是谁阻碍了对公众的公布?及时向公众公布二级应急响应和一级应急响应的结果是什么?
 
笔者在这里引用钟南山院士团队在在世界著名的《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发表了题为《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的文章。利用钟南山院士团队的模型,如果在2019年12月31日采取管控措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为将缩小至将约二百四十分之一!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行不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不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行?如果是孙春兰批准,告不告诉韩正或者李克强?如果是韩正批准的告不告诉李克强?孙春兰或者韩正或者李克强协调批准的,都必须报告中办,都必须报告习近平。所以习近平应该是在2019年12月30日至12月31日知道此事。特别高福将12月31日定为WHC宣布爆发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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