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5/2020              

一真溅雪:历史的启示

作者: 一真溅雪

 
前言:八年前本人写《历史的啓示》一文时,已意识到要使病入膏肓的中国大陆社会彻底抛弃已严重阻碍它发展、进步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走向新生,走向民主宪政,接受普世价值观念,必须像日本和台湾的国民政府一样经历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才有可能彻底摧毁阻碍中国大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使中国大陆和中华民族走向新生。
 然而人们对可能引发剧烈社会动荡的武装革命、中共内斗引起的军阀割据和内战以及对外战爭都心存恐惧,担心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大陆民众和精英阶层,对此大都持既希望又恐惧的态度。
今天历史以一种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为在中国大陆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成为历史的必然。那就是由中共当局自己引发的一场危及中国大陆和全世界的大瘟疫。这场不期而至的大瘟疫对中国大陆而言,必将导致中国大陆经济的总崩溃,从而将给中国社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这场大瘟疫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重创,将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真实的丑恶面貌,和它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巨大威胁,从而促使东西方民主国家彻底改变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来,东西方国家对中共当局所奉行的绥靖政策,并促使东西方民主国家彻底抛弃“只要幫助中共当局发展了经济,它就会自动逐步走向民主宪政和接受普世价值观念”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这将使这场大瘟疫之后,中共当局将要面临更加艰难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国对中共当局的追责、索赔、抵制,甚至联合制裁。这一切都将加剧中国大陆社会的剧烈动荡,在内外力的联合作用之下,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的全面崩溃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2020年4月27日
 
翻开世界历史仔细阅读之后,你会发现号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现今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印度(现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带)和中国大陸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当代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非常落后的地区(仅中国大陆近年由于诸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其在资源、环境、社会、文化、国民素质、贫富差距…等重要方面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不可持续的畸形发展)。由于“无一例外”,这就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规律,探讨出现这种结果的根源,才能找出改变这一结果的途径,这应当是历史学家、特别是这“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责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少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以鄙人之愚见: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兴衰发展历史的研究,找出人类社会发展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从中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并用它來指导当代各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从事文物的发掘和对历史事件的考证这些次要方面。
 
面对中国大陸严峻的社会现实,一种強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我不避在诸多历史学家面前班门弄斧之嫌,想在本文中探讨一下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一度灿烂辉煌的“四大文明古国”,到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十分落后的地区?经多年冷静思考分析之后,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这些人类历史上早期产生的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建筑、和科学技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世界上那些后起的地区尚处于蒙昧、落后的状态之下。这使得这些早期文明的社会很容易滋生出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和自大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它对后起的一种文明产生鄙视和抵制的态度。因此顽固地拒绝接受后起文明中一切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生产方式、政治社会结构…),从而使这个早期文明社会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丧失进取精神,最终导致这个文明逐渐走向衰微。
 
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自汉、唐中华文明发展到它的顶峰(从此时起中华文明已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以來,从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交往对比之中,逐渐滋生出一种中华文明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又慢慢演化成一种妄自尊大、藐视其他文明、盲目抵制外来文明的一切先进成就的心态。使原本领先世界文明的中国陷入自大、保守、不思进取、盲目乐观、停滞不前的可悲境地而不能自察。
 
中国一向对世人炫耀的是我们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中华文化的誇张与自大,我们真正可考的历史不过四千年左右)。中华文化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打击有头脑的独立见解、创新精神和反抗精神;奖励逆來顺受的奴隶、封建主义的顺从态度,将中国人的创造性、反抗精神和个人的尊严几乎扼杀殆尽。
 
中国社会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从中国的科学技术方面就可以看出,直到现在除了继续拿老祖宗的“四大发明”向世界炫耀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成果。
 
看看我们的马车到清末民初仍然和“兵马俑”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铜马车”模型(博物馆叫“铜车马”)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改进,依然是木车架(连式样都没有任何变化)、木轴、木轮、木辐条。我想这种马车的式样远在春秋战国时代,甚至商纣时代便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两、三千年来居然没有任何改进。而欧洲到清朝末年不仅已经发明了汽车而且就连马车也有了许多重大的改进,不仅有金属制作的车箱、车轴、车轮、车辐条而且车箱制作得漂亮舒适,在车箱与车轴之间增加了金属弹簧、在金属车轮外套了一圈橡胶(当时还没有后来邓绿普发明的充气轮胎),采取这些减震措施之后,这种西式马车比传统的中式马车不知要舒适多少倍。
 
我曾在虎门炮台遗址和长沙天心阁城楼上看到过清朝末年铸造的几尊大炮,其炮口只能上、下略微可转动,而不能左右转动。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火炮最早的国家,早在宋末元初中国便有了金属铸造的大炮,其形状大概就与我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上和虎门炮台遗址上看到的清朝末年铸造的笨拙的大炮差不多。六百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进。然而我在广州珠江边上看到展示的一尊德国克鲁伯兵工厂也是那个时代铸造的一尊巨炮,却已能上下左右旋转自如,炮弹的威力也比清末铸造的中式大炮要大许多,而欧洲人开始使用大炮至少要比我们迟三百多年。
 
我想在中国从马车诞生到清末民初的这两、三千年之间和宋末元初金属铸造的大炮诞生到清末的六百多年之间,在中国肯定有不少有创造性的工匠也曾试图对马车或大炮进行过某些改进,但这些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立即会被官府、他的师傅、同事、族人认为这是有违祖制的大逆不道的行为,而遭到打击、指责、嘲笑、甚至迫害。致使在中国对以马车和大炮为代表的任何事物所进行的任何改进都难以甚至无法实施。这就是造成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几千年来中国残酷的奴隶、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和封建奴化教育把中国人的反抗精神几乎扼杀殆尽。以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席卷全国的饿死四、五千万人的大饥荒时,尽管中共当局的国家仓库里还有五百四十多万吨粮食貯备。然而饿以待斃的数以亿计的中国饥民,几乎没有起来举行过有规模的暴动和反抗,甚至面临马上就会饿死的绝境,居然极少有饥民去抢近在咫尺的国家仓库里的、马上就可以救自己性命的粮食,而宁愿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降临。面对这种状况,当时造成这一史无前例的巨大災难的中共最高领导层都发出“多好的人民啊!”这样的感叹。这是“多好的人民吗”?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然而正当我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感到悲观绝望之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终于在中国历代中央封建集权统治鞭长莫及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残存的宝贵的反抗精神。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位与我一道浪迹江湖的朋友王先生(王先生出生于地主家庭,河南人氏“解放”后在青海省交通厅工作,他后来因家庭出身和向中共当局提意见,被当局划成右派,开除回老家务农改造思想,因不堪农村的困苦和歧视,被迫带着妻儿老小一起浪迹江湖),他曾经告诉我,在一九五八年在青海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曾发生过一场藏民反抗中共当局暴政的大规模“暴动”(实为起义),后被中共当局调遣大量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事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许多参与和同情起义的人以及与他们有关连的人都惨遭批斗、监禁和处决。
 
一九八0年夏我为生计浪迹到宁夏南部六盘山下的一个小山村时,工作不是十分繁忙,空闲时间较多,由于在学校养成的喜爱运动的习惯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我时常抽空到附近的山上去玩。我在山上看到一些人工挖掘的壕沟和好几座被废棄的村庄,村庄里空无一人,除少数房屋因年代久远、无人居住已坍塌之外,大多数土坯构建的民居依然默默地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下,似乎想向偶尔来到它面前的人们诉说村子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悲壮而恐怖的往事。
 
回到我所住的窑洞里,我把我在山上看到许多壕沟和一整座一整座废弃村庄的事去请教我的房东穆连贵老大爷。他以一种悲愤凄凉的神态向我讲述了“解放”后这里发生的三次回民反抗中共当局暴政起义的往事。穆大爷说:那些壕沟是起义的回民们挖掘的塹壕,起义被中共当局残酷镇压下去后,当地回民除战死的之外,剩下的男性回民不论老少都在“镇压反革命叛乱宣判大会”后被残酷处决,村子里剩下的老、幼和中年妇女因在当地无法生存,只好远走或远嫁他乡,这样就只剩下你看到的那一座座空无人迹的村庄和塹壕。
 
我当时好奇地问穆大爷,你怎么没有被杀掉?穆大爷说他们村子的回民与参加“暴动”的回民分属不同的教派,所以他们当时没有参与,才未遭杀害,但被中共当局强迫参加镇压后的宣判大会,当局以宣判会上当场处决参加暴动的回民的血腥场面,对他们这些未参与“暴动”的回民进行震慑。
 
这两件事不仅使我对前赴后继、不畏强权、勇于牺牲反抗中共暴政的藏民、回民产生了由衷的钦佩。我还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们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扑后继反抗中共暴政的壮举,必将载入史册为后人所铭记,并将极大地鼓舞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更勇敢地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
 
自汉唐以来中华文化一向自视甚高、唯我独尊,一贯以天朝自比,将所有其他国家、民族均视为未经开化的蛮夷而加以丑化和鄙视,到清朝末年在这方面更是发挥到极致,不仅继续以天朝自居,顽固抵制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并将这些先进的东西一概视之为奇技滛巧而不值一顾。直至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英法联军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中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后仍不能自省。
 
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在这些方面有所改进,也开始吸收、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上的一些先进成果,但因连年的军阀混战、中共的割据暴乱、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共内战使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付之东流,未能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
 
到一九四九年以毛译东为首的中共统治中国大陸之后,毛和中共将中国固有的封建奴隶主义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残酷的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在中国建立起一种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统治,把中国的封建奴隶主义精神发挥到极致,这个政权和满清王朝一样自大狂妄,自认为是世界共产革命的中心,自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治制度,毛泽东也以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自居,在国内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状况之下,居然大言不惭地一再宣称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毛和他的帮伙们居然不知道他们统治下的中国劳苦大众所处的水有多深?火有多热?
 
直到现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贫富悬殊、贪污腐败无处不在、官匪一气、黑社会横行霸道、社会不公、诚信、道德沦丧、环境污染已严重到不仅危害当代民众而且危及子孫后代的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黑暗社会,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改革进取,仍然顽固地维持并加强其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仍然抵制拒绝接受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仍然拒绝吸取世界先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改善民生方面成功的经验。不仅如此,中共当局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其恬不知耻实在与毛泽东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劳苦大众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
 
其二是:在人类历史上越早诞生的文明,它产生时受当时人类所具有的生产能力、生产生活方式、科学技术、文化水平都十分原始、落后的局限,此时产生的文化、法律、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社会结构、统治方式、习惯传统等上层建筑,都是与这种原始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科学文化水平技术相适应的,这种上层建筑在当初尚能适应这种文明,并推动这种文明的发展。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进步,这种早期建立起来的原始落后的上层建筑,逐渐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最终这种为适应早期原始、落后的生产、技术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结构而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便成为了阻碍这个社会、这种文明继续发展的阻力。
 
此时在这种文明稍后诞生的新的文明,在它诞生的过程中能夠迅速吸取前一种文明在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和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先进成就,而这个新的文明又没有前一种文明所具有的那种原始落后的上层建筑的束缚,这使得这一新起的文明,能以一种比前一种文明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步,并超越前一种文明。
 
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埃及地区,在将近七千年之前埃及便出现了早期的奴隶制国家。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与当时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原始落后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制、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传统习惯…等),这种上层建筑推动了埃及早期奴隶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当时的埃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统治机构、创造了象形文字、在建筑、绘画、雕塑、冶金、制陶、造船、农牧业、手工业、纺织…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现代考古发掘出的当时埃及的建筑、绘画、雕塑、天文、历法、数学、金铜制品、陶器、工具…等,其规模之宏伟、制作之精美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隨着埃及奴隶制社会的手工业、农牧业、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埃及那种为适应早期原始落后的社会状态而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埃及奴隶制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这种早期形成的上层建筑,已经由初期的适应埃及社会的发展的需要,逐渐蜕变为阻碍埃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继续发展进步的阻力,从而导致古埃及文明逐渐走向衰落。
 
在大约六千年前,在距埃及不远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带)一个新的人类文明诞生了,六千多年前美苏尔人、阿卡德人便在那里定居,从事农牧业、渔猎、制作陶器、冶煉铸造青铜器、建筑塔庙并产生了原始宗教和契形文字。到大约五千年前两河流域出现了奴隶制城市国家的雛形,直到四千年前巴比伦统一两河流域建立起一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这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在吸取了古埃及在手工业、农牧业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之后,由于不存在固有的落后的上层建筑的束缚,所以巴比伦得到比埃及更为迅速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文明古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都超越了埃及的水平。
 
到巴比伦国王汉漠拉比统一整个巴比伦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之后,汉谟拉比制定了人类社会第一部完整的奴隶制国家法律─汉谟拉比法典、兴修了纳尔─汉谟拉比渠、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造了完善的灌溉扬水系统、广泛使用青铜器、推广使用带有播种漏斗的改良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汉谟拉比还提倡对内、对外贸易、使用白银作为商品交換的货币。巴比伦的冶金、造船、建筑、手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巴比伦还创造了契形文字,使文学创作得以繁荣;在科学技术上巴比伦也取得了比埃及更伟大的成就,其中以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影响最为深远巨大,巴比伦创造的十进制计数法一直沿用至今,又创造了六十进制用于计祘圆周和周天的度数,也用于计时,这些都沿用至今。当时的巴比伦人已能运用毕脱哥拉斯定理进行几何计算、能计算截头方锥体体积、在代数上已能解三元一次方程、在天文学上成就尤为巨大,巴比伦人已能区别恒星、行星并为当时已知的五大行星命了名、把星分为星座、还能预测日、月蚀和行星会冲现象。在历法上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一年三百五十四天并会设置润月以适应地球公转和月球绕地球运转的差数,这种历法已十分接近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公历”;到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时代,新巴比伦城建筑宏伟、塔楼林立、幼发拉底河上建有沟通两岸交通的石桥、王宫建筑豪华、雕塑精美,宫中建有号称世界七大奇迹的悬苑(又称:空中花园)、巴比伦城内有石板铺成的马路穿过用琉璃砖嵌成兽形装饰的伊什塔尔神门。马都克神庙有高达九十米的七级梯形塔,塔顶四周供奉着马都克神的金像,新巴比伦的城堡、宫殿建筑代表了当时世界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
 
隨着巴比伦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巴比伦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当巴比伦社会进一步发展时,这些在巴比伦社会发展的早期建立起來的上层建筑,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巴比伦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最后这些巴比伦社会发展早期的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已沦为阻碍巴比伦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自此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无比辉煌的世界第二大文明古国巴比伦逐渐走向衰落。
 
隨后在大约五千年前在印度的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兴起了世界上第三大文明古国,在印度古文明发展的初期,它通过中亚、伊朗地区吸取了巴比伦先进的生产、文化科学技术在没有旧有的上层建筑的束缚之下,印度在生产、文化科学技术、美术、建筑…等诸多方面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文明古国。
 
再后到将近五千年前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孕育出了人类第四大文明─华夏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在四千几百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禹建立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到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汤推翻夏桀建立商朝,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进入鼎盛时期,生产、文化科学技术在吸取了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先进的生产、文化科学技术的情况下,又没有固有的落后的上层建筑束缚,这使得华夏文明迅速超越了在它之前的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从汉、唐华夏文明发展到鼎盛时期起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华夏文明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先进行列。
 
以前中华文明往往被看作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相隔绝的一个封闭体系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单独成长起来的一种文明。隨着四川成都地区“三星堆”、“金沙”、新疆罗布泊地区“小河文化遗址”等处早期中华文明遗址的发现,这种观念被澈底推翻了。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珍贵的文物带有明显的埃及、巴比伦文化的色彩,那里出土的许多青铜面具和人像高鼻大眼带有明显的雅利安人、中西亚人种形态;那里出土的金面具、包金权杖、金面罩都可以看出深受埃及文化的影响;对太阳神的崇拜,也深受埃及和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直立人像,头顶所戴的花冠正中有一圆形太阳标誌表明它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还有出土的五辐青铜太阳轮和制作精美令人惊叹不已的圆形金制太阳神鸟、高大的青铜神树上棲息着十个像征十个太阳的神鸟,这些无不显示出和埃及、巴比伦一样的对太阳神的崇拜;青铜神树上的人面鸟身像,也显示出它深受埃及、巴比伦文化中人面獸身像的影响。
 
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之南约60公里、东距楼兰古城遗址175公里的沙漠中,一条干涸的小河畔的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沙丘上发现了一片3800年前的古墓葬群,是瑞典探险家于1934年发观的,近年考古队重新找到了这个墓葬群,并对它进行了仔细的发掘研究,那里埋葬的人大多具有典型的印欧人种特征,然而其中有些人经DNA检测发现同时具有印欧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基因特征,这表明这里的印欧人种已与中华内地的蒙古利亚人种通婚、墓葬中出土的衣帽、饰物、用具、工具兼具印欧西亚文明和华夏文明的特征,这表明两种文明在这里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小河”、“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和研究结果雄辯地证明华夏文明不是在一个与其他文明隔绝的封闭体系里发展起来的文明而是深受更早的北非、西亚、印度文明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
 
在地处欧亚非交界处的爱琴海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中各岛屿、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是古爱琴海文明、希腊城邦文明的诞生地。大约在四千五百年前在克里特岛便出现了早期的米诺斯文化,那是金属工具和石器并用的时代,此时那里的原始公社已开始逐渐瓦解,到将近四千年前,那里开始出现早期奴隶制国家,由于地理位置邻近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地区,所以此时出现的早期爱琴海文明,从出土的铜制工具、武器、陶器、石刻器皿、印章、象牙雕刻、象形文字都可看出深受古埃及文化和古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希腊半岛的早期文明时代,与克里特文明年代相近,最早也诞生于将近四千年前,此时希腊半岛地区出现了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类似王宫的建筑。在三千五百年─三千六百年前阿卡亚人在希腊半岛中南部,创造了光辉的迈锡尼文化,从出土的文物看迈锡尼文化深受克里特文化、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影响。爱琴海地区文明诞生之初,便很快吸收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先进的生产、文化和科学技术,而本身又不存在埃及和巴比伦早已形成的、已经阻碍埃及、巴比伦生产、文化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束缚,所以后起的爱琴海文明便以比埃及、巴比伦更快的速度发展,并迅速超过埃及和巴比伦的发展水平。
 
以希腊、克里特为代表的爱琴海文明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形成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奴隶制城邦国家,这些国家不仅在生产、贸易、航海、文化、科学、技术上取得了超越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的极其辉煌的成就,而且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出现,更是奠定了影响深远、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爱琴海文明对人类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以意大义罗马为代表的欧洲文明是继上述四大文明和爱琴海文明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诞生之初便吸取了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和爱琴海等文明古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文化科学技术成果,在没有保守落后的上层建筑的束缚之下,欧洲文明迅速发展并超过上述五大文明地区走到了世界发展的最前面。
 
从上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所显示出的规律可以看出:阻碍一种文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阻力,来源于这种文明、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历史上所形成的上层建筑,也就是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治体制、它的思想意识、它的文化传统、习俗和它的主流价值观念。一个国家只有打破束缚它发展的旧的上层建筑之后才有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看看下面两个典型的例证:一个是日本:日本虽于一八六八年开始了一场明治维新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等诸多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促进了内外贸易、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走到了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前面。但因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旧的上层建筑并未被彻底摧毁,象皇权、封建贵族势力、军阀势力、武士道精神、带有封建和军国主义色彩的财团势力及与这些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习俗仍在阻碍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被美国占领,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主导之下,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日本旧有的上层建筑如:军阀、封建贵族、财团势力、社会政治结构、军国主义及与这些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并把美国成功的先进的多党议会制民主政治体制引进到日本,使日本接受了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标准,战后的日本建立了先进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后,又迅速吸取美国、西欧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和资本,在没有旧有的落后的上层建筑的阻碍的情况之下,日本的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比欧美先进国家更为迅速的发展。日本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之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经济上不仅超越了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且一度直逼美国。
 
当然这其中除了上述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三个次要的因素在导致日本战后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也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举国上下一致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为日本培养出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国民,这使战后的日本有可能迅速吸取欧美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并使之成功地转化为生产力,才使得日本战后在盟国轰炸的一片废墟之上,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取得超越欧洲接近美国的惊人的巨大成就。
 
二是:一九五0年金日成发动的侵略韩国的战争,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在三年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得到了大量后勤物资供应订单及后勤服务收入,这対于战后处于困境的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是:战后日本在美国的要求之下,采取了明智的放弃军备、置日本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的国防政策,这不仅成功消除了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疑惧,为日本商品进入世界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扫清了障碍,放棄军备还使日本能将本要投入军备的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资金、物资、工业设备转而投入到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之中,从而大大促进了日本经济、工农业生产、文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日本成功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因此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正是因为战败了,才导致它战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如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了,那么,可以断定它可能仍然在皇权、封建贵族势力、军阀势力、垄断财团势力、旧有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势力的重重束缚之下,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而缓慢地前进着。
 
另一个例证就是中国,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尽管在强敌压境(日本和苏联)、共产党武装割据、各省军阀虽名义上归附中央,但许多省地方势力仍拥兵自重的内外交困的状况之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仍努力试图推行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的改革,以期在中国实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使中国走向民主化、现代化的道路,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由于几千年来的奴隶封建集权统治所形成的奴隶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封建地方势力、带有封建色彩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奴隶封建社会的价值标准……等,在辛亥革命后没有被彻底摧毁,再加上内外交困的社会现状,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教育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有的甚至无法贯彻实施)。尽管如此在蒋介石先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不懈努力之下,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这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註:1]。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所损害的必然是封建地方势力、地主、买办、官僚、垄断财团及军阀们的利益,而国民政府赖以推行这些改革计划的从上到下各级行政机构,又基本上被这些改革要损害他们利益的这一些人所掌控,这就注定了国民政府所推行的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的改革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果、有的甚至根本无法开始实施。
 
由于内外交困的客观环境的制约及国民党、国民政府主观上的一些原因,使国民党、国民政府始终未能有机会、有时间痛下决心、大刀阔斧彻底摧毁旧中国带有浓厚奴隶封建主义色彩的上层建筑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束缚,从而导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社会弊端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和缓解。这些社会矛盾、社会弊端反而被中共加以誇张、利用作为煽动民众反对和攻击国民政府的炮弹,最终导致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在大陸的溃败。
 
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之后,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对在大陸的失败,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反省、检讨。认识到封建地方宗族势力、官僚派系势力的内斗、地方军阀的残余势力、奴隶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是推行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阻力,如不把这些阻碍社会进步的旧有的落后保守的上层建筑彻底摧毁,任何改革都无法实施下去,中华民国也不可能走向繁荣、富强、稳定,中华民族也不能复兴,更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排除重重阻力痛下决心清除封建地方势力、清除官僚派系势力、军阀残余势力、清除奴隶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为此以蒋众石为首的国民党将许多党国元老、封建地方遗老、高级将领(多为地方军阀势力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内各派系大佬几乎全部清除出领导阶层。为减轻这些人的不满和反抗,给予这些人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衣食无忧,有些还冠以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参议等荣誉头衔加以安抚。不让这些势力的代表人物再参与或干预政事。这些党国元老、封建地方势力、地方军阀、官僚们离开了自己在大陸的地盘,已无法再象过去在大陸那样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抗,除了接受上述的安排之外别无选择。于是一大批原来在大陸时期声名显赫的党国元勳、地方封建大佬、高级将领、政府高官、派系头领纷纷退出政治舞台,有的出国当寓公、有的赋闲在家著书立说、有的转而兴办实业、有的干脆在家含饴弄孫颐养天年。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从留学生、大学毕业生、年轻党、政、军干部中擢用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富有进取精神、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中、青年才俊进入党、政、军各级领导阶层。这些人成为国民政府推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改革的中坚力量。此外台湾被日本统治长达五十年之久,台湾本地的地方封建宗族势力、地方豪強势力远没有大陸的強大,台湾光复后日本的统治势力被彻底摧毁。由于以上几种原因使得国民政府在台湾推行较为彻底的一系列改革所遭受的阻力远比在大陸时要小得多。
 
此外中共当局一再发出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威胁,如同一把悬在所有台湾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使所有台湾人不论政治观点、所属派系、所属阶层如何都一致感到,我们再不抛弃一切政治歧见和一党、一派和一己之私利团结一致,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改革以增強实力、改善民生。中共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就会落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头上,中共带给大陆民众的令人恐怖的深重災难,也必将降临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头上。正是这种对中共恐怖统治的恐惧,增強了台湾人的凝聚力、增强了国民政府和台湾民众进行彻底改革的紧迫感。因此大大减少了国民政府推行各项改革措施的阻力。在这种状况之下,再加上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适合社会情势的改革措施,使得台湾社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成就,台湾已成功步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陸的溃败,也就没有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成功。台湾与日本一样之所以能从失败走向成功,正是因为失败几乎彻底摧毁了台湾和日本社会旧有的阻碍其社会迅速发展、进步的保守落后的上层建筑之后迅速吸取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在没有(或很少有)旧的、落后的上层建筑的束缚之下,使得台湾、日本的社会得到了比西方国家更快速度的发展。当然这还与台湾、日本的执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适合形势和国情的政策有重大关系。
 
反观中国大陆,在中共当局占领大陆之初,旧的带有浓重奴隶封建色彩的上层建筑已被摧毁、地方封建宗族势力、旧的官僚、军阀势力已被彻底打倒或被逐出中国大陆。此时大陆民众因不明中共底细都对中共抱有巨大的期望,期望中共从此带领大陆民众在连年战乱的废墟之上,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化的新中国。此时在大陆民众之中蕴藏着巨大无此的建设新社会的热情。此时的中共当局如能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认真吸取西方先进国家建设民主社会的治国理念、接受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现代先进的民主政体、吸收西方先进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工农业生产、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先进战果,正确引导和利用大陆民众潜在的巨大的建设新社会的热情。那么,中国大陆也必将取得与日本、台湾同样迅速而巨大的社会进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共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这样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那帮充满奴隶主义、封建主义意识的领导人的头脑里,又加上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斯大林的专制恐怖、残酷斗争、剝夺个人的一切权利和尊严、蔑视人的生命的邪悪思想观念。这使得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的所谓“新中国”是一个比他们在大陆推翻的带有浓厚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社会更加反动、更加黑暗、更加落后、更加残暴、更加恐怖的带有浓厚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特色的、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极端的奴隶封建主义社会。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式共产极权独裁统治。毛和他的帮伙把“解放”后数以亿计的大陆民众爆发出来的建设新社会的巨大热情白白地耗费在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大煉钢铁、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个接一个永无休止的运动和彼此斗来斗去之中。给中国大陆、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无穷的惨重的災难。
 
一九七八年后邓小平推动的所谓“改革开放”,不过是为了挽救、延续和维护中共一党独裁专制的共产极权统治和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而采取的一些经济上的改革措施(这些被中共当局大肆吹嘘的所谓“改革”举措,实际上不过是把中共统治大陆后倒行逆施所废除的私有制和经济上的市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恢复而已),不过是一些不触及中共一党独裁的共产极权统治和中共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措施。其结果是以牺牲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牺牲内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牺牲子孫后代的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取得了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畸型发展和表面的虚假繁荣。内地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发展陷入停滞、落后状态。这种以维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和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进行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另一结果是大量社会财富被中共统治集团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国营垄断企业的负责人和他们的家属、亲友和子弟所侵吞。广大底层民众陷入摆脱无望的持久贫困之中、社会行政势力与黑社会势力勾结横行霸道、官商勾结、贪腐盛行、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社会矛盾层出不穷。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状,中共当局一面尽力粉饰太平隐瞒真像、掩盖社会矛盾,一面对外也宣称要继续改革,温家宝总理一再对外宣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然而你敢进行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攺革吗?任何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极权统治的终结。更何况任何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会损害中共统治集团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你能够依靠从上到下的各级共党官员会去认真实施那些直接损害他们私人利益的政治经济改革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时至今日中共独裁统治集团已陷入两难的困境: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必将意味着它将被觉醒起来的、深受其害的民众毫不犹豫地抛进人类历史的垃圾堆。不进行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又难以为继。中国大陆社会的出路在究竟何方?也许我们可以从世界文明古国的兴衰和台湾、日本从失败走向复兴和迅速崛起当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啓示。
 
          一真溅雪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于弥勒江畔
 
[註:1];在这十年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力所能及的重大努力,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在此期间中国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了9%左右、修建了数万公里公路、约八千公里铁路、完成了从中央直到地方保、甲的较为完善的各级政权建设、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法律制度、在引进了大量外资和外资企业的同时,民族资本工商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建起了基本的军工企业,并修建了几条国防线,为日后不可避免的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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