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29/2020              

陈永苗:保守主义革命

作者: 陈永苗

 
 
八九之后,国内被踩刹车踩得过于严重,因此赶不上时代变化,国际大气候的全盘塑造性影响才是决定性的,终局的,国际包围国内孵化。国内只能社会重建。
 
保守主义传播几十年后才成为大潮,下棋都是几十年的跨度,这才是政治。下一颗棋子,种下一个种子,在地火的喂养中,在地下和地表蔓延开来,织成一大片森林和草地,形成森林里的统治者只要条件具备,随时可更替之势,这才是政治。
 
在我看来,保守主义已经不承担推动政体层面的变革问题,而默认改革已死,已经只致力于社会重建。既然已经止致力于社会重建,那些对政体改革已死的绝望和怨恨,就不应该气撒在保守主义头上。
 
近二十年来,我所推动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符号,例如维权、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占房运动、沉船计划等等,以及未来五年要推动的美国民国共同体,它们涉及的是整个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格局的改变,而不是私人化的信仰问题。要的不是个人启蒙立场改变,而是政治格局的改变。
 
八九之后,启蒙已死,知行分裂,人们渴望诉诸于行动,92市场经济是行动渴望之洪流塑造市场经济身份以蓄洪;98新左派是行动渴望之洪流在知识学院体系内塑造身份以蓄洪,2003年维权是行动渴望之洪流在民间塑造社会身份以蓄洪;接在维权路径屁股后面的基督教潮流,是行动渴望之洪流在教会中塑造身份以蓄洪。这些都渴望超越八十年代的启蒙,洪流指向行动但最后被迫回流于身份塑造。基督教宪政也是保守革命的一个部分。保守革命本来就有,需要的是标签出来。
 
对于英国普通法大师马修.黑斯而言,政权来了又走了,普通法还在坚持。圣经里说,国王们在上帝手上如水流转。法律人或者法政系高于朝代更替,当然也有低于朝代的依附于某一特权的。但是法律人或者法政系就应该像英国普通法判例一样,既有具体案件部分的法律适用,又有超越具体案件的普遍规则,它超越具体案件,超越特殊性,抵达普遍性,并趋于永恒。施密特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指出,法律人既是改良的,也可以是革命,既是保守的,也是激进的,它穿越改良与革命。我甚是批判法律人或者法政系充当改革派或者改革教信徒,拼命捍卫改革,贬低了亵渎了自己的位格。
 
例如维权,说它是改良,它就是改良,说它是革命的预备,他就是革命的,从民法权利向抵抗权滑动。香港的大规模上街,又是改良的,又是革命的。二者混合纠缠不清,才是准确的。
 
当年的维权提出,在于“有宪法没宪政”的局面推动。放到民国初年五四运动后号召新村运动以及各种社会重建,也同样在于“有宪法但宪政有限”。二者都是民众参与的方式问题,人民主权在特定历史阶段中规定人民以各种方式得以在场。从启蒙到行动,是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之后和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人民以何种方式在场问题所驱动的,启蒙太多了,就要求行动,要求维权参与。制定宪法是容易的,但民众何以参与促成宪政,以解决“有宪法无宪政”的困境,是艰难的。维权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私法建国模式。
 
长期的诅咒批判体制,确实很口炮党很烦人。没法革命也是一个事实,没法热革命,就在冷革命中保守主义革命。
 
除了诅咒批判体制之外,我们还可以把不是在批判诅咒的,而是在重建社会的工作,不知名的,暗地里的,挖掘出来贴上标签,形成共识。这是一种共同行动形成的共识,是做出来的共识,而不是说出来的共识。
 
维权的保守主义
 
98民主党之后,组反对党转型模式就不可能,于是我们从互联网崛起的新一代就思考突破。维护权利运动成为新的,下降门槛的突破口,说成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我命名了维权一词,得到了极大的推广,让民运获得了预备军。
 
其后十来年我写了近一百万的维权理论文章,把民运与维权,改革与革命等等争议梳理调和清楚。还调和左右之争,轻视立场遏制立场分裂冲突在共同行动中形成共识。
 
陈子明老师生前主编《百年宪政文本》时,就维权部分找我要稿子。我们讨论了维权与宪政的关系。我说我命名维权一词至少给了一直存在的维权一颗自觉之心,从自发性变为自觉性,没有命名维权,维权也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的。但是是自发性的行动。命名它就是从混沌中唤醒,获得自我意识和主体性。这里模仿的是马克思和卢森堡关于革命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区分。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政治立场的表达,抗争性姿态的表达,即使获得无数掌声,也是没用的。我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胜利目标的抵达,而不是姿势以及姿势获得的声誉地位和掌声。
 
对于保守主义而已,可保守的,保守之;不可保守的,不保守之。82宪法和大陆法律在维权中,是为了暴露其不可保守性,姑且用一下,让其最后暴露其本来的法律虚无主义面目和刀把子的真相,让改革以来的虚假希望破产。飞起临门一脚让法网破。这一些都是早期维权命名讨论时的共识。这里是一个光明正大的阳谋。海德格尔说,极权主义只有在总体性再次复兴之后,才会消亡。也就是必须有一次回光返照。as if(仿佛)有效不等于有效。当预设宪法有效论作为前提,是大错特错。而是应该预设维权行动作为前提,有效无效的问题搁置,共同行动塑造共识,也许有效也许无效,当然现实经验一定是玩一下,法治论就破产,由虚假希望变为绝望,这已经是十余年维权律师团体中每天都发生的事情。
 
我在《二十世纪的“私法即法”》中,致力于证明,即使站在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基础上,一样可以导向法治。站在作为法西斯注意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主导和上升的潮流之上,可以有法治与法西斯两条方向之争。即使德国法西斯掌权,法治还是与之竞争夺权,构成咄咄逼人随时上位取而代之的替补者。
 
施密特原来反法西斯的,后来加入法西斯。大概出于冯道六朝为相在乱世中守护世道的意图。法治理想给了法律人在法西斯统治时代里一个自我保护的壳,如冯道那样促进法治的尽可能进步,又屈服又没有屈服。类似于内心不服从。
 
光法治这个口号,容易自我摧毁。体制会以法治的形式反法治。需要从法治到民国。维权律师搞两天法治,就会发现搞不通,转而怨恨。
 
所以就是要找体制无法收割征收利用的东西。体制什么都能收割,一收割又归他。这种事情在过去几十年内举不胜举。猫玩老鼠一样。一开始做事,还有公共效应,围绕着民众利益,到了后面就迫害,一迫害就自卫,天天围绕着自己活下去坚持下去,根本无法展开手脚,然后光维自己权了,没法为大众维权。维权运动根本就丧失目的,变为一小拨人的自娱自乐,内卷化,不再具有政治运动的性质。须知政治是为大众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讲82宪法分成三块,一是宪法序言,涉及中共领导的制宪权和垄断性的政治决断;二是体制政体安排;三是人权法案。把人权法案写入宪法,利用人权的神圣性来提高神话前二者神圣性,是宪法之所以成为宪法的伎俩。就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人权来说,有没有规定入宪法都是神圣的,所以需不需要强行加持82宪法有效性,实际上没那么重要,民间即使当作神圣的也不能阻止官方违宪侵权,既然官方一直违宪侵权,剃头担子一头热,扁担一边挑不起,强行加持82宪法有效性注定会掉到坑里被“活埋”。
 
保守革命
 
我在《美国宪政的隐秘根基》、《以保守主义的方式发动和遏制革命》等十来年的系列文章中描述了民众维权在内的“保守革命”潮流。同时在维权中凸显一种国家政治神学的在场。依法维权就足以证明政治神学的私法表达,为其活生生的实践和实现。政治神学的私法表达是民族的政治统一性或者同质性的要求,它对维权所依据的“私法即法”传统提出超验的政治神学维度的要求,对政治神学提出转化为私法,阻止国家法的过分公法化的要求。
 
拉斐尔.格罗斯在《卡尔.施密特与犹太人》中说,政治统一性必须由神所创造的民族法律所引导才能实现。
 
与施密特关系紧密的新教政治神学家施塔贝尔正是根据民族法律理论来回答“德国保守革命”的主要问题。在一战之后,“德国保守革命”提出在德国完成政治统一,乃至找出代表性意见。
 
“保守革命”是民族法所驱动的。中华法系的法制史,并未为当代中国的“保守革命”提供正当性叙事的背书,只提供民族主义伦理的激情。因此,用来支撑当代中国“保守革命”的民族法,是晚清以来移植进来的西方法律传统,有着普世性的法律传统,经过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之化合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的民族法。所谓鲁迅说的,越是世界的,就越会是民族的,放在这里神奇地契合。
 
如在葛兰西处,意大利的“保守革命”叫做“消极革命”。
 
施密特的学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瓦尔德马尔.古里安描述了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以来的保守革命潮流。1933年德国革命是该保守革命潮流范围内。从美好意图和德国人的朴素历史观出发,纳粹之第三帝国中也可以蒸馏出“保守革命”的正面价值。如果纳粹止于对外征服之前和没有犹太大屠杀的话,可以说成是担纲德国“保守革命”的政治力量。施密特的学生阿米尔.莫勒在1949年写成学位论文《德国保守革命》,将施密特在内的知识分子看作是与“真正的纳粹”相区别的关键词“保守革命”的体现。当纳粹政治偏离原教旨精神之后“保守革命”在纳粹德国之外支撑了“另一个德国”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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