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4/2020              

余东海:爱民有道君知否

作者: 余东海

 
 
一、从两个成语说起
 
 
记得古龙说过一句话:朋友是拿来爱的,不是拿来利用的。东海学舌曰:人民是拿来爱的,不是拿来利用的。《大学》说“亲民”,孟子说“仁民”和“民为贵”,《尚书》说“敬从天命,怀保小民”,都是强调爱民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仁者爱人,仁政爱民,王道敬天保民。敬天必须立足于保民,保民是敬天的基本要求。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敬天不足以保民,不保民不足以敬天。有两个成语最能体现儒家对人民的关怀保护之情。
 
一曰爱民如子,爱护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
 
《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九即“子庶民”。刘向《新序·杂事》:“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
一曰视民如伤,把百姓看做伤病员一样。
 
《孟子·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赵岐注:“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 孙奭疏:“言 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视下民常若有所伤,而不敢以横役扰动之。”《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二、爱民有道要落实
 
 
仅有爱民之语是不行的,停留于话语的口号话、空洞化的爱民,是儒家道德和政治的大忌。仅有爱民之心也是不够的。爱民有道,必须知道如何正确地爱,有哪些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必须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中中正正地将爱心落实。落到文化、政治、道德、制度、法律、教育、经济、科技等等领域的实处。
 
爱民有道,首先要防止错误的方法,就像父母如果不能正确地爱子女,爱之适早已害之,所谓惯子如杀子。我在《正确对待人民和民意——儒家三忌和王道特色》(待发于《浙江儒学》)中指出:“在对待人民和民意方面,王道有三大忌:一忌唯民是从,二忌违道干誉,三忌逢民之恶。”这三种态度都不是爱民而是害民。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同样道理,儒家爱民,有其深沉之思和深远之计,有其常道、大义和要旨。《春秋》大义,就是围绕着爱民这一中心和主旨而展开的。例如,荣复雠、攘夷狄、恶战伐、重守备、诛叛盗、贵得众、贵正己、贵诚信、贵变改、贵豫、谨始、重民等等,根本目的无非为了爱民保民。
 
孔子说“庶之富之教之”(《子路》第九章),庶之是富庶人口,让人口不断增长;富之是引导人民致富,提供社会保障;教之是以仁为本的文化启蒙和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这是儒家自古不变的为政要旨,也可称为爱民三要素。
 
《尚书》的“正德、利用、厚生”也是爱民三要素。正德,正己之德,不断提升政治道德,这是“教之”的前提。利用是利物之用,厚生是厚民之生,都属于“富之”的范畴。
《孟子》第一篇孟子教训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导致一大误会,认为孟子不言利。其实孟子反对的是“后义而先利”和“上下交争利”,而其仁义本身就涵盖了利。在政治上最大限度地利益人民,维护民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正是王道仁政题中应有之义。
 
“正德、利用、厚生”出自于《尚书·大禹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大意是说,大禹对舜帝说,啊!帝要深思呀!道德体现为美好政治,政治落实为养民之道。水火金木土谷六府好好治理,正德、利用、厚生三事要好好配合。这九件事功顺利有序,九事有序,就能获得百姓歌颂。用休庆引导人民,用威罚督导人民,用九德之歌勉励人民,就可以让人民不会败坏。
 
可见王道政治,并非一味宽容,而是宽严并行。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宽严相辅相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又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
 
严以治吏,不是治小吏,更是严治上官。王夫之指出:“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
 
只有“严之于上官”,才能收到最好的政治效果:“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隶,皆喙息而不敢逞。君无苛核之过,民无讼上之愆,岂必炫明察以照穷檐哉?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王夫之认为,朝廷很难具体掌握胥吏的贪腐情况,只有上官以身作则做出表率,才能对胥吏产生直接的预防效果。如此则朝廷减少了监察的烦扰,百姓减少了诉讼的烦恼,社会稳定水到渠成。
 
“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是爱民的正道,适合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最可怕的政治是倒过来,严以治民,宽以养吏。那就完全反常了,始而民不聊生、继而官不聊生就是必然的结果。
 
儒家爱民之道,原则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具体要求可以举出很多。例如,要礼不下庶人,不能以规范精英的礼制苛责民众;要保障民有恒产,不许与民争利;要尊重民意和民之好恶,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选贤与能,以直措诸枉,让贤能之士居于上位以敬天保民。
 
要明德慎刑,德主刑辅,疑罪从去,疑赏从予;要以礼止刑,绝恶于未萌;要勇于惩恶罚罪,义刑义杀义战;要爱有差等,以本国之民为主,先爱本国之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考虑异国之民……等等等等,兹不一一。
 
三、尊重人民言论权
 
 
爱民,还要尊重人民的正当、必要的权利。
 
人权自由、人格尊严和国格尊严成正比。人权自由、人格尊严和国格尊严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三要素,与国家的文明度、美好度、强盛度、凝聚力、影响力、号召力正相关,与人民的幸福度、社会的和谐度正相关。
 
人民没有人权自由就没有人格尊严,国家最大也就没有国格尊严可言,如前苏联。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国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这个国家疆域虽小人口虽少也是伟大的,如以色列。
 
在四大自由权中,言论权最为根本。儒家政治不唯民意,但尊重民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尊重民意就必须维护民众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是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一个古老的传统,自上古流传下来。
 
《史记·文帝三年》说:“古者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大意是,古代圣王治理国家,朝堂中设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所以能通达治国大道,让臣民大胆进谏。
 
反对周厉王防民之口和赞肯子产不毁乡校,从正反两面表面了儒家对人民言论权的尊重。《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中召公劝谏周厉王的一段话,介绍了王道政治言路的畅通无阻和防民之口的严重后果。他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子产不毁乡校事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对于乡人聚会议政的乡校,然明主张毁掉,子产不同意,他说: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孔子看到子产这一席话,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意谓这就是仁政的一种表现。既然能施仁政,子产就不会是不仁之人。
 
召公和子产不约而同地把防民之口喻为防川。明朝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说:“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然哉。
 
四、爱民必须正君心
 
 
政治不仁,言路不通,民众多灾多难就是必然的。换言之,如果官民不聊生,问题一定出在上面,在上层建筑,或在意识形态,或在政治经济制度,或在领导集体和领导人。
 
其中领导人最为关键。故商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尚书·汤诰》)周武王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尚书·泰誓》)都是最高领导人引咎自责、勇担责任之语。
 
刘向在《说苑•君道》有一篇《夏禹王下车泣罪》:“大禹巡狩,见罪人,下车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王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大禹出巡遇见一个罪人,便下车询问并为他流泪。左右说:“那罪人不走正路,君王为什么要为他痛心呢?”大禹说:“尧舜的人民,都以尧舜仁爱之心为己心。现在我为君王,百姓却各以其私心为己心,因此我感到痛心。” 
 
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理。民众有问题,领导阶层先反躬自省,寻找问题的根源。刘向是大儒,他记叙的这个故事不论真假,说明儒家对这个道理认同。民众的问题,官场的问题,社会政治一切问题,领导人都负有领导责任。故儒家特别强调“正君心”。
 
 
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举贤良对策一》)
 
朱熹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朱文公文集》)
 
正君心即正政治之本,端正本源、根本。君心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君心端正则政治正义,一切无不正。《公羊》“元年春王正月”,何注:“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程颐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之仁与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发之于外也。”君心君德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政治制度和官德民风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君心正则无不正。
 
正君心就要纠正君王的错误。郭店楚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子思明确地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指出、批评君主不对不善,是忠诚的表现和忠臣的责任。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与子思所言一脉相承,都是正君心。
 
要正君心“格君心之非”,非大人不可。孟子曰:“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那些当政的人不值得去谴责,政治不值得去非议,关键在于“格君心之非”,这只有大人才有可能办到。国君仁,没有人不仁;国君义,没有人不义;国君正,没有人不正。一旦国君品行端正,国家就安定了。
 
在君主制下,君王的权位至高无上,正君心无异是最根本的爱民大法。
 
五、爱民须以民为本
 
 
正君心有道,君爱民、三界精英爱民亦有道,建设王道政治就是对人民最好最大最根本的仁爱。王道之所以特别爱民,是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民本。
 
《尚书》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本字有根本、本体、本位、第一位之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是民本思想的古典表述。故儒家忠君爱国是以爱民为基本前提的。
 
以民为本,意味着保卫人民比保卫国家更根本,保卫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民;意味着维护人权比维护主权更重要,维护主权的宗旨是为了维护人权。
 
以民为本,意味着其它皆末。相对于人民,国家、政府和君王的价值都是工具性的。对此贾谊阐述最为全面。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新书-大政上》)
 
贾谊用本、命、功、力四个概念论定人民的根本地位和巨大作用。四个概念中又以本字最为重要,命、功、力等字,都是本字的进一步说明。国家、君主、官员群体的命运好坏、功绩大小和力量强弱,无不取决于人民。
 
以民为本,并非泛泛地以民为主,而是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而在导德齐礼之前,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国民的同意,即政治合法性。
 
东海曾经提出“王道三主论”:主权民主,治权君主,教权儒主。体现“主权民主”的方式有二:直接选举即普选,间接选举即代议。儒式选举近乎西方代议制,民众选举议员,议员选举君主。民众对于君主,没有选举权但拥有否决权。这里的君主,泛指国家领导人。
 
六、爱不爱民看民德
 
 
国家、政府和领导阶层是否爱民,爱得是否正确深沉,人民是否被爱,被爱的程度如何,可以从人民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道德表现中观察和发现。孟子有一段话,论述了王者之民和霸者之民的不同特征。他说: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
 
大意是说,霸道政治之下的百姓欢喜快乐,王道政治之下的百姓心旷神怡,百姓被杀而无怨恨,获得利益也不知感谢。民众一天天趋向于善,却不知道谁使他们这样。君子经过之处,人们就受感化;心所存主处,便神妙不测,上下与天地之化同时运行,难道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王霸的爱民程度深浅有别。霸道也能行善恤民,但霸者德小,爱得不深,爱法不对,急功近利,恩泽表现于外,甚至可能逢迎民众,所以霸者之民欢天喜地。
 
王道因民之所恶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道大法天,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王者之德,享受王道而不知王者之功,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和谐幸福。皞皞,广大自得的样子,意谓从容不迫高度和谐。《正义》说:“此章指言王政浩浩,与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睹:是以贤者志其大者也。”
 
杀之而不怨,就是“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利之而不庸,他们得到利益而不知感谢。据《帝王世纪》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其辞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就是“利之而不庸”。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为之者当然是王者,王者为之有道,靠的是礼,礼乐制度和教化。《礼记-经解》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里的君子兼指王者和圣人。君子德大,过化存神,《中庸》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就是“所过者化”的表现。
 
孟子这段话也说明,民众的生活精神状态和幸福度是判断政治高低的主要标准。霸道之民,生活精神状态也不错,但不如王道之民更加和谐美好。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史记礼书》说: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
 
“罪人不尤其上”就是“杀之而不怨”。刑措不用,刑法放置起来用不着。刑措不用、家给人足、比屋可封等成语,都是用来描述古代盛世和王道政治的,这也是“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的表现。
 
注意,不要小看霸道。霸道要旨是尊王攘夷:不足以建设王道王制,但对王权有所尊重;不能耀德化夷而来远,但能抵抗夷狄侵犯。管子实践的就是霸道,孔子称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朱熹称其“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顾炎武说:“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霸道也有爱。董仲舒曾论及两者仁爱范围之异:“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仁义法》)霸者行霸道,逊于王者而又胜于安者、危者和亡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国之君只爱本国之民,危国之君只爱亲信之人,亡国之君只爱他自己。
《孔丛子·记问》篇记载“子思问于夫子曰”的对话中,谈到王霸之别和王道化民之效:
 
子思问于夫子曰:“亟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
 
严而寡恩,就是因为爱民之心不足,爱民之法不对。但比起让人民敢怒不敢言的各种形式的暴政来,霸道毕竟不无值得肯定之处,可以让人民得到一定程度的幸福,可以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拥护。故孔子在对管仲有所批评的同时也有所赞肯,说“如其仁,如其仁”云。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暴政之民又不一样,品德普遍低下。可见,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可不可爱,爱不爱国,取决于他们是否受到必要的权利尊重和政治关爱。
 
人民是否得到尊重关爱,不仅其德其智其表现大不一样,其对上层建筑和领导集团的态度也大不一样。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东海学舌曰,国之视民如手足,则民视国如腹心;国之视民如犬马,则民视君如国人;国之视民如土芥,则民视国如寇仇。
 
七、极权社会的民意特征
 
 
暴政有两种,一种是个体性的,暴君造成的。这种暴政比较单纯,没有文化背景思想根基,容易改良或革命。一种是文化性的,邪说暴政,相辅相成,为极权主义暴政,如暴秦、洪杨帮、前苏联等,分别有法家、拜上帝教和马学的支持引导。
 
暴政摧残肉体身,毁害国人之生命;邪说摧残良知心,毁害国人之慧命。极权主义暴政之下,民德民智特别低下。陆贾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其实,桀纣暴政是个体性的,桀纣之民最坏也有限,也远远不如极权之民。
 
极权之下,民日迁恶而不知为之者,或畏畏缩缩,猥猥琐琐,奴性十足;或野蛮凶残,暴戾恣睢,戾气十足;或见利忘义,损人利己,阴险狠恶;或恩将仇报,仇将恩报,善恶颠倒……诸如此类都是极权之民的常态。
 
现代极权主义之下的民德民智民意,都特别不靠谱,不可靠。以防民之口的方式和谐社会,以封锁信息的方式稳定人心,以封杀异议的方式统一思想,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方式解决问题,是极权政治的惯例。
 
这样制造出来的和谐、稳定和思想统一,真实性持恒性非常低,公开表达和调查出来的民意也非常靠不住。涉及政治问题,虚言假语、言不由衷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一种习惯和本能,一种习与性成的自我保护机制。
 
最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项长达十多年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当中所享有的支持率和满意度超过了93%。”我相信调查的真实性,但不相信民意的真实性。
 
极权社会,政府的民意支持率都很高。诸如斯大林、萨达姆、卡扎菲、金家三代、哈妹内衣等等,支持率不达百分百都不算高。这是极权社会民意的一大特色。道理很简单,暴力威慑、利益诱惑、信息封锁和谎谣欺诈之下,何求不得。其实93%这个支持率已相当不高。居然有将近7%的人有机会表示不支持不满意,可见社会比极左时代大大进步了,极权前面应该加个“后”字了。
 
 
当然,其93%中当亦不乏发自内心支持者。被深度洗脑者,丧失四端之心者,“诚于伪“(王夫之语)、诚于邪者,斯德哥尔摩症患者,对极权的支持不乏真诚。但这种真诚不具备良知的真实,缺乏持久的力量。小人无恒,其心意很容易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故极权社会的民意,兼具虚假性、短暂性和突变性,千夫所指、万众唾骂未必是坏人,万众敬仰、举国欢呼未必是善类。对同样的人,从万众唾骂到举国欢呼,从万众敬仰到千夫所指,可以朝夕之间完成。
 
202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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