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20/2020              

一真溅血:童年(2)

作者: 一真溅雪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父亲去长沙之后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住在汪山乡下很不方便,我们一家就从汪山搬到了重庆南岸一个叫葡萄院的地方,租了一位在重庆开银行的胡老板家二楼的几间房子居住,胡家的房子很大有两层楼,有点象四合院的样子,大门进来经过一过道就是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里左右各有一个花坛,天井四面都是两层的楼房对着大门的楼房有两进,前面正中是客厅,客厅最里面放有一座雕工精美的神龛,神龛里面供奉有描金的菩萨(是观音还是如来?我已记不得了),神龛前有一长条形香案,上面除供奉有胡氏历代祖宗的牌位外,还放有铜香炉、铜罄和一盏铜质嵌玻璃的长明油灯。四合院的后面是一个花园,里面除了各种花木之外还有假山,后花园围墙侧门的上方胡老板还专门为他那个喜欢兰球的儿子胡明金(经?)安了一个兰框,以供他儿子练习投兰用。我家租了进大门靠右侧二楼的一排房间居住。
 
离开汪山时将张奶妈(我弟弟的奶妈)、王奶妈(我的奶妈)和大师付老王都辞退了,将带不走的家具、日用品、杂物都分送给张奶妈、王奶妈、老王和张大爷。房子卖不掉,委讬张大爷照看,后来我们全家离开重庆时,母亲便把汪山的房契交给仍在重庆的三姑父母保管,以后便不知所终。
 
一九五七年我大姐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当时己改名为武汉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四川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当时改名为四川医学院)工作,从武汉经重庆去成都时,还特意到汪山去看了一下,原来的房子还在,已不知是何人在居住,只是屋前用石头砌筑而成的平台有的地方已坍塌,如今不知那所房子还在不在。
 
  我们在葡萄院的住处离舅舅一家的住处很近,我的大姐、二姐和哥哥都在附近的小学读书,我当时没事时常一个人到附近的菜市场、江边码头等地游玩,看卖艺人的表演、看人耍猴、变戏法,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特别喜欢早上和母亲一起到菜市场买菜,菜场上除卖菜之外还有各种早点供应,如豆花、豆腐脑、炸油条、馄饨、红油面、凉粉…应有尽有,那时的燃料除了柴草之外,许多饮食摊店都烧烟煤所以菜场上到处都充满了烟煤燃烧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气味,这种烟煤气味对于我印象之深刻,令我一生中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闻到烟煤燃烧散发出来的气味,马上就会想到葡萄院附近菜场上的那种味道和菜场上人头攒动、熙来攘往的情景。
 
我之所以乐于和母亲去菜场,因为每次母亲都少不了带我到那些饮食摊上去吃一碗豆花、豆腐脑或烧饼、油条当早点。印象最深的就是豆腐脑,一小碗热豆腐脑加上醤油、醋、榨菜末、芽菜末、豆瓣醤再撒上点葱花、滴上几滴香麻油或花椒油,最后再撒上一、二十颗油炸黄豆,吃起来又鲜、又香、又脆、又麻、又辣十分可口,价格又便宜大约相当于现在一块钱一小碗。
 
 到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学期开始的前几天,母亲把我叫到房里,拿了二十个铜板告诉我数数目从一到二十,并用铜板教我二十以内的加减法,母亲会先拿出一定数目的铜板叫我数是多少个,然后又加上几个或减去几个再叫我数结果是多少,就这样我在几天之内就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用数铜板进行的二十以内的加减法。母亲又教我写自己的名字,并告诉我:要记住自己的年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几个人、都叫什么名字……等等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老师可能问的问题。
 
母亲是个十分精明仔细的人,她事先已找到以前有过新生入学考试经历的家长打听清楚小学新生入学面试的内容,于是据此在几天之内把我全都教会了。报名面试的那天,母亲带我到附近清水湾一所醤油作坊旁边,一座小山半山腰上的小学去报名应试,由一位姓龙的中年女教师对我进行面试,先问我几岁、叫什么名字并要我用铅笔写出自己的名字,又把上面母亲教我的问题几乎都问了一遍,我早已牢记在心所以均能顺利回答。最后不出母亲所料,龙老师拿出二十个铜板,从中拿出不同的数目叫我数,我都数对后,又拿出一定数目的铜板要我数是多少,再要我加上几个或减少几个之后等于多少?我均能迅速准确地回答出来。龙老师非常满意,当我母亲的面把我誇奨了一番,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第二天发榜公佈录取的新生名单,我居然以第一名进入了这所位于醤油作坊旁边山坡上的小学。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虽是男孩母亲却给我留了一个“妹妹头”即前额剪齐至眉毛以上、两侧和后面都是齐肩的长发)。去报名时龙老师也以为我是女孩,后经母亲告知才知道我是男孩,因为那时我长得胖胖的,皮肤又白净、大眼睛、五官也还祘端正,又留了个“妹妹头”,学校的老师和工友都喜欢在课余时抱我到操场旁边的山坡上去捉蝴蝶、捉蜻蜓、摘野花,一位在学校负责打上下课铃的工友大约卅来岁最喜欢抱我去玩,他还会用一根细竹条挽成一个蛋形园圈绑在一跟竹竿上,再在竹圈上蒙上一个大的蜘蛛网(只需把这个竹圈往大蜘蛛网上一靠,这个蜘蛛网就被粘在竹圈上了),只要举起带蒙有蜘蛛网的竹圈的竹竿,往在附近飞翔的蜻蜓或蝴蝶一扫,蜻蜓和蝴蝶就会被粘在蜘蛛网上,他常用这种方法捕捉蜻蜓和蝴蝶给我玩。
 
后来母亲来学校时,看到别人抱着我到处玩,回家后怕我被别人拐走,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自己的爹妈,不要让别人抱你”。又对我讲了当时发生在重庆的一件令人恐怖的拐骗儿童的事件。说是有一位年轻的母亲不慎在过轮渡时,被人将她还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拐走了,这位母亲自己和亲友到处寻找也没有下落,后来这位母亲爱子心切到近乎疯狂的地步,每天带着亲友到轮渡码头上守候(她的孩子就是在过轮渡人拥挤时被拐走的),凡是带有婴儿上下船的,她都要去查看一下,好几天都过去了,也没有找到她的孩子,亲友们都认为这样找不会有结果,纷纷劝她祘了,可她始终坚持在轮渡码头上,从上下轮渡的行人中寻找。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伙人从轮渡上下来,其中有一位中年妇女怀里抱了一个包裹得很严密的婴儿(那时正是冬季),这位母亲上前便要查看那个婴儿,那个中年妇女和那一伙人坚持不让她查看,说是小孩患重病发烧不能吹风。这位几近疯狂的母亲和她的亲友们不顾一切地坚持要查看,双方争执不下,码头上执勤的警察和附近的民众都知道这位母亲的遭遇,都非常同情她,都对那位中年妇女说:你把孩子的盖头揭开让她看一下就没事了,此时这位母亲趁那中年妇女不备,很快伸手揭开那孩子的盖头,一看正是她丢失了好几天的孩子,正当她喜出望外时,那位中午妇女迅速丢下孩子和他的同伙拔腿就跑,无奈码头上人多跑不快都被警察和民众抓住,那位喜出望外的母亲从地上抱起孩子一看,只见那孩子双眼紧闭、全身冰凉,早已死去,只是肚子鼓鼓的,那位母亲立即从极度的驚喜变成极度的悲伤,抱着她那早已死去的孩子嚎啕大哭。后来警察发现那孩子肚子鼓得有点奇怪,打开一看原来肚子里内脏已被掏空,里面塞滿了从挖大的肛门里塞进去的鸦片。原来这是一伙鸦片走私犯,专把拐来的婴儿弄死后取出内脏塞进鸦片,然后伪装成患病婴儿,以躲避沿途的缉查,听了令人难以置信,这件事令我十分害怕,从此不敢再让任何人抱我。
 
我母亲怕我的形象太易招惹人贩子的注意,便带我到理发店剪掉“妹妹头”剃了个光头,于是我便由一个“小女孩”重新还原成了一个光头小男孩。
 
  到一九四六年春,有一天舅舅到我家,母亲留他吃饭,舅舅是来告诉我们:他们一家马上就要隨单位(舅舅当时已调到空军司令部仍从事总务工作,军衔已从中尉升至上尉)乘船去南京,外公和舅舅一家都很高兴,在外漂泊数十年之后,终于又能回到陳、马两家共同的故乡南京了。
 
  自从父亲和卢先生一家去长沙做西药生意后,除留了约半年一家人的生活费之外,几乎所有的现金都投资到长沙的广大药房去了,搬到葡萄院后,把奶妈佣人都辞退了,老王和张奶妈都是老实本份的农民自然是回老家种田去了,只有我的奶妈王奶妈为人精明能干,没有回老家种田,而是在重庆城里的一家理发店找了一份工作。在葡萄院时,家里没有佣人,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料五个子女的生活起居和上学全是母亲一个人操持,好在母亲从小在家做过家务,虽然嫁到陳家十几年养尊处优、什么事都有人侍候,但幼年时在家里养成的勤劳、能干的本性尚未消失,所以尽管在葡萄院没有一个佣人,母亲也把一个六口之家料理得很好。
 
  到一九四六年暑假,父亲和卢先生在长沙开办的广大药房已在长沙站稳脚跟,业务也蒸蒸日上,父亲就来电报,要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子女一起搬家到长沙去。父亲因业务繁忙脱不开身,不能来重庆接我们,只好由母亲带领我们五兄弟姊妹和家里剩下的那些金银珠宝首饰及二十余件较值钱的皮袍、皮襖、皮大衣和日常衣物及一些带纪念牲质的物品,如母亲结婚时陪嫁的物品、照片…等,足足装滿了七、八个大皮箱和四、五个大网兰(那时旅行常用的一种装载衣物的容器,下面是竹编的一个大的园形兰子直径大约六十厘米左右,兰子上面围着一圈约五十厘米高的栏网,盛满物品后把网口用绳札好,便于搬运)。从重庆到长沙是十分艰难危險的事,那时抗战胜利只有一年,各地治安尚未完全恢复,到处是青红帮、土匪、水盗。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带着五个儿女和那么多行李,当时又没有重庆直达长沙的交通工具,千里迢迢要从重庆乘船先沿长江经万县、宜昌、沙市再转小货轮沿荆江经津市沿澧水南下入洞庭湖、再经临资口入湘江,然后沿湘江一路南上才能到达长沙,这其中要经历多么漫长的时间、多少困难、多少风險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得到的。
 
当时船票非常紧张,因抗战时逃难到重庆、到四川的难民、学生数以百万计,大家都急着要赶回老家去与亲友团聚,除了骑马、走路之外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轮船和木船,以当时川江轮船的运力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的,所以造成轮船票一票难求的局面,于是以倒卖船票牟取暴利的黄牛党应运而生,黑市票价高达正常票价的两到三倍。母亲找到原“元记字号”的老员工帮忙,他们以前办理货运业务时与民生公司(当时长江上最大的轮船公司)各级负责人多有交往,好不容易才帮我们买到一张重庆到沙市的统仓票,订好船票后母亲把较值钱的东西都装在七、八口大皮箱里;不太值钱的和路上要用的物品装在四、五个大网兰里,把带不走的家具、衣物和日常用品又分送给张奶妈、王奶妈(她们二人闻讯也前来帮母亲整理行装),大件的物品和家具早在从汪山搬到葡萄院时就已分送给他们和老王、张大爷了。走前母亲又带我们过江进城去与各家亲友辞行告别。张奶妈和王奶妈因带我弟弟和我各有四年和六年,而且一旦分别则后会无期,所以都有些依依不舍,和我们一起进城的王奶妈,还带我们到她工作的理发店休息,带我们到餐厅吃饭,又带我们到电影院看美国西部大片。当看到银幕上几个洋人拿着枪骑着高头大马快速朝我们跑过来,人和马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突然这些骑着马拿着枪的洋人的马腾空而起,眼看着就要扑到我们头上,吓得我和弟弟连忙躲到椅子下面大哭起来,再也不敢朝银幕上看一眼,这就是我第一次看电影的经历。
 
临分别时王奶妈又特意用她自己的钱在金店打了一枚小金戒脂送给我作纪念。这枚小金戒指历尽劫难,我母亲一直把它保存下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几乎所有的房子、珠宝玉器首饰、皮袍……都卖光了,都舍不得把它卖掉,直到一九九0年我母亲去世前,才把这枚小金戒指戴在我小女儿那只稚嫩的小手上,就象四十四年前王奶妈把它戴在我的小手上一样,这一年我的小女儿六岁另四个月,四十四年前我那时也正好是六岁另四个月。
 
  由于在重庆的三姑父、母和“元记字号”的老员工与民生公司的员工和“民权”号客轮上的员工疏通,我们一家六口人就凭一张统仓船票顺利地提前上了船,他们与民生公司的各级职员和“民权”号客轮上的员工、服务生都很熟,我们一家人在统仓的甲板上占据了一个较好的位置,“元记字号”的老员工和“民权”轮上的员工一起将我们带的七、八口大皮箱和四、五个大网兰都搬上船,存放在“民权”轮上可靠员工的舱房里,他们又帮我们在统舱的甲板上开好地铺。又关照船上忠实可靠的员工沿途对我们多加照应。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才到了正式的上船时间,此时只见如潮的乘客蜂拥上船,该轮有四层楼,一至四等舱都坐得滿滿的,就连统舱也人滿为患,甲板上挤满了人,到处都是行李到处都是人,要走动一下都很困难。这艘船很大,在船头的甲板上还装了两、三辆大卡车,上客后“民权”轮在码头上停了一个晚上,正好那一天是个什么节气(后来我了解到四川一带有在农历七月十五“鬼节”这一天到江边然放花灯的习俗,由此可以断定那天是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十五,也就是阳历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江边许多市民把一盏盏荷花形的、船形的…油纸做的花灯点燃沿江流放,当晚江面上到处漂滿各式各样的花灯,景象十分壮观。在乘客们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恐惧之中等待了一整夜之后,第二天一早,隨着一声气笛长鸣,“民权号”客轮终于啓航,“民权”轮那契形的船头象一柄锋利的巨斧劈开江面浑黄的江水,在船两侧的江面上掀起两排银白色的巨浪,浪得江面上的小木船东摇西晃,好象要倾覆的样子。
 
  母亲随身携带着一口装着贵重物品的小皮箱和一个装着日用品、换洗衣物和食品的网兰和我们五个儿女一起挤在地铺上,母亲睡觉时都用带子把那只小皮箱拴在身上,再把小皮箱枕在头下当枕头,因为那里面几乎装着我们家里的全部家当。
 
船上时常有稽查人员捡查乘客的行李,主要是查鸦片之类的违禁物品。记得稽查人员怀疑某乘客所带的两个六棱形瓷坛里装有鸦片,因见这两个瓷坛口封得十分严密,便要打开检查,该乘客连忙声称是船在涪陵靠岸时,在涪陵买的两坛正宗的涪陵榨菜,准备回老家送亲友用的,这么热的天气一旦打开走了气就会变味。稽查人员见他不肯打开,愈发怀疑瓷坛里面藏有鸦片,便不顾该乘客的苦苦哀求和阻拦,強行将两个瓷坛的封口打开,倒出来一看果然是两坛涪陵榨菜,顿时一股涪陵榨菜的清香立时充满船艙,该乘客怒不可遏,大声斥责稽查人员并要他们赔他两坛榨菜,后在其他乘客的劝慰之下才平静下来。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才觉得那位乘客之所以为两坛并不值钱的榨菜如此之愤怒、如此伤心,大概是因为:第一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查偏偏查到他,而且不听他的解释;第二是这位看样子不是很富裕的中年男士,可能是没有多余的钱购买什么值钱的礼物,希望带上这两坛榨菜返回久别的故乡,以四川榨菜的名声和它那鲜美的味道给故乡的亲友带来一点驚喜和赞叹,这种下层民众对亲友乡邻的真诚美好的情怀,一下子就被几位突然出现的稽查人员打得粉碎。
 
我们因有“民权”轮上的船员、服务生与稽查人员打了招呼,所以母亲所带这一大批行李连做做样子的检查都没有进行过,这大概也是引起那位带榨菜的中年男士愤怒和抱怨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这次“榨菜事件”之外,在“民权”轮上还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有位卅岁左右的妇女,大概是因船上的人太多,上厕所要排好长的队才轮得上,她的一个不到一岁的小孩要方便,小孩又不像大人可以忍一忍,她不得已只好抱着孩子,把孩子伸到船边栏杆外让孩子方便,不知是因孩子挣扎,还是因时间太长,她一时失手孩子竟掉落江中,一下子便消失在滔滔江水之中,这位年轻的母亲立时大叫“停船!停船!我的儿子掉下去了!”接着她呼天喊地的大哭大叫。因当时船正航行在三峡航段,水流湍急跟本无法停靠,即使船停下来也不知道湍急的江水把那个落水的孩子冲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本无法对孩子施救与打捞,孩子是完全没有生还希望的,所以船也没有停,这位年轻的母亲一直在船上哭叫她的儿子的名字、向周围的乘客诉说她儿子的听话、可爱,好长时间之后,她才在众人的劝慰之下慢慢平静下来。我想对自己失手的自责、对与爱子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的怀念将伴隨这位不幸的女人走完她的一生;第二件是当船行到三峡之前的一处偏僻江面时,江上突然划來几艘木划子对天鸣枪,划子上持枪的人厉声喝令“民权”轮停船。船上的乘客听到枪声和喝令停船的吼叫声,都知道是遇到水盗了,大家都驚慌失措乱成一团,有的妇女连忙取下手上戴的金手镯和金戒指慌乱之中便往裤腰里塞,马上就从裤脚里掉到甲板上,一时间船上哭叫之声不绝于耳。母亲此时倒是显得十分镇定,只是叫我们兄弟姊妹紧紧靠着她坐在一起不要乱动,母亲知道要真遇到水盗上船抢劫要躲是躲不过的,哭喊吵闹也无济于事,母亲知道盗亦有道的规矩,水盗们要的是财物,通常不会故意伤人、杀人,除非遇到反抗。后来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原来船上头等艙里可能是住着一位当时的军政要员,他带有一小队卫兵,見水盗拦劫,卫兵们立刻持枪跑到船头卧倒在甲板上,对着水盗们的划子一阵密集的乱枪猛扫,水盗们见“民权”轮有防卫而且火力強大,纷纷弃船登岸逃之夭夭。“民权”轮托这位军政要员的福终于逃过一劫,乘客们顿时欢欣雀跃,互相取笑对方面临水盗抢劫危險时表现出的各种惊恐失措的“丑态”。
 
  船到万县靠岸时,早有原元记字号的老员工们(他们事先接到父亲告知我们所乘船名和到达时间的电报)等候在岸,船一靠岸他们便带着水果食品登船找到我们,要我们隨他们登岸到他们为我们安排好的客栈去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开船前再回到船上来,这样比在船上过夜要舒服一点,母亲考虑到这么多行李的安全,和占住这么好一个位置不容易,便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还是带着我们在“民权”轮上过夜。“民权”轮之所以要在万县停靠一个晚上,是因为当时长江三峡不仅水流湍急而且航道狭窄暗礁密佈,稍有不慎便有船毁人亡的危险,故下水客船均须在万县停靠一夜,于次日凌晨啓航,这样便可在天黑之前走出三峡航道抵达宜昌。
 
宜昌在当时是个大码头,上下船的乘客都很多,停的时间也较长,也有元记字号的老员工携水果食品上船看望我们,都是事先接到父亲的电报在码头等候的。从宜昌开船又经过了将近一天的航程终于到达了我们在长江上航行的终点沙市码头(“民权”轮的终点是上海),船一靠岸,便有一位年约五十左右的原元记字号的老员工熊先生在码头上迎接我们并带来了挑伕把我们的行李一起搬运到江边一处离码头不远的旅馆,熊先生早已在那里为我们预订好了房间,安排好我们的食宿和安放好我们的行李之后,熊先生又和旅馆里的帐房、服务生打好招呼,要他们好生关照,这位熊先生以前在重庆元记字号总号里工作过,所以母亲和他此较熟。
 
那时从沙市到长沙没有定期的客运航班,只有一种运输货物的“拖驳”,由一艘小火轮用缆索拖拽一组数目不等的大木船组成,木船上装载货物,小火轮上可顺便捎带一、二十位旅客以作船行的额外收人(有的乘客就是拖船后面木船上所载货物的货主)。这种“拖驳”没有定期的航班和固定的目的地,都由货物啓运的时间和目的地而定,因此熊先生不可能预先为我们订好到长沙的船票,所以熊先生告诉母亲,在沙市可能要住几天才能等到到长沙的“拖驳”,由于到一个生地方,母亲怕我们走失,所以不准我们离开所住的旅馆,因此对沙市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大约两、三天之后熊先生终于为我们联系上了一列从沙市开往长沙的“拖驳”,“拖驳”的船东和船上的员工都是熊先生与他们打过多年交道熟悉可靠的人,船资和我们在船上的食宿熊先生均与他们商妥,上船那天熊先雇来挑伕把我们的行李运上船安顿好,又送我们上了船,直到开船才挥手离去。
 
  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从沙市是经过什么样的水路到达津市的,从现在的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从沙市到津市的河道,也许是1951年底到1952年初的荆江分洪工程改变了当时的河道所致。我现在想当时为何不乘“民权”轮一直到城陵矶下船,再从城陵矶乘船经岳阳、湘阴到达长沙(城陵矶、岳阳到长沙都有定期的客运航班)?况且这一路水面开阔便于小客轮航行,速度也比“拖驳”要快许多,我估计可能是在城陵矶,父亲没有可靠的熟人照顾我们上下船、购买船票吧!因为我们一家人和行李的安全是父亲考虑的第一要素。
 
  我们乘坐的作为一大列拖驳唯一的动力来源的小火轮与“民权”轮比起来实在是太狭小了,从沙市离开长江进入荆江地区的小河道,河道狭窄,水势平静,两岸是无尽的芦苇和芳草萋萋的湖洲平原,比起长江上时而水流湍急,两岸山势如斧劈刀削一般气势恢宏、雄伟;时而江面开阔,两岸风景如画的壮丽景色来实在显得太单调乏味。
 
荆江地区狭窄的河道两岸漫无边际长满沃草的湖洲上,不时可见到成群的水牛在那里优闲地吃草、漫步。“拖驳”以一小火轮之动力要拖拽那么多艘满载货物的大木船,水流又平静其航速实在慢得令人无法忍受。有时看到岸边牧牛人行走都比“拖驳”快,哪里像“民权”轮在长江江面上以每小时十几海里的的速度乘风破浪的气势。由于荆江地区河道几乎没有落差,“拖驳”不能借助水的流速,虽然不是客轮,沿江的小码头不需停靠、又一天卄四小时不停地航行还是花了三、四天时间才抵达湖南澧水边上重要的码头津市,不知是“拖驳”有货物要在津市上下船;还是“拖驳”要在津市补充燃煤和生活物资,“拖驳”在津市停了相当长的时间,津市是湘北重镇,工商业都较发达。从津市啓航后,一路顺风顺水沿澧水而下,船速比在荆江地区快了不少,从澧水经茅草街进入洞庭湖后水面又趋平静,“拖驳”失去顺水的推力航速又慢了下来,“拖驳”沿湖岸(洲岸)航行,右边是走不完、望不尽长滿碧绿色芦苇的湖洲,荒洲上隨处可见成群的水牛,偶尔也会看到几只山羊;左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时有成群或零散的沙鸥翱翔在蓝天碧水之间。同船的还有几位三、四十岁着西装的商人(可能就是后面木船上货物的货主) 一路上对我们一家人也很关照,不知是不是因为熊先生在沙市和他们打过招呼?“拖驳”进入洞庭湖后,因水面平静航速比在澧水航行时又慢了许多,在洞庭湖航行时,有一天,阴雨迷蒙湖面上风平浪静,突然间几排巨浪打来,我们乘坐的“拖驳”剧烈地左右摇晃,好像马上就会倾覆的样子,我们吓得在船上驚叫,母亲连忙问船员出了什么事?又没有刮大风,船为何如此剧烈地摇晃?船员用手指了指较远处湖面,说就是那艘快速行驶的登陆艇掀起的大浪,不用怕,等它开过去了就没事啦!我们朝船员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一艘灰兰色的形状有点怪异的平头船只在距离我们“拖驳”约两三百米远处行驶,它从“施驳”的后方驶过来,大约是怕它的浪把我们这些小船打翻有意与我们的船拉开了距离,它由于行驶速度奇快(比我们在长江上乘坐的“民权”轮还要快),在艇首的两侧掀起了两排银白色的大浪,一波一波地朝我们坐的“拖驳”涌来,不一会儿便超过我们“绝浪而去”,消失在云雾迷蒙的湖面上,此时湖面才恢复了它的平静。
 
走完洞庭湖的航程,从湘阴附近进入湘江,因系逆水航行,船速比在荆江段和洞庭湖水域航行更慢。
 
  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半夜,我们乘坐的“拖驳”经过漫长而缓慢的航程之后,终于平安抵达它的终点──长沙小西门码头。这是我们一家人此次航行的终点,又是我们一家人开始一种新生活的起点。由于当时通讯工具和方式的落后与缺乏,“拖驳”晚点的消息无法通知父亲,就连“拖驳”所属轮船公司和终点小西门码头也无法通知。父亲曾按原定到达时间(当天下午)派药房的几位员工到小西门码头接我们,结果,他们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钟也没有等到,他们问轮船公司和码头上的人都不知道船到的准确时间,员工们考虑到次日还要上班,所以他们等到晚上十点多钟见仍没有消息,就回广大药房去了。当我们的船半夜到达小西门码头时,不见一个人来接船,码头上有的是许多拿着扁担、繩索和箩筐准备搬运货物、行李的挑夫,一见船靠岸便湧上载货的木船和我们乘坐的小火轮,争抢着搬运行李、货物,见此乱象,母亲当即喝令:任何人不能乱拿行李,并叫我们围在行李四周把守,又要船上可靠船员帮忙照应。同行的几位商人也告诫那些挑夫不准乱来,否则对他们不客气。母亲立即与船长交涉,说明没有见到父亲派来接船的人,我们人和行李都不能上岸,又找来一位忠实可靠的船员,告诉他广大药房的地址,要他去通知父亲派人到小西门码头接人、接行李。母亲给了服务生一些钱,并答应此事办妥后还要加钱给他。不久,船上的乘客和大部份船员均已上岸,木船上的货物和除我们的行李之外的所有行李均已搬运上岸。此时,只见那位船员领着父亲和药房的几位员工来到船上,父亲、母亲和我们都很高兴,连忙请船员帮我们找好搬运行李的板车和坐人的黄包车,我们坐上黄包车,母亲仍然带着那口装着我们全家仅有财产的小皮箱,员工们押运着运行李的板车(北方人叫架子车),当时好象在黄包车上坐了好久才到达位于中正路靠近司门口、八角亭的广大西药房。我们一家被安顿在二楼临时休息了一晚,次日父亲在员工们的帮助之下,又用黄包车和板车把我们一家人连同行李一起搬到学院街长郡中学大门东侧的一所两层楼房里,父亲事先已把这幢房子的二楼租下了,这里就是我们在长沙的新家,一楼住的是一位广大药房的员工朿先生,我们叫他束伯伯,他的夫人姓王,我们按南京人的习惯叫她束妈妈,这位束先生系江苏丹阳人,丹阳就在我们老家南京附近,讲的也是南京话。母亲初到长沙,人生地不熟,能遇到家乡人,听到久违的乡音,当然倍感亲切。束先生原在家乡唸中学,后来抗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冒死从军以抵抗日寇的侵略,在当时也祘得上是个热血青年,因为有文化,加之作战英勇,到抗战胜利时已升至营长(解放后束先生因这段抗日的经历被当局判刑劳改二十年,历经了种种不堪的磨难)。说起朿先生的夫人王女士大有来头,王女士系湘潭人士,出身湘潭官宦人家,其曾祖父在清朝末年在绍兴为官,与绍兴大户人家的民国巾帼英雄秋瑾的父母交好,后来王女士的曾祖父与秋瑾的父母做主将秋瑾许配给王女士的祖父为妻,王女士的父亲就是秋瑾的儿子。这是一段极不般配的婚姻,王女士的祖父思想因循守旧,且才学平平,而秋瑾不仅才学胆识过人,且思想先进,深怀推翻滿清建立民国之宏愿,哪里看得起王女士祖父这种不学无术的官宦子弟,无奈于当时包办婚姻的传统和父母亲友的压力,不得已才与王女士的祖父完婚,对王女士的祖父而言,能与家境殷实、才识过人、眉清目秀的秋瑾成婚,当然是求之不得又门当户对的美事,这样的婚姻当然谈不上幸福美滿,婚后不久,尽管秋瑾已生下一个儿子,但已对王女士的祖父深感厭恶,隨后便以到日本留学为由,脱离王家的羁绊,全心投入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国实现共和为宗旨的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去,后回国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在与徐锡麟密谋武装起义时,不幸事情败露徐锡麟被杀害,秋瑾也被捕入狱,在狱中秋瑾坚贞不屈,继续宣扬国民革命,终于被滿清政府杀害于绍兴。秋瑾死后王女士的祖父便举家迁回湘潭老家。
 
  抗战时束先生所属部队参加过几次长沙会战,部队曾驻扎在王女士老家附近,当时王女士年轻美貌(与秋瑾烈士的遗照比对还能从王女土身上依稀看出出几分秋瑾烈士的风姿,倒是王女士的父亲(也就是秋瑾的儿子)却长得有点土气,不高的个子、长着一张柿饼脸,臉两侧的腮帮因长年咀嚼槟榔而凸出,从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秋瑾的遗风,这大概就是遗传学上所谓的隔代遗传吧!而那时的束先生生得五官端正、浓眉大眼正当年轻气盛又有文化,一身戎装更显英气逼人,一來二往王女士与束先生便坠入情网,很快便成了婚,正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老话。
抗战胜利后,朿先生对军旅生涯已感厌倦,加上抗战已经胜利,抗日救国的厉史使命已经完成,束先生便借抗战胜利后复员退伍之机会,申请退役获准,退役后束先生便携王女士和她的父亲以及一儿一女到长沙谋生。不知通过何种关系,朿先生成了广大药房的高级职员,主要负责进货与销售,朿先生在部队征战多年,又有文化懂英文,对西药也比较熟悉,这在当时西药营销人才匮乏的长沙,实为广大药房员工的恰当人选。
 
  当我们在长郡中学旁边安好家,已到八月底,新学年马上要开学了,除弟弟未到学龄,大哥身体不好未上学外,父母亲忙于联系我和两个姐姐就读的学校以及入学考试的事。因考虑到刚到长沙言语不通,决定我重新从小学一年一期读起,二姐报考小学三年一期插班,我和二姐都报考了附近位于黎家坡的城南区第二中心国民小学(简称“城南二校”)。大姐高小已毕业,在征询当地友人意见后,决定报考位于局关祠的私立艺芳女子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由曾国藩的孙女曾宝蓀女士当校长的教会学校,学校所在地就是曾国藩在长沙的祠堂,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校内除一些校舍是新建的之外,其余楼台、亭阁、花园、假山、人工湖都是旧有的。该校管理严格,学生一律寄宿、穿统一的左胸前绣有艺芳二字的兰色士林布旗袍式校服,教师均是在长沙教育界各科有名望的老师,或是美国教会派来有教师资质的修女。大姐顺利考入艺芳女中,我和二姐都考取城南二校。城南二校是一所正规的完全小学,从一年一期到六年二期各个班次都有,学校除教室外还有一个大操场和篮球场,教室是平房各教室之间有天井相隔,又有走廊相连。刚入城南二校时,我的四川话常引起同学们怪声怪气的模仿和嘲笑,不过由于年纪小要改变口音很容易,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已经是个满口长沙话的小学生了。小学的校门外不是很热闹,但也有不少小贩在校门口出售零食,还有一种长沙人叫“西洋镜”的玩意,“西洋镜”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大园木柜,周围有好几个视孔,你交一定数量的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0.5元──1元钱的样子)小贩就会打开一个视孔的开关,你就会从视孔中看到一张张明亮的外国照片,内容多为西洋风景或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小贩旋动一个开关你便可依次看到各种西洋照片,开关转完一轮便看完了内存的所有照片;另一种是由一根根线吊着的许多个长立方体形带有视孔的小铁匣子,眼睛对着视孔,用手旋动铁匣子侧面的旋钮便可依次看到內存的各种西洋照片。长沙人之所以称之为“西洋镜”,大概是因为视孔都嵌有玻璃镜片,内容又多为西洋的明星、西洋风景,这种玩意又是从西洋(当时国人把欧美等国称之为西洋,把日本朝鲜等称之为东洋)引进之故吧!这种玩意之所以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概是因为西洋镜里的内容新奇,实在是见所未见,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所致。  
 
  当时正值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将在太平洋战区贮存的大量战略物资作为因八年艰苦抗战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人民的救济物资,源源不断地湧入中国,全国各地都设立了许多救济处,向民众分发美国的各种军用物资,从军服、军靴、罐头、奶粉、煉乳、黄油、面粉、汤粉(一种用开水一泡便可食用的一种湯料)到糖菓饼干应有尽有。学校、农村和城市贫民是主要发放时象。城南二校每天都把许多奶粉、煉乳、汤粉冲成牛奶、汤粉湯盛在好几个大木桶里供师生任意飲用。学校为了方便学生饮用还专门用小罐头筒和煉乳筒焊上一个把,做成一个一个的小把缸发给每个学生,供我们饮用牛奶和汤粉湯时使用。学校还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钉了一排钉子,每个钉子下面写有学生的名字,学生不用时便把小把缸挂在标有自己名字的钉子上非常方便,可见当时城南二校确有许多尽职尽责的教师、员工在为学生服务。
 
在学院街三府坪大约住了两三个月,我家便搬到东茅街(当时叫大东茅巷)的一所小四合院去了,主要是因为三府评的房子太小,又住了两三家人家,我们家除了住家之外,还要兼作广大药房的仓库,此外三府坪距位于中正路的广大药房又比较远,不便父亲上下班。东茅街这所小四合院位于东茅街东端临近马王街街口北侧的一条南北向小巷巷口的东侧,房子是当地一何姓地主的产业,何先生以乡下的田产和长沙城内的多处房产为生,他的夫人何太太胖胖的祘不上漂亮,但总是面带微笑显得十分和善,何太太已年过四十尚未生育,两口子常为此求菩萨、拜天地、拜祖宗,不料居然应騐,就在我们搬去大约一年之后,四十好几的何太太终于如愿怀孕产下一子,何先生及亲友皆大欢喜,大摆宴席燃放鞭炮热热闹闹庆贺了好几天。我们所住这所四合院正门并未对东茅巷而是在小巷内大门朝西的方向,此小巷向內(往北)一直通到房东何先生住的一栋二层楼房。小巷向内东面紧靠我们小四合院还有两所何先生的房产,小巷的西侧是一大片堆满残砖碎瓦的火烧坪(长沙人把日本飞机轰炸后和“文夕大火”后的残址均称之为火烧坪)。
 
  家搬到大东茅巷后,离我和二姐上学的城南二校已经很远,一个学期没有上完又不能转学,只好每天坐黄包车(长沙人把人力车叫作黄包车我至今不知其來由)去上学,在我家附近有一家黄包车行,我们上学坐的就是属于这家车行的黄包车,所谓黄包车行是一个车行老板自备有数十辆黄包车,出租给城市贫民或进城谋生的农民去拉客,这些人多是自己无力购买一辆黄包车的贫苦人,他们除了天赋的体力之外,没有其他的谋生资源,他们为了取得这一出卖体力的机会,要在城里找可靠且有一定经济能力和信誉的人出面担保,和车行签订协议,按天或按月交付车行老板一定的租金,才可以得到这个辛苦的出卖体力的机会,车行还备有修理黄包车的器械和修理工对车进行维修保养,这些修理的费用不知是包括在租金之内还是需黄包车夫另外支付?我和二姐最喜欢坐一个瘦高个、头戴一顶顶端有个绒线球的旧绒线帽的车夫拉的车,他跑得很快,特别是每当早上起床晚了怕上课迟到,要他快!快!快!要迟到了!他便会一路小跑趕在上课铃响之前把我们送到学校,多次使我们免于因迟到而遭受老师的责罚。有一次我和二姐早上坐这位瘦高个车夫的车去上学,下车时我们拿出一张一百块的钞票要他找五十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伍元钱),他说他身上没有零钱找,要不他在下午放学时到校门口來接我们回家,怎么样?我们见他平日忠厚老实的样子也就同意了。结果,那天放学后我们在校门口一直等到天快黑了还不见他來,才知道他不会來了,身上又没有带多余的钱,我们只好走路回家,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好久。母亲一直在门外街口张望,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这么晚还没有回家过,担心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正准备派佣人去找我们时,见我和二姐从黑夜中平安归来,自然是喜出望外,问明原因后,母亲骂这个车夫是骗子,怪我们这样轻信人家才会上这个当。当时我也认为这个车夫欺骗了我们。现在一想,像瘦高个这样一个忠厚勤奋的人,绝不会因为这区区五十元钱而欺骗两个小孩子,我想大概是他家里发生了什么急事,有人搭信给他,他匆忙趕回乡下老家去了,才导致他的失约,因为此后在这家黄包车行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身影,这一点从侧面印证了我的这一推测。
 
  这一年冬季有一天天气阴冷,下着雨夾雪,还刮着刺骨的西北风,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坐到黄包车,只好打着伞走路去城南二校上学,走到黎家坡,路上因连连阴雨道路泥泞,路上积着很深的烂黄泥和隐藏在烂泥中的砖头瓦块,我走着走着一不小心一脚踩在一块断砖头上,脚一崴便摔倒在烂黄泥里,纸伞也摔破了,我好不容易从烂泥地上爬起来,一路哭哭啼啼、跌跌撞撞走进教室老师同学都被我这副狼狈样子驚呆了,混身湿透且一身烂黄泥,老师连忙安排同学做作业,停下课把我带到她住的房间里,先抹去我身上的烂泥,又烧了一盆大火帮我烘烤衣裤鞋袜,我带的午餐也不知摔到哪里去了,衣服烤干后,老师要我下午不必上课了,找了一辆黄包车要车夫送我回家,回到家里,母亲连忙烧了一大盆水要我把衣裤鞋袜都脱掉,给我洗了一个澡,換了一身干净衣服。此事过后,母亲意识到城南二校虽然是一所设备、师资都很完善、教学水平也很高的学校,但距家太远,路又不好走,一定要把我和二姐都转到大东茅巷附近的学校去读书。到我一年一级学期结束后,我和二姐在城南二校的学生生活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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