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30/2020              

解颜:中国历史中的权力和权力欲(4)

作者: 解颜


摘要:
阿德勒说:“威权型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它给孩子一个权力的榜样、告诉他权力带来快乐。它使得每个孩子都变得统治欲极强、野心勃勃、极其虚荣。”孩子在威权型教育之下成长起来时,他们看到的榜样是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他们开始学会讨父母欢心、向老师献媚、与同学争宠、争班干部职位、为学习名次斤斤计较。这些都是谋取权力的练习。在老师和父母的鼓励之下,孩子把这些都看成是有上进心的表现。
 

6. 绝对权力中的文化
 
 
可以从近代文学的高峰“四才子书”来观察权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三国演义》是组织权力之争的史诗。个人性格的各种展示,如关羽的忠、张飞的莽、赵云的义、诸葛亮的智谋,其终极目的都是服务于组织权力。权力的主要形式是肉体权力。普通将士是英雄们刀下的瓜菜:“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
在《水浒》中,英雄好汉们靠着肉体权力任意碾压平民百姓,而他们又被朝廷的肉体权力任意碾压,只好落草为寇。然后他们组织起来,于是矛盾转化为聚义厅中的小组织与朝廷的大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小组织被大组织的灵魂权力 – “忠义” – 吸收消化于无形。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靠着赤裸裸的暴力在天上地下到处滥用其肉体权力,终被如来佛的无边权力降伏。唐僧与悟空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关系,靠两种形式来维持:恐惧感(紧箍咒)和忠孝伦理(师徒之名分)。它们分别属于肉体权力和灵魂权力。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秩序靠的也正是权力的这两种表现形式。
《红楼梦》写的是看重自由的年轻人对家族权力结构的反抗。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是家族的嫡系正宗,是权力结构的掌门人贾母的掌上明珠,其反抗仍然是微不足道,对权力结构也毫发无伤。权力结构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抱着为他好的善意来限制他的意愿。在更大的尺度上,贾府的家族权力在朝廷的政权权力面前又是微不足道。
四本书中的权力关系都是绝对权力,其中的下游者只有两种命运:服从或灭亡。这几本书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都影响巨大。由此可见,从古到今,中国人离开权力便无法思维。
在古代两种主要的治世理论中,法家的严刑峻法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绝对权力,而儒家的仁政虽然给下游者多一些的自由度,但其权力结构同样是上尊下卑、下游者不能“犯上作乱”的绝对权力。何为“犯”、何为“乱”都是上游者定义的。两种理论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不平等,而决定尊卑之序的是“逐鹿”血战的胜者的肉体权力。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伦理,“三纲五常” 中的“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几个关系把宏观尺度的君臣关系与微观尺度的家庭关系不动声色地联系起来:如果孝亲是天经地义,那么忠君也是天经地义。三种关系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定义了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灵魂的控制。君、父、夫的权力是来自于社会秩序、传统和文化,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智慧。
在当代中国社会,三纲的说法虽然早已进了博物馆,其实际影响仍然遍及每个角落。父母对孩子的绝对权力和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力在农村依然普遍,而政权中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比古时更甚:每个体制中人都精于颂圣文章;反对的声音不仅微乎其微,并且得不到多数大众的理解或同情。
在古代,“三从四德”中的“三从”确立了社会对女性的绝对权力。但女性的服从并非心甘情愿,其权力欲也不因为社会环境的压制而泯灭。一旦得到机会,她们就会把手中的一点权力用到极致。在宫廷戏如《甄嬛传》中,后宫佳丽们的两个感情主旋律与男性世界中的主旋律完全相同:恐惧感和权力欲。她们发泄权力欲的最佳方式是折磨失败者、从他人的痛苦中发现自己的愉悦。
在民间,相应的说法是“最毒妇人心”。
 
 
7. 绝对权力中的教育
 
 
1989年5月28日,北京的天安门学生运动接近尾声。身心俱疲的学生领袖柴玲在对西方记者金培力的录影访谈中哭诉: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12】
天安门运动是大学生对政府的绝对权力的反抗,而其领袖人物“一再要求”掌握对指挥运动的绝对权力,而其要求也听起来似乎合理:她的组织太不纯洁;她要用她的绝对权力来清理门户、给她的组织以强大的行动力。
柴玲的“一再要求这个权力”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有相同的心理动机:因为敌强我弱,所以只有将权力集于一身,我们才有胜算。这是操纵型权力欲。
柴玲在她著名的《绝食书》中呼喊的口号是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成为学生领袖短短十几天之后,在如山的现实挑战面前,她的诉求只剩下了权力。
刘晓波后来评论,广场上的学生领袖“有的只是对权力的饥渴”。这是因为民主和自由只是他们从书上看来、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抽象概念,而权力才是真正浸透于他们血液中的价值。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的自然结果。
中国人在幼年接受的来自父母和学校的主要教育方式都是威权型教育。这已经在拙作《小镇的权力与教育》中讨论过。【13】孩子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的意愿不受成年人的尊重。在学校里,多数孩子都没有与老师平等的地位,其学习也不是开放式的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过程。尤其是文史类科目,孩子只能记忆,不能提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准探究的禁区。
禁区的存在是权力的宣示,它们类似于圈养牲畜的电网。牲畜在被电击、或看到同伴被电击之后便知道了自己的自由度的界限,从此老实下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各种禁区的环伺给孩子的下意识里刻下的印象是:权力才是人生中最有威力的东西。
普遍而言,中国父母是尽责的父母,他们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一切为了孩子”。而这些付出的背后有一个条件:孩子要服从父母的意愿;或者说,孩子要服从父母的权力。父母与孩子之间平等讲道理的时候很少;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是纯粹的权力关系。这就是孩子在价值观形成时期耳濡目染的全部世界。
阿德勒说:“威权型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它给孩子一个权力的榜样、告诉他权力带来快乐。它使得每个孩子都变得统治欲极强、野心勃勃、极其虚荣。”【10】
孩子在威权型教育之下成长起来时,他们看到的榜样是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他们开始学会讨父母欢心、向老师献媚、与同学争宠、争班干部职位、为学习名次斤斤计较。这些都是谋取权力的练习。在老师和父母的鼓励之下,孩子把这些都看成是有上进心的表现。
阿德勒认为,研究儿童的心理活动对理解成年人的行为方式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以令人震惊的确定性证明了,一个人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其心理活动的规律未发生任何变化。外在的形式、心理现象的某些言语表达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他实现其终极人生目的的基本动力和手段都没有变化。”【10】
罗素指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威权型教育在培养暴君型的人的同时也培养奴才型的人,因为这种教育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只有一种可能:一方发令,另一方遵守。”【5】
暴君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权力欲,奴才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恐惧感。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同时具有暴君和奴才两种特质:在下游者面前显出权力欲,是暴君;在上游者面前显出恐惧感,是奴才。
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态度其实有相同的心理基础。两者都是把他人看作敌人的结果:敌人弱小时使出权力欲,敌人强大时显出恐惧感。这就是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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