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7/2020              

解颜:理解自由- 理解自由(1)

作者: 解颜


 
 
 
 
理解自由(1)
 
摘要
 
以我自己的经历去揣测,这位大学生的理想实际上是一种逃离:他对自己的目的地一无所知;他只是对平凡 – 这个99.9%的人的必然归宿 – 感到恐惧。这完全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中所见到的平凡都是不自由的平凡;他被这样的前景吓坏了。这样的前景的确不该是他的归宿,他绝对应该逃得越远越好。所以这理想的唯一缺点不过是:它是一种消极自由,是出于追求者的慌不择路。假如他懂得积极自由,能给自己的理想清单上加入另一个选项:自由的平凡,他或许就会发现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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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由这两个字我自幼便识得,直到中年开始时我才发现它对于我的特殊意义。这个发现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写本文的动机。在本文中,我以我自己的经历为线索来讨论一个从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人是如何发现自由对他的意义、又如何一点点生长出自由,并以这些经历为线索来讨论自由的一些侧面:摆脱环境束缚的自由、视野的自由、心态的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等。
 
1. 自由的定义
 
 
自由的一个简单定义是三个字:有选择。孩子的行动自由是可以在做作业和玩之间选择、在当乖孩子和说不之间选择;财政自由是人可以在起早贪黑去上班还是任性睡懒觉之间选择;言论自由是人可以在说当权者爱听的话或不爱听的话之间选择。如果人没有选择,就谈不上自由。
从这里开始,可以讨论几个问题:
首先,每个人都渴望自由,但只有少数人认为自己拥有了自由。那么对于那些不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力量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对自由的限制首先来自于外界环境。想要行动自由的孩子被父母限制、想要财政自由的人被经济条件限制、想要言论自由的人被专制政权限制,这些都是限制人的自由的外界因素。多数人心中所想的自由都是摆脱外界环境束缚的自由。
其次,如果没有了外界环境的限制,人是不是就有了完全的自由?一只猴子从小就生活在笼子中,它的自由是被笼子所限制。那么在它成年之后,笼子打开时,它不再被笼子限制。但它可能仍然会拒绝离开,因为它已经完全习惯了笼中的生活,丢失了任何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的好奇心。同样,如果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人都是只有同一个选择,或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恐惧,或是出于执着和贪欲,那么也谈不上自由。在这种情形中,限制了自由的是人的内在因素:对自己生命可能性的想象力、恐惧和贪婪等。
第三,人在给自己创造出多种可能性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还需要在这些选项中选出一条路来前行。那么人以什么为判断标准作出这个选择?如同近代的航海家选择航向靠的是寻找北极星,人选择前路靠的是追问自己的价值观。这正是人向往自由的原因:他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任何他人的意愿来生活。一个自由的人生就像是一次跨洋航行,是由一系列的在多中选一的选择过程贯穿而成,他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心性、能力、生命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不自由的人的生活是一条可以完全预期的轨道,自由的人的生活是不断有意想不到的各种可能性绽放、也因此不断加增智慧的神奇之旅。
最后,如果一个人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出多个选项,然后选择了吸毒,终于成瘾、不能自拔,最后毁掉自己,这样的自由是不是他当初想要的自由?人的自由选择意味着他必须有能力来承担选择的后果;这些后果既包括纵向的对自己的未来产生的后果,也包括横向的对他人产生的后果。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承担这些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随心所欲并不等价。父母不给孩子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就是因为孩子没有能力独自承担他行为的全部后果。
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很难直接改变外界环境,那么他可以做的是在现有的环境中发挥想象力、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可能性,然后从中选择最能表达自己意愿的选项。自由的人能在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意愿,在一次次的选择中前行,并能承受由此导致的后果,以此达到心境的平安和人生的充分表达。最终,他的外界环境也在他和许多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之中慢慢改变。
 
2. 我的原生家庭
 
 
自由的人应该已经达成了与他的环境的和解,所以脸上应该是呈现出一种神定气闲的状态。我的母亲不是这样的。
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的脸就是一张愁苦的脸。她为所有的事发愁:同事的排挤、家务的沉重、我的体弱多病。
愁苦之中的人是没有自由的。母亲所有的视野都被压在她心头的那些巨石遮蔽,她也就看不见了世界之大、之美、和她的生命可能性之丰富。束缚了她的自由的并不是她的环境:她的物质生活处境实际上比同一个小镇上的多数人都要好,而一个愁苦的人总是有办法找出各种借口来让自己愁苦。即使那时我的身体健壮、她没有受到同事排挤,她还是能找到让自己愁苦的事。她的不自由是因为她的视野之中根本没有选择。
另一方面,母亲又有极强的控制欲。家里哪个人违反了她的指令都会惹她雷霆大作。这夺去了我的自由。
可以说,母亲的性格有鲜明的两面:一面是胆小怕事,一面是独断专横;在强大的社会和环境面前胆小怕事,在她的下游者面前独断专横。那时许多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两面人。
我长大的小镇是男尊女卑的地方。一个例子是,已婚的女人向陌生人自我介绍时通常不称自己的名字,而是称“×××家里的” ,其中“×××”是自己丈夫的名字。我每次听到母亲对别人这样自称都觉得滑稽:在我们家,父亲没有任何地位,母亲才是真正的总司令。
父亲是最家庭型的男人,每天下班后都是直奔家中,无限耐心地照看他的鸡笼中的鸡、菜圃中的豆角和番茄秧,做各种各样的家务。但是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与我没有什么直接的精神交流,我也不记得从他与母亲的谈话中获得过什么有趣的启示。我猜想他认为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义务只是家务。
母亲经常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窝囊。窝囊的本质是恐惧感: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免与周围的各种权力发生冲突。但母亲对父亲的这个形容只是反映了她自己的价值观,并不完全客观。母亲总是想要得到更多,所以觉得不去争取就是窝囊,而父亲的不去争取或许有时候是由于恐惧,而多数时候则是因为他容易满足。如果要我比较父亲和母亲在自由之路上的造诣,我会说:父亲更自由,因为心态的平安是自由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父亲更心平气和。当然,父亲这一点自由是他得自原生家庭的礼物,不是他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的。
母亲在晚年时对自己年轻时的性格多有痛悔,经常念叨一句话:女人比男人的罪业更重。
母亲所谓的罪业可以理解为人由于无知而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的伤害。人会伤害他人,是因为他看不到那些善待他人的选项;会伤害自己,是因为他看不到那些善待自己的选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人的罪业解读为他的不自由的程度。
许多年后我意识到,幼年的我在家中不只是个领受者,也是个小小的施予者,因为母亲从我这里获得精神慰籍。父亲的肩膀没有能力摆放她的愁苦,所以她找到了我的肩膀。我自然没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重负。其结果是:我经常感到的不是有个强大的母亲站在身后的安全感,而是天随时都要塌下来的末日感。
要在孩子那里求得精神慰籍的母亲不在少数。这类似于宠物带给主人的精神慰籍。这些母亲对孩子的爱与正常母爱的不同是:她们不鼓励孩子的自由意愿。比起看到孩子的意愿的胜利,她们更乐于看到自己的意愿的胜利。她们看到孩子成长、独立、远走高飞时不是感到欣慰,而是自怜、失落。
长兄自小在外祖母家长大,回到父母身边时已经十岁,在母亲面前叫不出来“妈”。母亲为此痛心疾首了一辈子。强迫孩子叫妈的欲望也是一种权力欲,是要以压制孩子的意愿来宣示自己的地位,如单位的领导要听到下属称其为首长才觉得舒坦。
对于没有自由的人,权力是最使他们满足的东西。权力拥有者夸耀手下有多少人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权力关系的下游者是上游者的精神支柱。
自由与权力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它们都是人的意愿的表达。不同之处是:权力要通过压制他人的意愿来实现,而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无关。用权力来思维的人是两面人:屈服于上游者、征服下游者。自由的人只有一面:不管对方是强是弱,都与自己平等。
自由的人是自立的人。这需要雄厚的资本:首先,他们要意识到自己有不依附于环境或强权而生存的可能。这需要独立的价值观。其次,他们要不惧以个人之渺小面对环境之强大。这需要非凡的勇气。最后,他们要在这样悬殊的对峙之中保持平安的心境。这需要非凡的智慧。这三样我的父母都没有。
父母不知道自由为何物,自然也不认为孩子需要什么自由。
心理学家武志红在《巨婴国》中有这样的观察:“有问题的家庭结构,常可归到一种模式上:一个焦虑的母亲,一个缺席的父亲,和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个观察的一个完美的例子。母亲的焦虑是由于恐惧,父亲的缺席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有在场的责任。孩子的问题是不知道自由为何物。
我是母亲的乖孩子。在母亲看来,我的最大美德就是听话。中文语境中的听话的乖孩子是没有自由的。他与掌握了他的命运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权力关系:他是他们的提线木偶;他只懂得他们的意愿,而不懂得自己的意愿。我的整个童年都郁郁不乐,那不是欲自由而不得的痛苦,而是意识不到自由的麻木。
但我无法责备母亲,因为她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不是她在自由之中的选择。她是她的环境的好作品。她一生的生活轨迹都被她的环境完全设定好了。如果要责备,我只能责备养育了她的那个文化。
我那时说不上来对这个家庭有什么不满。父母对我在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我以为他们对我的爱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父母之爱。
我的人生乐谱上只有一个似乎不和谐的音符:那时我一心想着的就是考上大学,逃离那个小镇。这大概可以说是那时我在下意识中对自由的唯一一点向往。
逃离从来都不是一种健康的情绪。人在逃离时,意志已经溃散,谈不上任何理智。不能跟一只被狐狸追赶的狼狈逃窜的兔子谈论自由,因为恐惧感使得它的念头之中只有一件事:逃。它没有选择。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有黑熊出没。如果遇到黑熊,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不要扭头逃跑,而是要面向黑熊,慢慢向后退行远去。不建议扭头逃跑的原因是:一旦逃跑,就给猛兽一个信号:这是食物。
对于逃离中的人,穷追他的猛兽是他自己的恐惧感。他不敢面对当下,所以要拼命逃离。
心理学家弗洛姆把自由分成两种: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人在着眼于挣脱外界环境的束缚时,他追求的是消极自由。在着眼于权衡自己手中的各个选项时,他追求的是积极自由。追求消极自由是出于生物本能,只需要一股冲动即可行动起来;追求积极自由还需要冷静、智慧。消极自由的实现发生在外界环境改变之后,所以只能发生在将来,而积极自由在当下就可实现。
自然,逃离是追求消极自由。逃离中的人并没有变得更加智慧、更加强大,所以他会经常“才出龙潭,又入虎穴”,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作家梁晓声在《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一文中记录了一个大一学生与他的对话: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这位大学生的理想不该被简单地嘲笑、叹息。以我自己的经历去揣测,他的理想实际上是一种逃离:他对自己的目的地一无所知;他只是对平凡 – 这个99.9%的人的必然归宿 – 感到恐惧,要拼命“脱离”。这完全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中所见到的平凡都是不自由的平凡,如我的父母亲那样的平凡;他被这样的前景吓坏了。这样的前景的确不该是他的归宿,他绝对应该逃得越远越好。所以这理想其实可能是个值得称道的理想,其唯一的缺点不过是:它是一种消极自由,是出于追求者的慌不择路。假如他懂得积极自由,能给自己的理想清单上加入另一个选项:自由的平凡,他或许就会发现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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