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8/2016              

黄钰凯:中共继承了孙中山的哪些遗志?

作者: 黄钰凯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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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网络图片)


 

自江泽民在位起,中共对孙中山的推崇比台湾的中华民国还热乎,每逢其诞辰与忌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每逢十年都在首都举办高规格的纪念大会,可谓不是国父胜国父。中共已经把孙中山工具化,就是通过仪式把历史虚无主义变成国人的社会集体记忆,把孙中山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做意识形态式的链接,把“中山装”作为皇帝的新装,从而在孙中山这个政治符号上找到执政合法性。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年大会上,习近平又一次重复那个瀰天大谎——中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

 

一、南辕北辙的遗志继承

 

习近平在讲话中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建设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孙中山当年从事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以宪政代替专制制度。这个终极目的与今天的中国现实南辕北辙,形成鲜明的反差对照。

 

(一)今日中国,“自由”在哪里?

   

先说新闻自由。民国时期虽然引进了苏联的新闻审查制度,但允许民间办报,《大公报》和《申报》等民办报纸每期都登载批评政府、揭露和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都可以公开在国统区发表作品,左翼作家联盟还先后办了十几份刊物,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可以在国统治区出版发行。今天的中国,所有媒体必须“姓党”,必须是“喉舌”,必须是“正能量”,所有媒体都是“宣传战线”,所有媒体人都是“思想政治工作者”。

 

再说言论自由。在网上发个批评政府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帖子,这人就“失踪”了。敢言的维权律师、独立时评人、自由撰稿人,甚至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都以“颠覆罪”被关进监狱。中共体制内的人更是没有言论自由:“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成为每个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紧箍咒,谁“妄议中央”谁就要被“一剑封喉”(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语),其“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三说人身自由。宪法规定的自由结社权力和游行示威权力,早已变成地中海皮亚诺扎岛上的“第二十一条军规”。越级上访就要被“截访”,就要被劳教,被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上访学习班,甚至被关进太平房(停尸房)。不仅是新疆人的护照要交公,全国官员的护照也要交公。对旅游严加限制,一些中国学者经常被迫取消在国际会议上的露面。限制一年出境游的次数,出国行程必须在活动结束后24小时内结束,这导致中国学者无法参加在同一个周末之前和之后召开的两个境外会议。

 

中国人只能在26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能找到“自由”,但这26个字的海报却作为封条贴在中国唯一文革纪念馆(位于广东汕头)的石碑和题辞上,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二)今日中国,“平等”在哪里?

    

中国人从上小学起,就被红领巾和三道杠分成三六九等。小学和中学都有重点校和普通校之分,房价最高的是靠近重点校的“学位房”。有钱有权的人可以为孩子买高考加分,可以冒名顶替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上了大学可以花钱转系调院。“红二代”们到国外读完“野鸡大学”,海归后总有办法“考进”国企和政府机关。在分配上搞“双轨制”,事业单位退休的人每月可得到四五千元的退休金,而一个煤矿工人只能得到2000元的退休金。在国外,煤矿工人干八年就是中产阶级了,可是中国的很多煤矿工人干了一辈子还没有坐过飞机去旅游,这是多么残酷和血腥的剥削啊!目前中国大陆1%的家庭拥有全国30%以上的财产,而社会底层25%的家庭仅有全国1%的财产。农民至今没有获得国民待遇,成了二等公民,即使许多农民进城打工、经商、定居,也难以和城市居民有同等待遇,如子女上学要多交巨额“择校费”。三个同班小学生遇车祸遇难,两个城镇居民的子女赔偿金20万元,而那个进城经商定居多年的家长只因为是农村户口,赔偿金只有5万元。这难道不是变相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说,6000多万留守儿童,加上3600多万的流动未成年人,总数在1亿左右,大约占全国3亿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

   

留守儿童失学率、犯罪率、自杀率居高不下,2012年,贵州毕节市5个流浪讨饭的留守儿童在垃圾箱里过夜,点火取暖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2015年,还是在毕节市,一家4个留守儿童集体自杀,遗书中写道“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天下苦秦久矣,天下苦户籍制度久矣。但中共还在“稳步推进户籍改革”,搞什么居住证制度、“积分落户制度”,继续为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保护。

 

(三)今日中国,“博爱”在哪里?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不可能有博爱,今天的中共不在提阶级斗争,但仍然搞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仍然在制造“国内外敌对势力”,仍然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博爱”根本就没有生存土壤。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曾经指出:“在现代意义上,所谓政治,旨在建构主权、区分敌我、厘清公私、进行决断、提供和平,其间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共和国是全体国民分享的公共空间为基点,而以立宪民主支撑,建构起一个全体国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大框架。因而,共和国之内,只有违法犯罪者,而无敌人。在国家政治意义上,将敌人常态化,而建构一个阿伦特所谓的“客观的敌人”,此种理路,说到底,还是一种极权政治心理,正与此背道而驰。”(许章润演讲稿《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中共要求官员“讲政治”,绝对不是讲孙中山的“共和”,而是讲“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讲“稳定压倒一切”,人民去北京上访就是破坏稳定,在他们眼里就是敌人。正在中国热播的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那些官员哪怕有一点“博爱”,李雪莲就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他们“讲政治”,但他们不是政治家,而是政客,政客只为政党、集团和个人利益着想,不可能做出有博爱的担当。

 

中国政客的博爱只能体现在权力、金钱和美女上,体现在二奶和小三及“失足妇女”身上。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包二奶,剩下的百分之五是女贪官,但也包“二爷”。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中国通奸党”。

 

在中共“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灌输下,“爱国贼”们已经习惯用仇恨的眼光看世界。美国世贸大楼倒塌,日本海啸都引发中国“爱国贼”的狂欢。别人受难了,他们却觉得中国赢了,并且相信:凡是对国外有利的,都是对中国不利的;凡是对国外不利的,都对中国有利。最近,网民们用中共喉舌的格式语言“中国或成最大赢家”进行集体造句,以讽刺“爱国贼”的病态心理。《联合早报》评论员霍月伟认为,这种病态心理“反映的是部分中国人对丛林法则的认同,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存在着隔膜、敌对、阴谋论、受害者的心态。”

   

民以吏为师,官员与电信诈骗犯的信仰和理想是高度统一的,就是中央电视台防诈骗公益广告里的那句话:“我在乎的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只是你的钱”。就是这些官员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互害时代”,毒牛奶、毒蔬菜、毒跑道、地沟油、豆腐渣工程,成为时代产物。种菜的不吃菜,食品加工的不吃加工后的食品,修桥建路盖楼的不管以后路是谁走,桥是谁过,楼是谁住。这种被害与害人的“互害”生态链条,有多少人能逃脱?据媒体报道,2016年前半年,全国立案电信诈骗案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经济损失114.2亿元人民币。但这还只是被立案的诈骗,而实际发生的电信诈骗远不止这些,现在在城市中几乎人人都接到过诈骗电话。前不久一个即将入读大学的18岁女孩被诈骗学费9900元昏厥离世的新闻,带出了各地不是新闻的新闻。江苏省江阴市今年共有285名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被骗金额116万余元人民币。而河南省的一个村庄竟成了诈骗村,从以前的靠冒充军人诈骗,到现在的电信诈骗,竟然使一个贫困村变成了富村,每家每户都能拿出上千万元人民币来,每一家都有一辆轿车。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有如此严重的社会诈骗现象?一个“人吃人”的国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四)今日中国,“三民主义”在哪里?

 

民族、民权、民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自美国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发表题为《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的演说,其中就提出:“他(林肯)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

 

民有”表归属,说明政府属于人民所有,而不是人民属于政府所有,人民是政府的主人。“民治”表执行者,说明政府由人民管理,在这个政府一切的行事,包括运用(治)和不运用政治权力的时候,是人民(或其公选的代表),而不是官员来执行。“民享”表目的,说明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以人民的目的为目的,而不是人民以政府的目的为目的。并且,人民愿意“享”时,这个政府就必须让人民“享”;不愿意“享”时,政府无权要求人民去“享”,否则就违反了“以人民的目的为目的”的原则。

 

今日中国,“三民主义”早就泡汤了。人民连政府的大门都进不去,主人要给仆人下跪,送礼,唱赞歌,甚至把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献给仆人当二奶和小三。“民有变成党有”,国家的饭锅变成了党的饭锅,习近平“绝不允许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公开挑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重新确立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政治伦理。“民治”更是奢饰品了,谁要求启动官员财产阳光法案,谁就要有牢狱之灾。人大代表候选人要经过党委领导下的选举委员会推荐,你想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你连家门都走不出来。选民不认识选票上的候选人,只能填写特朗普和日本妓女苍井空。辽宁省选举产生的102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竟有45名涉及拉票贿选,占代表总数的近45%。619名省级人大代表竟有523人涉及贿选,占代表总数的84%;而其中辽宁人大常委会共62人,其中38人涉案。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财政透明度排行榜》中,仅有两个省份是合格的。“民享”更是白日做梦的事儿,当你听到政府说要“为人民服务”时,这预示新的一场抢劫就要开始了,这时候你不愿意“享”也得“享”,自焚跳楼也得“享”。

 

今日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们富可敌国,一个副厅级干部五年受贿三亿多元(龙煤集团物资供应分公司副总经理于铁义),一个处级干部家里放着两亿元零花钱(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一个科级干家藏1.2亿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证(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一个城管中队长家有2000万元财产(广州番禺城管中队长蔡彬、白云城管中队长王宝林)……与无产阶级先锋队员对比的是,湖南衡阳县界牌镇14岁的汤银霞、8岁的汤溪林,在放学路上捡垃圾堆里的食物吃,吃进了老鼠药中毒死亡;河北保定农民郑艳良因不堪右腿腐烂生蛆,自己用一把钢锯、一把水果刀,嘴里咬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为自己做了“截肢手术”;甘肃康乐县景古镇28岁的年轻母亲杨改兰,杀死自己的4个孩子后自己又服毒自杀,接着丈夫自杀,事件的原因最终定格在贫穷,无低保,甚至孩子上学都没件新衣服。

 

习近平说“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国家富强已经实现了。若无每一国民的自由和富强,要国家富强与伟大成就有什么用处?当年的大清朝在世界上也很富强,但被奴役的大清臣民还是一盘散沙。江泽民和朱镕基说过“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胡锦涛和温家宝说过“让人民活的更幸福更有尊严”,习近平和李克强说过“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三十年过去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产阶级断层。问题在哪里?就在那个“让”字,共产党的“民享”,是我让你享你才能享,仆人与主人的位置颠倒;而孙中山的“民享”是我要享就自己享,不需要一个仆人的恩赐。

 

(五)今日中国,“宪政”在哪里?

 

孙中山所推动的是从民权走向宪政,中共却在剥夺民权的同时堵住宪政,甚至不能容忍任何改良,将宪政理念视为“西方阳谋”。2013年5月30日,《党建》发表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其理论是“主张宪政就是颠覆政权”。

 

习近平在讲话时,为中共背离孙中山的宪政遗志找借口:“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振兴。”宪政是人类最大的文明成果,是人类数千年来政治实践探索中对专制独裁和人治否定的产物,其基础属性是与之相对的民主与法制——依《宪法》规范公权和私权的边界。这才是“宪政”的本质,遑论西方东方和姓社姓资。真正实施中国人自己制定的符合宪政框架的宪法,就是中国宪政,而不可能是西方宪政。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宪政,难道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你不愿意“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偏要亦步亦坎“摸着石头”过河,淹死人是“多难兴邦”,抢救溺水者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人间奇迹”。 走这条“特色”水路,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实现的是断子绝孙式的“发展振兴”。

 

宪政可以让反腐永远在民主和法制上,而习近平的反腐只能“永远在路上”,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败仍然在用明朝的办法,依靠东厂、西厂、锦衣卫反腐。这种办法因没有宪政所具有的可以一劳永逸、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没有宪政所具备的自我修复、自我控制、自我新陈代谢、自我调节的免疫力祛病功能,运动式的反腐只能越反越腐,出现“顶风上”和“不收手”是正常现象和“新常态”。用明皇朱元璋的话说就是“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习近平的“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是一路人斗人,一路廉政教育的折腾,一路官员跳楼割腕,一路扩编反腐机构,一路铺钱追逃,需要付出额外的、巨大的社会成本,而最终摊到纳税人的头上,人民是最大的牺牲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看明白,孙中山的宪政理想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但这个梦被强奸了。

 

(六)今日中国,“共和”在哪里?

 

今日中国,不仅把孙中山革命的终极目的“继承”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里的“共和”都无影无踪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冒着“妄议中央”和“颠覆罪”的危险大声疾呼:“今天必须重申、再次重申:这个叫做‘中国’的家国天下,是十几亿国民分享的公共家园,而非一党一派、一家一姓的私产,更非凭借强力攫取、代代承续的所谓江山。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早已是不合时宜的王朝政治心理。此前为立基于政制之政治,此刻为有违政制之反政治。故而,中国之为亿万国民所分享共有,意味着排除了将国家当作权力的殖民地,而以征服者身份凌驾于国家之上,将人民当作掳赎的人质这一极权政治思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健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伟大的现代理念,不能无意中变成严防社会成长、打击商人阶层、限制思想自由这一商鞅式法家的刻薄寡恩。其为中国文化偏锋,置身诸强争霸时代,有利君主专权,一时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绝非常态政治下的长治久安之策。令人遗憾的是,某种商鞅式理念似乎正在侵蚀历经百年方始积攒下来的共和理念,人民主权理想迟迟未能落地制度化,正与其相表里。”

 

二、皇帝穿中山装挡不住中央

 

中山装是由孙中山亲自设计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服装。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五代国家领导人都在参加一些重要庆典和外交活动时穿中山装,以显示中共是孙中山的正统继承者。

 

穿中山装并不等于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因为孙中山不仅亲自设计了中山装,还亲自在公开场合阐述了该服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

 

衣服外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型,寓意为以文治国,依靠知识分子。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内(一个在左胸内侧)分别表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左上兜内装的是立法权,右上兜装的是行政权,左下兜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叫间接民权。右下兜装的是考试权,属直接民权。左胸内侧口袋里装着人民监督。为什么要把人民监督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所以,你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民做事。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

 

2014年3月22日,习近平在访问荷兰、比利时出席国宴时,穿的是一件被中国媒体和服装设计师称为“改良了的中山装”,这款不伦不类的服装,把中山装的翻领改成立领,外面只有三个口袋,少了一个胸袋,而且都去掉袋盖变成暗袋。前门襟没有采用五颗明扣,是三个暗扣。那个胸袋是个口袋巾。

 

不知道这套服装的设计思想和政治含义,但可以猜出和推理出这样的设计理念:衣领立起来了,宣示中共在大陆推翻了孙中山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却继承了封建王朝的皇权,一个世界最大的独裁专政国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个口袋,指“三个代表”和“三大口袋罪”——寻衅滋事罪、扰乱公共秩序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三个暗扣,象征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吊袋改暗袋,倒笔架型的袋盖去掉了,意指用“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妄议中央”的人封口,彻底消灭了知识分子。只设一个胸袋,意指一党专政,里面装的口袋巾是用来重复谎言时擦口水的。

 

不管对中山装怎么改良,都是“皇帝的新衣”,都是一块挡不住中央的遮羞布。

 

三、孙中山为今天的中国画像

 

2003年,一部比较接近孙中山真实形象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CCTV播出后反响巨大,但据媒体披露,在最高层直接干预下,删减了许多孙中山痛批专制以及涉及发展民主宪政的镜头,片尾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演讲也全被删除。即使这样,也在播出一次后禁止重播。孙中山就是在这次演讲中,对民国六年的政治生态画了一幅像:

 

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 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了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了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国,它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太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它就像一个气球,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哪,嘭,破灭了!我想请问你:我们不要共和了吗?难道共和真错了吗? 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孙中山的这幅民国政治生态画,放在今日中国多么相像,就像复印和翻拍的一样。孙中山好像有先见之明,他在生前就取消了中共对他遗志的继承资格。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当时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Addolf A. Joffe)发表共同宣言,宣言第一条就说:“孙逸仙(孙中山又名)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供之情形存在。”中共说自己是孙中山遗志的“忠诚继承者”,这是对孙中山的极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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