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8/2016              

杨光:专制政党的高层派系政治(之二):华国锋、邓小平、陈云之间的派系之争

作者: 杨光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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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陈云(网络图片)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毛派发生内讧,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发动宫廷政变,将中共政治局里的毛氏家族成员和亲信全部逮捕。他们是:毛的遗孀江青、毛的侄子毛远新、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以及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后三人虽然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员,却由毛恩准从1975年4月起列席政治局会议,其中,毛远新是“如朕亲临”的“联络员”,只有初中学历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且主管北大、清华两座最高学府的谢静宜是毛的“女友”、前舞伴、前机要译电员,亦是经常可以见到老暴君,连周恩来、江青都要巴结的“通天”人物。

 

“粉碎四人帮”政变团队随之演变为中共高层新的派系:拥华派。他们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李鑫、耿飚、张平化、郭玉峰等非政治局成员。但这个于危急状态之下匆忙结成的联盟并没有能力独自掌控政变之后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不得不与文革中靠边站的、落难但仍幸存的中共老干部分享权力。

 

但随着老干部的大批复出,拥华派不久之后就四分五裂了:叶剑英虽真心诚意拥戴华国锋,但同时也真心诚意支持邓小平与大批老干部复出掌权。当拥华、拥邓两派发生权力之争,叶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权威折衷制衡;邓小平、陈云相继重获大权之后,李先念立即转投势力更大的反华派一边,以实际行动再次诠释了其幸运一生的“墙头草”、“不倒翁”精神;陈锡联是邓小平的二野老部下,三中全会后即携妻子赴“老首长”家里认错请罪、悔愧交加(结果,这位曾经把毛远新捧为东北太上皇的文革风云人物在失势之后远比吴德、纪登奎们更加优容,竟然“当选”了中顾委常委。与陈锡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本与邓更为亲密的另一位二野老部下苏振华上将。苏因“粉碎四人帮”后受华国锋委派主持上海大换血而倾情投入拥华阵营,后又因邓启用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而对邓心生不满,试图瞒着老上司安排华国锋访朝之后顺路到海军阅兵而开罪于邓,遭到了邓的严厉处置。1978年苏振华在惶恐焦虑之中急怒攻心而死,死后邓也没有原谅他。)。叶剑英的折冲无力,李先念和陈锡联的阵前背叛,“党心”、“军心”的迅速翻转,使得拥华派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权力几乎被完全掏空。

 

政变联盟分崩离析之后,形成了一个基础更窄、人数更少的拥华团体,后来被称为“凡是派”。关于“凡是派”,胡耀邦后来总结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在这个小派系中,汪东兴、吴德、纪登奎等人作为毛的晚年宠臣,在文革中做了不少坏事,得罪了很多老干部,他们与华国锋的亲密关系反而成了华的累赘,损害了老干部群体与华国锋的合作与信任;陈永贵、吴桂贤等人几乎是文盲出身,知识欠缺、能力低下,这些由毛提拔的滥竽充数的高层成员对华国锋的拥戴亦对华的声望形成拖累。这个小派系先天不足、势单力薄,无法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王震、万里、薄一波、姚依林、宋任穷、彭真所代表的老干部势力相抗衡,其在派系之争中落败是注定了的。

 

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凡是派”成为众矢之的,兵败如山倒。除华国锋本人之外,其他“凡是派”成员均在会上遭到老干部群起攻击,从此被迫以写检讨度日。会后,华的老上司、亲信张平化立即被解除宣传部长职务,汪东兴则被剥夺了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中央专案组组长等全部实权。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赵紫阳升任政治局常委,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被迫“辞职”,华国锋从此沦为光杆司令。1980年底,中共政治局召开九次会议围攻批判华国锋,叶剑英是唯一在最后关头仍然试图保卫华国锋领袖地位的中共元老(叶的作为与习仲勋在围攻胡耀邦的中央生活会上的作为颇相类似。华倒台后,叶避居广东,与一向交好的邓小平关系明显疏远)。1981年六中全会剥夺了华国锋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邓小平分别继承了这两个头衔,但此后真正执掌最高权力的人并非名义党魁胡耀邦,而是两位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

 

 

华国锋下台后,中共高层因政策分歧、意识形态歧异、权力分配而分化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这是整个后毛时代在中共高层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派系。两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陈云、邓小平过世,并对江、胡、习时期的高层政治分化产生诸多后续影响。

 

不过,“改革派”、“保守派”的称谓并不准确,不如直接称作邓派、陈派为宜。在经济政策方面,邓小平当然是务实改革派,“白猫、黑猫”,“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鼓励打破毛时代的条条框框;陈云诚然是保守派,但他所保守的并非一大二公、命令主义的毛体制与毛路线,而是“一五”时期所形成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鸟笼经济政策(陈云本人正是“一五计划”的设计者)。八0年代陈云谈经济工作,几乎言必谈“一五”,这一点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包产到户是陈云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经济调整时期曾经赞同并采用过的措施(这也是陈云遭致毛泽东冷落而长期靠边站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于从安徽、四川兴起的农村改革,陈云大体上也是支持的。但是,对于邓小平所热衷的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兴办股市等“姓资”新生事物,陈云终其一生均持强烈怀疑与排斥态度,直到临死之前几年才改口支持。

 

浦东开发、上海起飞之后,邓小平多次公开提到上海的开放搞晚了、改革耽误了,大有追悔莫及之意。其实,这是邓小平在不点名地指责陈云。上海、江浙一带改革开放之所以大幅度落后于南方,正是陈云的强力阻挠所致。陈云多次以江浙民间历来有投机倒把传统,一旦放开计划管制,经济秩序必然完全乱套为理由,公开反对在上海、江浙实行在广东已经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措施,直到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陈云实在顶不下去了,这才悻悻作罢。上海出生的陈云一向视华东地区为自己的地盘,又对自己计划专家、财经专家的能力颇为自负,因此,他不遗余力刻意保留上海、江浙为陈记“鸟笼经济”的据点,以此与邓在南方的改革政策作抗衡——陈云的本意,当然是要等着看不懂经济的邓小平在南方出乱子、闹笑话,然后再拿自己的上海经验去压邓小平的广东教训,以此展开政治反击。胡耀邦的密友、老部下项南在福建大刀阔斧厉行改革,只因区区一个“晋江假药案”(造假药的其实只是晋江下面一个县里的一个村),就被陈云抓住了把柄,上纲上线、大做文章,虽有胡耀邦、习仲勋、胡启立力保,项南仍被陈云掌管的中纪委施以纪律处分,因检讨不过关而丢官罢职,从此与改革开放无缘。

 

但是,在政治制度方面,邓小平却并非真正的改革派,陈云也未见得比邓更保守。邓的领导作风多少与毛相似:邓崇尚人治、蔑视法治,不愿意走程序、不爱开会,喜欢在文件上写批示、在家里听汇报;邓对独裁体制情有独钟,喜欢一个人拍板、一个人说了算,一锤定音、不容异议。与邓小平相比,陈云则更像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原教旨列宁主义者,明显比邓更忠于“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与原则。

 

一九七八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身作则,“发扬民主作风”,以令人惊愕的直率态度、简明扼要的犀利言词,提出中央应为“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怀、陶铸、王鹤寿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应该清算康生的文革罪行。陈云把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操办、正在台面之下悄悄进行的平反复查工作一下子推进到了中央层面,大大加速了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职务的进程。此举一鸣惊人,陈云声誉鹊起。随后,由王震打头炮,韩先楚、姚依林、宋任穷、谷牧等人群起跟进,形成强大声势,公开向华国锋施压,要求增补陈云进政治局、当常委、当中央副主席。中共党史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描述成改革开放、邓小平“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起点,其实,陈云才是三中全会的最大赢家。如果陈云不在中央工作会议向拥华派“放炮”,邓小平迟早也会以其他方式排挤华国锋而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但恐怕陈云就永无机会形成邓、陈二人分享大权乃至并驾齐驱的中共高层格局。

 

七八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陈云一派形成并崛起的标志。那些在会上被陈云搭救的、给陈云抬轿的老干部,很多人从此归入陈云麾下。陈云不仅抢了邓小平的人马,比如王震,此人文革期间对邓家有恩,“粉碎四人帮”前后一直与邓家秘密来往、通风报信,但陈云崛起之后,王震转入陈派,1982年一介草莽武夫王震被陈云荐往中央党校任校长,立即穷追猛打清算胡耀邦的党校旧部;还有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左派“笔杆子”,本来也是对邓小平鞍前马后贴心追随,陈云崛起后则态度含糊,不久便转奉陈云为精神领袖。而且,陈云也抢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功劳,比如薄一波、王鹤寿,胡耀邦才是他们脱离苦海的最大恩人,但只因陈云一通“放炮”,这些人在陈派倒胡之际均选择报恩于陈云而负义于耀邦。最令胡耀邦寒心的是被胡视为知交密友的王鹤寿,竟将二人的私下谈话转报给陈云,并在倒胡会上以二人私语对胡落井下石(王鹤寿家人后来承认王揭发胡是受了陈云的压力)。

 

某种程度上,陈云是中共众元老哄抬出来制衡邓小平的。邓小平复出是拥华派为了“治国安民”、权衡利弊之后主动做出的选择,而陈云重登高位,则是老干部集体推戴、华国锋无力抗拒而被动接受的结果。中共老干部群体对邓小平更多的是惧怕、是敬畏,对陈云,则是信任、亲近。这与二人的“工作作风”大有关系。在推举陈云出任副主席的时候,大家众口一词,一致认可陈云不仅资历深、能力强、懂经济,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一向有民主作风”。事实上,这也是实情,陈云比邓小平更尊重老干部的发言权,更偏袒红色家族的利益,也更照顾“红二代”的政治前程——“太子党”的崛起便更多得益于陈云“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的指示,而非邓小平排斥“三种人”(很多“红二代”在文革初期都属于“三种人”)和“干部四化”标准。

 

其实,陈云在政治上并不比邓小平保守,在重大事件、关键时刻,反而显得比邓小平显得更加“开明”。除了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职务上陈云明显比邓小平更通情达理、更积极主动,在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态度上,陈云事实上也比邓小平更实事求是。据传说,在1981年6月中央讨论历史决议的预备会上,文革中被整到家破人亡的许多老干部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控诉,言词之激烈大大超出了邓小平所能容许的范围,当意见分歧到会议几乎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陈云站起来以响亮的声音说道:“(毛泽东)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陈解释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缔造的,那么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地位怎么说?所以只能说他有份。在座的建国都有功,但只不过没有他的功劳大。二战结束后,日本比我们还困难,可短短十几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们整天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没完没了,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不是治国无能?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同志一人,可大家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单单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整死的有多少人呢?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有罪呢?”说完这番话,全场鼓掌三分钟以示赞同。(2013年陈云女儿陈伟力公开辟谣,表示自己父亲没有说过毛主席治国无能、文革有罪,认为这是李锐杜撰。但陈云说话其女不可能在场,这种辟谣毫无意义。)有据可查的是,陈云与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胡乔木谈话,的确说过“(文革)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这显然比邓小平将林彪、四人帮定为文革祸首,对毛搞“三七开”更接近事实。

 

还有一些事情也体现了陈云某种意义上的“开明”。比如,陈云明确反对邓小平判江青、张春桥死刑的意见,主张政治斗争不应太残酷,文革之后党内斗争不可再开流血杀人的先例(陈对“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手段也曾说过“下不为例”);陈云虽一直对胡耀邦有强烈偏见,对邓小平选胡耀邦出任总书记非常不满,多次借故找胡的茬子,必欲倒之而后快,但当邓小平终于同意以“中央生活会”形式倒胡之后,陈云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应该让胡耀邦干完十二大任期,再通过十三大中央全会的正式程序将其“选”下台;八九学潮与民运期间,陈云虽然支持邓小平对学潮的“动乱”定性,但并不赞成以军人进城、武力镇压的极端方式解决问题。几年以后,陈云甚至私下对蒋彥永大夫说过“六四”应该平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一篇最开明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由中共“左王”邓力群起草,而邓力群虽曾为邓小平所用,却属于陈云一派,而且是陈云、王震力荐接替胡耀邦的中共总书记人选。这篇讲话中关于“党政分开”和适度分权的设想更多体现了陈云的思想,而一向主张大权集中、小权分散且对西方分权制衡体制嗤之以鼻的邓小平之所以同意“党政分开”,在当时完全是为了攻击虽已势单力薄但仍然主席、总理一肩挑的华国锋。这篇讲话之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年后华国锋被邓、陈为首的众元老“逼宫”而退出政治舞台,邓小平从此再也没有提过“党政分开”。

 

总而言之,邓小平、陈云这两位八十年代中共高层实际上的第一、二号人物在经济政策上虽有明显的改革与保守之分,但在政治上其实二人都属于保守阵营。区别在于,主张经济改革的邓小平是政治上的强硬保守派,主张退回一五时期的经济保守派陈云反倒是政治上的温和保守派。二人在坚持一党专制、永葆红色江山的立场上完全一致,但在政治斗争的方式、手段上,陈云倾向于程序化、“集体领导”、和平手段、培植红二代接班,邓则更倾向于人治体制、一人拍板、暴力专政、扶持改革派接班。严格说来,中共高层真正当得起改革派之名、真正具有“全面深化改革”新思维的人物,则是原属于邓派、但终被邓小平所抛弃的两位名义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但胡、赵在中共高层并无自己的派系,二人相互之间也缺少默契,更无必要的组织配合与政治支援。邓派另一位改革干将万里与胡、赵二人的关系亦多有嫌隙,明显达不到政治协同的程度。

 

 

邓派、陈派虽然有持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但始终维持了分而不裂、斗而不破的格局。当时的政治体制比较特殊,既有一线、二线之间的牵制与羁绊,胡耀邦、赵紫阳在一线,邓、陈、李先念在二线;又有做事、监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大体上,邓派做事,陈派监事,“中央日常工作”掌握在邓派手里,胡耀邦、赵紫阳是党、政两个分公司的CEO,邓小平是董事长,重大问题以邓为最高决策者,陈云则是监事会主席,没有决定权,但有否决权——但军事、外交两个领域例外,由邓小平全面掌握,陈云没有什么发言权。胡耀邦被邓小平废黜,既是邓派的内部分化、自我裂解,也是陈云、王震、邓力群、胡乔木等人长期针对胡耀邦找茬、挑刺、挑拨离间、激化矛盾的结果。

 

邓陈二派之所以斗而不破,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邓、陈二人都在幕后,不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发生直接交锋的机会并不多。派系之争通常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展开,如陈派王震、邓力群挑战胡耀邦,李鹏、姚依林挑战赵紫阳,斗争矛头指向邓派代理人而从未直接指向邓小平——陈派向邓派争权不仅未曾挑战过邓小平的最高权威,反而是打着维护邓小平最高权威的名义,利用了邓小平本人对胡耀邦、赵紫阳的不满。而当邓小平对陈派的掣肘、干预感到厌烦时,则以拒绝召开常委会听取陈的意见(邓曾对陈要求开会的提议回应说:两个聋子开什么会?),或派自己的秘书给陈云的秘书传话“中央只能有一个婆婆”等委婉方式应对,避免发生面对面的直接冲突;二是邓、陈在历史上没有私怨,公谊、私交一向不错。陈云比邓小平年轻一岁,但党内资格比邓小平老,博古的临时中央进入苏区时陈云便是政治局常委,任弼时死后陈云又补位成为五大书记之一。邓小平从西南入京出任副总理之初,主管经济的陈云曾是邓小平的顶头上司,二人曾共同合作推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高饶事件中陈云、邓小平联手倒高岗,八大后均升任“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陈云排名在邓小平之前。但邓小平是毛派,加上邓领军打过仗、管过党务政务、外交也在行,在毛眼里是个通才,陈云则被认为只是财经专才,所以邓更受毛泽东青睐与重用。文革邓小平以第二号最大走资派之名被打倒,此时陈云早已提前靠边站(九大、十大陈云仍是中委,但毛对陈的定性是“一贯右倾,不可重用”),也算是难兄难弟。“九一三”后邓复出成为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旋即再被打倒,陈云则已赋闲养老。“粉碎四人帮”后,陈云是最早向中央建议恢复邓小平职务的人之一,又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力推动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对邓有恩。此后邓陈协同配合,剪除“凡是派”,扳倒华国锋。较好的历史合作关系,为阻止二人在派系斗争中翻脸也发挥了某些作用;三是邓、陈二派在中共高层的势力大体相当,邓派虽强,陈派也不弱,陈在老干部中威信很高,组织系统的宋任穷、宋平,财经系统的姚依林、李鹏,意识形态系统的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虽然不敢公开挑衅邓小平,但基本上唯陈云马首是瞻;党内地位仅次于邓小平、陈云的李先念虽未在邓、陈之间明确选边,但这位政治主张、经济思路比陈云还保守的中共元老(李先念和陈云一样,一生不踏足特区,一生不穿西服)亦可算作陈派一员。

 

邓小平、陈云两派之争的最终结果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邓小平胜利了,既有“总设计师”头衔,又自封“第二代核心”,“邓小平理论”载入党章、宪法,邓小平所奉行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完胜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鸟笼经济政策,从此成为后邓时代难以撼动的正统路线;但陈云也胜利了,因为高举邓旗帜、继承邓遗产的其实都不是邓派人马,而是陈派遗脉,不仅“第三代核心”江泽民是陈云、李先念所推荐的人选,邓隔代指定的第四代胡锦涛也是陈派亲信宋平所发掘的“人才”,第五代习近平虽与邓、陈之争无涉,但也是陈云重用“红二代”政策的直接产物。而当年邓派之中最卓越的改革者胡耀邦、赵紫阳的伟大功绩至今仍被中共党史所埋没,追随侍奉邓小平最紧密的杨尚昆成了“江核心”正位的牺牲品,万里、乔石、李瑞环等邓派后继者亦壮志难酬、落寞而终。

 

(待续)

 

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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