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2017              

一平:为“中体西用”辩——我看中国洋务运动(之一、上)

作者: 一平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20161231yagwuyundong.jpg (224×180)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是同时起步的,由此国人也多将二者比较,批评中国的洋务运动;而肯定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大致这已是公论。显而易见,这主要是由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以致最终满清覆灭。而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势强盛,不仅大败满清,而且亦战胜俄帝国;从而成为扩张帝国,并立于世界列强。但我以为此乃功利观,成王败寇,是短视之见。

 

本文探讨的不是洋务运动的对错、得失?本文要探讨的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中国学者批评洋务运动,一是“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是未进行政体改革;将其归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但在我看来,这两条都站不住脚。

 

 

所谓“中学为体”即坚持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孔孟道统;坚持以儒家的思想伦理为立国之本。中学即三纲八目: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学乃指西方现代之:科技、工业、军事;司法、制度、行政;经济、金融、交通;社会学说等等。特别要说明,“中体西用”中的“体”非指“国家政体”,而是指“道统”,国家政体改革属于“西用”。多有学者将之混淆,将“中体”误认为是中国的政体。

 

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有完整的阐述,他的原话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该著的“序”中言,“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显然,所谓“中学”乃指道统而非政体。张之洞所说的中学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他在“循序第七”中道“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张之洞对“中体西用”阐述得很清楚。

 

有关“西学为用”,也并非只是“器物”。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言:“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可见张之洞所言“西学”,更在学习西方的政事,洋务运动绝非只在“器物”。我们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明确些,即“孔孟道统为体,西艺西政为用”;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说,包括对中国政体之变革。

 

洋务运动有个发展过程,先器物、而技能、再到政与制。当然,《劝学篇》的目的是“保国、保教、保种”。届时,国际间弱肉强食,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盛,中国处于列强分瓜之境,国人忧之,要求“保国、保教、保种”乃是必然。当时激进的康、梁的口号也是“保国、保教、保种”。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内篇九篇,近18000字;外篇十五篇。近24000字;全著更多的倒是讲学习西方。包括:放弃固步自封,向西学开放心智;考察西方诸国;建立新式学校;培养各行专业人才;多设译书局,广泛翻译西方著述;设报馆,开放报刊;变法,破旧窠,行新政;改革科举;教育民众,普及科技知识,鼓励工商;建立西式现代军队及军事;学科技、开矿、修铁路等等。

 

张之洞“西学为用”的主旨是“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政”不仅在官制、学制、司法,还包括农政、工政、商政、军政等等。有关中国什么可改,什么不可改,张之洞在此著中言“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

 

张之洞的《劝学篇》写于1898年,已近满清尾声。此文是对洋务运动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也是对之继续推动。重要的是,《劝学篇》中所说的这些“西用”、“变法”,多是洋务运动已经做的,或正在做的,并望继续推进。洋务运动并未因甲午战败而终止。

 

应该说,于当时,除革命党之外,“中体西用”得到了朝野精英的共识。康、梁虽是激进的维新派,但其所提出的“变法”内容与张之洞所主张的大致相当。戊戌变法的种种要求都是洋务运动一直在做的,戊戌之败不在变法,而在光绪所用维新党要贸然政变,让袁世凯起兵勤王,废慈喜,可谓书生幼稚妄行。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甲午之后,张之洞参与了推动新政变革。1901年,他在《致刘坤一等》中言:“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同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19078月,张之洞奉旨进京陛见。慈喜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回答:“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慈喜言“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张答:“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

 

次年,军机大臣庆亲王奕上给慈喜太后的密奏中言:“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察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唯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仅此据实直陈,伏乞慈鉴。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内政类奏摺》;引自孔祥吉:《张之洞劝慈喜速行立宪》)

 

李鸿章办洋务由“坚船利炮”始,进而工商,进而教育、人才,进而变法。其言“今当及早变法,忽令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1874年,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1896年,李鸿章致信吴汝伦谈及欧美行之感:“至立国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记》所言,颇得涯略。此行辙迹所经,视数君为广,而时日则太促。然详咨博考,已觉所见过于所闻。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

 

戊戌变法后,慈喜召见李鸿章,“以弹章示之曰:‘有人馋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 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 法》第 1 册)

 

由上可鉴“中学为体”并非是不改政体;再洋务运动最终走到了国家体制的改革——君主立宪。如果没有日本的突然兴起及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洋务运动不会夭折,其会逐步发展,最终使中国实现工业化,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洋务运动由“坚船利炮”始,进而就要办工业;办工业就要学习西方科技,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既要办学校,引入西方文明;而这些均要钱财,因此要促进经济,鼓励民间工商;军事启动工业;官办带动民办;由是工商阶级、市民阶级乃兴起;工商阶级、市民阶级之兴起,政体的变革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以及承担者。顺理成章,然而日本的侵略打断了洋务的进程。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外在原因之一。

 

如果大清朝不是满人统治,皇帝是汉人,那么其也不至于灭亡。满清一再拖延,拒绝改制立宪,主要是因为满汉民族之矛盾,满族统治集团不愿放弃大清江山及对汉人的统治,作为少数族群,一旦立宪,清皇丧失绝对权力,满族即丧失对汉人的统治。此阻碍了晚清的政体变革,也导致了满清的灭亡。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兴起,而满族统治集团已没落不堪,前者必将要取代后者,这也决定了满清最终的命运。

 

终结满清的非革命党,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兴汉族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而他们也正是洋务运动的主力。武昌起义仅是一次偶然的兵变,当时中央政权完全有力量将之镇压,然而其时汉族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已决心抛弃满清。因此,借武昌兵变,各省或宣布独立,或起义;而掌兵权的袁世凯半途终止对武昌的镇压,南与革命党谈判,北逼退满清皇帝退位。是汉族新兴官僚集团及精英阶级结束了满清,建立了现代国家中华民国。

 

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到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北洋政府、再到蒋介石、蒋经国国民政府、乃至各自治军阀,广义而言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维护、继承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传统,同时广博学习、汲取西方。这是近代中国文明的主脉,也是近代中国的正途,一以贯之,并延续为传统。不幸其中断于“新中国”;唯“新中国”对这一历史全然抹杀、批判。

 

                                 2016年12月28日 于伊萨卡

 

关键字: 一平 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
文章点击数: 2361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