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8/2017              

一平:为中体西用辩——我看中国洋务运动(之一、中

作者: 一平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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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网络图片)

 


                            

 

有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在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否要继续持守中国传统道统——儒家的思想伦理?今天看来,这无疑是需要的。即使今日之中国也还是要回归孔孟道统。否则国人的道德伦理依何而建立?社会、民心因何而凝聚、组织?国人将何以安身立命,理得而心安?托克维尔曾言“改变法制可以不改变信仰”。

 

当今,中国科技、经济都得以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老二;但是由于1949年以来的文化破坏,信约、道德却严重缺失,温饱解决了,但人心却惶惶不安。这是中国巨大隐患,有可能导致未来国家之崩溃。无疑,中国需要建立其信约与道德体系,人也需有“人”的模样。就民族整体而言,这需要回归孔孟儒家传统。文明不是一次性突然建立的,也不是短时间内可横行移植的,而是在漫长的实践中,由具体的生存经验逐步积累起来的;其渗透于日常生活细节,融入人的生命、血液及潜意识。有时,由于外部的因素,其被突然中断,但是文明的基因依然潜伏于我们的生命中,其沉睡,但不是消失,可以唤醒,重而复生。回归孔孟道统就是唤醒、复生我们生命记忆中的文明。人的存在固然需要物质、工具、知识,但是作为“人”,还有比之更重要的东西,这是人之为“人”的原因。

 

文明是庞然而复杂的系统,它是有生命的,有周期的,其中有些部分是生长、吸收、扬弃、变化的,但有些则是永久不变的——即文明体系中的那些基本命题和元素,犹如生命中的基因,代代相传,不可改变。比如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其是该文明的基础,该文明无论怎样发展,基督教都是其“本”,它的整部文明传统多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各西方国家在他们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未抛弃基督教。美国之兴起正在其新教,其是美国立国之本。英国光荣革命之发生,是因为詹姆斯二世废弃英国国教,改换天主教,于是英国国会发动革命,赶走詹姆斯二世,恢复英国国教。可见宗教于国家之重要。即使是今天,将基督教从西方国家中全然抛弃,那也是不可想象的。孔孟道统于中国,基督教于西方国家,二者间的道理是同样的。

 

“中学为体”,就是强调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要维护国家之本,这个“本”就是孔孟道统,就是要持守儒家传统。中国在,中华民族在,这一传统就是不能丢弃的。可以说,这是文明的宿命,别无选择。当然,这不是说,孔孟道统不需要改变,不需要融汇新的内容。比如三纲五常,三钢可以变,因为现代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变化了,无君,自然也就无需君纲;男女平等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仁”不能变,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能变的,公义、为善、致知、诚信、循礼、毅勇、敬天乃为“人”终极命题,不可变。可谓天不变,道义不变。任何文明中,都有其不可变的终极命题,其不受历史、时代、政体变化之左右,恪守不变。否则就是该文明的灭亡。比如基督教中,基督的爱、上十字架、死而复活等等是不能变的,佛祖的涅磐、慈悲也不可变;儒家的“仁”亦不可变。

 

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比西方的高明,也不是为了要抵制西方,而要持守中国的传统。“全盘西化”不是不好——用几十年让中国成为另一美国怎么不好呢,但做不到。英国统治印度200年,最终也没能使之全盘英化;虽然当今印度有了英国的民主制度,但印度还是印度。“全盘西化”作为盼望中国进步的激愤之言,可理解,矫枉过正吗;但如要当真,则是书生一厢情愿的妄想,犹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文明是宿命,其偶然出现,并在漫长的时间中,由人的经验逐渐积累而成;其渗透日常生活的细节,融入人的生命、血液及潜意识。文明不是道理,需要成为众人日常习俗,乃至潜意识地规范人,构成族群共生之默契。简单地说,文明即传统。如果将之骤然中断,就没有什么可以填补,人也就丧失文明记忆,跌回野蛮状态;就算有更好的文明可以替换,比如西方文明,但是人们对文明的接受需要漫长的驯化时间,使之转化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习俗,并渗人的潜意识。但是历史不却提供文明替换的时间,文明的记忆一旦中断,就是毁灭的灾难。毛“新中国”的历史就是证明。

 

无论中国是否要工业化、现代化,是否要富国强民,儒家精神伦理都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这是不能动摇的。打到孔孟,中国的文明大厦即塌毁;这是“新中国”的教训。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断绝其传统,即是它的毁灭。

 

洋务运动做遵循的“中体西用”大体是对的,你可以批评其有局限,但不能将之归于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孔孟道统、儒家精神伦理并非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的障碍,更谈不上是近代中国失败的根源。

 

 

就政治而言,当大规模推动社会变化的时候,一定需要有另一向保守的力量,达致平衡,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秩序、稳定,及凝聚力。变革意味动荡,且危险,很容易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崩溃及暴乱,因此在变革的同时维护传统精神道德,强化国人意识的认同,凝聚民心是重要的。

 

文明是时间性的,由经验逐步积蓄而成,世代延续,其间不断吸收,亦不断扬弃,但主体上不可中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在我们身后,文明即传统,其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保守,是继承,这在社会剧烈变动中尤其重要。

 

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之一就是,革命党在进行政治革命中,同时发动社会革命和宗教革命,致使摧毁了国家与社会的所有稳定的因素,而导致全面暴乱,最终是拿破仑专政。因为,文明传统遭至摧毁,国家、社会即解体,人就陷于恐慌、迷狂,进而暴乱,彼此盲目残杀。唯有更暴力更专横的力量才能对之抑制,于是形成新独裁者,实行专政统治。无论赋予什么理论,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毛革命均是如此。

 

英国革命关于法国革命之别,就在于它有保守性;它是有限的革命,有对传统的保守。比如对宗教的持守。英国革命始终和宗教纠缠在一起。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起因是因为宗教,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力图恢复天主教,以天主教取代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最终导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发动革命,罢黜詹姆士二世,迎回其女婿威廉三世,立为国王。

 

在历史上,保守远重要于革命、创造;所有的创造、创新都需要在保守传统的传统的前提下,被容纳接收。所谓“开天辟地”从来都是灾难。再强调,文明是点点滴滴地经验积累和建设;而“开天辟地”则是破坏、毁灭,或异想天开。

 

于中国政治,只要务实、有担当、不妄想,无论政见如何,大致都会尊孔。因为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在呢,数亿民众尊崇孔孟,这是中国实际之国情。政治之本乃在重现实。很难想象,在基督教国家,一个政治家能以反基督教来治国;如果其得逞,必是该国之灾难。元朝、满清都是异族统治,但是其统治者均尊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信奉儒家的国家,离开孔子无法对之管理。这不仅是道德及文化问题,也是政治现实。

 

洋务运动倡导“中体西用”,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学习西方,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但是不能放弃道统,不能不尊孔。康有为虽是“维新”领军人物,但亦尊孔,甚至更激烈,力主将孔学立为国家宗教。梁启超可谓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的主帅,但也尊孔。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加序文,提出:“爱国类及异类,推孔教以仁万国”,并立《湖南事务学堂学约》“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课也”。梁启超在《 与严幼陵先生书》中为“保教”解释说“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 梁是儒者,尊孔自不此说;然而即使是出于政治之实用,他也看到国民大众尊孔,要顺此民意而图之。

 

18995月,梁启超在在日本哲学会作题为《论支那宗教改革》的演讲中,说孔教之本旨为“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强立主义非文弱主义”、“博包主义(亦谓之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重魄主义非爱身主义”。(引自崔志海《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德肯定与否定》)19138月,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递交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

 

1919年梁启超考察欧洲,大失所望。1922年,他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说,“美国人切实敏捷,诚然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它移植过来,使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 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伦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我用功虽少,但 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梁先生说“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当然不对,但离开基督教传统,他看到国人要解决“精神饥荒”也还是要回到儒、释。梁先生最终也还是“中体西用”。

                                

20161228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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