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15/2017              

张智斌:自由、法治和民主孕育的历史细节

作者: 张智斌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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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肖像(油画),作者不详,原图来源于网络。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惊人相似——套用这句被人们写过无数遍的老话,作为我文章的开头。尽管显得有点俗气,但是实在确切。

他们抓捕律师,他们将其示众。他们施以酷刑,他们逼其认罪……

他们禁止言论,他们恐惧自由。他们切断信息流通,他们阻止进口书刊。他们控制印刷、出版,他们绑架作家、书商……

这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今天,这些我们看来非常眼熟的套路,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也不是某个极权拥有的专利。将近400年前,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大名鼎鼎的查理一世,就已经把这些套路玩弄得滚瓜烂熟,得心应手。

“当作家(清教徒们)将腐败、愚蠢、滑稽和滥权的题材写成小册子,以嘲笑和蔑视这个政权的时候,作家和印刷商都被投入监狱,并被予以惩罚。

任何针对国家领导人(国王)的恶语和不实言论,都被视作敌对势力蓄意巅覆国家政权的叛国行为,被施以严厉的惩处。一位名叫沃特҉普莱恩(Walter Prynne)的律师,就由于写了一出有关政府丑闻的剧本,因而被指控并被定罪。他被禁止从事法律工作,吊销律师执照(大学学位),并被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万加元——原文注)。行刑者将他写的书本放置在他面前焚毁,他被囚禁在枷锁之中,站立在伦敦两处不同的地方示众,并在每一处被割去一只耳朵。他的左、右脸上,各被烙上字母‘S’和‘L’(‘S’和‘L'即英语Seditious Libel的首字母,此处意为煽动颠覆君王的错误和恶意言论,那时被视作叛国罪——本文作者注),然后将其投入大牢。

但是,即使是这样惨无人道的惩罚,都无法阻止人民表达他们的观点。每当刽子手行刑割去人们耳朵的时候,数以千计的人民围观酷刑,并对刽子手发出强烈的嘘声,轰他们下台。 普莱恩律师的耳朵被割去过两次,他被割去后又将耳朵缝上,每次都这样大喊道:‘割去吧,撕碎我吧,但我并不害怕!我怕的是地狱之火,但决不是你们!’

为了阻止示威的人民传播他们的思想,查理一世把从国外带入图书,或未经政府许可印刷书刊都定为犯罪。……高等法院(星室法庭,英语原文: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本文作者注)被操控为镇压人民违犯了这些新法的暴力工具。”

以上引号中的文字,正是《十字路口——众国在此相会》(CROSSROADS: A Meeting of Nations, Michael Cranny著,Pearson Education Canada Inc. 1998版)第二章第32页(注:本文中部分内容和引用文字来源于此书,以下不再一一列出, 英语原文由本文作者翻译。)中记录的历史场景。今天,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此书作为高中9年级的社会学教材,用这段文字来教育学生言论自由的来之不易和重要性。

 


走过中世纪漫长的黑夜,欧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春江水暖鸭先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思想和艺术总是充当着政治文明的晴雨表。文艺复兴时代后,长期被禁锢的思想,此刻更像雨后的春笋,层出不穷,势不可挡。

1603年3月24日,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 )在英格兰登基,成为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 )。他在英格兰的登基,在他看来意义非凡,大英帝国从此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时代。那是真正的强盛,与今天那些只会挂在嘴上虚张声势的盛世大国相比,那真的没法相比。

大英帝国无疑是那个时代公认的世界政治、军事、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所谓的大英帝国,虽然只是大西洋上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岛国,面积不足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也只不过区区五百万左右,但它已经在各大洲开拓着殖民疆土,他的贸易商船几乎来往于地球上人类聚居的每片土地。大英帝国的价值观——政治、宗教、思想、文艺和技术,正随着贸易和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被接受。难能可贵的是,民主思想的雏形已经在民间逐步根植人心,1620年,载着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和清教徒们的“五月花”(Mayflower )号,正在驶向美洲新大陆的航道上乘风破浪,为日后建立“人类政府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这个现代法治政府的理念奠定基础。

詹姆斯一世智慧非凡,他著有多部著作,他主持编纂的圣经,其宗教和文学价值,在西方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但与此同时,詹姆斯一世没有少用他的智慧去做坏事。詹姆斯一世也愚蠢非凡,他竟愚蠢到鼓吹“君权神授”(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的地步。他当然不会意识到虽然封建专制,也应该积极鼓吹“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个弥天大谎的重要性。那个时代,宗教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和党、政一体相似,他的政权政、教交融。他的所作所为,被英格兰人民嗤之以鼻,他被人民嘲笑为“基督徒中最聪明的傻子”(The Wisest Fool in Christendom)。

英格兰的繁荣盛世,同样只是属于帝王和贵族的盛世,人民却面临更加诸多的苛捐杂税和同样艰难的民生。詹姆斯一世对外积极推行殖民扩张,对内极力收刮民脂民膏,自己和特权阶层却贪图享乐,挥霍无度。1625年3月27日,当他一命呜呼的时候,人民既没有觉得这是国家和人民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更没有感觉到丝毫悲哀。他留下的,是一个面临分裂的国家和一群愤怒的人民。他的儿子,查理一世(Charles I)将继承他的王位,也必将收获他父亲播下的种子。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东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大明帝国其实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强盛,但关闭锁国的君皇却如井底之蛙,总是津津乐道自己“万邦来朝”和“永乐盛世”的丰功伟绩,总是感觉大明就是世界强国。

早在公元1368年朱元璋金陵称帝时,这个放牛娃出身、没有接受过正统教育的开国元勋就已经懂得打出“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大旗,以证明其颠覆前朝政权和统治人民的正义性。从这一点上看,与其说中国古代君皇的思想是先进的,不如说他们的思想更阴险更狡诈。他们比起詹姆斯一世的“君权神授”来,不知要高明多少。

现实却是严酷无情,往往总是走向梦想的反面。尽管朱元璋“铁腕惩贪,不避亲故,法不徇私”,对腐败官员动则处以“枭首”和“剥皮示众”等严厉惩处,明朝政权建立后不久,腐败就开始不断制度性爆发,而且还越治越腐,无法遏制。

经过明成祖朱棣子虚乌有的永乐盛世后不到百年,到了正德、嘉靖两朝,社会矛盾便不断加剧,民间的不满堆积成疾,外患内忧接踵而至。大明皇朝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都没有少用,异议人士也没有少抓少杀,但叛逆者还是四起。当年朱元璋称帝时那些“先进性”思想,此时看来,已经彻头彻尾暴露出了其本来的面目,那只不过又是骗取人民支持其获取权力的欺诈术而已。

朝廷面对层出不穷的困局,不得不推出“嘉靖革新”来期望改变局面。明穆宗隆庆解除海禁、开放国门,史称“隆庆开关”,以中兴经济、重振国威。在隆庆新政的改革下,明朝的经济规模据估计达到了当时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大明到底能不能因此成就它的强国梦?没有制度保障的大明中兴,又究竟能走多远呢?

1627年8月,大明王朝18岁的崇祯帝朱由检(庙号思宗)继位时,大英帝国的查理一世才刚刚登基不到两年半。崇祯也将和查理一世一样,享受他前朝留给他的荣华富贵,同时也收获他前朝早就播下的因果种子。

此时,东方另一个在日后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日本,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关闭锁国的岛国。在詹姆斯一世于英格兰登基的同一年,即1603年,日本开启了他们的“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德川幕府开始统治日本。与任何封建权力治理下的国家一样,经济总是被政治左右着激烈地起伏。直到德川网吉時代,时局才步入相对稳定,这使得日本在经济上得到快速发展。德川网吉喜好学问,施布善政,但也生活奢侈,视野狭隘。他极力维护独裁极权,喜听谗言而漠视民权。尽管经济上取得一时的繁荣,但这个关门锁国的德川幕府,究竟能把日本带往何处?

 


1625年,查理一世正在英格兰做着他大展宏图的“不列颠梦”。查理一世同他的父亲一样,也对“君权神授”深信不疑。他的地位让他在任何场合都显得端庄得体又魅力十足,他把许多时间花费在文学和艺术上,却缺乏对时政的深入思考。总之,他同样也是一个思想狭隘的君主,与所有处于权力顶端的极权人物一样,他的世界已经完全与普通民众生活的社会分离开来,却还浑然不知。

我不得不说,大英帝国之所以能破天荒地逐步走向民主,与在取得成功前国家权力始终处于贵族之手不无关系。英格兰的贵族是不惜运用朱元璋这样的流氓手法去治理国家的。贵族中流行的契约精神和历史传统,在社会进步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宗教的变革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其作用更不能被小觑。查理一世的政权虽然也控制出版和言论,抓捕作家和律师,予以示众施加酷刑,但基本上都还算在当时的宗教和恶法的框架内进行审判和惩处,而非运用栽赃枉法等下流手法。

顺风顺水的日子不会永远亲睐查理一世,他的困境终于来了。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无法支撑皇室庞大的开销,因此他向议会提出要求增加税收。而议会在批准增加税收的同时,又向查理一世提出附加条件,要求赋予议会更多的权力。这让查理一世受不了,所以他下令解散了议会。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再看英格兰当时的情况,就会发现查理一世只要稍微“无耻”那么一点点,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他可以把英格兰紧缺的资源控制起来圈钱,也可以用“国有”的名义成立一批皇室企业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下垄断赚钱。如果连这样做都嫌麻烦,他完全可以用行政审批的名目弄钱,也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去议会名正言顺的要钱,再将公款私用——在表面上看,这会显得正当得多。如果这也不行,他还可以法办议会中带头寻衅滋事的腐败分子,予以震慑。实在不行,用“人民”的名义去成立一个他自己说了算的议会都不是什么坏主意……总之,办法实在太多了,但查理一世就是死脑筋。

真是“有什么不能有病,没什么不可没钱”。查理一世的御用顾问和专家们用尽了计谋,“路桥费”(Tunnage & Poundage,一种以重量来计量收费的关税,与今天的“路桥费”略有相似——本文作者注)也收了,“买官卖官”也搞了(出卖皇室的贵族头衔),但越是变本加厉的收刮,民间的不满和反抗就更加激烈,所以也越是需要更多的资金去维稳——这是一个无法长治久安的黑洞。因此,到了1628年,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他内心里希望这次议会也从以前被“解散”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让他得到财政上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立即被一盆冷水浇灭了。议会回复他要他立即停止一切违法活动,并且签署《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否则就不要想从议会手中得到分文。因此,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解散议会。

1637年,查理一世的真正困境临头了。人民在政治上的不满和对其苏格兰宗教政策的愤怒,使得各方对查理一世的抵抗和反叛日益激烈。查理一世现在急需金钱来进行强烈维稳。1640年,他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但议会却同情被镇压的苏格兰人民。查理一世一怒之下,不到三星期就将议会关闭,史称英格兰历史上的“短议会”。这回,查理一世下定了决心,要重起炉灶成立一个新议会,他希望从中得到自己所需的一切。那么,这个新议会,真能如他所愿吗?

查理一世在英格兰焦头烂额的时候,大明帝国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日子又过得是否顺畅?

非常不幸的是,崇祯皇帝所面对的,是更加艰难的时局——虽然他没有议会的制约,更不受法律的拘束,也不受严重的财务困扰,但是,任何不受约束的腐朽政权,都有相同的病根——用今天的话来概括,就是:权力贪污腐败却不顾社会民生;目无人民的自由还极力践踏人权。因此,这种不受约束的政权必定不会得到人民甚至体制内部一些反对力量的拥护。现在,大明皇朝已经快走到了内外交困的尽头。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领后金围攻北京城,袁崇焕回兵解救。崇祯三年,辽东时局不堪,思宗诛杀袁崇焕。崇祯四年,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揭竿而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布立国,国号大順,年号永昌。至此,大明腹背受敌,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回天乏术,一切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江户时代的日本,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武士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德川幕府控制着整个国家,一面坚持关闭锁国,一面又用一位外国思想家朱熹的儒家学说,在学府里不断灌输“三纲五常”的心灵鸡汤,培养人民忠于幕府的愚昧思想,来巩固和稳定自己的政权。幕府政权最狠的一招,就是控制封锁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让武士的二代再成为武士,而农商的儿子还是农商。

当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和大明皇朝的崇祯皇帝都在诚惶诚恐地末路狂奔的时候,现在,抱着依靠愚民来达到长治久安美梦的德川幕府的第三代领导人——德川家光完成了权力的移交,并在宽永八年(1632年)实现了将幕府的现职将军法定为日本最高统治的权力核心。不出数年,到宽永十七年,日本多地就出现了大饥荒。宽永十八年,德川家光继续完成闭关锁国的宏伟大业;宽永二十年,禁止《田地永久买卖令》,叫停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庆安二年(1649年),颁布《庆安御触书》,规定农民生活必须简朴,甚至不准抽烟、喝茶,加紧对农民进行盘剥——看来,没有一个封建皇朝,是不去做他们长治久安的万岁梦的,也没有一个封建皇朝,是不把人民当做奴隶去残酷收刮的。

 


1640年11月3日,查理一世重起炉灶建立了新议会,他希望这个新议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相对于前面的“短议会”,这个新议会断断续续延续了十三个年头,在历史上被称作“长议会”。但这个新议会又会怎样对待查理一世呢?

任何昏君的身边都不会缺少奸诈恶毒的小人,查理一世父亲留下的贝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就是一个。他不但竭尽所能收刮人民,甚至还将英国拖向了与法兰西和西班牙发生战争的边缘。他短短几年就为查理一世四处树敌,使得查理一世灾难连连,但查理一世却觉得贝金汉公爵贤能忠君。当贝金汉公爵被刺杀的时候,查理一世悲痛万分,为他最亲密的、统治阶级最忠诚的同志加战友默哀悼念,而人民却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添酒加菜,相互庆贺。

现在,新议会对查理一世身边的另外两个“狗腿子”算账的时候到了。议会要求查理一世交出斯泉福德勋爵(Lord Strafford)和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去除他们的权力,并依法惩处他们的违法行为。这是查理一世的疼点,但为了交换利益,查理一世不得不出卖了他们,最终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权力往往导致贪婪的人们利令智昏;而助纣为虐的,也必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今天那些在权力争斗中失败而纷纷跳楼、投河、上吊的,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为未来留下的又一批并不新奇的例子而已。斯泉福德勋爵死到临头的时候,查理一世给他写信道:由于政治原因,我不得不签署这个死刑执行令……斯泉福德勋爵读后,唏嘘不已,哀嚎道:“不要将信任交给君王,也不能交与人子,否则必定无救。”(原文:“Put not your trust in princes, nor in the sons of men, for in them there is no salvation”,此处“princes”为王子, “son of man”源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在《圣经》《新约》中多次出现并有多种释意,在不同处可解释为普通人或神等不同意思,此处princes,sons和men均为复数,为泛指——本文作者注。)直到今天,此言仍然是英语中著名的警句。

“他的智囊(斯泉福德勋爵和劳德大主教)被处死,大大刺伤了查理一世的心。但议会却得寸进尺。现在,议会认为国王不应该拥有“绝对君权”(Absolute Monarchy),他们计划通过《大谏章》(Grand Remonstrance)来去除国王手中更多的权力,以改变国王在政府中的角色。

但是,议会也陷入了两难的处境。国王究竟应该拥有多少权力?议会又应该从国王手中取走多少权力?这些关于国王权力的问题,在《大宪章》(Magna Carta)中并没有交代清楚。举个例子,国王拥有执行外交的权力,他也拥有“皇家特权”(Royal Prerogative),这让他在紧急状态下,能在法律边界之外、甚至是在抵触法律的情况下行使权力。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皇家特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更有趣的是,在十七世纪,支持皇室的人民可能比支持议会的还多。”——所谓的人民,有时真的是不明真相的,尤其在缺乏言论自由、控制媒体和出版的国家里。看看历史的细节,今天,当我们再看成群结队的“毛左”盼望文革重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可以奇怪了。

“议会辩论《大谏章》时,在支持皇室还是支持议会的问题上,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查理一世也听到了众议院分歧极大。激进派议员要求去除国王的大部分权力,但大部分的议员只是要求国王保证在统治国家的时候按照法律和传统行事。”——不管如何,议会要求君主改良的呼声极高。查理一世究竟是深刻反思、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关闭改良的大门,坚持用强权统治国家去改变社会?

和任何极权一样,不走到头破血流、山穷水尽的地步,权力是绝不会深刻反思的,查理一世也不会例外。“由于意见分歧极大,这几乎将议会都要毁了。查理一世相信,如果他能够将议会中激进派的领军人物抓捕起来,用‘巅覆国家政权罪’(原文traitor,叛国者。treason 即叛国罪,但其法律定义更接近今天中国刑法中的巅覆国家政权罪 ——本文作者注)来惩治他们,他就可以继续控制这个国家。

因此,查理一世亲自带领了500名士兵,冲入众议院,企图逮捕那些激进派的头领 ——显然这是犯法的。那些得到通风报信的激进派议员早就闻风而逃,而议会却叫来了军队,这使得起义发生了,查理一世逃离了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投奔到北部的诺丁汉(Nottingham),他知道那里有许多人支持他。而皇后亨列特·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则带着皇家珠宝逃到欧洲,典当后用以支付军队。此时,大家终于看清楚了,国王已经准备对议会开战了。”

1642年8月22日,历时9年的英国内战终于开始了。这场皇室与议会之间的战争,很快就演变成皇室与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战争;也从保皇派精锐装备的专业军队对议会乌合之众的民兵之间的战争,很快演变成四面楚歌的皇家雇佣军面对迅速壮大起来的、以清教徒为主的“人民军队”的战争。

战争最终的结果已经不言自明。当保皇派的军队输掉了马斯屯穆尔(Marston Moor)和那斯贝(Naseby)两场重要战争,继续负隅顽抗一阵后,败局已定的查理一世被迫逃到苏格兰。在那里,他被囚为战犯。现在,他又被送回到议会的手中,将面临审判。

我真为查理一世的命运而感叹。如果查理一世也能够让英国议会紧密团结在以查理核心为首的皇家中央周围,如果查理一世也能够做到“皇”指挥枪,他的命运又怎么会这么快就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

 


1649年1月20日,议会成立的高等法院对国王的审判终于开始了。审判在议会宏伟的威斯敏斯特大厅( Westminster Hall )进行,控辩精彩纷呈。

“指控国王巅覆国家政权罪(Treason),真是革命性的。在1649年,根据法律的定义,巅覆国家政权罪(Treason)是指试图推翻国王的行为——因此,现在查理一世面对的指控,是试图推翻他自己。查理一世当然清楚这是可笑而且荒谬的。”

“当查理一世被问到有罪还是无罪时,他既拒绝回答有罪,也拒绝回答无罪。他回答道:他不能接受这个法庭本身的合法性。他要求知道:‘根据什么权力将我置于此地(审判)?我指的是法律的权力,这个世界充满了非法的强权——如同小偷和强盗在路上抢劫。请记住,我才是你们合法的国王,请告诉我,凭什么法律授权,让我坐在此处?你们应该听从我才对。’”

这实在是一个法律上的悖论。根据当时英国的法律,法庭必须得到国王的授权批准。这个没有国王授权的法庭,就像一个以人民的名义设立的法庭,在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的情况下去审判人民一样,显然是不符合法理的。但是现在,这个法庭正在以法律的名义,貌似合法地审判国王。

“查理一世还坚持认为,这个法庭并不能保证他得到公平的审判,因为他没有得到公平——而这种公平,正是法律规定必须保证的。他也坚持认为他无法去触犯巅覆国家政权罪,正因为他不会去推翻他自己。”

查理一世的不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他收刮民脂民膏,盘剥苛捐杂税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过依法执政?当他带领士兵冲进议会,准备捉拿议员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过法律的威严?当他诉诸武力,发动内战的时候,他又有没有想过这将会把人民和国家带往何处?现在,他却指望法律带给他公平和正义了。

“在争论中,查理一世用走路的手杖不断敲击着地板,手杖顶端的金头子突然掉落了下来。他自己和旁听的众人都感到看到了一个非常不详的征兆。经过一阵混乱的庭审,他被确定有罪,判处死刑。”

1649年1月27日星期六,议会公布判决:“法庭确认他,查理·斯图厄特(Charles Stuart),犯有他所被指控的罪名。他犯有暴政罪,巅覆国家政权罪,谋杀罪和全国良民的人民公敌,罪名成立,判处砍首处死。”

“一月的一天(1649年1月30日——本文作者注),是他的行刑日。查理一世醒得很早。他要来了他最好的衣服,他决定有尊严的去赴死。他穿了两件衬衫,吃了些食物。他想如果自己在颤抖、或看上去虚弱的话,这会让敌人感觉到他在害怕。一点钟的时候,他被引向断头台,他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讲,然后被行刑。”

读英国的历史,总让我感叹不已。将近四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我在阅读时,仍然可以寻找到每一细小的件事甚至是每一句话语的细节——时间、地点、人物、背景和来源都被从各个角度详细的记录在案。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所有的细节,似乎都在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人民已经摆脱了愚昧,权力依然保留着良知。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那时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理念,已经根植人心。就算今天,许多国人对此还迷茫不解,思想依旧混沌不开,更不要说与查理一世同一时期的崇祯皇帝和他统治下的明朝臣民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率部攻破昌平,十九日北京城内守军全线奔溃。太监王廉紧急禀报皇上,思宗宫中痛饮苦酒,长吁道:“苦我民尔!” ——崇祯居然也用“人民”来说事了,“苦我民尔”?就算是大明的永乐盛世,人民又何尝不苦?今天杀入京城的叛逆,昔日又何尝不是人民?如果不是官府暴虐的欺压,这批愚昧的暴民又怎么会揭竿而起,浴血反抗?“苦我民尔”?今天你权倾山河的崇祯,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尽头,你终于想到了昔日被你们肆意鱼肉的“人民”了?难道你不觉得一切已经都太晚了吗?

崇祯即位只是短短的十七个年头,就走到了直奔景山自缢驾崩的尽头。景山曾经是被叫作万岁山的,此时此刻,不管称万岁也好,盛世也好,其实都是自欺欺人而已。

崇祯死的时候,他左脚光着,右脚穿着一只红鞋,年仅33岁。假如崇祯没有去景山自尽,崇祯会不会得到像查理一世那样的法律审判?他有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当然不会有,等待他的,必定是暴民的乱枪杀戮。在崇祯统治的时期,他自己也绝对不会认真思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他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这个思想,更没有这个觉悟。他想的更多的,一定是怎么强烈维稳,永保大明江山。

崇祯临死前,他在蓝色龙袍上留下遗言:“朕自登极十有七年,虽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遗言有多个版本,个别词语有所不同,此为其一——本文作者注。)他至死都将痛失江山归罪于人,致死还认为自己是在执政为民、爱民如子,却落得悬尸荒野的下场。他冤吗?有点冤,但也不冤。

明朝的灭亡并没有解救苦难的民众,大清的统治也同样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数千年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朝代的更替只是利益在权力的手中转移,头颅和鲜血没有换来多少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那些欢欣鼓舞企盼迎来一位新明君的民众,也已经注定要失望。他们所迎来的,必定又是一轮花样依旧的庞氏骗局和又一个黑暗的新轮回。

 


英国民主的进程并不会因为查理一世之死而一蹴而就。杀了查理一世,英国也没有立即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英国社会依旧会面临文明孕育过程中的艰辛和诞生前的阵痛。

1658年9月3日,镇压保皇派的专制领军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去世,使得君主制有了得以复辟的空间。英国政坛的混乱,导致社会民生艰难,宗教的纷争、新议会的产生,都使得君主制的复辟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1660年5月29日,新议会为了避免英国再遭内战,顺应民意,按照传统的规定,邀请查理二世(Charles II )继承王位,英国恢复了帝制。查理二世通过血的教训,一方面学会了与议会更广泛的妥协,另一方面又对推翻前朝的人物予以残酷的血洗。1685年2月6日查理二世去世,由其弟詹姆斯二世(James II )继承。权力总是像一帖欲望的春药和扩散中的癌细胞,总是热度高涨的渴望扩展自己的疆界,詹姆斯二世甚至重新弹起“君权神授”的老调。

直到1688年,身为天主教徒的詹姆斯二世因为对反叛他的基督徒大力施行暴力的流血斗争,失去了议会和宗教的支持,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英国议会将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Mary)这个新教徒和她的丈夫奥兰治之威廉(William of Orange)设立为英格兰新的国王和王后,詹姆斯二世逃离英格兰,放弃了皇权。在英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实现了国王第一次被议会选定,而不是来源于世袭,终结了“君权神授”的传统。1689年,威廉正式签署《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89年12月16日,《权利法案》被正式批准实施,该法案明确表达了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从法律意义上确立的“君主立宪”(Constitutional Monarchy)的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诞生了。

不列颠的宪政梦终于实现了,但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法治与民主的征途仍然任重道远,完善和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英国人民从此摆脱了君王的专制统治,政治权力逐步过渡到由人民选举的代表依法履行。英国的光荣革命引领人类政治制度的改革向前迈出了及其伟大的一步,政治制度的改革逐步把政府变革的更好,由此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将人们生活的社会体系变革的更有保障和更具人性化。

就在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的同时,远在东方,大清国的爱新觉罗氏康熙皇帝正在谋划着他的大清梦,康乾盛世的大戏已经徐徐拉开了帷幕,科技兴国的施政方针方兴未艾,又一个封建皇朝的“周期律”正在进入高潮。而此刻日本刚刚开启了元禄元年,日本政治上中央集权的最高领导人、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网吉,也将江户时代的繁荣推至极致。但是,等待这两个国家的,依然是未盛先衰的命运。一百多年后的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率先走完了其封建社会的漫长历程,而大清国还将在风雨踉跄中延续其帝王将相千秋万岁的专制梦。

回顾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变迁,思想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影响极大,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有什么样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强有力的思想,并能够被人民所广泛接受,人民就必定会选择与之相配匹的政治和社会体系。

在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的时期,英国在思想和学术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法学家等各类人才辈出,思想和理论在学术上取得划时代的突破。与此同一时代,明朝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李贽(1527年11月19日-1602年5月7日) ,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焚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仅仅停留在反对迷信和盲从、尊重个性、主张“合乎民情之所欲”、揭批“假道学”和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物质论之上。就是这样的思想理论,李贽已经自知此书必遭非议,最终遭受迫害而落得个焚书和自刎的结局。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李贽和中国思想家的悲剧,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悲剧。而此时此刻江户时代的日本,也还在向人民灌输中国南宋时期哲学家朱熹的儒家学说,以此作为人民忠君爱国的理论指导。对比当时东西方在精神层面的思想差距,政治文明的差距就不言自明了。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同时代几位英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人物以诞生时间顺序排列):

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 ,他的著作《培根人生论》、《论人类的知识》、《自然界的大事》、《论事物的本性》、《新工具论》 、《学术的进展》 和《各家哲学的批判》,在英国社会进入准民主社会前,对英国未来的公民几乎完成了科学和知识的启蒙和普及教育,为人民在接受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哲学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 ,他所写的《利维坦》(Leviathan)等多部著作,曾经在英国社会中产生过巨大影响。《利维坦》一书系统阐述了作者对个人、社會、政府、法律和宗教的理论观点,其中他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人民应该忠诚于国王。但当国家无法再保护其人民的安全时,这个社会契约就失去了效力。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 ,他的代表作《宽容论》、《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深刻阐述了其政治、宗教和哲学理论,提出了人权生来具有的观点。洛克认为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生来自然具有;人民可以牺牲这些权利,但只有在这些权利在被他人恶意侵害的情况下,政府为了保护这些权利而不得不牺牲人民的权利时才变得合法;当政府无法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时,人民推翻政权就具有其合法性。 洛克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其哲学和政治理念日后对欧洲和美洲的民主进程和建立现代法治政府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1776年7月4日在美国费城诞生的《独立宣言》,就清晰的引用了洛克的上述哲学思想。

艾萨克·牛顿 (Isaac Newton ),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 ,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全面系统论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奠定了经典力学和天文学的基础。牛顿无疑是那个时代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在力学、运动学、光学和微积分等诸多领域的建树,相信学过高等数学和物理学的人士都有所了解。在十七世纪前后,自然科学上建立和发展的许多理论,在欧洲中、上层社会阶层中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激发出人们对思考的兴趣,这不但启蒙了人民对自然的认知,还培养了人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对哲学、政治和宗教更深刻的思考。

真如先贤总结的那样:“牛顿基于自然和可理性认知法则的宇宙观,促成了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萌芽 ;洛克和伏尔泰将自然法则的概念应用于政治系统中,以提倡固有的权利 ……”正是英国当时一大批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贡献出了层出不穷、卓越宝贵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学说和新理论,启蒙了英国人民的心灵和认智,才促成了英国社会在人类历史中率先进入政治文明的新时代。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宪政已经成为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全球高达70%的国家和约62.4%的人口摆脱了专制的独裁统治,选择了民主和宪政的政治制度或正在走向民主和宪政的道路上,承担着人权、自由、法治所需要付出的责任,实现了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梦想,同时也享受着人权、自由和法治带来的文明成果。

真如弗朗西斯·培根曾经所说:“真理是时间的产物,不是权威的产物。”对照2017年1月14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提出的要敢于向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的言论,我们不妨再来一起回顾西方国家在三、四百年前民主和宪政诞生的时代背景,思考自由、法治和民主孕育过程中的历史细节,相信读者或多或少会有所收获。

2017年1月24日 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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