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28/2017              

一平:由“唯我”走向荣耀——走上祭坛的刘晓波(之二)

作者: 一平


刘晓波(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1

 

晓波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带有那一代人鲜明的烙印。一方面,毛意识已破产,他们对之弃如弊履;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未曾有过完整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是空白;于西方文明也仅是读翻译书;加之文革中暴戾风气,那一代人满“野蛮”的。

 

青年晓波的中心词是:自由、个性。个人即中心。青年晓波的“个人”主要是叛逆,而有关“个人”的文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有野蛮性。但他的叛逆针对极权统治,他的指向是“自由”、个人权利;因此该叛逆有文明意义及指向。

 

方励之先生记述晓波,有个细节:“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只有C同我们聊。……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这确是晓波当年的风格。

 

八十年代,晓波作为一匹黑马,闯入文坛。他生命力旺盛,野心勃勃,锋芒毕露。其成名作《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发言),剑锋直指当时中国文坛。那个时期的晓波可谓狂人,其言惊世骇俗:“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今天再读这些文字,满可悲的!叛逆、唯我、狂妄不羁是当时中国青年的流行风潮,类似长发、喇叭口裤。他们的叛逆是对“共产”的反动,但却与红卫兵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批判、斗争、唯我唯是,只是在“新时期”有了新的指向和语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的致命处——狂妄、蛮横、自我中心、攻击性。中国八十年的文学当然有局限,“一党专政”下,思想解放仅仅是开了一道缺口。即使是晓波,当时也仅批文学,而不敢及“政治”。况且,当时的新文学毕竟是对“党文化”的反动,向人文精神复归,是废墟上嫩弱的青草,且遭当局摧残,需要保护和扶植,晓波当时对之发难,挺蛮横的。

 

青年晓波有野蛮性,但其中有需要肯定的内涵:1、他是个人的,以个人挑战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的集体化;2、立于真实生命,富有勇气;3.渴求自由、追求探索真理;4、而最根本的是对中国极权体制的叛逆和抵抗。青年晓波的叛逆、挑战,骨子里是对抗中国极权统治,只是当时不能明说,于是“文化”便成了发泄口。我们看到,晓波最终站了出来,成了该体制的公开挑战者和“敌人”。待他找准对象,也就不再提那些文化妄言。

 

青年晓波的“狂”有些戏剧化,那也是当时中国青年的“时代病”。长期的极权统治,一片文明废墟,压抑的青春生命赶上“改革”,一旦遇到缝隙便野蛮、扭曲、疯狂地生长。道理很简单,为了一鸣惊人,就必需蛮横、极端,挑战权威,耸人听闻。因此,我们说,狂人晓波是他自己和社会潮流共同制造出来的——文革废墟上自我戏剧化。他记述“我能意识到自己的种种弱点,意识到社会舆论的放大乃至虚假,意识到我沉浸到这种虚假角色的可悲。然而在内心的深处,在自己的具体行为中,我却相信这种角色的魅力,只要已走上讲坛,一面对人群,面对闪光灯、摄影机和记者,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全力扮演这种虚幻的社会角色。向那些掌声和欢呼献媚。”(《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简称《独白》)如果说,晓波的生命本质是悲剧的,那么青年晓波上演的却是喜剧。真是不幸!如果不是“新中国”,不是“文革”,青年晓波大致不会扮演这个角色,他本该是哈姆雷特。

 

本质上,晓波是很真诚、严肃的:现实、理智、坚韧、担当,追求终极真理与价值。可以说,他的性格中有“大哥”、僧侣的成分。只是由于1949年后,中国恐怖荒芜的文化背景,这些健康的生命元素不得生长,而转为极端的叛逆及扭曲个性的膨胀。

 

熟悉晓波的人都清楚,“六四”之后晓波大变。是“六四”的血,唤起他的良知,他由一个抢风头、唯我的狂人,成为一个承担道义、担当公共责任的异议领袖,殉难者,“为了他人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2

 

1988年,晓波受邀访问挪威奥斯陆大学,之后到美国访问、讲学。1989年4月15日始,中国爆发“八九”学潮。随即晓波发表公开信,支持北京学生。4月26日,晓波毅然中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由美国返回北京,参加学生运动。当时在美国,众多中国作家、学者、留学生对北京爆发学运兴奋异常,慷慨激昂,但毅然回国参加运动的,仅晓波一人。

 

危难关键之时刻,方见人的真性情。晓波毅然“弃”美回国,奔赴“前线”,显现他的真诚、满腔热血、身体力行,敢作敢为。这是其生命的光彩一章。当然,晓波回国,也有“抢风头”的因素,要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机遇中,留下他的名字。行前他对朋友说“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

 

有人当面质问晓波“你回国是不是投机?”实而言之,此问挺无理,怎么可以坏意揣测人家的义举?即使晓波是图个人风头,毅然回国参加运动,也是壮举,可敬可佩。那毕竟是生死之事,其抢历史之机,欲青史留名,但冒生死之险,担责尽力,无可厚非。

 

有关回国的内心考量,晓波在《独白》中有详尽的记述,包括他对危险性、返回美国的估算。晓波的考量也好,他人的评述也好,这些都在理性范畴。命运之择,远非是投机还是义举所能说清。在晓波的一生中,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仿佛冥冥中,命运一定要将他推上祭坛。那一场鲜血的祭奠已备好,等他“自投罗网”。人类各文明的建立和延续,需要一批批终极道义的殉难者和持守者。道义永远是以生命和血来滋养的。在一种文明体或族群中,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注定是要殉道的。

 

命运关键之刻,人的选择实超乎理性——尽管给自己摆出种种道理,凡生死决断,必出于生命深处不可抑制的内在呼唤。晓波说他回国参加“八九”运动,“既不是犯傻,也不是壮举,而是我之为我的必然。”这个必然是什么呢?晓波毅然回国可谓是其一生的象征:面对死亡,冲向悲剧的中心,实现生命的神圣意义。这是一个殉道者的生命姿势及内心情结

 

有关生命,晓波在决心绝食的前夜,有反复的思考:“生活和人生就是悲剧,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生命的意义......是在正视无法回避的悲剧情境中,投身于其中,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去完成辉煌的一生,哪怕短暂,哪怕瞬间,也要投入。”在决定绝食时,他记下“看看我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难,我的生命能否在关键的时刻超越生命的极限——死亡。每次激动,每次痛苦,每次身处逆境,都会为一个人提供超越死亡的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就等于超越了死亡——不是死毁灭了生命,二是生命创造了死亡,创造死亡就是创造一种神圣的价值。......(这)是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是超越性的、圣洁化的,接近绝对价值的个人主义。”“死亡提供了一种超凡的动力,在死亡中能够完成一种惊天动地的创造。”(《独白》)

 

“个人”最简单的形态就是唯己唯利,但这是生命的低级形态。而一个严肃的个人主义者,有意义的要求: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没有信仰,又分离于他人与社会,那么在茫茫的时空中,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陷于了虚无,要不要活下去。这是个人主义的根本困境。如果生命不甘抹去自身,即要为自己创造出意义;生命意志越强,其对意义的要求也就越高越强烈。

 

青年晓波的主要思想来于尼采。尼采将个体生命的张扬推到极端。既然上帝死了,“我”即要取代这个位置,创造自己,超越世俗、超越道德、超越人,成为超人。但这仅是精神上的妄想,做不到的。青年晓波受尼采的鼓励,狂傲不羁,惊世骇俗,且而取得了成功,成为突起的“新星”。但这是世俗的成功,却构不成哲学上所表述的人的意义。不是做超人,而是要是要实现人的终极意义——生命的神圣价值。由此,晓波告别了尼采。

 

晓波反复提到“生命的神圣价值”,这是他生命的核心,终极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慷慨激昂的知识人,唯独他毅然回国。“八九”学运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感动了世界,代表了人类的自由、正义、勇气、理想。他要投身其中,提升创造自身的生命,以接近那个神圣的价值。即使是死亡,也是生命的辉煌创造和实现。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晓波将个体生命提升到神圣的境界,或者说他赋予个体生命神圣之价值,并以此要求自己。注意,这里晓波关注的是“我”——我之个人的意义及价值。但是,什么是“神圣的价值呢”?它的内容是什么?你又怎样抵达到那里?难道这一场伟大的运动就是为了成就你个人的神圣价值吗?如果是这样,这还称得上神圣吗?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该价值就不仅算不得神圣,甚至是危险的,为了成就自己,你可以将这场伟大的运动及无数的生命作为赌注。于是,晓波陷于困惑,他自问:如果殉难仅仅是为了成就自己,”那么民主呢?大众呢?民族呢?如果离开了这些让人肃然起敬的辞汇,殉难又有什么意义?”(《独白》)

 

在此困惑中,晓波还有一段记述“我忽然感到世界上最美的杰作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上的形象。人类的苦难由他一肩担起,他代表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他的受难不是屈辱,而是荣耀,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从根本上说,人与人之间没有强壮与瘦弱、聪明与愚蠢、文明与野蛮、伟大彧渺小、高贵与低贱......之分。......重要的仅仅在于面对殉难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圣人。退怯者即庸人。绝食也许会是一次殉难,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殉难时机,我不下地狱谁下!我不做殉难者谁做!”

 

当然,这段记述还是关于他个人的:其个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但是在他的意识中,基督形象的出现,喻示了“神圣价值”。如果仅仅是为成就自己,走不到那个神圣境界。神圣价值必需是承负人类的苦难,替人类接受上帝的惩罚。也就是“神圣”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而为众人受难。虽然,此时晓波尚未走出“个人”,但基督的出现显示了他生命中蕴含的殉道情结——殉难者的命运。生命相对于死亡,无论怎样思辨,只要面对鲜血、死亡,晓波才最终完成了他的蜕变——由尼采到基督,舍弃个人,而为国家的自由受难。

 

今天重读这段文字,可体会到,殉道是隐藏在晓波生命深处的一个隐秘情结,这是他生命的核心,是他迎向死亡,走上殉难之途的力量源泉。是这个“秘密”在冥冥黑暗中引导他推动着他,让他把自己摆上祭坛。这个“秘密”自他诞生,便在他的生命中。晓波的一生曲折跌宕,但最终履行了这个“秘密”,实现了他的生命祈望:归属生命的神圣意义与价值。不是他创造了神圣的意义与价值,而是将他的血、生命奉献给了人类神圣的意义与价值,他的生命最终汇入了那里,而属于了那里。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获得了生命的神圣意义与价值。为此,他的死不是屈辱而是荣耀!

 

2017年 10月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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