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整个中共“十七大”会貌，在一种浓重意识形态的死气沉沉气氛笼罩下，大会主题平庸依旧，代表众口一词，拥戴赞美，歌功颂德。胡锦涛由左右两极向中间靠拢的“中间道路”，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用“中国特色”演变“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约束“中国特色”的有限改革路线，决定了本次大会毫无悬念。胡锦涛政治报告中的所谓“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都不过是言过其实的姿态而已。

我从头至尾看了胡做的报告，通篇高唱“改革”旋律，但在政治上却全是空喊口号，毫无新意。平心而论，这报告远不及该党“十三大”报告开放，有内容。“十七大”提出各项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其实都是“十六大”的继续，早已为中共高层底定。两千多代表们不过照例是来歌功颂德，举手通过而已。贾庆林在参加北京代表团时说，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十七大会议精神”。由此可见，中共代表大会就是要代表们学习贯彻中共高层底定的会议精神的。所谓代表们“审议”，只多是支支节节的修补而已。其实这种“党代表”只会举手投票早已成为惯例。因而在每次会议期间，民间总是盛传这样的顺口留：“领导点名当代表，乘坐软卧去报到，住进宾馆吃好饭，投下一张赞同票”。于是“党代表”实质上是“只决不议”，或“只议不否”，把会议当成举手、点头和接受指示，贯彻传达的政治任务，根本就看不到西方民主政党代表大会上的那种思想交锋与政策辩论。这样死气沉沉的大会，哪有民主，哪有生机，哪有希望？

尽管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但有谁能真正说出与会议精神不同的异见。其实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只古而言。就在“十七大”召开前后，党内左右两派不满现行政策的思想路线斗争已十分激烈，从《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极左万言书》的交锋，可谓狼烟四起。但在此次大会上却风平浪静，不同意见全被封杀在幕后。会议强调代表思想高度集中和统一的本身，就背弃了“解放思想”的原则，这是典型的专制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十七大”上发不出不同声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党内异见者被排除于大会之外；二是偶有漏网者其意见也只能被封闭在幕后；三是有的代表虽有异见，但为自身仕途计不敢表达。万众一词，普天媚颂，并不是和谐的表现，更不是盛世的象征，这一点朝鲜、古巴、前伊拉克都能做到，但他们做不到的是制度创新与科技领先！而仅仅谋求科技发展，那是舍本求末。当年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太后都兴过“洋务”，但政治保守，弃不得祖宗的教条，又岂能安邦强国，实现和谐？现代社会的政党执政方法既不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些阶级，也不是靠技术官僚垄断管理，而是各阶级、阶层的和解互动和公民的广泛参入相结合。政党的决策要首先体现民主。例如，新西兰工党在党的政策出台前，先在党内进行广泛、激烈的辩论，然后以意见书的形式提交给党的政策会议。法国社会党2002年参加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约5000场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和基层广大党员深入反思，发表不同意见，以图表达、代表和协调立场，才能最终达成党内共识。西方国家还有议会辩论制度、议案表决制度，对不同意见议员的保护制度等等。无论议员间如何矛盾冲突，辩论如何激烈，但都按既定的规则行事，不破坏体制，在体制内活动。

而此前在中共党内一份问卷调查对象中，有54%的人认为目前在党内生活中讲真话，讲心里话“比较难”，有21.8%的人认为“很难”，两项相加，超过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在党内难讲真话。在此问卷调查“您认为在党内讲真话难的主要原因”的多项选择中，有70%的人选择“对党员权利保障机制软弱无力”；有43.9%的人选择“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在党内长期的消极影响”；有41.5%的人选择“领导人缺乏民主作风”；有41.1%的人选择“党内缺乏民主”；有34.9%的人选择“囿于党内讲真话而招祸的‘历史教训’”；有31.6%的人选择“党内‘官本位’传统习俗的障碍”；有31.1%的人选择“怕影响和损害个人的具体利益”；有28.5%的人选择“上级领导人不喜欢听真话”。（此资料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而邓小平及中纪委组织，都在强调政治纪律时，使用了“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概念。由此以来，“政治纪律”、“保持一致”就成为漠视、压制、排斥、打击党内不同意见的法宝。中共各级党委多年来习惯了在“一言堂”的状态下思考和工作，不习惯在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环境下按照民主程序处理问题；以讲效率为由排斥不同意见。2006年5月，长江三峡大坝全面建成，记者问潘家铮院士：“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回答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和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贡献最大。”因为持反对意见者从国力能否承受、移民如何安置、生态怎样保护、文物怎么保留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使得决策者不能不进行充分论证。“反对意见和不同意见”的价值和贡献也就在这里。

但在本次大会上，胡的政治报告刻意回避民权，转移主题，将问题的焦点引向“民生”，有其明显的方向性错误。其实权力失去监督，才是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轻而易举地获得巨大不公平利益的根本原因。民权是民生的根本保障，没有民权的民生是不确定的、不真实和随时都会被剥夺的。民权的问题不解决，民生问题不过是纸上谈兵。然而我没有发现一个代表的发言对此做出澄清，论证民生艰难是公民权利被长期剥夺的结果，进而问责执政党为何不把权力还归人民。这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这种前置性批判，并不都是“全盘否定”，而是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使会议的方向和政策避免失误。现代政治实践有大量事实证明，政党的好决策往往是以前置性冲突意见为基础的，而不是从“众口一词”中来。

美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谜底不仅在于资本机制推动的社会竞争，更在于它的人民是批判的群体，它的国会是批判的大脑，它的两党是批判的两翼，它的媒体是批判的喉舌。批判颠覆不了美国的制度，反而成为了他们不断创新的国家精神。美国的教育，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异议意识，引导学生崇尚冒险、实验与批判的价值取向。美国的强大（人们可以不认可美国的完美，但却无法否认他的强大），是与他们的政党和公民敢于开诚布公地批判政府，和政府勇于开诚布公地容纳批判分不开吗？今日中国，虽引进了资本机制，取得了令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望洋兴叹的经济成就，但与先进国家比，在激励人的自由创造性和科技发展能力方面的差距，较之满清时代并不逊色。满清后期尚能崛起“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之争；北洋政府都允许民间办报；蒋介石再独裁也还容纳了鲁迅。而21世纪的今天，要与时俱进，建构和谐社会的中国，不要说社会，就连党内都容不得异议与批判，所谓“解放思想”岂能取信于天下？

中共“十六大”时就提出了要进行“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口号，但无论在何领域，不容许对已有的原则和结论进行异议与批判，一切创新都是空谈。如果马克思不是采取了“怀疑一切”的批判态度，又怎么可能创立他的社会主义学说？。100%的赞称，是100%的假象。昨天的齐奥塞斯库，今天的萨达姆，都为这种假象的悲剧性谢幕做出了最好的诠释。靠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持一致，是不可能长久的。

一种民主的政府，一个健康的政党，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批判的砥砺，这是一切社会生物蓬勃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胡锦涛由左右两极向中间靠拢的“中间道路”，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用“中国特色”演变“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约束“中国特色”。这条道路究竟科不科学，能不能走通？不是胡锦涛6.25党校讲话可以一锤定音的。中国社会一定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党内民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亦即不同的理论观念、政治见解以及政策主张，同时，党内职务，存在各有支持者的不同人选。有不同声音，就要有交锋，有讨论，有争议。台前“一团和气”局面，不仅不是好事，且潜伏着台后压力膨胀的危机。

现在，中共“十七大”台前不见不同声音，首脑做了报告，大家齐声赞颂、一致拥护，而党内职务的不同人选，也可以由少数领导人内定，所谓选举也不过是形式而已，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于是才有被胡锦涛请到17大作秀的华国锋一类人，在主席台上睡着了的象征性照片。这样的会议怎么可能有生机，有活力，有希望。

本文的结论是：要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有党内民主，是否有生机，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希望，就是要看他的代表是否能在党代会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从这一意义出发，中共代表大会上何时有了台前思想交锋与政策辩论，才能证明这个党党内有了民主，学会了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而一个不会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的党，就是毫无希望的党。

（前党主席华国锋在主席台上睡着了）

通观整个中共“十七大”会貌，在一种浓重意识形态的死气沉沉气氛笼罩下，大会主题平庸依旧，代表众口一词，拥戴赞美，歌功颂德。胡锦涛由左右两极向中间靠拢的“中间道路”，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用“中国特色”演变“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约束“中国特色”的有限改革路线，决定了本次大会毫无悬念。胡锦涛政治报告中的所谓“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都不过是言过其实的姿态而已。

我从头至尾看了胡做的报告，通篇高唱“改革”旋律，但在政治上却全是空喊口号，毫无新意。平心而论，这报告远不及该党“十三大”报告开放，有内容。“十七大”提出各项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其实都是“十六大”的继续，早已为中共高层底定。两千多代表们不过照例是来歌功颂德，举手通过而已。贾庆林在参加北京代表团时说，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十七大会议精神”。由此可见，中共代表大会就是要代表们学习贯彻中共高层底定的会议精神的。所谓代表们“审议”，只多是支支节节的修补而已。其实这种“党代表”只会举手投票早已成为惯例。因而在每次会议期间，民间总是盛传这样的顺口留：“领导点名当代表，乘坐软卧去报到，住进宾馆吃好饭，投下一张赞同票”。于是“党代表”实质上是“只决不议”，或“只议不否”，把会议当成举手、点头和接受指示，贯彻传达的政治任务，根本就看不到西方民主政党代表大会上的那种思想交锋与政策辩论。这样死气沉沉的大会，哪有民主，哪有生机，哪有希望？

尽管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但有谁能真正说出与会议精神不同的异见。其实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只古而言。就在“十七大”召开前后，党内左右两派不满现行政策的思想路线斗争已十分激烈，从《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极左万言书》的交锋，可谓狼烟四起。但在此次大会上却风平浪静，不同意见全被封杀在幕后。会议强调代表思想高度集中和统一的本身，就背弃了“解放思想”的原则，这是典型的专制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十七大”上发不出不同声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党内异见者被排除于大会之外；二是偶有漏网者其意见也只能被封闭在幕后；三是有的代表虽有异见，但为自身仕途计不敢表达。万众一词，普天媚颂，并不是和谐的表现，更不是盛世的象征，这一点朝鲜、古巴、前伊拉克都能做到，但他们做不到的是制度创新与科技领先！而仅仅谋求科技发展，那是舍本求末。当年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太后都兴过“洋务”，但政治保守，弃不得祖宗的教条，又岂能安邦强国，实现和谐？现代社会的政党执政方法既不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些阶级，也不是靠技术官僚垄断管理，而是各阶级、阶层的和解互动和公民的广泛参入相结合。政党的决策要首先体现民主。例如，新西兰工党在党的政策出台前，先在党内进行广泛、激烈的辩论，然后以意见书的形式提交给党的政策会议。法国社会党2002年参加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约5000场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和基层广大党员深入反思，发表不同意见，以图表达、代表和协调立场，才能最终达成党内共识。西方国家还有议会辩论制度、议案表决制度，对不同意见议员的保护制度等等。无论议员间如何矛盾冲突，辩论如何激烈，但都按既定的规则行事，不破坏体制，在体制内活动。

而此前在中共党内一份问卷调查对象中，有54%的人认为目前在党内生活中讲真话，讲心里话“比较难”，有21.8%的人认为“很难”，两项相加，超过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在党内难讲真话。在此问卷调查“您认为在党内讲真话难的主要原因”的多项选择中，有70%的人选择“对党员权利保障机制软弱无力”；有43.9%的人选择“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在党内长期的消极影响”；有41.5%的人选择“领导人缺乏民主作风”；有41.1%的人选择“党内缺乏民主”；有34.9%的人选择“囿于党内讲真话而招祸的‘历史教训’”；有31.6%的人选择“党内‘官本位’传统习俗的障碍”；有31.1%的人选择“怕影响和损害个人的具体利益”；有28.5%的人选择“上级领导人不喜欢听真话”。（此资料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而邓小平及中纪委组织，都在强调政治纪律时，使用了“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概念。由此以来，“政治纪律”、“保持一致”就成为漠视、压制、排斥、打击党内不同意见的法宝。中共各级党委多年来习惯了在“一言堂”的状态下思考和工作，不习惯在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环境下按照民主程序处理问题；以讲效率为由排斥不同意见。2006年5月，长江三峡大坝全面建成，记者问潘家铮院士：“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回答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和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贡献最大。”因为持反对意见者从国力能否承受、移民如何安置、生态怎样保护、文物怎么保留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使得决策者不能不进行充分论证。“反对意见和不同意见”的价值和贡献也就在这里。

但在本次大会上，胡的政治报告刻意回避民权，转移主题，将问题的焦点引向“民生”，有其明显的方向性错误。其实权力失去监督，才是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轻而易举地获得巨大不公平利益的根本原因。民权是民生的根本保障，没有民权的民生是不确定的、不真实和随时都会被剥夺的。民权的问题不解决，民生问题不过是纸上谈兵。然而我没有发现一个代表的发言对此做出澄清，论证民生艰难是公民权利被长期剥夺的结果，进而问责执政党为何不把权力还归人民。这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这种前置性批判，并不都是“全盘否定”，而是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使会议的方向和政策避免失误。现代政治实践有大量事实证明，政党的好决策往往是以前置性冲突意见为基础的，而不是从“众口一词”中来。

美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谜底不仅在于资本机制推动的社会竞争，更在于它的人民是批判的群体，它的国会是批判的大脑，它的两党是批判的两翼，它的媒体是批判的喉舌。批判颠覆不了美国的制度，反而成为了他们不断创新的国家精神。美国的教育，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异议意识，引导学生崇尚冒险、实验与批判的价值取向。美国的强大（人们可以不认可美国的完美，但却无法否认他的强大），是与他们的政党和公民敢于开诚布公地批判政府，和政府勇于开诚布公地容纳批判分不开吗？今日中国，虽引进了资本机制，取得了令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望洋兴叹的经济成就，但与先进国家比，在激励人的自由创造性和科技发展能力方面的差距，较之满清时代并不逊色。满清后期尚能崛起“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之争；北洋政府都允许民间办报；蒋介石再独裁也还容纳了鲁迅。而21世纪的今天，要与时俱进，建构和谐社会的中国，不要说社会，就连党内都容不得异议与批判，所谓“解放思想”岂能取信于天下？

中共“十六大”时就提出了要进行“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口号，但无论在何领域，不容许对已有的原则和结论进行异议与批判，一切创新都是空谈。如果马克思不是采取了“怀疑一切”的批判态度，又怎么可能创立他的社会主义学说？。100%的赞称，是100%的假象。昨天的齐奥塞斯库，今天的萨达姆，都为这种假象的悲剧性谢幕做出了最好的诠释。靠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持一致，是不可能长久的。

一种民主的政府，一个健康的政党，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批判的砥砺，这是一切社会生物蓬勃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胡锦涛由左右两极向中间靠拢的“中间道路”，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用“中国特色”演变“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约束“中国特色”。这条道路究竟科不科学，能不能走通？不是胡锦涛6.25党校讲话可以一锤定音的。中国社会一定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党内民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亦即不同的理论观念、政治见解以及政策主张，同时，党内职务，存在各有支持者的不同人选。有不同声音，就要有交锋，有讨论，有争议。台前“一团和气”局面，不仅不是好事，且潜伏着台后压力膨胀的危机。

现在，中共“十七大”台前不见不同声音，首脑做了报告，大家齐声赞颂、一致拥护，而党内职务的不同人选，也可以由少数领导人内定，所谓选举也不过是形式而已，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于是才有被胡锦涛请到17大作秀的华国锋一类人，在主席台上睡着了的象征性照片。这样的会议怎么可能有生机，有活力，有希望。

本文的结论是：要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有党内民主，是否有生机，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希望，就是要看他的代表是否能在党代会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从这一意义出发，中共代表大会上何时有了台前思想交锋与政策辩论，才能证明这个党党内有了民主，学会了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而一个不会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的党，就是毫无希望的党。

（前党主席华国锋在主席台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