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用一百年的时间，在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人道灾难。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二十年前，当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中国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孙中山和蒋介石先生坚定地选择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但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年来一直依然是萦绕在中国人脑际的问题。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前仆后继地坚持着走向共和的道路，并最终在台湾建立了共和体制；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亦步亦趋一脉相承地坚持着走向极权的道路，并最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极权体制。

阿伦特在其成名作《极权主义起源》一书中，通过对现代政治的宏观分析给出了极权主义国家的两个范本：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国家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国家。她以这两个国家所经历的人道和政治灾难作为政治观察的出发点，归纳出传统极权主义作为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是：(1) 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2) 实行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3）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

极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全盘效仿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

- 在毛泽东时代初期，极权主义以杀戮生命、消灭生命和没收私有财产为主要使命，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这个时期，治国以镇压敌对势力并使用恐怖手段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中期，极权主义以禁锢思想和推动公有化为主，中共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比如党外的反右运动、党内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还有四清运动。这时期，治国以清除异己分子，剥夺话语权和灌输意识形态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极权主义以消灭个体思想，推行思想奴化主义为主，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时期的极权主义也相对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时期，治国以个人迷信、谎言和思想煽动为主。

极权主义的治国之道就是不间断地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以一波又一波地政治浪潮将人们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无法喘息最终不得不跟着一起沉浮。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都毫无例外地引发了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被杀戮，被肃整和被饿死的人无以计数。

胡耀邦和赵紫阳深刻认识到极权主义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并试图引导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回归，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触动政治体制改革，因而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始终还是极权主义的。当邓小平，这个协助毛泽东创建极权主义体制的帮凶，当时的极权主义掌门人，便轻而易举地利用“六·四”屠杀粉碎了威权主义回归的幻想，以极权主义的铁拳所制造的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堵死了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六·四”屠杀是中共在和平时期动用正规武装力量屠杀人民的罕见的极权主义罪恶。

邓小平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意识到“六·四”屠杀将使他终身背负骂名时，他可能意识到胡赵的威权主义道路未必不可取，从他废除党内终身制，提倡党内集体领导看来，他并不反对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即提倡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个人迷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遏制了极权主义的进程，从而为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开创一个相对温和的极权主义时代预备了条件。

江泽民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为极权主义的存在寻找理论基础。然而他残酷地镇压了法轮功，为中共极权主义历史记下了浓重的一笔罪恶。

胡锦涛发明了所谓的”科学发展观“，试图为极权主义开创一个以谎言奠基科学的时代；但是，他残酷地镇压了民主知识分子发动的“零八宪章”运动，并迫害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这不仅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固守僵尸的决心，也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恐惧的制造者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决绝。

习近平创建了一个具有习近平特色的极权主义国家。习近平明显缺乏政治家的气度和睿智，选择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乃是出于其红二代不忘初心的本能；他甚至走得比毛还要远。他不仅继承了毛的传统极权主义：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极权主义一党专制下的恐怖统治，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并且借助科技的进步，利用信息时代下的特殊手段将极权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 利用“防火墙”将中国建成一个封闭的信息体系，全面封锁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信息；
- 利用录像头全方位无死角地布下天罗地网以监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陷人民于恐惧之中；
- 利用“脸相识别技术”记录国民的喜怒哀乐，并将其翻译成政治术语，作为呈堂供证迫害国民的工具。
- 建立起信息时代全新的权力概念，不仅依靠庞大的秘密警察和街道的红色大妈，而且依靠黑客手段以便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政治动态以及更深层的反抗，将对党内和党外的监控微观化。
- 利用网络和媒体神化领袖不可抗拒的地位和绝对权威，将领袖视作党的化身，推动领袖的权力恶性膨胀，操纵政府，包揽大权。习近平今天所拥有的权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当年。
- 利用反腐，消灭异己，任人为亲，逆向选拔，从而建立一个簇拥在领袖身边的特权阶层和太监阶层。这些人愚蠢，奸诈，腐败，除了祸国殃民，别无它能。高新养腐，不仅在政治局，而且在人大，在政协都充斥着这样那样形形色色唯命是从拿着高薪不务正业的庸才。
- 知识分子被整体犬儒化，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曾有过的人性曲扭现象。人不能自由地思考、言说和行动，原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但如今知识分子已不再以犬儒的身份为耻，而是甘之如饴。极权主义成功地从根本上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 建立并丰富了极权主义之下的谄媚文化，毁灭了基本人性。把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培养成清一色的颂圣之徒，张嘴必称“习近平“。
- 鼓励告密原本就是极权主义的特色，但是将培养告密者纳入基本国策，却是一种“创新”。在学校，在街道，在事业单位，在企业，推动告密文化，从孩子抓起，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一个个小告密者。



统一思想：极权主义下的思想控制

有人将邓小平– 胡温时代称为后极权主义时代，由于政治体制的贯性，中国的极权主义始终没有离开过极权主义的轨道，只是在血腥的六四屠杀之后，变得相对温和而已，否则习近平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向着毛时代回归。习时代并非如后极权时代特征所描述的那样仅仅依靠惯性在运转，也并非如苏联东欧极权主义那样在垮台时“原动力已经衰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权主义有了充裕的经济基础作为其赖以生存的实力，科技的发展向极权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提供了新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中国人不是大工业生产培养出来的远见卓识者，而是农耕文化几千年的熏陶下培养出来的目光短浅的农民，天然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局限性；这些都使得习近平完善极权主义有了可能。

如果阿伦特还活着，她一定会将当下的中国归入她极权主义的范式，与希特勒的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并列。习近平不能容忍任何党内异议的声音，取消了任期制，实质上就已经踏上了完善极权主义的征途。

极权主义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邻域渗透并对国民实行全面控制：

权力结构：一人独大，一人独裁。一人之下皆奴才。

政治体制：仅存一个全能的政党。政党外部，没有第二个政党；政党内部，没有第二个派别。政治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

领袖：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已成为一种政治宗教。领袖具有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威。国民无不患上领袖崇拜妄想症。继承和发扬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传统，身着皇帝新衣而不自知。

政党：政党高于宪法，领袖高于政党；党藐视法律，党就是法。

国家：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恐怖，政体的本质就是恐怖。不是限制自由，而是废除自由。国家是党的私有财产，不属于国民。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实施恐怖统治和全面控制。国家暴力可以让一切它不喜欢的人立即消失。

政府：它不是国民意志的象征，而是党权的外部装饰，是受党操纵的虚设机构。

宪法：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国民没有自由言说的权利，没有选举的权利，没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所谓宪法，不过一纸空文。

法律：极权主义藐视法律。极权主义之下，法律失去了严肃性。恐怖统治，不须要法律，恐怖替代了法律。

司法：依据党的意志判案。党说有罪，无罪也有罪；党说没罪，有罪也没罪。党说要抓人，没罪也要抓；党说不抓人，有罪也逍遥。司法是党打击异己镇压民众的手段，是制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源头。

监狱：是使用暴力摧毁人的意志的屠宰场。是关押政治异见者、政治反对派、思想犯、维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政治：与宪政无缘。在宏大的谎言叙事里，没有一丝丝人性。

意识形态：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大成。意识形态成为主要统治手段。

思想：思想有罪，思想者有罪，是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一切与党不一致的思想皆为异端。极权主义剥夺人的思想自由和尊严，禁止人们自由地言说和思考。它要求个体成员对领袖对党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忠诚。它通过强制的思想灌输以曲扭人性。但是，统治者的思想却是一片死水枯源。

终极理想：极权主义的终极目标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疆域内获得革命成功，而是追求革命在全球范围的胜利，最后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一个征服和统治世界的极权政府。

外交：战狼式外交，收买式外交，输出革命，渗透各国，向世界呈现本政府最恶劣、最无知、最泼赖、最无礼的形象。
媒体：扮演极权主义喉舌，以千百次地重复谎言并使之变为“真理”为己任。

宗教：极权主义批判一切宗教，诋毁宗教，消灭宗教，砸烂教堂，取缔教会，抓捕神职人员。宗教若要在中国生存，必须在其内部建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比如佛教协会党支部，基督教协会党支部。和尚尼姑要入党，念佛经，必须先读党史。

经济制度：崇尚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将财富向红二代手中聚集，对经济实行中央控制。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故民营企业存在的合法性最终将不被容忍。当下的国进民退合乎极权主义逻辑。

社会生活：犬儒化、谄媚化和告密化，是社会生活的常态。防火墙，摄像头和脸部识别系统构成社会生活的主要内涵，人们生活在窒息中。

公民社会：极权主义制度下没有公民社会成长的土壤。极权主义之下，国民没有选举权，因而没有正真意义上的公民，公民社会也就无从谈起。公民意识体现在国民的维权运动中，而维权运动大都逃脱不了被镇压的命运。

哲学：死了，主要用于欺骗。当哲学揣摩权力的意志，跟随权力的意志，以造神为己任，哲学就变成了一具僵尸。当其为极权主义的存在编造哲学基础，摧毁传统的人文、伦理和道德，哲学已沦为权力的帮凶。

艺术：死了，主要用于撒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服从极权主义美学和审美需要。

教育：死了，主要用于培养没有人格的接班人。人被塑造成“分子化”的个人，分子与分子之间没有区别，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就像是“一个人”，以便构建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文化：颂圣文化，指鹿为马的文化，编纂伪史的文化，剽窃他人成果的文化，迫害维权的文化，强拆文化，遏阻上访的文化，吃回扣文化，送礼收礼的文化，还有干爹文化，再加共同情妇文化，……，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都是些鼓励一个民族堕落的文化，而不是上升的文化。

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发言权。农民阶级更是土崩瓦解，分裂为农民工阶级和留守阶级。工人和农民，在名义上，他们还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清除出了国家管理体系。把某个阶级定义为劣等或黑类然后将其整体消灭是极权主义的传统。

民族：以汉化政策为导向，灭绝种族文字，种族文化。尤其是对维吾尔族实施的种族灭绝。时而鼓励生育，时而控制生育，时而又开放生育，粗暴干涉国民的私人生活领域。

知识分子：除少数脊梁未弯的，大都没有了风骨，自我阉割，集体堕落，没有良心、缺乏善良、毫无勇气，甘为犬儒。这是一群经不起利益收买和名利收买的毫无廉耻之徒，这里是一片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行动能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买傻的麻木的荒漠。

干部：这是一群在逆向淘汰机制下混入国家干部队伍的投机分子们。贪污腐化，无恶不作，滥用权力，谋取私利，鄙视公众，谄媚上级，溜须拍马，胸无正义，甘为极权主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程度，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干涉的程度，标志着极权主义的成熟度。习近平治下的极权主义已经日臻成熟与完善。

 

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这些人道灾难的表现形式是：杀人，抓人，关人，整人，阉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对人进行彻底地洗脑和换脑。

早期极权主义使用枪决消灭人的肉体和生命，或通过大规模逮捕将人投入监狱、集中营和劳改营，摧毁人的肉体。

中期的极权主义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国民权利，使其失去人权，失去自由，失去作为国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时，文字狱开始流行。

后期的极权主义控制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从而剥夺人的尊严、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变为一个麻木之人，彻底奴化之人。

即便如此，极权主义后期，依然少不了有人秘密失踪。无论极权政府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导致国民坠入人道灾难的深渊。

在1950-1952年间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多达158万，被管制的多达120万。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说（保守的估计）：被捕的总人数多达260万，被枪决的约71.2万（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两倍）。所谓敌对势力基本被杀光。

在1950-1953年间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血腥和暴力，将近2000万人受到打击。具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被镇压的地主富农有200万。而其他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有470万 (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7 - 15倍)。从此，私人无土地。

在1951-1952年间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的工商企业者和大小资本家均被肃整，无人幸免。被迫自杀者众，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仅上海一地，在运动初期的头两个月内，就有876人自杀。从此，私人无资本。

在1951-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方阵亡人数在100万左右。这些年轻的生命被葬送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中。

在1955年发动的肃反运动中，据解密档案公布，大约140万知识分子受到打击，21.4万人被捕，2.2万人被枪决，5.3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仅仅是政治迫害的序曲。

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中，中央政治局给出的数字是大约317万‘右派’遭受迫害；但1978年“平反”时，只有55万人被摘帽，其中262万人神秘消失，不知去向。知识阶层遭到残酷批判和迫害，反右扩大化，不堪侮辱而自杀者众，被迫害至死者众。被劳改，被发配到边缘地区者，命运更加悲惨，客死他乡者众。从此，党外无人敢讲真话。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万之多。从此党内无人敢讲真话。

在1959-1961年间发生的大饥荒中，由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死亡人数在1500 – 5500 万之间，取决于研究的时间跨度。单单四川一个省就饿死1250万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将近300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披露是4000万，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秘密报告认为是4600万，中央党校余习广研究结果为5500万。荷兰历史学家冯客认为是4500万，美国独立学者丁抒认为是4000万。因此将大饥荒饿死人数定在3000-5000万之间较为可信（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100倍以上）。此外，各地均发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肃、山东、青海为甚。这是一出饿殍遍地，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它由中共一系列错误政策所造成。

在1964-1965年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中，共有530万基层干部被整，77.5万人被整死逼死（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2倍以上）。中共以此残酷的斗争手法来巩固其在基层的统治。


被中共政权杀害后还要索取5分钱子弹费的林昭

在1966-1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死刑、武斗、私刑、自杀、大屠杀和批斗致死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大约在170万 至2000万不等（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6 - 60倍以上）。据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费正清估计被迫害者大约100万，而丁抒教授估计在200万左右。来自中共官方的数字通常偏低，但已足够触目惊心。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内蒙古内人党屠杀事件、广东文革集体屠杀事件、云南沙甸屠杀事件、湖南道县屠杀事件、北京文革屠杀事件（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比如大兴屠杀，昌平屠杀）、江西瑞金屠杀事件，等等，在全国各地上述文革式屠杀中被害的人大约有16-30万（相当于日军南京大屠杀）。

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事件中，武装部队与北京市民和学生正面对峙，以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借口，将坦克从学生身上碾过，用机枪向着人群扫射，造成大量伤亡。但由于官方拒绝提供死亡人数资料，各界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出入较大。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万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英国国家档案解密文件也显示大约有1万名平民死亡。而天安门母亲收集到的死者名单，至今只有202人，不过这是确有其名其亡的在案记录。在成都，至少有300名市民和学生在抗议中丧生。

林仁富：被坦克碾死；董晓军：被坦克碾死；王培文：被坦克碾死；田道民：被坦克碾死； 龚纪芳：女，被坦克碾死……
吴国锋：连中四枪，一枪在后脑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系近距离射击致死；
王卫萍：女，颈部动脉中弹而亡；
罗维：肾、脾、十二指肠全部被子弹炸坏，死亡；
李浩成：被击中肝部，死亡；
杜光旭：被击中太阳穴，死亡；
袁力：子弹将胸部穿透，死亡……

 

正是天安门母亲把这些悲惨的故事公诸于世，维护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她们是六四屠杀的见证者，她们的每一篇证词都是大史笔，都将以历史的悲苍感召后人。

六四过去已经32年了，政府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六四难属的生活状况。癌症，正在无情地剥夺六四难属们的生命。在六四难属这个群体中，癌症并发率之高，极其惊人。至2021年年中的统计，三十一年来在180多人的难属群体中已有62人病故，多数被诊断出癌症。发生在六四难属身上的病变，绝非仅仅是生理细胞的病变，而是心理长期受到压抑引起的病变，精神长期受到到打击引起的病变。亲情损失长期得不到补偿，人格尊严长期得不到尊重，拮据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歧视长期得不到缓解，不治之症当然就长驱直入了。痛哉！正是这个制度的癌症在无情地剥夺六四难属们的生命。

1999年，公安正式取缔法轮功，并绑架和拘留法轮功学员。在监狱，法轮功学员是最大关押群体。在押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毒打、电击、体罚、窒息、烫伤等等，对被酷刑致死者，以及其他死刑犯和少数民族犯人，实施强摘活体器官，按需杀人，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权贵提供活体。据法轮功自己的统计被迫害至死者大约在4000人左右。

2008年，《零八宪章》发表后，随即遭到中国政府禁止，多名起草人和签署人遭拘留、传唤、和逮捕。共同发起人刘晓波, 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得主,被正式起诉，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在狱中被迫害至死。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2020年，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汉肆虐，并传播至全世界。由于中共隐瞒了病毒的发源，传播和扩散，造成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除中国外）3百50万人死亡，对此人道主义灾难，中共难辞其咎。李文亮医生因首先向世人揭露武汉病毒“人传人”的真相，却以“发布不实信息”而被训诫；陈实秋，方斌因报导武汉疫情的严重性而被消失；记者张展因传播武汉疫情实况录像而被判刑4年，……，删帖，封号，信息封锁，国人了解疫情真相的权力被剥夺，防疫科学被政治利益所裹挟，是前期控制失误，导致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国政治家中认为极权体制将人道灾难撒向全世界的罪恶已构成战争行为的不乏其人。

综上所述，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中国共产党，足以构成反人类罪。受国家暴力和其红色恐怖主义杀害和迫害的人数高达4000-5000万，远远超过受到纳粹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的总数（487-589万）的10倍，远远超过迄今为止除中共政权之外的共产主义政权所迫害的人数的总和（600 – 1500万）的7-3倍，远超日军在二战中杀害的中国人的总数(370万)的12倍，更是超过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的140倍。

杀戮是可以用统计数据来估计的，虽然有误差；但对人的思想阉割和对人性的毁灭却是无法统计的。极权主义晚期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国民的失语和沉默、麻木和冷漠，谄媚与犬儒，谎言和恐惧，无不显示着中国极权主义对人的思想阉割和对人性的毁灭的程度。



一个极权政党的可怕是它制造没有人性的成品党员
一个极权政府的可怕是它制造没有人性的成品群众

 

具有习近平特色的中国极权主义已经是全世界极权主义发展的晚期，虽然极权主义的沙暴还在肆虐，但已经是尾声。

且看明日之域中，定是自由民主的天下。

 

2021-05-20草就，5-26改成 于剑魂禅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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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数据来自维基百科，其准确性难免受到质疑，对数据的估计的成分比较大，仅供读者参考，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成果的公布）

参考：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网络下载。
蔡英文：《极权主义与现代民主》，网络下载。
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原载《光媒体》
宋永毅：《文革大屠杀》，开放杂志社出版。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社出版。
丁抒：《阳谋》与《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

维基百科
《天安门母亲》网站: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

 

 

 

中国共产党用一百年的时间，在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人道灾难。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二十年前，当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中国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孙中山和蒋介石先生坚定地选择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但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年来一直依然是萦绕在中国人脑际的问题。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前仆后继地坚持着走向共和的道路，并最终在台湾建立了共和体制；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亦步亦趋一脉相承地坚持着走向极权的道路，并最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极权体制。

阿伦特在其成名作《极权主义起源》一书中，通过对现代政治的宏观分析给出了极权主义国家的两个范本：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国家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国家。她以这两个国家所经历的人道和政治灾难作为政治观察的出发点，归纳出传统极权主义作为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是：(1) 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2) 实行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3）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

极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全盘效仿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

- 在毛泽东时代初期，极权主义以杀戮生命、消灭生命和没收私有财产为主要使命，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这个时期，治国以镇压敌对势力并使用恐怖手段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中期，极权主义以禁锢思想和推动公有化为主，中共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比如党外的反右运动、党内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还有四清运动。这时期，治国以清除异己分子，剥夺话语权和灌输意识形态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极权主义以消灭个体思想，推行思想奴化主义为主，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时期的极权主义也相对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时期，治国以个人迷信、谎言和思想煽动为主。

极权主义的治国之道就是不间断地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以一波又一波地政治浪潮将人们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无法喘息最终不得不跟着一起沉浮。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都毫无例外地引发了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被杀戮，被肃整和被饿死的人无以计数。

胡耀邦和赵紫阳深刻认识到极权主义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并试图引导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回归，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触动政治体制改革，因而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始终还是极权主义的。当邓小平，这个协助毛泽东创建极权主义体制的帮凶，当时的极权主义掌门人，便轻而易举地利用“六·四”屠杀粉碎了威权主义回归的幻想，以极权主义的铁拳所制造的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堵死了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六·四”屠杀是中共在和平时期动用正规武装力量屠杀人民的罕见的极权主义罪恶。

邓小平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意识到“六·四”屠杀将使他终身背负骂名时，他可能意识到胡赵的威权主义道路未必不可取，从他废除党内终身制，提倡党内集体领导看来，他并不反对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即提倡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个人迷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遏制了极权主义的进程，从而为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开创一个相对温和的极权主义时代预备了条件。

江泽民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为极权主义的存在寻找理论基础。然而他残酷地镇压了法轮功，为中共极权主义历史记下了浓重的一笔罪恶。

胡锦涛发明了所谓的”科学发展观“，试图为极权主义开创一个以谎言奠基科学的时代；但是，他残酷地镇压了民主知识分子发动的“零八宪章”运动，并迫害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这不仅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固守僵尸的决心，也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恐惧的制造者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决绝。

习近平创建了一个具有习近平特色的极权主义国家。习近平明显缺乏政治家的气度和睿智，选择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乃是出于其红二代不忘初心的本能；他甚至走得比毛还要远。他不仅继承了毛的传统极权主义：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极权主义一党专制下的恐怖统治，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并且借助科技的进步，利用信息时代下的特殊手段将极权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 利用“防火墙”将中国建成一个封闭的信息体系，全面封锁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信息；
- 利用录像头全方位无死角地布下天罗地网以监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陷人民于恐惧之中；
- 利用“脸相识别技术”记录国民的喜怒哀乐，并将其翻译成政治术语，作为呈堂供证迫害国民的工具。
- 建立起信息时代全新的权力概念，不仅依靠庞大的秘密警察和街道的红色大妈，而且依靠黑客手段以便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政治动态以及更深层的反抗，将对党内和党外的监控微观化。
- 利用网络和媒体神化领袖不可抗拒的地位和绝对权威，将领袖视作党的化身，推动领袖的权力恶性膨胀，操纵政府，包揽大权。习近平今天所拥有的权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当年。
- 利用反腐，消灭异己，任人为亲，逆向选拔，从而建立一个簇拥在领袖身边的特权阶层和太监阶层。这些人愚蠢，奸诈，腐败，除了祸国殃民，别无它能。高新养腐，不仅在政治局，而且在人大，在政协都充斥着这样那样形形色色唯命是从拿着高薪不务正业的庸才。
- 知识分子被整体犬儒化，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曾有过的人性曲扭现象。人不能自由地思考、言说和行动，原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但如今知识分子已不再以犬儒的身份为耻，而是甘之如饴。极权主义成功地从根本上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 建立并丰富了极权主义之下的谄媚文化，毁灭了基本人性。把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培养成清一色的颂圣之徒，张嘴必称“习近平“。
- 鼓励告密原本就是极权主义的特色，但是将培养告密者纳入基本国策，却是一种“创新”。在学校，在街道，在事业单位，在企业，推动告密文化，从孩子抓起，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一个个小告密者。



统一思想：极权主义下的思想控制

有人将邓小平– 胡温时代称为后极权主义时代，由于政治体制的贯性，中国的极权主义始终没有离开过极权主义的轨道，只是在血腥的六四屠杀之后，变得相对温和而已，否则习近平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向着毛时代回归。习时代并非如后极权时代特征所描述的那样仅仅依靠惯性在运转，也并非如苏联东欧极权主义那样在垮台时“原动力已经衰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权主义有了充裕的经济基础作为其赖以生存的实力，科技的发展向极权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提供了新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中国人不是大工业生产培养出来的远见卓识者，而是农耕文化几千年的熏陶下培养出来的目光短浅的农民，天然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局限性；这些都使得习近平完善极权主义有了可能。

如果阿伦特还活着，她一定会将当下的中国归入她极权主义的范式，与希特勒的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并列。习近平不能容忍任何党内异议的声音，取消了任期制，实质上就已经踏上了完善极权主义的征途。

极权主义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邻域渗透并对国民实行全面控制：

权力结构：一人独大，一人独裁。一人之下皆奴才。

政治体制：仅存一个全能的政党。政党外部，没有第二个政党；政党内部，没有第二个派别。政治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

领袖：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已成为一种政治宗教。领袖具有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威。国民无不患上领袖崇拜妄想症。继承和发扬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传统，身着皇帝新衣而不自知。

政党：政党高于宪法，领袖高于政党；党藐视法律，党就是法。

国家：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恐怖，政体的本质就是恐怖。不是限制自由，而是废除自由。国家是党的私有财产，不属于国民。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实施恐怖统治和全面控制。国家暴力可以让一切它不喜欢的人立即消失。

政府：它不是国民意志的象征，而是党权的外部装饰，是受党操纵的虚设机构。

宪法：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国民没有自由言说的权利，没有选举的权利，没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所谓宪法，不过一纸空文。

法律：极权主义藐视法律。极权主义之下，法律失去了严肃性。恐怖统治，不须要法律，恐怖替代了法律。

司法：依据党的意志判案。党说有罪，无罪也有罪；党说没罪，有罪也没罪。党说要抓人，没罪也要抓；党说不抓人，有罪也逍遥。司法是党打击异己镇压民众的手段，是制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源头。

监狱：是使用暴力摧毁人的意志的屠宰场。是关押政治异见者、政治反对派、思想犯、维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政治：与宪政无缘。在宏大的谎言叙事里，没有一丝丝人性。

意识形态：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大成。意识形态成为主要统治手段。

思想：思想有罪，思想者有罪，是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一切与党不一致的思想皆为异端。极权主义剥夺人的思想自由和尊严，禁止人们自由地言说和思考。它要求个体成员对领袖对党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忠诚。它通过强制的思想灌输以曲扭人性。但是，统治者的思想却是一片死水枯源。

终极理想：极权主义的终极目标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疆域内获得革命成功，而是追求革命在全球范围的胜利，最后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一个征服和统治世界的极权政府。

外交：战狼式外交，收买式外交，输出革命，渗透各国，向世界呈现本政府最恶劣、最无知、最泼赖、最无礼的形象。
媒体：扮演极权主义喉舌，以千百次地重复谎言并使之变为“真理”为己任。

宗教：极权主义批判一切宗教，诋毁宗教，消灭宗教，砸烂教堂，取缔教会，抓捕神职人员。宗教若要在中国生存，必须在其内部建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比如佛教协会党支部，基督教协会党支部。和尚尼姑要入党，念佛经，必须先读党史。

经济制度：崇尚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将财富向红二代手中聚集，对经济实行中央控制。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故民营企业存在的合法性最终将不被容忍。当下的国进民退合乎极权主义逻辑。

社会生活：犬儒化、谄媚化和告密化，是社会生活的常态。防火墙，摄像头和脸部识别系统构成社会生活的主要内涵，人们生活在窒息中。

公民社会：极权主义制度下没有公民社会成长的土壤。极权主义之下，国民没有选举权，因而没有正真意义上的公民，公民社会也就无从谈起。公民意识体现在国民的维权运动中，而维权运动大都逃脱不了被镇压的命运。

哲学：死了，主要用于欺骗。当哲学揣摩权力的意志，跟随权力的意志，以造神为己任，哲学就变成了一具僵尸。当其为极权主义的存在编造哲学基础，摧毁传统的人文、伦理和道德，哲学已沦为权力的帮凶。

艺术：死了，主要用于撒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服从极权主义美学和审美需要。

教育：死了，主要用于培养没有人格的接班人。人被塑造成“分子化”的个人，分子与分子之间没有区别，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就像是“一个人”，以便构建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文化：颂圣文化，指鹿为马的文化，编纂伪史的文化，剽窃他人成果的文化，迫害维权的文化，强拆文化，遏阻上访的文化，吃回扣文化，送礼收礼的文化，还有干爹文化，再加共同情妇文化，……，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都是些鼓励一个民族堕落的文化，而不是上升的文化。

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发言权。农民阶级更是土崩瓦解，分裂为农民工阶级和留守阶级。工人和农民，在名义上，他们还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清除出了国家管理体系。把某个阶级定义为劣等或黑类然后将其整体消灭是极权主义的传统。

民族：以汉化政策为导向，灭绝种族文字，种族文化。尤其是对维吾尔族实施的种族灭绝。时而鼓励生育，时而控制生育，时而又开放生育，粗暴干涉国民的私人生活领域。

知识分子：除少数脊梁未弯的，大都没有了风骨，自我阉割，集体堕落，没有良心、缺乏善良、毫无勇气，甘为犬儒。这是一群经不起利益收买和名利收买的毫无廉耻之徒，这里是一片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行动能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买傻的麻木的荒漠。

干部：这是一群在逆向淘汰机制下混入国家干部队伍的投机分子们。贪污腐化，无恶不作，滥用权力，谋取私利，鄙视公众，谄媚上级，溜须拍马，胸无正义，甘为极权主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程度，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干涉的程度，标志着极权主义的成熟度。习近平治下的极权主义已经日臻成熟与完善。

 

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这些人道灾难的表现形式是：杀人，抓人，关人，整人，阉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对人进行彻底地洗脑和换脑。

早期极权主义使用枪决消灭人的肉体和生命，或通过大规模逮捕将人投入监狱、集中营和劳改营，摧毁人的肉体。

中期的极权主义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国民权利，使其失去人权，失去自由，失去作为国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时，文字狱开始流行。

后期的极权主义控制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从而剥夺人的尊严、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变为一个麻木之人，彻底奴化之人。

即便如此，极权主义后期，依然少不了有人秘密失踪。无论极权政府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导致国民坠入人道灾难的深渊。

在1950-1952年间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多达158万，被管制的多达120万。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说（保守的估计）：被捕的总人数多达260万，被枪决的约71.2万（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两倍）。所谓敌对势力基本被杀光。

在1950-1953年间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血腥和暴力，将近2000万人受到打击。具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被镇压的地主富农有200万。而其他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有470万 (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7 - 15倍)。从此，私人无土地。

在1951-1952年间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的工商企业者和大小资本家均被肃整，无人幸免。被迫自杀者众，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仅上海一地，在运动初期的头两个月内，就有876人自杀。从此，私人无资本。

在1951-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方阵亡人数在100万左右。这些年轻的生命被葬送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中。

在1955年发动的肃反运动中，据解密档案公布，大约140万知识分子受到打击，21.4万人被捕，2.2万人被枪决，5.3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仅仅是政治迫害的序曲。

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中，中央政治局给出的数字是大约317万‘右派’遭受迫害；但1978年“平反”时，只有55万人被摘帽，其中262万人神秘消失，不知去向。知识阶层遭到残酷批判和迫害，反右扩大化，不堪侮辱而自杀者众，被迫害至死者众。被劳改，被发配到边缘地区者，命运更加悲惨，客死他乡者众。从此，党外无人敢讲真话。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万之多。从此党内无人敢讲真话。

在1959-1961年间发生的大饥荒中，由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死亡人数在1500 – 5500 万之间，取决于研究的时间跨度。单单四川一个省就饿死1250万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将近300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披露是4000万，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秘密报告认为是4600万，中央党校余习广研究结果为5500万。荷兰历史学家冯客认为是4500万，美国独立学者丁抒认为是4000万。因此将大饥荒饿死人数定在3000-5000万之间较为可信（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100倍以上）。此外，各地均发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肃、山东、青海为甚。这是一出饿殍遍地，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它由中共一系列错误政策所造成。

在1964-1965年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中，共有530万基层干部被整，77.5万人被整死逼死（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2倍以上）。中共以此残酷的斗争手法来巩固其在基层的统治。


被中共政权杀害后还要索取5分钱子弹费的林昭

在1966-1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死刑、武斗、私刑、自杀、大屠杀和批斗致死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大约在170万 至2000万不等（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6 - 60倍以上）。据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费正清估计被迫害者大约100万，而丁抒教授估计在200万左右。来自中共官方的数字通常偏低，但已足够触目惊心。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内蒙古内人党屠杀事件、广东文革集体屠杀事件、云南沙甸屠杀事件、湖南道县屠杀事件、北京文革屠杀事件（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比如大兴屠杀，昌平屠杀）、江西瑞金屠杀事件，等等，在全国各地上述文革式屠杀中被害的人大约有16-30万（相当于日军南京大屠杀）。

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事件中，武装部队与北京市民和学生正面对峙，以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借口，将坦克从学生身上碾过，用机枪向着人群扫射，造成大量伤亡。但由于官方拒绝提供死亡人数资料，各界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出入较大。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万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英国国家档案解密文件也显示大约有1万名平民死亡。而天安门母亲收集到的死者名单，至今只有202人，不过这是确有其名其亡的在案记录。在成都，至少有300名市民和学生在抗议中丧生。

林仁富：被坦克碾死；董晓军：被坦克碾死；王培文：被坦克碾死；田道民：被坦克碾死； 龚纪芳：女，被坦克碾死……
吴国锋：连中四枪，一枪在后脑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系近距离射击致死；
王卫萍：女，颈部动脉中弹而亡；
罗维：肾、脾、十二指肠全部被子弹炸坏，死亡；
李浩成：被击中肝部，死亡；
杜光旭：被击中太阳穴，死亡；
袁力：子弹将胸部穿透，死亡……

 

正是天安门母亲把这些悲惨的故事公诸于世，维护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她们是六四屠杀的见证者，她们的每一篇证词都是大史笔，都将以历史的悲苍感召后人。

六四过去已经32年了，政府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六四难属的生活状况。癌症，正在无情地剥夺六四难属们的生命。在六四难属这个群体中，癌症并发率之高，极其惊人。至2021年年中的统计，三十一年来在180多人的难属群体中已有62人病故，多数被诊断出癌症。发生在六四难属身上的病变，绝非仅仅是生理细胞的病变，而是心理长期受到压抑引起的病变，精神长期受到到打击引起的病变。亲情损失长期得不到补偿，人格尊严长期得不到尊重，拮据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歧视长期得不到缓解，不治之症当然就长驱直入了。痛哉！正是这个制度的癌症在无情地剥夺六四难属们的生命。

1999年，公安正式取缔法轮功，并绑架和拘留法轮功学员。在监狱，法轮功学员是最大关押群体。在押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毒打、电击、体罚、窒息、烫伤等等，对被酷刑致死者，以及其他死刑犯和少数民族犯人，实施强摘活体器官，按需杀人，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权贵提供活体。据法轮功自己的统计被迫害至死者大约在4000人左右。

2008年，《零八宪章》发表后，随即遭到中国政府禁止，多名起草人和签署人遭拘留、传唤、和逮捕。共同发起人刘晓波, 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得主,被正式起诉，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在狱中被迫害至死。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2020年，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汉肆虐，并传播至全世界。由于中共隐瞒了病毒的发源，传播和扩散，造成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除中国外）3百50万人死亡，对此人道主义灾难，中共难辞其咎。李文亮医生因首先向世人揭露武汉病毒“人传人”的真相，却以“发布不实信息”而被训诫；陈实秋，方斌因报导武汉疫情的严重性而被消失；记者张展因传播武汉疫情实况录像而被判刑4年，……，删帖，封号，信息封锁，国人了解疫情真相的权力被剥夺，防疫科学被政治利益所裹挟，是前期控制失误，导致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国政治家中认为极权体制将人道灾难撒向全世界的罪恶已构成战争行为的不乏其人。

综上所述，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中国共产党，足以构成反人类罪。受国家暴力和其红色恐怖主义杀害和迫害的人数高达4000-5000万，远远超过受到纳粹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的总数（487-589万）的10倍，远远超过迄今为止除中共政权之外的共产主义政权所迫害的人数的总和（600 – 1500万）的7-3倍，远超日军在二战中杀害的中国人的总数(370万)的12倍，更是超过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的140倍。

杀戮是可以用统计数据来估计的，虽然有误差；但对人的思想阉割和对人性的毁灭却是无法统计的。极权主义晚期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国民的失语和沉默、麻木和冷漠，谄媚与犬儒，谎言和恐惧，无不显示着中国极权主义对人的思想阉割和对人性的毁灭的程度。



一个极权政党的可怕是它制造没有人性的成品党员
一个极权政府的可怕是它制造没有人性的成品群众

 

具有习近平特色的中国极权主义已经是全世界极权主义发展的晚期，虽然极权主义的沙暴还在肆虐，但已经是尾声。

且看明日之域中，定是自由民主的天下。

 

2021-05-20草就，5-26改成 于剑魂禅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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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数据来自维基百科，其准确性难免受到质疑，对数据的估计的成分比较大，仅供读者参考，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成果的公布）

参考：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网络下载。
蔡英文：《极权主义与现代民主》，网络下载。
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原载《光媒体》
宋永毅：《文革大屠杀》，开放杂志社出版。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社出版。
丁抒：《阳谋》与《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

维基百科
《天安门母亲》网站: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