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的坎坷

孙长江

 

 

1989年3月27日下午,我和吴明瑜一起去胡耀邦家里探望他。耀邦语气沉重而严肃,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其中谈到项南,他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耀邦谈及此事,内心的痛苦和歉疚溢于言表。其中原委,《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有详细的披露。

后来我见到项南,把耀邦的话转告他。项南苦笑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么办法?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耀邦的自责和项南的谅解,同样令人感慨。

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位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得人心的高官。从传统的官场文化来讲,他们似乎都不宜当官,因为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一颗赤子之心,有理想而无城府,重大义而轻自保,鄙视官场上尔虞我诈、趋炎附势的陋习。因此他们在为百姓兴利除弊的同时,必然要得罪官场同事的另类势力,以至于付出沉重的代价。

毫无疑问,胡耀邦和项南都是转型时期的杰出人物,同时又都是转型时期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命运具有同样的悲剧性质。这种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艰难曲折和矛盾斗争。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内容,需要人们认真思考。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耀邦在临终前不久的那次谈话中,曾对我们说到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一是没有想到下来后老百姓对我这么好。这可以说是耀邦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深切感悟。身处高位,酸甜苦辣,虚虚实实,莫辨真伪。只有下来以后,老百姓的真诚拥戴,才是最真实的。李锐在给耀邦写的悼诗中说:活在人心便永生。这句诗,也完全适合于项南。

一位闽籍老华侨深情地评述道:项公没有海外关系,也不是华侨亲属,可是他在华侨的心中,威信之高,无以复加!靠什么?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甚么是人格魅力呢?对于政坛人物来说,衡量其人格的高低,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持甚么样的态度,或者说,他有甚么样的为官之道。有高尚的人格,才有高尚的权力。省委书记是一方诸侯,位高权重。项南行使其权力时,首先考虑的,在于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倘若符合,即使有再大的困难和阻力,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毕其一生所创建的政绩,就是他行使权力的记录。

政坛人物的人格,还表现于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下,他能不能自觉地限制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苍天可鉴:项南的严格自律,已经近乎洁癖。他心存敬畏,不敢有私于家乡,更不给自己和儿孙谋私利;他奉行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远离低级趣味;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清廉如水这些都早有公论,是那些蓄意整他的人也不得不折服的。

项南是闽西大山的儿子,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正如习仲勋赞誉的,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和闽西苏区的环境里,项南自幼受到熏陶,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投身革命以后,项南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的考验;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时又因真诚敢言,受到留党察看、降职降薪的严厉处分,被贬到农村劳动;调到农机系统工作后,他又为中国实现农机化而耗尽心血;在全民大动乱的文革中,他再度受到关押和轮番批斗在中国,一个真诚正直、坚忍不拔的灵魂,总是摆脱不了厄运的打击。

坎坷的命运,并没有使项南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懦夫,更没有使他变成见风使舵的聪明人。逆境的历炼,反而磨砺了他的思想,使他的人格更加升华。在文革即将结束、新时期开始那段时间,项南有机会先后考察美国及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在强烈的对比中,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在与命运的碰撞中,项南积累了开拓创新、大展宏图的能量。

1980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可谓知人善任。项南刚登上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岗位,就遭遇旧体制的顽固抵抗,改革开放步履艰难。无论是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还是创建厦门经济特区,他都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记得1981年春天,我和中央党校一位同事到福建考察时,对厦门特区的不成规模深感失望,也对项南面临的难题感到担忧。当时项南主动谈起真理标准讨论,他语气坚定地说:改革开放的实践,现在也在检验真理,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项南紧紧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环节,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创雷区,带领福建干部群众杀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

孙中山先生教诲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一点项南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省委书记这个职位,上通中央决策层,下接地、市、县、乡官员和黎民百姓。可谓矛盾交织,众目睽睽,是一个绝不轻松的职位。项南以当太平官为耻,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广大干部群众战胜重重阻力,推进改革开放大业。

项南审时度势,利用福建山、海、侨、特的优势发展经济。他善于总结和发挥群众的智能: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坚定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受知识分子肺腑之言的启示,他提出念好山海经 、建设八个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优先搞基础设施意义重大,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克服重重阻力,披荆斩棘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解开干部问题的死结;为了使福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更上一层楼,他当面向邓小平进言,建议扩大厦门特区范围;在城市改革兴起之际,他重视企业家的呼声,坚定勇敢地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从闽南晋江农民利用三闲集资办厂搞商品生产的实践,他看到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对振兴经济的强劲动力,看到发展民营经济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他都不遗余力地去推行、去落实。

主政福建的五年,堪称项南一生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五年中,项南锐意进取,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提升了几个档次。在他开创的事业中,有许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拥有多个第一的桂冠。

但是,改革意味着否定与创新,它必然要突破某些固有的秩序和落后的体制,也必然有得罪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项南在福建发愤忘我厉行改革的时候,不断有人对他造谣中伤、告恶状、搞小动作;项南提出的若干极富前瞻性的设想,就因这种人的捣乱而搁置。究其原因,除思想意识不同外,还有既得利益和个人私欲作祟等复杂因素项南不得不侧着身子战斗:既要不遗余力地推行改革,又要防范明枪暗箭。

项南遭遇的阻力,并非仅仅来自地方;种种居高临下、上纲上线的训斥、责难,乃至黄牌警告,更使他步履艰难:搞厦门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在中央会议上危言耸听地大讲旧中国的租界;与外方合资生产福日电视机,又有高官说这是搞殖民地性质的企业 ;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有人就质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人更是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限制和打压;支持福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有人就要追究他支持卖假药 的责任,直至演出晋江假药案 的闹剧一道道金牌下来,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项南的处境实在艰难,简直是动辄得咎。

身为沿海开放省份的封疆大臣,项南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饱尝了其中的艰辛。京城还不时传来消息:最高方面有人说对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不放心。本书传主项南如果是个乖巧的人,或许还好办,可他偏偏是以条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在劫难逃了。

使项南遭受重创,以至于中箭落马的,是喧闹一时的晋江假药案。此书对这段公案的真相有详细的披露。我想说的是,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予以明确肯定的时间是1987年,而项南早在1981年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他公开强调:福建2500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见效,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今天闽南民营经济强劲发展的局面,正是在二十年前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是备受歧视、冷落的私生子。项南说: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1981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受到质疑,在有的地方甚至被勒令下马。福建怎么办?项南坚定地表示: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

假如甚么事情都要经过最高权威点头才敢去做,将会贻误多少时机!项南为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旦认准是符合人民利益事情,冒多大风险、得罪多高的权威他也要干。由此也不难想见,身为改革先锋的项南,遭受批评、处分只是个时间早晚、罪名如何钦定的问题。

项南之所以对乡镇企业情有独钟,对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这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清醒地意识到,乡镇企业符合福建地少人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能解决农村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他不仅热心扶植乡镇企业,而且强调严格管理,对出现的问题也决不袒护。

1985年夏天,所谓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我藉去武夷山开会之机,赶到闽南晋江一带作实地调查。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我:情况显然被夸大、被歪曲了。所谓晋江假药 ,既非晋江,也不是一般所说的假药。说是晋江,其实事情出在晋江县陈埭镇的一个涵口村;说是假药,其实是一些农民专业户把白木耳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冲剂销售。首先发现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的,恰恰是福建省委。项南下令严肃查处此事:停止生产、销毁成品。

当此事被升格为晋江假药案 、中纪委发出公开信后,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然而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退货,晋江的商品不可靠,晋江乃至福建的企业也不可靠,晋江人出门在外想住旅馆都困难晋江乃至福建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福建人心惶惶,海内外议论纷纷。面对沉重压力,项南指挥若定,尽力稳定干部群众情绪。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做法,却被当作态度不好、对抗上级的罪状。当时晋江假药案已经被渲染得完全变形,但是客观事实清楚,对项南的处分由于缺乏依据拖了一年有余。令人痛心的是,尽管从福建到中央都有人明确表示反对,项南最终仍然受到警告处分。只要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处分项南,决然不是因为一个甚么晋江假药案的问题,而是因为项南对改革开放的坚定行为和思想锋芒,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把这股锐气打掉,决不甘心。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胡乔木。胡乔木对发生在晋江的事情毫不了解,但他却对处分项南格外有兴趣,甚至步步紧逼,在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处分项南?许多人都很清楚,胡乔木对项南的改革精神和开放思路早有不满,他们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争论。这位理论权威在处分项南的问题上态度之所以如此急切,是有来由的。

使项南在古稀之年受到警告处分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不在胡乔木们。在决定处分项南时,有人翻出底牌:这是老人家的决定。这位老人家不是别人,正是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项南一直十分尊敬的元老陈云。事实便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说,项南因所谓晋江假药案蒙受的冤情,恰恰是不唯实 、只唯上的典型。

在强权之下,项南不认错,也无错可认。虽然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项南不拿原则做交易,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善良的人会说:项南命苦,好人没有好报。读了《敬畏人民项南传》就会知道,项南的遭遇,非命也,势使然也。这势,就是体制。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项南这样锐意进取、心系百姓的好官蒙受冤屈是必然的。

这种悲剧,显然不仅仅属于项南个人。试想,一位锐意改革、政绩卓著的省委书记,下场竟然如此,其他人能不从中接受教训、学得乖巧!审视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看到:在项南之前,优秀的省委书记里尚有万里、习仲勋、赵紫阳、任仲夷;在项南之后近二十年间,省委书记数以百计,年轻化、高学历,其中不乏博士硕士,但是像项南那样大智大勇、敢做敢为的省委书记却是再也看不到了。

体制如此,夫复何言!

难能可贵的是,心灵屡受创伤的项南不改初衷,后来又以古稀之龄抱病从事扶贫事业。我私下跟他开玩笑说:你当上了中国最大的丐帮帮主。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对贫苦百姓欠帐太多,现在总算有机会还点债了。这就是项南,我所尊敬的朋友和兄长!

和胡耀邦一样,项南决不仅仅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官。他是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披荆斩棘、不辱使命的大智大勇者。转型时期是一个新旧体制交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社会失范,好人、坏人、革新者、守旧者乃至鲁讯说的冷笑家 、做戏的虚无党一同登台、热闹非凡的时期。二十余年来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切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加上长期左的精神禁锢,我们在转型时期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左的思想和势力仍然相当顽固,政治上只接受小修小补却抵制实质性改革的,不乏其人。这些人口衔天宪,手握大权,随时准备给改革者、特别是给那些勇往直前而又成绩卓著的改革者以重重一击。

在这种情势下,像项南这样秉性刚直、行动果敢而不遗余力的改革先锋,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他越是殚精竭虑,越是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招来的非议就越多,遇到的阻力就越大,直至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酿成冤案。从项南1981年初走马上任,到1986年初中箭落马,其主政福建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出起伏跌宕的悲剧。

何谓悲剧?征诸词典,悲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征。他和保守势力的冲突不可调和,他的种种灾难 ,无一不是政坛众神 加给他的,而且不是从正面,都是从背后加给他的。

可以告慰生者和死者的是,归根到底,项南的命运并不悲惨,毋宁说,他的结局和他的开局一样,是壮烈而辉煌的。不仅他这个主人公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切,更重要的是剧中人,即他一生所挚爱的人民根本不认可众神对他的判决。项南骤然去世后,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他的悼念是如此真切而隆重,尤其是八闽大地的父老乡亲对他的深情呼唤是如此震慑魂魄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里既表现了百姓对项南的崇敬和爱戴,也表现了他们对众神 给项南横加罪名的抗议和轻蔑。

我的朋友张显扬教授曾经说过:能够在社会转型时期扮演悲剧角色的人是幸运的;悲剧比喜剧崇高,它更具震撼力,更能启迪人的心智。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人们从项南一生的事业,品德以及不算很特殊但却很典型的经历中,不是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来吗?

中国自古就有为贤人立传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史圣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呕心沥血写就的《史记》,就为许多贤人立传。司马迁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就是说,把这些人的言行风貌记录下来,略加点评,是想让当下的大臣们当作一面镜子,对照对照,比较比较,所以自镜也。

项南是当代中国的一位贤人,理应为之树碑立传。感谢作者胡少安先生,他从1986年即开始追踪探访项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97年项南去世后,作为其忘年交的胡少安,以诚笃之心为其立传,他历时数载,纵横万里,探访了项南的亲友、同事和上级(包括直接采访华国锋),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以极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几易其稿,写成这部洋洋五十万言的《敬畏人民项南传》,真实而生动地展现项南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据作者自述,他写作、出版此书的目的,并非仅限于为传主歌功颂德,而是要通过展现一个卓越人物的命运,探讨一个真诚正直的灵魂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引发人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以求鉴往知来,从中获得教益。这个意图,就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是具有理性思辨精神。

一个没有历史感、终日沉湎于说谎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贻误时机、被世界抛弃的;同样地,幻想以创造经济奇迹来弥补政治体制的缺陷,最终将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诚如邓小平1986年所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有勇气直面真实的历史;只有勇于展示历史真相,才谈得上深刻地总结教训,明瞭政治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实行全方位的改革。这也是《敬畏人民项南传》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现实,也是最鲜活的历史。要走出杜牧所言后人复哀后人的怪圈,其中需要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写历史。每个个体生命的历史,汇聚而成我们民族的历史。此书通过展现一个卓越人物的历史,折射出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项南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他的艰辛、挫折、忧愁和渴望,他的欢乐、悲愤、光荣与梦想,莫不与时代紧密相关。阅读项南的历史,我们在感叹生命如此壮丽辉煌的同时,也会获得自强不息的动力,以及推动中国进步的智慧。

我注意到,整部《敬畏人民项南传》的重点,落在项南主政福建的那五年。这是项南充分展现其才华和人格魅力,不断开拓进取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同时也是在改革风云变幻中,他作为主人公所演绎的那段时代悲剧达到高潮的一幕;在这里项南充分显示出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向权势低头、只以人民利益为念而不惜失去乌纱帽的高贵品质。可以说,这是传记中最精彩的篇章,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

人物传记不是小说,它是以真实、具体的事实为基本元素的。人们渴望在传记中读到真实的历史。正如《敬畏人民项南传》作者所言:项南的经历本已相当精彩,只需将其真实地展现出来就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任何添枝加叶的虚构,都会成为多余的败笔,而且违背传记作者的良知。因此,作者在本书写作中,轻文学描绘而重史料运用,力求事实准确,言而有据,其不隐恶,不虚美;宁可有不尽,不可有不实的写作态度,我是赞赏的。

在十丈红尘的今天,作者甘愿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坐冷板凳研究考证史料,甚至不惜冒一定风险为项南立传,的确是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既是作者出于对项南的深厚感情,也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因此我愿意向读者诸君推荐这部传记。

2003年12月,北京海南

(本文作者孙长江为福建泉州人,著名政治文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撰稿人,现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本文是孙长江为《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所写的序言,原文标题:悲剧比喜剧更能启迪人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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