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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题记：这篇关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长文，动笔于２００１年，断断续续写２００４年年代，其中有些部分也先后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过。
十五年前的１９８９年春天，胡耀邦含冤而去；十五年后的２００５年严冬，赵紫阳在软禁中走了。
尽管，我对本文还不太满意，并不准备现在就全文发表，但紫阳的离世让我悲痛，官方封锁紫阳亡灵的无耻令我愤怒。所以，也不管自己对本文是否满意，我决定提前发表，以示对紫阳亡灵的悼念和敬重。
序言
拒绝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官方记忆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着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着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因为，一种新旧交替的历史性转折，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然而，在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而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上做出巨大贡献则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
“邓、胡、赵”曾被公认为驱动改革车轮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整肃“西单民主墙”开始就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默认极左派发动的“清污”和“反自由化”；他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４。２６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在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如果按照赵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官民对立，运动决不会继续升级。但邓坚持“４。２６社论”的错误，致使运动升级为“５。１３大绝食”的抗争；接着，邓拒绝了赵的温和政策，宣布军事戒严，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邓又把对学运的定性由“动乱”升级为“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中国改革的“唯一人”，而有功于八十年代的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但前者冤死十五年、后者软禁十五年，而且两人的名字也在中国改革史上消失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１９７６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层农村的自治性民主试验的最初发源，绝非中共突发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恩赐，也不是知识精英的自觉设计，而是农民的自发诉求及其实践——为了社区的稳定和安全而自发创造出来的。远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正值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当城里的精英们还在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号之时，零星的自发的民选村官的政治尝试，几乎与小岗村的经济制度创新的大包干同步进行。最早的试验发端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今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时间是１９８０年。因为，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出现真空，公共管理陷于瘫痪。为了避免秩序失范的无政府状态，出于对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们产生了自我管理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委会的试验由此开始。该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的六个生产队率先行动，每队提名一个候选人，１２５户每户派一个代表参加投票，最后韦焕能以全票当选村主任。显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生活的实际需要激发了农民政治创造力的果实。官方对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规范，更多是出于填补基层农村的权力真空和便于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共高层所做的，不过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肯定了民选村官的试验，随后又把村民自治写入宪法，并通过具体法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的启蒙运动，而官方则不断发动打压民间的自发启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一切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是对极端独裁及其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思想”：“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邓小平在经济上甚至意识形态上是开明派，而邓在政治上无疑是中共高层最大的保守派。在此意义上，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由独裁权力所主导并优先服务于权贵阶层的跛足改革，是无视公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改革，也是持续积累底层仇恨和动乱因子的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１９７９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中共现政权可以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但民间记忆决不能对这种制度性谎言保持沉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年代，邓小平自称第二代，是企图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从中共历史传承的角度看，在５０年代就成为中共高层核心七人之一的邓小平，显然属毛、周一代，即中共第一代。因此，本文把胡、赵作为中共第二代的代表加以评述。
八十年代，有一种对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通行说法，即“邓、胡、赵三驾马车”。的确，邓小平作为中共改革战略的后台支柱，与作为前台领军人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曾经有过相互合作的蜜月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大陆中国政坛上的崛起，没有邓小平在幕后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而邓小平在国内外如日中天的声誉的取得，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鼎力相助，也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胡、赵后来的政治悲剧，也早已隐藏在邓小平的全力提携之中。
胡、赵与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政客的最大不同在于：两人都具有中共高官最缺乏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现代政治理念和宽容异见的胸怀。在胡、赵二人掌权时期，胡的主要贡献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方面，赵的主要贡献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旧体制变革方面。在二人因坚持政治道义而下台之后，二人的政治悲剧不仅凸现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为了坚持政治道义而宁愿放弃政治权力的典范。二人的悲剧形象，既是对民间的道义感召，也是对官场的道义压力。
一、胡耀邦对政治改革的贡献
胡耀邦随邓小平的再次上台而复出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总书记的任上，表现了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宽容胸怀、廉洁作风和政治上的远见。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在政治方面。
（一） 主持平反
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的政治贱民）。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期主持平反工作，不但在促成“四五运动”的平反上起到过巨大作用，而且主持过全国性的平反工作，表现出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平等对待的现代理念。
文革刚刚结束时，如何对待“四五天安门运动”，乃“改革派”与“凡是派”之争的焦点之一，也涉及到今后如何对待民众自发运动的大问题。胡耀邦在中央会议上坚决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支持胡继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评论，以配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的平反“四五运动”的决议。《人民日报》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人民万岁！》。该文占据一版、二版、三版的主要版面，不仅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对结束文革的巨大意义，而且高度赞扬了民众自发运动的正义性：“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
这篇文章，不但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而且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
更重要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使二者同时从长期的政治歧视下获得解放，终结了让人永无出头之日的阶级歧视和身份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社会歧视的黑暗时代。当一个个被打倒的中共元老相继复出之后，当一批批被打成右派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社会的尊重之时，无数被贬入敌对阶级的普通的农民、工人、小职员、无业者……也卸下了政治贱民的重负，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以平等的政治身份回归社会，在政治上为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赢得了充分的民意支持。
胡耀邦主持的不分高低贵贱的平反，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自由主义政治的色彩——政府必须平等对待所有人。
（二）主持并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全面改革
１、提出全面改革据《人民日报》前总编秦川先生在《１９８３年风云中的耀邦》（见《怀念耀邦。第一集》，凌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回忆：早在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０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与改革》的讲话，针对只改农村而不改城市、只改经济而不该政治的跛足改革，首次提出“全面改革”的主张。胡耀邦说：“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而且，胡耀邦还首次提出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三个有利”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官方文件中，在对“三个有利”做了些微改动之后，这个发明权就归在邓小平的名下。）
然而，胡乔木反对胡耀邦关于“全面改革”讲话，特意约见秦川和王若水告诫说：胡耀邦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而且有与十二大精神不符的地方。所以，不要宣传中央某一领导人的某一次讲话，更不要作为宣传中心。在胡乔木的背后是陈云的支持。陈云在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向胡耀邦发难，严厉批评胡耀邦：１，胡不懂经济，盲目追求经济速度，因为陈云提出的增长率是４％，而胡耀邦提出的是７％；陈云甚至暗示胡耀邦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２，反对“全面改革”，特别是反对“城市改革”。
这段公案，最后交由邓小平决断，邓当时还站在胡的一边说：“战绩还是主要的”，争论“到此为止”。接着，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８３年年底的《春节祝辞》中，公开配合胡耀邦，提出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加快全面改革。
２、主持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众所周知，胡耀邦推动和主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主持召开了对思想解放意义重大的“理论务虚会”，也亲自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当年的亲历者王强祥回忆：“胡耀邦亲自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发表，审定了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送去的《实》文清样，批准刊登，对推动《实》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见：《揭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载于《纵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号）同时，在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胡耀邦针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而提出了“活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和静止的思想，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活思想。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无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上勇敢地面对新时代，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所没有提出和没有解答的新问题。可以说，他作为中共新党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推动，甚至在更深的层次上超越了“真理标准”讨论。
３、提倡文化艺术上的创作自由在文革后召开的首次全国性文代会上，诸多被平反的老右派参加了会议，周杨在会上承认了当年充当整肃知识界的打手的错误，并向在“反胡风”和“反右”中被整肃的知识分子道歉。之后，胡耀邦到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不但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执政党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提出：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胡耀邦的讲话，为思想解放和文艺繁荣提供了来自高层决策的赦令，曾令许多备受文字狱之苦的作家感激涕零。
４、推动新闻改革和言论自由据胡继伟和王若水等人回忆，胡耀邦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就曾公开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应该允许批评性言论的存在，像民主墙上所发表的异见恰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在民主墙被取缔之后，胡耀邦赞成胡继伟先生提出的“设一个民主公园”的建议，并责成胡继伟找北京市市委商量落实问题。后来，北京市建议在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
在改革之初，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发起关于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大讨论，支持并保护过文革结束后《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开明导向。同时，胡耀邦还直接推动了起草中国第一部《新闻出版法》的准备工作。
早在１９７８年的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重新提出制订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提案。１９８３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会上，又有更多的代表和委员提出同样的提案。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非常重视这些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就新闻法提案作出答复，并责成中宣部对此进行研究和提出办法。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和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在胡、赵的支持下，开始积极推动“新闻法”的起草工作。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中宣部新闻局邀请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行商议，正式决定着手筹备新闻法的起草。具体工作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由胡绩伟同志负责协调由多部门组成的起草小组。１９８４年５月，召开首都新闻学会理事会，围绕新闻立法问题展开了讨论，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新闻法研究室”，并出版不定期的《新闻法通讯》，编辑出版了包括清末民国的新闻出版法律在内的《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
尽管，胡耀邦在１９８７年初被迫下台，但在赵紫阳主持大局的情况下，起草新闻法的工作并没有停止，１９８８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终于出台并提交给各界讨论。
遗憾的是，八九运动及其六四大悲剧，致使“新闻法”的后续工作完全搁置。（参见：胡继伟《制定中国第一部新闻法的艰辛与厄运》）
（三）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的宽容和保护
胡耀邦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的热情和行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１、对西单民主墙人士的保护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后，胡耀邦却在同年６月举行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对因言治罪表示不同意见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特别公开提到魏京生的被捕，他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虽然，胡耀邦没有能够保住魏京生、徐文立、任婉町和刘青，但民主墙时期的其他人如王军涛、胡平等人，却在胡耀邦的保护下免遭牢狱之灾。（参见：胡绩伟《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同时，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郭罗基先生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重在论述“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党内毛派马上指责该文是在为魏京生辩护，胡乔木更是大为恼怒，向邓小平打小报告，指责《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据胡继伟回忆，为了这篇文章，他与胡乔木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辩。胡乔木指责胡继伟不送中央审查，就擅自发表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的文章。而在实际上，该文在发表前经过了胡耀邦的审阅修改。
２、对知识界和新闻界的保护众所周知，胡耀邦被迫下台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一手硬一手软”，而没有按照邓小平的“两手硬”指示来对待知识界，特别是对待八六学潮中的大学生。所以，邓小平指责说：在胡耀邦庇护行下的思想文化界，一直处在软弱涣散状态，把第一大党报《人民日报》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阵地。邓小平还指责胡耀邦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正是受到胡耀邦保护的刘宾雁、王若水、胡绩伟、方励之、夏衍、巴金和周杨等人，才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八六学潮的产生。
据八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秘书吴稼祥先生记述介绍：在１９８６年，在准备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时，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胡耀邦与党内极左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胡坚持不写入这两个提法，邓力群等坚持写入，双方多次把自己的主张上呈给邓小平，但双方都没有得到邓的最终钦定。最后的摊牌发生在北戴河会议上，文件中已经删去了“清除精神污染”，只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还是坚持要删掉，得到了陆定一、万里等人的支持，而邓力群坚持保留，得到彭真、杨尚昆的支持。最后是邓小平一言九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于是，胡耀邦的败局已定。（参见：《六四——权力舞台的大玩家》）
的确，胡耀邦复出后，无论当中组部长还是出任总书记，他对知识界的保护是一以贯之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抵制过汪东兴对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的兴师问罪，抵制过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对《人民日报》的指责，抵制过胡乔木对电影《苦恋》及其文艺自由化的批判。之后，在党内保守派凭借中共正统的“政治正确”而对“思想解放”运动发难，以“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罪名打压知识界的思想启蒙和民间政治异见之时，胡耀邦再次出面抵制胡乔木、邓力群等毛派发动的“清污”运动，尽其所能地保护改革派知识分子和民间异见，使这一文革后的首次“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半途而废。胡耀邦还把朱厚泽提升为中宣部部长，朱厚泽随即提出思在想文化领域实行“三宽”政策：不仅宽容地对待知识界，还能宽容地对待“八六学潮”并抵制“反自由化运动”……
比如，据胡继伟的《胡耀邦与刘宾雁》一文回忆，在党内毛派频繁向中央状告刘宾雁时，胡耀邦没有因此而指责刘宾雁，而是责成胡继伟等人找刘宾雁谈心。他在给胡继伟等人的批示中说：“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因为保护刘宾雁等著名的“自由化人士”，胡耀邦承受着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巨大压力。对此种压力，胡继伟先生感同身受。他在回忆中特别引用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劝说刘宾雁不要去美国的史实来加以证实。胡继伟先生回忆说：１９８５年４月，哈佛大学邀请刘宾雁去讲学时，习仲勋对刘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
另外，在清污时期，胡乔木指控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老左棍王震在中央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巴的……".胡耀邦出面保护了巴金和周杨。同时，由于党内左派的压力太大，在保不住胡继伟和王若水继续主持《人民日报》的情况下，胡耀邦就用同属开明派的秦川先生主持该报，以便延续《人民日报》的开明导向。
胡耀邦曾在周杨受到胡乔木的整肃时出面予以保护。熟悉八十年代大陆思想论争的人肯定记得，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曾有过一场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从延安整风时代到文革之前，周杨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也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头牌前台打手，在“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等运动中，被周杨整肃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然而，周杨万万没有想到，大半辈子整人的“毛泽东棍子”，却在文革中被毛抛弃，不但遭遇大批判，且身陷囹圄八年，所以，经过了生死磨难的周杨对自己以前的作为有了反省。他在文革后复出，逢会便忏悔，逢人便道歉，积极参与思想解放运动，支持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文艺创作的自由。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中央党校为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而举行学术讨论会，周杨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重点谈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及其异化思想，并呼吁进一步“思想解放”。
周杨的报告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他认为周杨提出的“异化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和陈云告了周杨的恶状。邓、陈两位党内大老把胡乔木的材料批转给书记处，胡耀邦顶住邓、陈的压力保护周杨。他认为：周杨的报告受到普遍好评，有新意，“不错”，胡乔木诬陷周杨纯属借老人来胡闹。于是，胡耀邦说：他要折腾，就让他折腾，我们书记处无暇他顾。
胡乔木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又利用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力，专门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打电话，企图阻止该报公开发表周杨的报告，但秦、王二位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没有理会胡乔木的招呼，全文发表了周杨的报告。胡乔木大怒，再次上告邓小平和陈云，指控第一大党报为搞自由化而不惜抗上。两大老又进行干预，责成书记处查处《人民日报》。胡耀邦无奈，只好退一步，撤销王若水的副总编职务，对总编秦川给予口头批评，还允许《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署名的三万字长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周杨进行公开批判。同时，在内部会上，胡乔木与邓力群一起围攻周杨，逼迫周杨公开检讨。
在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胡耀邦的开明作风和廉洁人格，对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当他和赵紫阳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处理“反自由化运动”和八六学潮上的开明立场而被迫下台之时，他对知识精英、各界社会名流和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达到了中共的历任党主席或总书记都难以比拟的程度。所以，在胡耀邦含冤去世后，不仅举国为之悲悼，就连在政治改革上最激进的方励之也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开明。
（四）对西藏问题的开明态度
胡耀邦在解决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等问题上，表现了政治上的远见和制度创新能力。八十年代初，他与万里去西藏时，对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共民族政策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检讨。他的讲话虽然没有超出中共的统战传统，但那毕竟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共党魁，放下垄断一切的架子和从不认错道歉的恶习，对其执政历史的自省，对其民族政策的检讨的极限了。所以，他的那次高原行才能至今在西藏的精英阶层中保留着美好的记忆。如果按照胡的思路，中共政权与西藏及其达赖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决不会陷入现在这样的毫无进展的僵局，两岸关系也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敌视。
（五）权力上和政治上的无私
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力主废除终身制，并公开表示自己愿和邓一起退休，身体力行地为全党提供示范，让人民看到中共废除终身制和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
胡耀邦下台后，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锐去看望他，根据李锐在《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的回忆，胡耀邦这样谈及那段往事说：“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后来，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声说：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事实上，早在中共１２大召开前后，胡耀邦已经有意安排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尽量低调，胡乔木就抓住这点向元老们告恶状，陈云便自恃党内资历指责胡耀邦，薄一波更发挥了挑拨离间的作用，邓小平个人的感觉是：随着权力的增大，胡耀邦有点翅膀硬了、不听话了，独断专行了。
由此可见，胡耀邦赞同并力劝邓小平退休，允许《深圳青年报》公开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完全出于真心，并非意欲取而代之的逼宫。我也相信，以胡耀邦的人品而言，他表示与邓一起退下，完全是出于真心与公心，决不是为了自己牟取更高权力的虚情假意。
然而，根本不想放弃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也只能以一己之恶意度耀邦之善心，必然从争权夺利的角度来看待胡耀邦的劝说，把胡的公心理解为私欲。所以，他罢免胡耀邦的问题上，急迫到不顾及任何党内的组织程序，甚至连表面的应景程序也弃之不用，完全是根据私家决定而采取人治的手段。据２００４年出版难的《邓小平年谱》记载：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３日，“下午，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胡耀邦的失误。在谈话中提出‘软处理’。大家表示同意。”紧接着的２月４日，“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宋任穷、伍修权、高扬谈中共十三大人事工作问题。”实际上就是罢免胡耀邦。
一个几千万党员的政党，在决定党魁的去留和党的新一届领导的重大人事问题上，没有党代会、没有政治局会议，而只通过召集几名党内大老在邓家的谈话就决定了。邓的住宅就是太上皇行使绝对权力的密室，相当慈禧太后的后宫。如此丑陋的作为，还美其名曰为“提倡废除终身制”！现在的江泽民所继承的，正是邓小平开创的“垂枪听政”的恶劣先例。
正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太不合程序、太有悖道义，也因为胡耀邦的为政之德颇得党心，所以，胡的下台得到了党心民意的广泛同情，他才能在中共十三大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胡耀邦获得了１７３位中央委员中的１６６票，未投他的七票中，还有一票是他自己的。而整肃胡耀邦中最卖力的邓力群却被差额出中央委员会。所以，胡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内外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引发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动员的八九运动。
胡耀邦身居高位却从不利欲熏心，他那种嫉恶如仇、开明正派和廉洁自律的作风，也可以从保守派对他的反对中得到验证。比如，当下面的人为了讨好胡耀邦而安排其儿媳安黎（中共高官安子文的女儿）出任厦门市副市长时，胡知道后立刻让安黎下来。再如，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违法，胡耀邦坚决主张惩办，赵紫阳出于好心，力劝胡耀邦不要树敌过多，特别是像胡乔木这样的人，难缠的很，最好不要得罪。但胡耀邦没有听从赵紫阳的劝说，还是抓了胡石英。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引起震动。党内大老李先念曾因此警告子女说：“这个胡耀邦是什么也不怕，你们要是被他抓住了，估计一时也保不出来。”后来，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就此向胡耀邦发难，指责他搞的党内人人自危。
李锐先生在《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中这样评价胡耀邦：“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真理标准讨论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祸的肆虐，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就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交一、二、三专家辨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在这个最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在选拔第三梯队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有些人还硬是‘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虑，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李锐先生对胡耀邦政绩的这段概括性评价，基本准确。
二、赵紫阳对政治改革的贡献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
——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２００４年５月）
这段对赵紫阳的评价，引自鲍彤先生写于“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