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该文所引证的史料，以《资治通鉴》为主，参考《史记》和《汉书》。行文中就不再一一注明。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官方外交开始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民族主义思潮也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转向进攻性的喊打嗜杀，影视界戏子和御用文人也闻风而动，于是，荧屏上刮起“帝王戏”旋风，至今未衰。从“戏说帝王”到“历史正剧”，一部接一部，拍完了清朝拍明朝，拍完了明朝拍唐朝，拍完了唐朝拍汉朝，每部动辄４０－５０集以上，而且，专门喜欢拍对外征讨的战争大场面，最近播出的《汉武大帝》长达５８集，征讨匈奴等异族乃重中之重，再次引来舆论的关注。

官方对历史剧的取舍倾向也颇为鲜明，凡是有助于维护独裁、主旋律灌输和煽动民族主义的帝王戏，官方总是一路绿灯：这些戏大都在黄金时间热播，而且边播边炒作，每部大戏都能成为一段时间的舆论热点；首播结束后，央视和地方台还会不间断地反复重播。唯一一部不同于帝王戏的长篇历史剧《走向共和》，再现了清末民初由独裁帝制向宪政共和转型的艰难进程，虽然深得民间好评和观众期待，却在首播还未完成时就惨遭红灯，至今再也见不到重播。如果说，《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钢牙纪晓岚》等“戏说帝王戏”，更多是出于商业目的，只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大可一笑了之，不必认真；那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天下粮仓》、《大明天子》、《汉武大帝》等所谓的“历史正剧”，除了商业目的之外，更在乎迎合官方主旋律和独裁政治下的民族主义狂热，看看这些帝王戏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丧权辱国的无能君主，而是敢打敢杀、开疆拓土的“大帝”们，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汉武帝等，其献媚于当今独裁者的倾向，一目了然。即通过对“帝王伟业”的夸张展示，直通当下的“领路人”、“小康盛世”和“伟大复兴”。

一、把司马迁变成歌功颂德的工具

中国古人云：知往鍳今。

西谚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下中国的帝王戏热，当然也是为当下现实服务的，只不过，这类帝王戏对家天下独裁的评价，不是基于“人命为大”和“统治有道”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而是基于“皇权至上”和“成王败寇”的古代野蛮的价值观；这些历史剧所服务的对象，不是深受漫长的独裁传统之害的国人，而是至今仍然在全力维护独裁制度的政权。刚刚播完的历史剧《汉武大帝》，也不例外。

该剧对暴君汉武帝的颂扬由全剧的开场奠定，专门让遭遇宫刑且在史书中针砭汉武帝的司马迁来歌功颂德：

整部戏的序曲，年老的太史公奉诏进宫给汉武帝解闷，汉武帝已垂垂老矣，却仍“霸气逼人”；司马迁虽秉笔直书，却一如既往地谦卑。君臣之间的对白如下：

太史公：“仆臣司马迁待罪皇帝驾前。”

帝曰：“朕看了你写的书，朕气病了，至少要折寿一年。你还嫌不够吗？你是想让朕杀你，好让千秋万代 都颂扬你的忠烈，而唾骂朕是个暴君吗？朕偏不成全你！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在武帝面前独排众议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悲叹“腐刑极矣！”的罪人，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此刻却只有感激涕零、赞美今上的言辞：“你的胸怀就象大海一样深遂，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够真正看透的。”“陛下，您总是从千秋万代着眼，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也许微臣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

对于大大冒犯过武帝的小小史官，似乎只阉不杀，已是大度；现在，一言九鼎的皇帝，看了待罪史官的不无贬斥的秉笔直书，居然没焚了倾注一生心血之书，也没有罪加一等，坑了作者，无疑就是圣明了。所以，在２１世纪的中国人的价值标准里，无论如何也算是“伟光正”了，两千多年前的无屌史官怎能不高唱赞歌！

看御用文人献媚，本该无话可说，但把司马迁当作献媚的工具，愈感当代文人的可鄙。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被割了生殖器，二千多年后的文人们却是精神自阉。

在我看来，司马迁是有人性的史官，也是有血性的史学家，更是中国历代文人中罕见的清醒之人，而汉武帝是熟谙宫廷阴谋的狡诈政客，是为了权力而六亲不认的权力狂，更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如麻的暴君。在两千多年前的武帝时代，当汉武帝对李陵的投降极为震怒、满堂文武皆曰“李陵该杀”之时，只有司马迁为李陵做了极为人性的且通情达理的辩护，结果更加激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由此，在帝王御前跪满了用“汉大赋”来歌功颂德的文人骚客之时，只有司马迁具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属于一架绞肉机，自己的智慧除非属于一部伪造的历史，否则的话，重则满门抄斩，轻则下狱阉割。他由此看清了文人骚客在宫廷里的戏子地位，在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中，他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而已。不仅与漫长帝制历史上的文人们相比，就是与二千多年后的历史学家郭沫若等文人相比，司马迁已经是中国文人的奇迹了。

不错，汉武帝从登上皇位之初就野心勃勃，企图变更文景之治的黄老之术，开创只属于他自己的伟业。所以，他广泛网罗儒生入朝，特别是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要把“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提升到“有为仁政”的汉武之治，但汉武帝首开帝制时代的制度化思想独裁，他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为了标新立异；他厚待儒生，更多是为了装点门面和歌功颂德，司马相如、东方朔、杨雄等御用文人创作的“汉大赋”，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华丽铺排的文体，正好投合武帝的独断霸气和好大喜功，首开汉语谄媚的恶劣文风。而一当儒生的谏言不入帝耳，立马翻脸不认人，即便对于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汉武帝也是顺之为我所用而逆之弃之如蹩的态度。

司马迁，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史家，尽管其历史著作有主观性过强之虞，与其当作史书来读，不如当作具有历史价值的传记文学来读。然而，在伴君如伴虎的帝制时代，他敢于直书他自己身处其中的负面史实，敢于公开褒贬汉代的帝王将相，其文字确实是活生生的浸血著述。

在我看来，被割掉的睾丸之悲凉，足以淹没一个人的尊贵和一代文人的高傲；阉割时迸溅出的血污，也足以让所谓的几千年灿烂历史，暗淡无光。

二、汉代的文景之治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以为，汉代司马迁和宋代司马光这两位著名史家，之所以对汉武帝的为政极为不满，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文景之治”的对比。但在当代中国文人的笔下，文景的仁政被贬为胸无大志、优游寡断、软弱可欺的妇人之仁，而武帝的暴政却被奉为志向远大、坚毅果断、无所畏惧的新政。

我读史书的感觉是，所谓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文帝之治。继汉高祖刘邦首开对秦朝暴政的拨乱反正之后，文帝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明君，正是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开创了中国帝制历史上罕见的仁政时代，堪称帝制时代的明主仁君的楷模，景帝对文帝仁政的继承仅仅是差强人意而已。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仁义无为治国。文帝的自律是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文帝的驭臣是招贤纳才、广开言路、宽以待臣、从善如流；文帝的外交是和善异族、息战求和、开放边关；文帝的内政是废除酷刑、刑法平等、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安养百姓、国库充盈……得到了大史家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的一致赞扬。

比如，在君主自律上，文帝多次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和不德；他知道了祭祠官员只为皇帝个人祈福祷告之时，就对群臣说：“只为朕一人祈福而不为百姓祈福，朕倍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占神灵所降下的福荫，而百姓却不能分享一点，这是在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在文帝死后如何安葬方面，文帝遗诏宣告：朕听说，只要是有生命的天下万物，没有不死的。死乃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现在的世人乐长生而厌死亡、为求厚葬而不惜倾家荡产，为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确实没有什么德行，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祭，遭受严冬酷暑的磨难，使天下父子悲哀伤心，使老人流涕伤感，减少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正是加重了朕的失德，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呢！朕有幸获得拱卫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得以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幸亏有天神的保佑，国家的洪福，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以在高庙供养，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因此，朕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从遗诏下达之日起，哭吊三天，就都换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从那些办理丧事、参加哭吊祭奠的人开始，都不要赤脚接地；孝带不要超过三寸宽；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套戴服丧的标志；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来哭灵吊丧；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声，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严禁擅自前来哭祭；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亲友，只穿十五天丧服，‘小功’只穿十四天丧服，‘纤服’只穿七天丧服，就换下孝服。其他未在诏令中明文规定的问题，都要按照诏令的用意办理。遗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都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

然而，汉武帝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茂陵，陆续将许多豪强和百姓强制性地前往茂陵。而且，武帝从年轻时代到垂垂老矣，几乎是终生迷信长生不老，屡屡出巡和召巫师入宫以求仙问道，不但劳民伤财、戕害生命，而且宫中巫风盛行、巫蛊案不断，导致数万人因此而被处死。

在朕即天下、朕即法令、严刑峻法的帝制时代，文帝可谓历代帝王中异数，他不为皇帝的生杀大权所惑，不逞皇权的威风，而是肯于倾听司法官员的判决意见，比如，文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７７年），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跑出，惊了銮驾的马匹。文帝命令骑士追捕，抓住后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说：“此人违反了清道戒严之规，应罚金。”文帝发怒喝道：“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幸亏这马脾性温和，如若是烈马，不免要伤害我身！可廷尉仅判他罚金了事！”张释之对曰：“法，是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此案依据法律只能如此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失去了取信于民的作用。……皇上既已把他交给了廷尉，廷尉本来是保持天下用法公平的司法官，稍有倾斜，天下就没有公正稳定的法律了，百姓怎么生活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半晌后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尽管，在漫长的人治历史上，这类事件实属极为罕见的偶然，但文帝收回自己的意志判决，而服膺廷尉的司法判决，显然含有法重于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如果这类判例能够有持续累计，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绝不会至今还停留在权大于法的人治水平。

特别是，文帝一朝，先后废除祸及无辜的“株连灭族刑”、制造文字狱的“诽谤妖言罪”和极为残酷的“肉刑”。即便身处二千多年的今日中国，读读文帝二千多年前所下的废酷刑诏书，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文帝前元年颁布废“株连法”的诏书：“法律，是治理天下的公正依据，以公正的法律禁止暴行而引人向善。而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到他本来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兄弟，将他们一起收捕治罪，朕认为这样的法律是不公正的！自今以后废除各种株连家属的律令！……朕听说法律公正才能使民诚实，刑罚得当才能使民服从。引导百姓向善的牧民者是官吏。官吏既不能引导百姓，又以不公正的法律惩罚百姓，就是陷害百姓当暴徒。”（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勿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朕闻法正则民慤（诚实），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

文帝前二年（公元前１７８年）废“诽谤妖言法”的诏书：“古代明君治理天下，在朝廷上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和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的律条，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应该废除这些律条。百姓中有人初相约以诅咒皇上而后又相互诋毁，官吏认为大逆不道。百姓中有人说别的话，而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样的百姓以愚昧无知而获死罪，朕甚不取此法。自今以后，再有犯此者不要治罪。”（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岂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文帝前１２年（公元前１６８年）废“肉刑”诏曰：“《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主，百姓敬如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施以教化就处以刑罚，有的人即便想悔过自新，也无路可走了。朕颇感痛心！肉刑的残酷以至于断绝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肤，使人终生无法生育，多么残酷和缺德的刑罚呀！这难道是为民父母之道义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代替它。此外，规定罪人应该以其罪名的轻重，只要不从服刑处潜逃，服刑到一定年限就可以释放。要制订相关的法律。“（”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生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根据文帝的诏令，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订了一系列减轻处罚的法律，获得文帝的批准，以前处以肉刑的皆用鞭苔代替之。

文帝废除一系列严刑峻法的司法改革，使社会风俗归于笃实厚道、恭让谦和，刑罚量锐减，一年之内全国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起。而且，对犯罪的王侯大臣们的惩罚也以宽大为主，依律犯了死罪的王侯大臣，主要以示意犯罪者自杀，而不施以凌辱人格的刑杀，文帝一朝，在史书的记载中，我只查到一位将军获罪自杀，刘姓王爷也只有一位济北王因谋反而自杀。

文帝之治，不要说与汉武帝的杀人如麻和残忍无情的暴政相比，就是与历代帝王中的明君相比，也是帝制时代最高境界的仁政了。

而汉武帝的创新，不但废弃了文景二帝创下的仁政传统，而且耗尽了文景之治留下的充足国库和民间资产，不过是更独裁、更嗜血、更好战、更荒唐的暴政而已。汉武帝之治，表面上是“独尊儒术”，骨子里却是“儒外法内”，汉朝的文景之治变成了武帝的暴政：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挥霍无度、迷仙醉神、重用酷吏、严刑峻法、大开杀戒、制造恐怖、才是汉武帝一朝的真相。只不过，麻醉百姓的仁义说教和恐怖政治的严刑峻法相结合，使秦朝的赤裸裸暴政变成了“儒外法内”的伪装暴政。这也是自汉武帝以来所有家天下统治的真相。对二千多年的帝制传统，还是当代极权者毛泽东看的最透：“历代都行秦政事”。

三、杀人如麻的汉武帝

《汉武大帝》的主题歌里，最抒情、也最肉麻的歌词无疑是：“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

如此轻浮的文学抒情，比之汉大赋的虚饰，不仅离史实更远，也更显当代文人的撒娇本色。即便在帝制时代的史学界，对汉武帝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即便搁置从古到今的争论，仅就汉武帝的五十四年统治让国人付出的生命代价而论，从少年登基到暮年统治，汉武帝的权力野心确实是一直在熊熊燃烧，但这烈火非但没有“温暖大地”，反而仅为个人的长生不老，他就可以不惜一切地杀人和劳民伤财；化成灰烬的不是皇帝刘彻，而是涂炭的生灵——无数黎民百姓、皇亲国戚、臣子将军、巫师侠客、嫔妃宫女和太监奴才。

请看以下史实：

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武帝重用的酷吏宁成被判身带镣铐服髡刑。

建元二年（公元前１３９年），为保住皇位，武帝不得不向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妥协，将他正在重用的大臣赵绾、王臧下狱，逼迫二人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

元光二年（公元前１３３年），武帝怪罪大臣王恢，恢惊恐自杀。

武帝听信李少君的方术之言，开始迷信长生不老之方，亲自祭祀灶神，派方士去大海中寻找蓬莱仙境和安期生之类神仙的炼丹制药，各地方士纷纷入朝，向武帝谈论仙人之事。

元光三年（公元前１３２年），大臣灌夫被满门抄斩，窦婴被斩首示众且灭族。

元光五年（公元前１３０年），武帝派中将唐蒙率数万人修筑巴蜀之路，许多人死亡，许多人逃跑。唐蒙就以“军兴法”诛杀士兵。

女巫师楚服等人以巫蛊之术教陈皇后咒有仇之人，事败露，陈皇后被收回印玺、废去尊号、贬入长门宫。武帝又派酷吏张汤彻底查处，楚服被斩首示众，先后处死三百多人。由此，武帝提升张汤为太中大夫，让张汤和赵禹共同制定了许多严厉的法律，特别是鼓励告密揭发的“知见法”，使官吏们不得不相互窥探、相互揭发，朝廷上下，诬告成风。

元光六年（公元前１２９年），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各率一万骑兵，攻击匈奴。卫青获胜，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大败，损失七千骑兵；飞将军李广也吃败仗且被匈奴俘虏，侥幸逃脱。武帝把李广和公孙敖下狱，本该处死，但二人以钱赎命，贬为平民。

元朔元年（公元前１２８年），武帝下诏，要求各郡、国举荐孝廉，不按诏举荐者以“不敬”论罪。受武帝宠幸的主父偃，蛮横而爱财，接受贿赂无数。

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著名侠士郭解被斩首且灭族。

燕王刘定国被问罪自杀，封国被废除。

武帝派主父偃任齐国相，负责查问齐厉王刘次昌，齐厉王害怕，服毒自杀，燕国也灭掉。

赵王刘彭祖上书武帝，力陈主父偃的罪状，武帝在诸侯国的压力下，杀了主父偃并灭族。

武帝征调十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和要塞，国库被消耗一空。

元朔三年（公元前１２６年），武帝任命酷吏张汤出任廷尉，此人善权诈、多阴险、好罗织，完全根据武帝的喜恶执法。

元朔六年（公元前１２３年），因征讨匈奴而国库空虚，已经无法供应军需，武帝便下诏，用卖官鬻爵、以钱赎罪来筹措军饷。由此造成官职授予和法度的混乱。

元狩元年（公元前１２２年），在酷吏张汤的威逼下，淮南王刘安感到走投无路，遂企图起兵谋反。淮南王的属下伍被向张汤告密，张汤马上派人逮捕了淮南国世子和王后，包围了王宫，逮捕所有涉嫌参与谋反的人。武帝又派大臣前去向淮南王问罪，淮南王刘安自刎而亡。淮南国的王后和世子皆被当众斩首，其他被捕的人一律满门抄斩。武帝原来不想杀告密者伍被和另一个大臣庄助，但在张汤的劝说下，武帝还是杀死了伍被和庄助。

衡山王刘赐上奏，请求废除世子刘爽，立刘爽之弟刘孝为世子。刘爽想除掉刘孝，便派其亲信白赢去长安上书告发刘孝私造兵车，意在图谋不轨。事情也非常凑巧，搜捕淮南国参与谋反者的官员，正好在刘孝家抓到了淮南王的部下陈喜。刘孝想通过向朝廷自首来保住性命，便向朝廷坦白了密谋反叛并揭发了其他人。衡山王被迫自刎而亡，王后、世子和告发者刘孝皆被当众斩首，其他参与密谋者一律满门抄斩。

受淮南、衡山两案的牵连而被处死的列侯、二千石官员和地方豪侠人物，总计高达几万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张骞因救援李广不利，武帝判张骞以钱赎死，贬为平民。

武帝发现江都王刘建私制兵器、私刻皇帝印玺，刘建被迫自杀，其妻及家人当众斩首，江都国被废除。

匈奴浑邪王归降，武帝征调车辆二万乘迎接，但国库已空，无钱买马，于是向民间强行赎贷马匹，许多百姓就把马藏起来。武帝大怒，要杀长安县令，被右内史汲黯劝阻。

浑邪王来长安后，当地商人只因与匈奴人做买卖就被处决了五百多人。

元狩三年（公元前１２１年），武帝计划征讨昆明地区，命令在长安挖“昆明池”，以操练水军。同时，法令更为严峻，官吏被判罪或被免职的越来越多，许多人被发配去御苑砍伐荆棘、挖昆明池。

国库空虚，武帝再次发布伤风败俗的诏令，以卖官鬻爵、花钱赎罪来向民间集资，民间花钱赎牢狱、买官爵、免税赋的人也日益增多，。

武帝招贤，常感不足，皆因其稍有不满，便乱杀文人士子，从不宽恕。汲黯激动地进谏说：圣上求贤若渴，很是辛苦，但求来的贤士还未发挥才干就被杀了。天下的文人士子有限，而圣上的诛杀无限，如此下去，恐怕天下的贤才将要丧尽，还有谁来帮助圣上治天下呢！（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

武帝笑对说：何世无人才，只怕是不能发现罢了。如善于发现，根本不必怕无人为我所用。所谓“人才”，如同有用的器物，有才干而不能充分施展，等于没有，不杀他还等什么！（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武帝颁布一系列经济苛政。他命令官员制皮币，面值为四十万钱；又制三种白金币，面值分别为三千钱、五百钱、三百钱；又令地方官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同时颁布法令：凡私自铸币者，一律处死；

之后又颁布诏书：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犯禁者判脚穿铁鞋之刑，工具和产品一律没收。

最严酷的法令是所谓的“算缗法”：从事各种工商末业的人，一律要把自己的财产造册上报，以一千钱为一缗，每二千缗纳税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凡平民百姓家有小型马车的，或有五丈以上船只的，都要按算交税。凡隐瞒财产不报或呈报不实的，流放边塞一年，财产没收。告发他人隐匿财产的人，赏给被告发者的财产的一半。

以上对民间财产的进行严格限制和过分收刮的法令，大都来自酷吏张汤的建议。这些法令颁布后，人人恐惧和民心浮动，百姓大都怨恨张汤。一位名叫卜式的河南人，几次向朝廷捐献财产以作边塞军粮。武帝便召卜式进京，先任命为中郎，赐左庶长爵位，赏十顷土地，并昭告天下让人人皆知。不久后，又提升卜式为齐国太傅。

武帝不顾客观条件，执意征选用栗米饲养的战马十万匹，命令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大将率骑兵五万人、步兵数十万人，远征漠北，讨伐匈奴。此战汉朝损失严重：出征时官私马匹共十四万匹，班师回京后只剩下不到三万匹；损失的官兵尽管没有准确的数字，但起码有数万士卒。大将李广部迷路，为了保护部下，李广横刀自刎。这就是卫青所言的“惨胜如败”。从此，因缺少马匹，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出击匈奴。主张与匈奴通婚和解的儒生狄山，却被武帝派去镇守边界上的一个要塞，一个月后就被匈奴所杀。

酷吏宁成曾被判以钱赎死，后又被武帝重新起用，担任函谷关太守，出入此关的人多受虐待。另一酷吏义纵被任命为南阳太守，调查宁成的罪状后，将宁成处死且满门抄斩。义纵又改任定襄太守，大兴冤狱，连同狱中囚犯在内共处死四百多人。

另一酷吏王温舒被任命为广平都卫，大搞顺者昌而逆者亡，动不动就将不顺从的人满门抄斩。后调任河内太守，立刻开始大搜捕，受牵连的有一千多家。王温舒上奏朝廷严惩被捕的人，两三天内就获朝廷批准，重则满门抄斩，轻则处死本人，家产没收，致使河内郡血流十余里，侥幸逃过劫难的人，大都再敢大声说话和夜间出门。而武帝却认为义纵和王温舒颇有才干，双双提升为二千石高官。

齐国人少翁擅长装神弄鬼，他被请到宫中为死去的王夫人施法术，武帝在夜里隔着帘子仿佛看到王夫人的鬼魂，与生前并不二致。少翁由此颇得武帝赏识。他又建议武帝兴建甘泉宫，专为召请天神。但仅过一年多，少翁的法术越来越不灵光，他就只能靠伪造神迹来欺人，却被武帝识破。于是，武帝杀了少翁并隐瞒此事，谎称他是吃马肝而死。

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丞相李蔡被指控私自占据景帝陵园的空地埋葬家人，武帝命大臣议定其罪，李蔡惊恐自杀。

武帝大病痊愈后，突然前往甘泉宫，经过义纵的管界，见道路大都毁坏失修，武帝抱怨道：义纵难道认为我再也不能走这条路了吗？从此怀恨在心。

元狩六年（公元前１１７年），自颁诏铸造白金币和五铢钱之后，因私铸钱币而被处死的小官和百姓高达数十万人。

“缗钱令”后，百姓始终不肯如实向朝廷申报自己的财产，武帝命杨可严加查处，对隐瞒者的告发和处罚越来越多。义纵忽然良心发现，认为此举扰民，就逮捕了杨可派出的人。武帝闻之大怒，以义纵抗拒圣旨、阻扰告密事务的罪名将其处死。

武帝派出大量官员巡查各诸侯国和各郡县，举国查处违法犯罪的官吏。大农令颜异因廉洁正直而位列九卿，他曾对铸造白金币有异议，武帝不高兴。随后，颜异的一位客人议论某诏令的不恰当之处，颜异听后没有应声，只是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就是这么一件小事被人告发到武帝处，武帝就派张汤查处。正好颜异与张汤不和，张汤就对武帝说：颜异身为九卿，见诏令有不当处，不提醒圣上，却在心里加以诽谤，罪应处死。于是，颜异被杀，首开“腹诽罪”的恶例。从此之后，大臣们多以阿谀奉承来讨好武帝、以求自保。而“白金币”，民间不愿使用，价值下降，在颜异被杀后的第二年就被朝廷废弃。

元鼎二年（公元前１１５年），酷吏张汤与御史中丞李文不和。张汤的亲信鲁谒居便暗中唆使人上书武帝，告发李文图谋作乱，武帝交张汤问罪，张汤处死李文。之后不久，张汤也被人告发，武帝认为张汤心怀奸诈且当面欺瞒，派另一酷吏赵禹严责张汤，张汤写下遗书向武帝请罪，并指责三名丞相长史陷害他。张汤自杀后，武帝将三名丞相长史全部处死，又把丞相庄青翟下狱，在狱中自杀。

元鼎四年（公元前１１３年），武帝第一次出巡各郡和各诸侯国，河东郡守万没想到皇帝突然驾到，一切供应准备不及，惶恐自杀。可见武帝之治的恐怖气氛多么令人胆寒。

元鼎四年（公元前１１３年），乐成侯丁义向汉武帝推荐法师栾大，他自称与少翁出自同一老师。栾大原来侍奉胶东康王刘寄，他善于阿谀奉承，多机谋，敢说大话。他向急于求得长生不老的武帝吹牛说：“我常常往来于大海之中，见过安期生、慕门等神仙，只因我地位微贱，故而他们不信任我；又认为康王不过是一位诸侯，没资格得到长生不老的秘方。我师傅说：”黄金可炼成，黄河决口可堵塞，长生不老之药可得到，神仙可修成。‘但我怕步少翁的后尘（少翁也是法师，也曾得到武帝的青睐，但后来因法术屡屡不灵，在公元前１１９年被武帝所杀，并下令隐瞒此事）如果那样，则所有的法师都将捂着醉不敢说话，谁还敢谈及长生不老之方呢！“武帝回答说：”少翁是吃了马肝而死。你若真能使我得到长生不老之方，我什么都不会吝惜！“

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栾大的法术不再灵验，并假称见到了老师，武帝便以“诈瞒欺罔”之罪将栾大腰斩，给武帝推荐栾大的乐成侯丁义也被当众斩首。

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武帝又为迎神仙而大兴劳民伤财之举，命令各郡、国扩建道路，修缮观宇，清扫名山、神寺，希望有神仙驾临。

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武帝再次出巡寻找神仙，东巡到大海边，派出数千人出海寻找蓬莱神仙。武帝甚至准备亲自出海寻神仙，后被众多大臣劝阻。

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武帝为寻神仙而再次巡行至雍。回长安后，武帝听信公孙卿之言，修建了“仙修楼”。

武帝任命酷吏杜周为廷尉，审理诸多件皇上亲自定罪的案子，被下狱的二千石以上官员一直超过百人，廷尉一年要处理皇帝交待的案子上千件。受牵连者，每一大案至少几百人，每一小案也有几十人。被定罪下狱者高达六、七万人，加上受牵连者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武帝命令众将攻打朝鲜，因战事不利，先后处死率兵的卫山、荀彘和济南太守公孙遂。将军杨仆也被判死罪，后以钱赎死，贬为平民。

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中尉王温舒被指控犯有奸诈贪利之罪，畏罪自杀，其家族被满门抄斩。时人感叹说：古时灭三族，而今灭五族。

太初二年（公元前１０３年），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鉴于皇帝治吏严酷，自公孙弘之后，丞相频繁地因被指控有罪而死，所以公孙贺不敢接受任命，吓得俯头于地，哭着不肯起身，拒绝任命。武帝置之不理，起身而去，公孙贺不得不接受，出宫后感叹：我从此算完了。

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国，沿途征调军粮，各小国坚守城池，不肯交粮，李广利只能攻城枪粮，伤亡惨重，还未与敌国交手，就不得不撤兵。返回敦煌时，人马只剩下出征时的十之一、二。李广利奏请皇上，武帝大怒，派人前往玉门关拦截，下令说：如有胆敢迈入玉门关的，一律格杀勿论。

武帝又派赵破奴率兵二万攻击匈奴，结果先胜后败，汉军被八万匈奴军包围，赵破奴被俘虏，汉军上下害怕回朝后被处死，所以无人想突围，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太初三年（公元前１０２年），由于大肆削藩和连年征战，汉初受封的诸侯国只剩四家，全国人口也锐减。武帝想继续讨伐匈奴、大宛等国，兵员已经不够。于是，武帝下令：赦免正在服刑的罪犯，征召全国的罪犯、逃亡的官吏、入赘妇家的男子、商人及原属商人户籍的人、其父母或祖父母属于商人户籍的人、品行顽劣青年等七种人入伍，凑出十八万汉军，征调十万头牛，三万匹马，驴和骆驼万匹以上，进驻酒泉等地。武帝再次派李广利率兵出征，沿途照样强征军粮，多数小国见汉军强大，不得不提供军粮，而拒绝打开国门的轮台国被攻破，汉军在城中进行大屠杀。

太初四年（公元前１０１年），李广利班师回朝。大宛国固然被迫求和，并献上数匹好马等，但汉朝大军回到玉门关时，出征时的六万士卒只剩下一万人，马匹只剩下一千多匹。如此“惨败”，武帝非但不自省、不追究将领的责任，反而对所有自愿随军出征的人大肆加官进爵，赏赐重金。

天汉元年（公元前１００年），协律都为李延年被满门抄斩。

天汉二年（公元前９９年），汉武帝再派李广利率兵二万袭击匈奴，获胜班师途中，被匈奴重兵包围，虽最后冲出包围，但汉军损失十之六、七。

李广的孙子李陵以五千兵马被八万匈奴军包围，虽然苦战多日，且斩杀数千匈奴军，但终因寡不敌众，另一将领韩延年战死，李陵为掩护部下逃走，自己向匈奴投降。五千汉军，只有四百人逃回边塞。汉武帝知道李陵被匈奴大军包围，但他希望李陵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后听说李陵投降，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惊恐自杀。在武帝面前，满朝文武皆归罪李陵，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被汉武帝处以宫刑。

汉武帝一向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地方官吏也大都以残暴手段治理地方，加之常年征战使民不聊生。于是，低级官吏和平民百姓屡屡违法乱纪，反抗朝廷的民间骚乱不断，大则几千人攻城夺库府兵器，捆绑、侮辱、杀死包括二千石的朝廷命官，释放狱中死囚；小则几百人，横行乡间，劫杀抢掠，致使各地道路阻断。皇上派高官率领重兵剿杀，动则上万人被杀，连坐者更是不计其数。但仍然无法控制民间叛乱，皇上便制订《沉命法》：“凡有成帮结伙的盗贼兴起，地方官没能及时发现或发现后没有全部逮捕的，自二千石官以下的所有官吏，凡主持其事者一律处死。”如此严刑峻法，非但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致使官吏们极端恐惧，所以，即使发现盗贼，也因害怕无法全部抓拿归案而不敢上报；各郡长官也害怕受牵连，不让下属上报。故而，各地反抗朝廷者越来越多，而地方官上下串通、隐瞒不报、应以虚文。

汉武帝任命的酷吏暴胜，嗜杀成性，处死的二千石以下官员不计其数，后经渤海郡的贤达之士隽不疑指点，方才改变酷吏作风，并向汉武帝推荐隽不疑。

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雁门太守被处死，御史大夫王卿畏罪自杀，汉武帝任命杜周为御史大夫。

天汉四年（公元前９７年），武帝再次征召七种人入伍，命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塞，与强弩都尉路博德所部一万人汇合，同时命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从五原出塞，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从雁门出塞，合击匈奴。匈奴以十万军迎战。三路汉军皆战败而回。公孙敖深入匈奴腹地，想要抢回李陵，但无功而返。汉武帝下令将在长安当人质的李陵一家满门抄斩。

太始元年（公元前９６年），只因公孙敖的妻子摆弄巫术，武帝便把公孙敖处死。又强制各郡、国的豪杰们迁居武帝的陵寝茂陵。

太始三年（公元前９４年），皇子刘弗陵出生，武帝为钩弋夫人键尧母门。同年重用酷吏江充，任命他为直指绣使，督察皇亲国戚。江充越肆无忌惮，越得武帝信任，日后终于酿成惨烈的“巫蛊案”。

征和元年（公元前９２年），汉武帝住建章宫，看到一带剑男子入中华龙门，命卫士捉拿，但该男子逃脱。武帝大怒，处死门侯，并征调三辅骑兵对上林苑和长安城进行大搜捕。

征和二年（公元前９１年），丞相公孙贺父子二人因涉嫌巫术案而被处死，并满门抄斩。任命刘屈牦为丞相。

同时，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卫皇后之外甥、也就是卫青的儿子常平侯卫伉等，皆因巫术案被处死。